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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1913—2002），原名孙树勋。河北安平人。曾任教于冀中抗战学院和华北联大，在晋察冀通讯社、《晋察冀日报》当编辑。1944年赴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和工作。1949年起主编《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副主席等职。1930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篇小说《铁木前传》，短篇小说集《芦花荡》《荷花淀》，散文集《晚华集》《秀露集》等。
孙犁晚年写下大量书话类文字，曾以《耕堂读书记》之名结集刊行。本书对旧版加以补充校订，并将作者其他集子里性质相近的文字辑成“补编”，与原书合为一帙。本书中的文字，反映了作者作家身份之外的才学识，是小说、散文创作之外的补充，同时又可以作为散文来读。
本书对旧版《耕堂读书记》加以补充校订，并将作者其他集子里性质相近的文字辑成“补编”，与原书合为一帙。本书所收的文字，反映了作者作家身份之外的才学识，是对普通创作的补充，同时也是充满书卷气的散文作品。
《耕堂读书记（*增补修订本）》:我读书很慢，遇到好书好文章，总是细细咀嚼品味，生怕一下读完。所以遇到一部长篇，比如说二十万字的书，学习所需的时日，说起来别人总会非常奇怪。我对于那些一个晚上能看完几十万字小说的人，也是叹为神速的。《聊斋志异》这部小说，我不是一口气读完，断断续续读了若干年。那时，我在冀中平原做农村工作，农村书籍很缺，加上日本帝国主义的烧掠，成本成套的书是不容易见到的。不知为了什么，我总有不少机会能在老乡家的桌面上、窗台上，看到一两本《聊斋》，当然很不完整，也只是限于石印本。即使是石印本的《聊斋》吧，在农村能经常遇到，这也并不简单。农村很少藏书之家，能买得起一部《聊斋》，这也并非容易的事。这总是因为老一辈人在外做些事情，或者在村里经营一种商业，才有可能储存这样一部书。石印本一般是八本十六卷。这家存有前几本，过些日子，我又在别的村庄读到后几本，也许遇到的又是前几本，当然也不肯放过，就再读一遍。这样，综错回环，经过若干年月，我读完了《聊斋》，其中若干篇，读了当然不止一次。*初，我是喜欢比较长的那些篇，比如《阿绣》《小翠》《胭脂》《白秋练》《陈云栖》等。因为这些篇故事较长，情意缠绵，适合青年人的口味。书必通俗方传远。像《聊斋》这部书，以“文言”描写人事景物，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它的读者面。但是，自从它出世以来，流传竟这样广，甚至偏僻乡村也不断有它的踪迹。这就证明:文学作品通俗不通俗，并不仅仅限于文字，即形式，而主要是看内容，即它所表现的，是否与广大人民心心相印，情感相通，而为他们所喜闻乐见。《聊斋志异》，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书。它的内容和它的表现形式，在创作中，已经铸为一体。因此，即使经过怎样好的“白话翻译”，也必然不能与原作比拟，改编为剧曲，效果也是如此。可以说，“文言”这一形式，并没有限制或损害《聊斋》的艺术价值，而它的艺术成就，恰好是善于运用这种古老的文字形式。过去有人谈过:《聊斋》作者，学什么像什么，学《史记》像《史记》，学《战国策》像《战国策》，学《檀弓》像《檀弓》。这些话，是贬低了《聊斋》作者。他并不是模拟古人古书，他是在进行创作。他在适当的地方，即故事情节不得不然的场所，吸取古人修词方法的精华，使叙事行文，或人物对话，呈现光彩夺目的姿态或惊心动魄的力量。这是水到渠成，大势所趋，是艺术的胜利突破，是蒲松龄的创造性成果。行文和对话的漂亮修词，在《聊斋》一书中是屡见不鲜的。可以说，非同凡响的修词，是《聊斋》成功的重大因素之一。接受前人的遗产，蒲松龄的努力是广泛深远的。作为《聊斋》一书的创作借鉴来说，他主要取法于唐人和唐人以前的小说。宋元明以来，对他来说，是不足挂齿的。他的文字生动跳跃，传情状物能力之强，无以复加的简洁精炼，形成了《聊斋》一书的精神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