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更新推荐的所有文学作品和书籍《精选《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2010短篇小说卷》吴义勤的书评文摘》都是非常值得阅读赏析的，更有名家的精彩书评哦。
吴义勤，1966年生于江苏海安，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兼任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等职。获鲁迅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一等奖、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山东省政府首届泰山文艺奖等省部级以上奖励10余项，入选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被评为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山东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曾获“山东省十大杰出青年”、“山东省高校十大优秀教师”、“山东省首届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称号。吴义勤，文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山东省“泰山学者”特聘教授，兼任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
本书是《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的2010短篇小说卷。《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2010短篇小说卷）》收录了铁凝的《1956年的债务》、迟子建的《五羊岭的万花筒》、范小青的《接头地点》、刘庆邦的《回来吧妹妹》、蒋一谈的《鲁迅的胡子》等共24篇作品。本书由吴义勤主编。
《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2010短篇小说卷）》由权威专家吴义勤选编，从全国近百种文学期刊当年发表的短篇小说选编而成，力求将**秀的作品完整客观地呈现给读者，以独具的民间视野，梳理着文学的年度精品。入选作品包括苏童、铁凝、刘床邦等名家新作，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当下小说的作品风向，体现着作家在艺术探索上达到的高度。
当今时代，对经典的追怀和崇拜正在演变为一种象征陛的精神行为，人们幻想着通过对经典的回忆与抚摸来抵抗日益世俗和商业化的物质潮流。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经典作为人类文学史和文明史的基石与本源，其价值得到了充分的认同与阐扬；另一方面，经典的神圣化与神秘化又构成了对于当下文学不自觉的遮蔽和否定。可以说，如何面对和正确理解“经典”，正是当代中国文学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什么是经典呢？就人类的文学史而言，“经典”似乎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它是人类历史上那些杰出、伟大、震撼人心的文学作品的指称。但是，经典又是无法科学检验的主观性、相对性概念。经典并不是十全十美、所有人都认同的作品的代名词。人类文学史上其实根本就不存在十全十美、所有人都喜欢、没有缺点的所谓“经典”。那些把“经典”神圣化、神秘化、绝对化、乌托邦化的做法，其实只是拒绝当下文学的一种借口。通常意义上，经典常常是后代“追认”的，它意味着后人对前代文学作品的一种评价。经典的标准也不是僵化、固定的，政治、思想、文化、历史、艺术、美学等因素都可能在某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成为命名“经典”的原因或标准。但是，“经典”的这种产生方式又极容易让人形成一种错觉，即“经典”仿佛总是过去时、历时态的，它好像与当代没有什么关系，当代人不能代替后人命名当代“经典”，当代人所能做的就是对过去“经典”的缅怀和回忆。这种错觉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在“经典”问题上的厚古薄今，似乎没有人敢于理直气壮地对当代文学作品进行“经典”的命名，甚至还有人认为当代人连写当代史的权利都没有。然而，后人的命名就比同代人更可信吗？我当然相信时间的力量，相信时间会把许多污垢和灰尘荡涤干净，相信时间会让我们更清楚地看清模糊的、被掩盖的真相，但我怀疑，时间同时也会使文学的现场感和鲜活性受到磨损与侵蚀，甚至时间本身也难逃意识形态的污染。我不相信后人对我们身处时代“考古”式的阐释会比我们亲历的“经验”更可靠，也不相信，后人对我们身处时代文学的理解会比我们亲历者更准确。我觉得，一部被后代命名为“经典”的作品，在它所处的时代也一定会是被认可为“经典”的作品，我不相信，在当代默默无闻的作品在后代会被“考古”挖掘为“经典”。也许有人会举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的例子，但我要说的是，他们的文学价值在他们生活的时代就早已被认可了，只不过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间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我们的文学史不允许谈及他们罢了。这里其实就涉及了我们编选这套书的目的。我认为，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既是一个历史化的过程，又更是一个当代化的过程。文学的经典化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着，它需要当代人的积极参与和实践。文学的经典不是由某一个“权威”命名的，而是由一个时代所有的阅读者共同命名的，可以说，每一个阅读者都是一个命名者，他都有命名的“权力”。而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或一个文学出版者，参与当代文学的进程，参与当代文学经典的筛选、淘洗和确立过程，正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事实上，正是出于这种对“经典”的认识，我才决定策划和出版这套书的，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真实同步地再现21世纪中国文学“经典化”的进程，充分展现21世纪中国文学的业绩，并真正把“经典”由“过去时”还原为“现在进行时”，切实地为21世纪中国文学的“经典化”作出自己的贡献。与时下各种版本的“小说选”或“小说排行榜”不同，我们不羞羞答答地使用“最佳小说”之类的字眼，而是直截了当、理直气壮地使用了“经典”这个范畴。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作家都首先应该有追求“经典”、成为“经典”的勇气。我承认，我们的选择标准难免个人化、主观化的局限，也不认为我们所选择的“经典”就是十全十美的，更不幻想我们的审美判断和“经典”命名会得到所有人的认同，而由于阅读视野和版面等方面的原因，“遗珠之憾”更是不可避免，但我们至少可以无愧地说，我们对美和艺术是虔诚的，我们是忠实于我们对艺术和美的感觉与判断的，我们对“经典”的择取是把审美和艺术放在第一位的。说到底，“经典”是主观的，“经典”的确立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经典”的价值是逐步呈现的，对于一部经典作品来说，它的当代认可、当代评价是不可或缺的。尽管这种认可和评价也许有偏颇，但是没有这种认可和评价，它就无法从浩如烟海的文本世界中突围而出，它就会永久地被埋没。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代任何一部能够被阅读、谈论的文本都是幸运的，这是它变成“经典”的必要洗礼和必然路径，本套书所提供的同样是这种路径，我们所选的作品就是我们所认可的“经典”，它们完全可以毫无愧色地进入“经典”的殿堂，接受当代人或者后来者的批评或朝拜。感谢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对我的经典观的认同以及对于这套书的大力支持，感谢让这个文学工程可以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这个平台美丽绽放。我们的编选仍将坚持个人的纯文学标准，而为了更好地阐析我们的“经典观”，我们每本书将由一个青年学者对每一篇入选小说进行精短点评，希望此举能有助于读者朋友对本丛书的阅读。1956年的债务父亲临终的时候，托付给万宝山一件事，1956年，父亲很肯定地回忆说，就是万宝山出生那年，他向老同事李玉泽借过钱。父亲说，好像就是你妈去医院生你，家里钱没凑够，我就找当时住对门的李玉泽借了五块钱。后来，也忘了为什么……为什么就是没有把钱还给人家。今年是2009年吧，五十三年了。六娃，无论如何，你要亲手替我把钱还上。万宝山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六，人称六娃。六娃——万宝山，这个五十三岁的男人站在病床前，看着蜷缩在床上说话再无底气的父亲，不停地点着头。父亲见他点了头，吃力地撑起身子，从枕头底下抽出一个皱皱巴巴的牛皮纸信封托在手掌上说，这里装着该还的钱，当然不能是五块。五块钱按定期存款五十三年算利息，咱就按1956年的定期利息算吧，我记得是百分之五，加起来是五十八块左右。这一阵我天天计算这五块钱的利息，大其概不会错。万宝山从父亲手里接过信封，发现信封下方有红色仿宋体“福安市人民医院”字样，不觉在心里感慨:到底是父亲，一辈子精打细算。都病成这样了，也不知在什么时间、用什么办法弄到了医院不花钱的信封。可父亲说话却常常颠三倒四，比如他喜欢把“大概其”说成“大其概”，比如他永远把沙发说成“发沙”。这使他的思维看上去仿佛异于常人，同时也掩盖了他的心机。成年之后的万宝山想，父亲其实是有心机的，只是他一生的心机大都放在把家过日子上了，父亲一直掌握着家中的经济大权。万宝山将轻而薄的信封叠了个对折塞进衣兜，他无心核对信封里那连本带息的钱数，都五十三年了，多一分少一厘的真那么重要吗？这时，已经躺上枕头的父亲突然又奋力抬起身子，冲他的六娃张开了两条胳膊。那像是一种乞望，好比儿童对大人撒娇时要大人抱抱。或者那也是一种对托付之事的再次确认:我们爷儿俩抱了，你才算真的答应了我。万宝山对父亲的这种姿态缺乏心理准备，虽然他排行老六，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但他和父亲从来没有这种亲密的身体接触。父亲也从不娇宠他，很可能是他不允许父亲娇宠。从小他就不喜欢父亲，在他印象中，父亲朋友很少，因为他那出了名的吝啬。父亲的吝啬也不时带给年幼的万宝山一些难堪。现在生命垂危的父亲用这种类似外国人的方式要和万宝山拥抱，他顽强地张着胳膊，白发蓬乱，眼球浑黄，面目黧黑，四肢枯瘦，宛若一只凄风中的大鸟，干脆更像是大鸟的标本，万宝山想。紧接着万宝山就被心中的大鸟标本这个比喻吓了一跳，刚才的扭捏才转换成一种不期而至的怜悯——刚才他扭捏了。他想，这拥抱的示意本不属于父亲的风格，但谁能判断一个行将结束的生命会有哪些意外举动呢？他微微弯下身子，小心地抱了一下父亲。父亲是肝癌晚期，这时已经轻若无骨。他还闻见了父亲身上的一股哈喇味儿，如同厨房里陈年的老油。几天后，父亲去世了。万宝山很想尽快完成父亲的嘱托。倒不是因为那五块钱的债务，而是父亲在病床上那奋力张开胳膊的姿势。正是那病鸟般的姿势提醒着他，他不愿意父亲死前的那个瞬间总在脑子里盘旋。只有还了钱，那形象才能从他脑子里消失。父亲特别提出要他“亲手”还钱，他理解这是当面归还的意思。那么，他必得亲自去一趟北京了。他向父亲工厂的老同事打听李玉泽在北京的具体地址，厂里很多人都知道。他们把地址写给他，还告诉他，李玉泽退休以后跟儿子住，那地址是儿子家的。父亲在春天去世，但万宝山执行父亲的遗嘱一直拖到秋天。万宝山成人之后在一所中等卫生学校当水暖工，刚结婚就和父母分开单过。他的小家经济收支大致平衡，偶尔略有盈余。可万宝山出门也要算成本，假若他去还钱的成本超出了他要还的钱数，那他决不贸然行事。秋天了，学校借着新中国六十年大庆的气氛，在国庆节之后分批组织老师和职工去北京参观，这才给了万宝山当面向李玉泽还钱的机会。学校组织的参观是学校花钱，也可以看作是一次公费旅游——北京公费一日游。出门之前，万宝山才认真想到了债主李玉泽。其实他并不记得李玉泽，有关李玉泽一家，万宝山都是从大哥那里听说的。从前李玉泽和万家住对门，两家都住在纺织厂宿舍。万宝山的父亲在厂办宣传科编厂报，李玉泽是厂里的技术员。在大哥印象里，李玉泽家总是比他们家吃得好，李玉泽的儿子李可心和万宝山的大哥是小学同学，他对万宝山的大哥说，夏天他爸每天都给他买一角西瓜。而万宝山的父亲只会号召万宝山的哥哥们攒牙膏皮卖钱。卖了钱也得上缴父亲，父亲每次返还三分钱，规定一个月吃一根小豆冰棍。后来李玉泽调到北京去了，那一年，万宝山还不到三岁。但是，关于父亲的借钱不还，万宝山仿佛从记事起就知道。小学一年级的暑假里，他和几个孩子围着宿舍楼门口推冰棍车的奶奶买冰棍。他们都知道，这个卖冰棍的奶奶是可以赊账的，她是厂里工人的家属，认识这些孩子，他们可以先吃冰棍再回家拿钱。万宝山也想先吃冰棍后给钱，旁边一个大点的孩子立即指着他，揭短似的说，“他们家大人借钱不还！”万宝山已经冲出去的手，像被这喊声烫着似的赶紧缩了回来。那时的他还没有能力用“羞隗”来形容自己，却明白地知道，借钱不还会让一个人抬不起头。再大一点，他知道了五块钱在1956年的价值，便愈加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1956年，在外省这个离北京三百公里的城市，父亲一个月挣三十六块钱就能养活全家八口人。虽然日子拮据，但总能将就着过去。1956年，一个高级寄宿小学学生一个月的伙食费是十二块五毛钱。1956年，一件斜纹咔叽布中山装是六块三毛钱。1956年，母亲生了万宝山之后回乡下娘家坐月子，下了长途汽车在县车站小饭馆花一毛钱吃了一碗荷包蛋，那大海碗里足足有十个鸡蛋啊，一分钱硬币大的香油珠子漂了一层，硬是把碗都盖严了。这是母亲百讲不厌的一件往事，而父亲更愿意让她在全家吃饭时开讲，他说，这样就可以不炒菜了，一人举着一个窝头，就着故事里的香油荷包蛋吃。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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