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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先锋观察者——郭宇宽在央视出境的“非主流”媒体人，以尖锐之笔，睿智之思想透析社会，直击中国乃至世界的奇观异状。他站在将心比心的立场去深入思索每个社会现象背后的根源。作为一名有着深刻忧患意识的70后，他给国人提供了观察当今世界的富有同理心的视角，在他笔下让所有的歧视、崇拜、误解与敌意都化作深刻的“理解”。
盖房癖:中国人住的不是房子，是建筑面积。国立大学福利了谁:教育面前人人不平等。兄弟我当年:念过哈佛又如何，你下过乡么？非公知非公敌非无政府主义，一切源于爱！每个人都在问，这世界究竟怎么了。为什么我们生存的盛世，让我们感觉迷惘、不安和焦虑？郭宇宽带着自己作为媒体人的多年观察和思考的累积，给国人提供了观看当今世界的富有同理心的视角，在他笔下，歧视、崇拜、误解与敌意都化作深刻的“理解”
★《南风窗》前主笔记者《南都周刊》专栏作者带你以新的视角游历世界★多一个角度想问题，多一个视角看世界。★有趣、新鲜、有料的世界见闻，独特视角的社会观察，给你看你想要了解的世界的真实一面。
偏执性格的优势前些日子我看了一本书，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编的《中国底层访谈录》，书中采访了中国很多底层老百姓，比如上访者、维权者。客观地讲，我接触过这些人，包括这本书里面描写的这些人的状况，很多人是偏执狂。这些人的偏执表现在他们的思维方式，或者说他们努力的方向是钻牛角尖。比如他们在村里遭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我们讲退一步海阔天空，又何必在这件情上较劲呢？而他们为了这一件情，可以百折不回，几十次上百次地跑到北京上访，从县到市、到省，一步步上访，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也不回头。而且他们能够一遍一遍地跟别人重复自己的遭遇，非常执着。作为旁观者看来，他们付出的努力是很不值当的，何必要让自己成为那样呢？但是，他们就执着于这样的意志，一定要讨个能接受的说法，有点像堂吉诃德的那种执着。他们一遍遍地和别人讲他们对于公平的追求，让我想起另外一个我非常敬佩的案例———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他和人讲话的神态、眼镜片后面发射出的真诚的光彩，也会让你觉得这个人是个偏执狂。当年他作为一名北大的老师，小日子过得也是让很多人羡慕的，他能够以那样的毅力在北京五道口一带，遇到电线杆就贴小广告，见到人就一遍一遍地重复他从绝望的穷山中劈出一块宝石的信念。他的毅力和他宣传自己观点的感染力，在我看来这种精神和上访的、维权的那些人是一样的，但是俞敏洪把毅力和偏执的精神用在了英语培训上，在这方面做出了一番事业，而那些维权的人，在现在的中国会受到很大的损失。前段时间我和学术界的人交流，发现中国近几年有两个专业领域在国际学术上发展得特别快，一个是生物科学，一个是材料科学。原来在国际一流的期刊上很难有中国学者的文章，而最近这些年，从一开始有个别几篇在海外的华人学者发表的文章，到后来有些华人学者被请回国内教书，越来越多的华人文章出现在每一期的国际期刊上。我理解材料科学和生物科学非常枯燥，是让人很难坚持下来的一门学科。比如诺贝尔奖里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需要的是天才的想象力；而有一些发现，比如居里夫人的，是需要长期艰苦的实验，为了发一篇论文要废寝忘食，要跟自己较劲，是非常枯燥的过程。有时候是需要跟得上前沿的文献，有时候是比谁更加勤劳。同样一个实验，也许国际上有几个实验室都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你能够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带着一批研究生努力地做，抢先把这个实验成果做出来发表了，这个成果就是你的了。中国学者成批地在材料和生物学科方面，在国际一流期刊上占据一席之地，在我看来，与中国人的勤奋，认定一个目标能够忍受枯燥，不断的努力是非常有关系的。这也让我想起富士康的生产模式，枯燥的企业，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成功的案例，在中国，包括前几十年的东亚国家，如日本、韩国等这些国家的企业，就有生存的空间。在我看来，这是长期的东亚生产方式对人的训练，是对枯燥的忍耐和勤奋的自我挑战的能力发挥了作用。把这种能力发挥在打工上，能成就出富士康这样劳动密集的企业；发挥在创业领域，可能就会成为像俞敏洪这样成功的创业者，创立非常著名的企业；发挥在科学领域，就会诞生一批国际前沿的学者。英特尔创始人安迪·格鲁夫曾说过一句震撼人心的话: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某种角度来讲，一个民族就如同一个品牌，需要独立的信仰和哲学才能凝聚人的力量。偏执不是和常规格格不入，而是一种把常规推向极致的认真、坚韧、百折不回的精神。那些维权的人有百折不回的精神，在很多人看来，也许他们像神经病一样，是被人同情的非常可怜的形象，但是，这种不懈的追求，未来也许会把这个国家的公平和正义推到一个世界领先的高度。（2014年）兄弟我当年一位朋友前几天刚见了蒯大富，跟我说，受不了，这哥们儿，饭桌上一开口就是兄弟我当年被毛主席接见的时候（之后省略三千字）。其实这也很正常，有多少人能够走出人生最巅峰的记忆呢？人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堆碳水化合物，除了身上披的阿玛尼，脚下踩的LV，身上喷的香奈儿，坐进一辆奔驰600，一个人能凸显自己属于一个占据更多资源群体的标志，就是他所拥有的记忆。记忆最能标明一个人属于什么圈子。做不经意状流露出你让人艳羡的记忆，比任何奢侈品更能让人在你身边感受到可望而不可及的绝望。所以钱钟书笔下的妙人，总爱说“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不过这个潮流眼下有了新现象，比如北大一位我很尊敬的著名教授，在各种场合作报告，好像是开忆苦思甜会，从来不提“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开口总要从“兄弟我当年在陕西农村种地”的时候说起。这也不光是他一个孤例，我视野中成了腕儿的经济学家，莫不如此。要么就是“兄弟我当年在生产队当会计的时候”，要么就是“兄弟我当年在厂里当学徒的时候”。最绝的是周其仁，绝少谈他的出国经历，却爱说“兄弟我在完达山打猎的时候”。据说他每说到此，在座的女生都显出无比崇拜的表情。今天这些裘马轻肥的经济学家们，难道真的觉得当年自己种地、当学徒、打猎的时光，是他最巅峰的经历，最幸福的时光？中国有七亿农民，教授才有多少啊？不能简单地这么说。记得上个世纪末，社会风气不是这样，那时候站在大学讲台上的，一开口都得是“兄弟我在牛津的时候”，“兄弟我在芝加哥的时候”，不然根本镇不住场子。为什么这些年气氛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布迪厄对于文化资本的分析，给我很大启发。他有本书，大概还没有翻译成中文，叫“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其中讲各个社会阶层如何依靠对不同文化符号的稔熟，来标志自己的地位，并和其他阶层区隔开来。当年改革开放刚刚不久，见个金发碧眼的都非常稀罕，任何海归，哪怕是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都沾了来自西方世界的文化资本的光。谁能有西方背景，谁就能把自己和绝大多数人区隔开来。我听过现在大学里的不少年轻讲师抱怨，自己没有赶上好时代，搁十年前哪怕是在国外的二流大学读个硕士回来，也能很轻松地被当做人才引进，当个教授。等教授位置都被占满了，现在标准就高了，非得是欧美名牌大学的博士，还得从助教讲师开始一年年地苦熬。这些年轻人来自城市，中上收入的家庭，受很好的教育，一边上大学一边读新东方，大学一毕业就去国外读研究所，这几年这批人回国求职了。现在“海归”这个词就让我想起巴西龟。我小时候，巴西龟刚被引入中国，很稀罕，在花鸟市场上一只巴西龟的价格几乎跟一只画眉鸟相当。10年以后，巴西龟就论斤卖了。所以现在随便一所重点大学里都挤满了等待职称上升的海归，每一个学历背景都挺不错。学术体系也像一个权力场，就像那个寓言里的猴子，朝下看都是笑脸，朝上看都是屁股。而今天中国大学里排在最顶端的学者，最有效地和其他野心勃勃的尾随者区隔开来的方法，就是另一套让别人无法模仿的话语体系。在这帮海归面，显摆兄弟我在英国美国的时候就不管用了。这些新一代海归上过新东方，在国外谈过恋爱，参加过俱乐部，个个英文都比在国外端盘子攒回国三大件的老一代海归溜。于是在这些新海归面，文化符号的游戏规则就变了，只有开口就是“兄弟我种地的时候如何如何”，这才是院长、主任级别的范儿，才能让新海归们彻底望尘莫及，甘拜下风。念过哈佛又如何，你下过乡么？终于承认不服不行，大哥就是大哥。这并不是指在教授中有这个现象，所谓社会科学，就是你要认识到社会是有客观规律的，人就像白老鼠一样在规律中活着。那个著名的段子，陈丹青听刘索拉强调王朔是“大院的孩子”，而说起她自己却“是胡同里长大的”，就觉得有些听不明白:按说胡同里长大的，多数是城市平民，可刘索拉分明是高干子弟。陈后来才明白，刘所谓的胡同是史家胡同小学的胡同，比王朔所住的容纳了几百户军属的“大院儿”高级太多了。应该也是一样的道理。不知道我是不是想得太复杂了。不过我确实相信，势利不是一个贬义词，只有理解了什么是势利，才能理解什么是社会。（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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