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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雷西·基德尔（TracyKidder）
1945年生于美国纽约，毕业于哈佛大学，曾在越南服役。
著有《新机器的灵魂》（TheSoulofaNewMachine）、《生命如歌》（StrengthinWhatRemains）等书，曾获普利策奖、美国国家图书奖、肯尼迪图书奖、国际报告文学奖。
二十三岁时，保罗·法默就找到了他的人生目标:将现代医学带给*需要的人。
在医学院就读期间，法默花一半时间在海地行医，并以优异成绩获得了哈佛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和人类学博士学位。
毕业后，他一年中有四个月在波士顿教书、看病，其他时间则往返于世界各地:
他在海地*贫穷的地区建起一座现代诊所，为赤贫中的人们提供医疗服务；他在秘鲁照顾结核和疟疾的病人；他在古巴促进公共卫生发展；他说服世卫组织和世界银行提供大量资金，阻止了西伯利亚监狱结核病的爆发……他奔走于世界各地，不屈不挠地为穷人的医疗谋利。
法默医生的行动，是海地谚语“越过一山，又有一山”的真实写照——当你处理好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也旋即出现。你要做的，唯有不断前行，步履不停。
★“这世界不够好，但总有人在让它变得更好。”
★普利策奖、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代表作
★哈佛大学医学与人类学双料博士、麦克阿瑟天才奖得主的人生传奇
★美国150所大学、高中以及图书馆联合推荐阅读
★Goodreads超过25，000条五星好评
★美国亚马逊4.6分高分好评
★磨铁旗下人文品牌“猫头鹰”出品
序言
《越过一山，又是一山》，写了一个卓越非凡的人，他就是保罗·法默医生。我们俩初识是在海地，离美国大陆不过两个小时的飞机，竟有那么一个无比贫穷的国家。当时他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工作，为穷人中*穷的那群人服务，不仅给他们治病，更重要的是，还在为他们建立一个公共医疗卫生系统。做这些艰苦的工作，他似乎也不图什么个人的荣誉，只求内心的满足。以法默医生的资质，能进入美国任何一家医院，做重要的医学研究，治病救人，享受舒适的生活与旁人的尊敬。是什么让他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呢？我写这本书，就是出于对他的好奇，也觉得他的经历是个很好的故事。写这本书的初衷，并非让人们相信他做的这份事业。但在为这本书做研究的中途，我自己早就深深地相信了。
见到法默医生的时候，我已经写了多年的书，也为杂志供稿。我不是那种你会在电视或者电影里看到的记者。我不报道新闻，也不会把话筒伸到别人嘴边或者去赶一场场的新闻发布会。我写的是聚光灯之外的生活，写的是那些默默无闻的人。我的书，有一本写的是一群设计电脑的工程师；有一本写的是一位学校老师；还有一本写了一栋房子是怎么建成的；甚至还有一本写的是养老院里一些年纪很大的老人。我写的就是“普通人”，但一旦和他们相识相知，我就发现，他们没有一个是真正普通的。我*重要的研究方法，其实就是跟我的研究对象待在一起。我会在尽量不打扰他们的情况下，融入他们的生活，并通过目睹他们做的事情，努力去了解和读懂他们。
我当然也和法默待在一起。我们初识的时候他还没出名，但任何人都不会用“普通”来形容他。那时的他，已经是医学、公共卫生和医学人类学领域的重要人物，还常常在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苦环境下无休无止地工作。在海地*贫穷的地区之一，他建起了一座现代诊所，为赤贫中生活或病入膏肓的人们提供医疗服务。他似乎从来不睡觉，又似乎享受着无限的爱戴与崇拜，不仅来自他的病人，还有每一个认识他的人。
我在海地和他度过了大段的时光，也跟着他满世界跑。和法默一起跑世界可不是旅游观光。我陪着他去了俄罗斯，以前我还从来没去过。要是自己去，我肯定要参观一下克里姆林宫，当然也要在莫斯科大剧院欣赏一场芭蕾。但和他在一起，我们去的是莫斯科的中央监狱，很多犯人深受肺结核之苦，奄奄一息。接着又去了西伯利亚一个情况更糟糕的军事基地。陪着他去秘鲁也是一样。大多数美国人去那儿，必做的事情就是攀登马丘比丘古老的废墟，我也想去的。但和法默在一起，我们就直奔肺结核肆虐的利马贫民窟。说实话，这些事情都不好玩，但真让人如痴如醉。法默和他那一小群同事不仅在帮助着每一个病人，还在改变着国际医疗政策，目睹他们所达成的巨大成就，实在是令人欢欣鼓舞。
当你深入地去写人，总会想知道他们是怎么长大的，小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很多时候你都会努力去寻找蛛丝马迹。保罗童年时，有段时间和家人蜗居在一辆旧巴士里，他们称之为“青鸟旅馆”。大概挤了五年之后，法默的父亲，一个被篮球球友们戏称为“胳膊肘”的大块头，领着一家人搬到一艘半自制的船上，船有十五米长，就停泊在佛罗里达的一个海湾。家里没什么钱，但家里人大都把这不同寻常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至少后来回顾那段日子，还是充满乐趣的。很多时候日子都好像过得挺快乐。有那么一阵保罗的父亲决定以捕鱼为生，但他对大海一无所知，对捕鱼也是门外汉，所以这个试验没持续多久，很快这艘船就一直停在海湾不挪窝了。
少年保罗很聪慧，就算没有自己的卧室，也找不到安静的地方写作业，他仍然成绩优异。后来他拿到杜克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在大学里，他首先见识了财富的样子，接着又发现北卡罗来纳州的田野上，日日辛勤务农的移民很多都是海地人。他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这些真是和他在杜克大学的舒适生活有着天壤之别，是在美丽校园的象牙塔中完全看不到的东西。他做了很多与海地有关的研究:那个国家的宗教、艺术、音乐、语言，以及令人惊叹的历史。海地的建国者是一群曾经的奴隶，这些被强行绑架的西非人推翻了极其残酷的法国奴隶主（有时候还得与英国人抗争），创建了属于自己的共和国。这在全世界都是*的。但这事发生在1804年，美国的奴隶制正欣欣向荣。这个令人痛苦的故事说来话长，简而言之，就是从那以后，海地人就一直因为自己追求自由的行为而遭到惩罚。
于是法默先在想象中神游海地，从杜克大学毕业后，就初访了那个国家。从那以后，他找到了人生的使命。进入哈佛医学院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和朋友们一起创立“医疗卫生伙伴”（ZanmiLasante）医疗保健体系了，本书对这个体系有所提及。法默早年的经历解释不了他后来为什么成为这样一个人，但很显然，他得以了解贫穷的模样，也看到了这个世界面对贫穷的人群时，总是倾向于视而不见的丑态。
法默其人，满怀天赋，充满个人牺牲精神，并且对自己这份事业激情四溢。有时候实在让人难以相信他是来真的。这也是我写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之一:如何让读这本书的人相信有这样一个人的存在？所以我选择把自己也写到这本书里来。让读者们看看，遇见这样一个和我们凡夫俗子境界差距太大的人，是怎样一种体验。一开始，保罗·法默让我自惭形秽，甚至有点羞愧难当。他为了结束世界的痛苦做了这么多伟大的事情，我又在做什么呢？但他不是故意要让我有这种感觉的，而且我也逐渐意识到，他并没想着要人人都走他这条路。
我希望这本《越过一山，又是一山》能够帮助新的一代认识到全球贫困的严重程度，以及这个情况给那些想要把世界变得更好的人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一开始，我觉得法默的人生是一场艰难的苦旅，到现在也觉得他在透支体力干着永无止境的脏活累活。但他的人生也因此充实满足。还记得我把这些所见所闻讲给编辑听，编辑对法默的评价让我深以为然:“他的人生看上去艰辛，可是也让人羡慕。早上一觉醒来，不会纠结自己的人生意义。他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也相信这就是他应该做的，是他生而为人的使命。”要是这本书非要讲什么道理的话，就是这个了。不是说每个人都应该满世界地去救死扶伤，而是说，要让大家都有活着的目标，都有超越小我的追求，我们的人生就会更加丰富。
特雷西·基德尔（何雨珈译）
中文版序言
得知《越过一山，又是一山》即将出版中文版，我真是深感荣幸。这本书记录了一些小小的努力，要把现代医学带给那些*需要的人。我很感激这本书的译者，更感激那些相信这本书将在广大华语地区激起共鸣的人。本书的主旨，就是享有医疗服务是一项人权，而医生和其他医学工作者能极大地改变我们对贫困人口医疗服务的看法。
我说我们做的那些项目都是“小小的努力”，但从很多方面来说，这些努力一点也不小。“健康伙伴”（PartnersInHealth）现在正奔走在海地、卢旺达、秘鲁、俄罗斯、墨西哥和美国的乡村地区；我们在哈佛医学院和布莱根妇女医院都开设了培训项目。在上述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很多人生活在贫困之中，也因此饱受疾病之苦。更为严重的是，贫穷不仅提高了他们身染疾病的风险，同时又减少了他们生病时接受现代医学治疗的途径。虽然医学人类学家（我也是其中之一）接受的培训中，包含了分辨不同情境下医学的不同状况，上述问题仍然是普遍存在的。
无论是富国还是穷国，穷人都是无处不在的。他们需要医生来为之争取享受医疗卫生服务的权利。这一点令人安心，也令人生畏。安心是因为，只要一个人接受了作为医生（或者护士）的训练，那么，不管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不管那里说什么语言，这个人都能发挥极大的作用。人人都是血肉之躯，人人都会生病，而我们可以提供帮助。但这些普遍存在的问题同时也令人生畏:据估计，全球有超过十亿的人完全无法享受到现代医学的任何成果。那些本来能够预防或者治疗的流行病每年都会夺走数千万条生命，其中三种疾病（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仅在2005年一年，就将夺走约六百万人的性命。这就意味着，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永远无法成为“正式的”病人，因为他们完全无法得到正规的医疗服务。
《越过一山，又是一山》的作者特雷西·基德尔花了多年时间来写这本书。他去了以前从未踏足的地方，了解了从前一无所知的疾病。他目睹了很多病人死去，也见证了比那更多的病人康复。他记录说，所有的病人都得到了安慰。基德尔还了解了流行病学和医疗政策。在医学和公共卫生的相关书籍中，很少有人能用不含术语、简单易懂的大白话来提及这两个领域。而基德尔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向非专业的读者解释，当我们思考各种流行病的未来时，二十一世纪要做的头等大事是什么。的确，我们都应该对母婴死亡、自杀抑郁、冠状动脉等方面的流行病进行思考。不管每个地方的流行病状况有什么不同，医疗公平的挑战是一直存在的。
也许基德尔的书有一个不足（如果我用词准确的话），很多想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去描写复杂的领域与知识的书都存在这个问题:本来有成千上万人在做这样的工作，但书里只写了一小部分人物的故事和经历。这本书和很多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书一样，把视角聚焦在了我和二十多年前创办“健康伙伴”的少数几个人身上。但读者应该知道，这种为一百多万病人提供医疗和社会服务的工作，需要很多人的共同参与。单靠一个人、十几个人，是完全无法做好这份工作的，必须要有一个庞大的团队。
抛开这一点，我衷心希望《越过一山，又是一山》能吸引你多多参与、多多努力，好让所有需要的人都能享受到现代医学和公共卫生服务。这本书的读者中应该不乏医学院学生或医生，所以我想多说一句，我们的工作是确保医药和公共卫生服务能超越那些市场上能买到的商品。我不是在反对医学新发现的商业化，无论是诊断学还是疗法。但是我和你在这本书里见到的很多人都非常反对将穷人排除在享受医疗服务的队伍之外，事实上，他们才应该是医学进步的*批受益人。随着医学奇迹越来越多，这个问题却越来越严重。换句话来说，争取享受医疗服务的权利，是个非常具有现代意义，也迫在眉睫的命题。数百万条人命悬而未决，而医学专家们到目前为止都没怎么提及健康和人权的话题。我们需要改变这个局面。
我希望你能和朋友们、同事们以及其他医疗行业相关人员分享我传递的信息，和我们的病人、学生联起手来，让医疗服务成为人权的运动，就能吹响号角，一路高歌猛进。毫无疑问，如果我们要让那些*需要的人享受到医学进步的成果，*有用的办法，就是开展一场广泛的社会运动。
保罗·法默（何雨珈译）
*章
时隔六年，法默（PaulEdwardFarmer）医生提醒我:“我们是因为一件无头尸案认识的。”
那是1994年圣诞节前两周的事，在海地中央高原一个小镇。小镇临着一条名为米尔巴莱、有铺面的道路。小镇中心附近是海地一个陆军哨站，哨站以一道水泥墙分隔道路，里面是一个杂草丛生的阅兵场、一座监狱，还有一座芥末色的军营。我当时与美军特种部队上尉卡罗尔坐在军营二楼的阳台。天色向晚，正是镇上*舒适的时刻，白天炎热的暑气已消，温和宜人，兰姆酒店里的收音机传出的音乐声和穿梭镇上的载客卡车喇叭声齐扬，肮脏贫穷的景象渐渐隐没在暮色中，包括未加盖的阴沟；夹衫褴褛、营养不良的儿童；还有伸长了手、可怜兮兮地说着“Grangou”的老年乞丐。
当时我被派往海地采访美军的新闻。两万名美军被派到当地铲除军政府势力，恢复海地的民选政府。军政府之前曾强行废黜民选政府，以极残暴的手段统治了三年。卡罗尔上尉只带了八个人，暂时负责维持十五万海地人民的和平，这些海地人散居在面积约两千六百平方公里的农村。这个任务看似不可能，然而在这座中央高原上，政治暴力好歹算是结束了。过去一个月以来只发生了一件谋杀案，手法令人发指。数星期前，卡罗尔上尉的人从阿蒂博尼特河捞出了米尔巴莱镇长助理的无头尸，他是已恢复政权的民选官员之一。涉嫌谋杀的是一名军政府官员，叫作贾斯特，是个令当地大多数人闻之色变的乡村治安官。卡罗尔和手下讯问过贾斯特，苦于找不到任何具体证据或证人，无奈放人。
卡罗尔，二十九岁，是一位来自亚拉巴马州基督教浸礼会的虔诚教友。我挺喜欢他的。据我所见，他和他的部属在认真地改善海地这个地区，然而华府方面下令，这个任务不包括“国家重建”，所以不给予任何有关支持。有一次卡罗尔下令陆军一架医疗后送飞机运送一名身体不适的海地孕妇，辛苦一场却换来长官的申斥。就在卡罗尔上尉在军营的阳台上大吐苦水之际，有人进来说，门口有一个美国人找他。
访客有五个人，其中四个是海地人，站在军营前面的阴影中，他们的美国友人则走向前来。他告诉卡罗尔上尉他名叫保罗·法默，是个医生，在米尔巴莱以北数公里远的一家医院工作。
我记得当时心想，卡罗尔上尉和法默医生两个人看起来真是截然不同，而且法默相形见绌。卡罗尔身高约一米八五，肤色黝黑，身强体壮。他像平常那样噘起下唇嚼着烟草，并不时转头吐掉。法默的年龄与他相仿，但是看起来斯文得多。他的头发短而黑，腰高腿长，双臂细长，鼻子尖削，站在卡罗尔身旁显得清瘦苍白，然而他流露出的那种勇气十足、满怀自信的样子，却深深吸引了我。
他问卡罗尔，他的小组有没有任何医疗问题。卡罗尔说有一些囚犯病了，但当地医院拒绝治疗，“结果我自掏腰包买药。”
法默脸上掠过一丝笑容:“好心会有好报的。”
他接着问:“是谁把镇长助理的脑袋瓜给砍了？”
“还不确定。”卡罗尔说。
“住在海地，某人的脑袋被砍了，很难不知道是谁干的。”法默说。
一场迂回的辩论随之展开。法默直截了当地表示，他不喜欢美国政府整顿海地经济的计划，就他的观点来看，这个计划虽有助于提振商业利益，却无益于减轻普通海地人所受的苦。他显然认为美国鼓励政变的发生，原因之一在于美国陆军的“美洲军事学校”训练出了军政府的一名高官。法默说，海地明显分为两极，一边是镇压的暴力，另一边是海地贫民，而后者占了绝大多数。法默是站在贫民这一边的，但他告诉卡罗尔:“现在美军到底维护哪一边还是看不出来。”对当地人来说，之所以会认为美军态度不明，原因之一在于卡罗尔释放了人人恨之入骨的贾斯特。
我觉得法默远比卡罗尔了解海地，而且试着告诉他一些重要的信息。法默要说的似乎是这个地区的人已对卡罗尔失去信心，对一个尝试管理十五万人的九人小组来说，这显然是件严重的事。
然而，这个警告不够清楚，法默对“美洲军事学校”的谴责也令卡罗尔有几分恼火。至于贾斯特，他说:“我告诉你，那家伙是个大坏蛋。等我逮到他并掌握证据时，一定不会让他好受。”他握拳重击自己的手掌，“可是我不会降低水准，和他们一样，不经由法律程序就逮捕人。”
法默回答，在一个没有法制的国家，这么做毫无意义。贾斯特是个祸害，理应被关起来。
于是他们陷入一种奇怪的僵局。自称“乡下人”的卡罗尔主张依正当程序行事，但显然以人权捍卫者自居的法默，却主张先拘留他，以免他继续为非作歹。*后卡罗尔说:“你要是知道国防部对我的权限有多大的限制，肯定会大吃一惊。”
法默说:“我知道你有你的权限。我太激动了，若有得罪之处，还请包涵。”
天色已黑，军营敞开的门流泄出一道光线，两人站在光线中握手道别。这位年轻的医生在阴影中消失时，我听到他和海地友人用克里奥尔语交谈。
我在美军那里待了数周，没有多想法默的事。尽管他离去前那么说，但我不认为他明白或同情卡罗尔的问题。
后来我在飞回迈阿密的飞机上凑巧遇到他。他坐的是头等舱，他解释是空服员让他坐的，因为他经常飞这个航线，偶尔会帮忙处理飞行中发生的急症。空服员让我和他同坐片刻。我对海地有满腹疑问，包括镇长助理的谋杀案。美军认为伏都教的信仰使斩首这件事带有一种特殊、诡异的恐怖氛围。
“砍掉被害人的脑袋，在伏都教史上是不是有什么依据？”我问。
“这种行为在野蛮史上才有一点依据呢。”法默回答。他蹙起眉头，碰碰我的手臂，仿佛表示人难免会问些蠢问题。
这次交谈让我多了解了他一点。首先，他并不讨厌军人。说到卡罗尔上尉时，他告诉我:“我是在拖车屋区长大的，了解会去当兵的人具有什么样的经济背景。你看到这些二十九岁的军人时就会恍然大悟。算了，他们不是制定那些恶劣政策的人。”他证实了我的猜想，即他去找卡罗尔的目的是要警告他。法默的许多病患和海地友人对释放贾斯特一事怨声载道，说这证明美国人根本不是真心相助。法默告诉我，他驾车经过米尔巴莱时，几个海地朋友调侃他，说他不敢停下车去找美军谈谋杀案的事。无巧不成书，卡车刚好在军营外爆胎，他就跟他那些朋友说:“啊哈，天使捎来的信息可不能不听。”
我请法默多说一些他自己的事。他三十五岁，哈佛医学院毕业，也是哈佛人类学博士，一年在波士顿工作四个月，住在一个贫民区教会的教区长的住所，其他时间都在海地当无薪义工，主要是帮农民看病，这些农民因为当地兴建一座水力发电水坝而失去土地。他在军政府执政期间被列入黑名单，不准入境，后来又被遣返到他工作的医院。“代价是一笔少得可怜的贿赂。”他说。
飞机降落后，我又去找他，找到后，我们到咖啡馆继续聊了一会儿，我差点来不及转机。数星期后，我请他到波士顿吃晚餐，我正准备写一篇海地的报道，希望他可以帮忙厘清一些事情，他也乐意助我一臂之力。他为我说明海地的历史，不料反而引起我对他的好奇。他虽以“穷人的医生”自称，却不完全符合我对这种人的印象，因为他无疑喜欢这家高级餐馆、厚厚的餐巾，以及葡萄美酒。那天晚上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生活似乎十分愉快。显然，一个拥有他这种优越条件的年轻人，大可享有医生这种好工作，在波士顿上班，住在环境优美的郊区，而非在贫民区或海地中部荒地的简屋陋舍栖身，但他说话的神情显示他的确乐于与海地农民为伍。我们聊到医学时，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对医学有兴趣。”他对着我笑，脸上散发出一层焕然的光彩，好像在热烈欢迎我。他的神情深深打动了我。
可是这顿饭后我就和他失去了联系，现在想来，主要是因为他也让我感到不安。我在写那篇海地的报道时，与我在海地与之为伍的美军一样，持悲观的看法。卡罗尔的一名部属对我说:“我觉得我们应该让海地处理自己的事。谁执政真有那么重要吗？他们还不是一样会贫富悬殊，不会有人成为中产阶级的。我不知道我们目的何在，因为还是会有一船又一船的海地人想偷渡到美国。不过，我想我还是别伤这个脑筋了吧。”美军来到海地，推翻了一个恐怖政权，然后恢复另一个政府，接着离去，海地仍和他们来的时候一样穷苦衰败。他们已尽力了，我想，他们已饱识人事，而且够坚强，不会再为自己无法控制的事落泪。
我从法默身上看到另一种对海地这类地方的思考方式。只是他的方式不易引起共鸣，因为对“尽力”一词的定义，他有更高的标准。
这世上凄惨的地方多的是。让自己活得自在的方法之一，就是不去想这些，或者当你想到时，捐点钱给他们。之后五年，我寄了一些小额捐款给一个慈善团体，这个团体支持法默在海地的医院。他每一次都亲笔写感谢函寄来。有一次我从朋友的朋友那儿听说他正在做一件备受国际医学界瞩目的事，与结核病有关，我并没有去研究细节，而且直到将近1999年年底才再度看到他。约见面的人是我，指定见面地点的人则是他。
第二章
站在波士顿布莱根妇女医院外，我感觉到一股都市里的宁静。这里是医学界的华尔街，哈佛医学院、学院图书馆、儿童医院、贝斯以色列女执事医疗中心、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以及布莱根都集中于此。这些建筑凑在一起气势慑人。如果再想象一下里面在进行的事情，这些建筑甚至有几分庄严。开膛破肚、移植器官、分子扫描、基因研究、戴着手套的手和仪器探入人体诊断和治疗，一方面显示人类的脆弱，另一方面展现人类的胆识。置身其中的人自然而然会安静下来，就连以开车勇猛著称的波士顿居民，经过附近时也不太会鸣按喇叭。
布莱根位于弗朗西斯街，围绕老布莱根医院整修后的维多利亚大厅而建，就像一座城市环绕着罗马废墟。老布莱根见证了波士顿悠久的医学史。从弗朗西斯街走进去四百米，可以看到一个铺着大理石地板、挑高的中庭，这就是这座医院的现代化入口。入口位于一条叫作“公路”的明亮走廊尽头。走廊两头各有数排电梯，左、右两侧是各专科诊疗室，楼上是病房、楼下是手术室（产房除外，共有四十间），四面八方有数十间实验室，病人死亡的悲剧在各处上演。这是一个医学中心、一家教学医院、一座提供完整服务和高级医护设施的医院，也是一所接受疑难杂症病人转诊的医院。“公路”上人潮熙来攘往，有的穿着白色制服，有的穿着外出服，有的拿着花束，交谈声不绝于耳。
法默医生和他的团队成员在地下一楼放射科安静的一角（一间没有窗户的空房间），讨论他们当天的*后一个病例。法默刚满四十岁，和我五年前见到的他比起来，发际线略往后撤退，看起来更清瘦，但穿着正式许多。他戴着金属圆框眼镜，一身黑西装，领带系得紧紧的。他大部分时间仍待在海地，现在已成为波士顿的名医、哈佛医学院医学和医学人类学教授兼布莱根资深主治医生。看着他和两名穿着白袍的年轻学生并排而坐，我脑中浮现一幅十九世纪的照片——相貌威严的医学教授穿着僵硬的高领衬衫和背心。但是这个印象维持不久。
他和那两个年轻医生讨论*近一个因为脑部有寄生虫而前来治疗的病例。病人发生脑积水，神经外科植入一个引流器排出积水。病人目前没有继续发炎的迹象，但该不该为他做发炎的治疗，以防万一？“你们有什么看法？”法默询问那两位成员，他们反复斟酌这个问题，主持讨论的人虽是法默，但他大多数时候只是聆听。
数分钟后，团队成员一致认为应为病人治疗发炎。这时电话铃响，法默拿起听筒，说:“HIV中心为您服务。”
打电话来的是一位女性寄生虫专家，和法默是老同事了，两人交情很好。她就这个脑积水的病例提出她的看法。法默高兴地嚷着:“是虫虫女士！你好吗，亲爱的？噢，我很好。你听我说，虽然这样说是有点冒犯你，不过我们不这么认为，我们要治疗他。这是ID说的，ID敬上。”
*后一句话是他喜欢的说法。我那天稍早听他这么说过，并已经推敲出这一句话的意思:ID代表“传染病”，是他的专长。这句话是用写信的方式说出，意思是他要马上治疗病人，不想再等候进一步检验的结果。他显然喜欢这些字眼听起来的感觉。他看起来心情很愉快，一个学生面带微笑、一个学生轻轻摇头，从他们无意隐瞒的反应，我猜想那些字眼或笑话，或他欢畅的心情，今天已非头一次出现。
这一天，1999年12月中旬的某一天，到目前为止都十分平常，至少就布莱根医院的标准来说是如此。法默和他的团队处理了六个病例，每一个都有伤脑筋之处，只有当天倒数第二个病例看起来十分单纯。团队里一名年轻的住院医生根据她的笔记向法默报告病人情况:三十五岁男性（以下称他为裘依）；HIV检验呈阳性反应；一天吸一包烟；通常喝约两升伏特加。他也吸食和注射可卡因；*近会经常过量吸食海洛因；长期咳嗽，五天前咳嗽加剧，咳出黄绿色的痰，但没有血，咳嗽时胸部会痛。他在短短数月内狂瘦十二公斤。放射科医生说胸腔X光片显示他的右下肺叶可能有浸润——他们认为可能是结核病。
检验结核病的工具已算是老一代的医学，诊断可能并不容易，尤其是HIV带原者。当然，裘依是结核病的高危险群。HIV病患可能感染许多传染病，其中结核病是全球HIV病患*常得的一种。这个病在波士顿十分罕见，严格来说，除了裘依会去住的那种地方——游民收容所、监狱、街头、桥下以外，结核病是美国难得一见的病症。可是除了感染HIV病毒之外，裘依的免疫系统几乎完好无损，没有结核病的典型症状:发烧、发冷、盗汗。这位住院医生说:“他的牙齿很糟糕。”她又补充，“不过人还不错。”
法默说:“我们去看看那张X光片吧？”
他们到另一个房间，把裘依的胸腔X光片放在看片箱上，法默凝神注视放射科医生以为的浸润点，不到一分钟后，他说:“就是这个吗？实在不算什么。”
他们往楼上走，去看裘依。
人高腿长的法默迈着大步在布莱根医院里走走停停，一下子停下脚步接受护士助理的拥抱，一下子和门房说几句海地克里奥尔语，接着他的呼叫器又响了。他在回复呼叫器之际，还会和总机小姐寒暄几句——总机小姐有十二个左右，不论在线的是哪一位，他都会很快地问她的血压、她先生的心脏状况或她母亲的糖尿病情形。然后他又得在护士站停下来，回复一封有关一名病人的电子邮件，再回答一位心脏科医生的问题。*后，他把听诊器挂在脖子上，开始唱《四海一家》这首歌，先唱一句英语“Wearetheworld”，再唱一句独创的德语“WearedasWelt”，带头走进病房。接下来所有步调都慢了下来。
穿着蓝色牛仔裤和T恤的裘依躺在被子上，五短身材，精瘦结实的双臂尽是疤痕，锁骨突出，胡须、头发乱成一团。当他对着这群医生露出紧张的笑容时，我看到他的牙齿大都还在，不过可能也保不久了。法默向他做自我介绍，并介绍他的团队成员，接着一屁股在床头一角坐下来，弯下身子，用他的身体半围着裘依，灵活的手脚让我联想到蚱蜢。他倾身向裘依，一双淡蓝色的眼睛透过小而圆的镜片向下仔细端详他。有那么一会儿，我还以为法默会爬上床和他一起躺下来，但他只是轻轻拍了拍裘依的肩膀。
“你的X光片看起来很好，我想可能是肺炎，轻微的肺炎。我想知道你的胃如何？*近有没有发生过胃炎？”
“我有什么吃什么，放在我面前的每一样东西我都会吃。”
法默笑了起来:“你得长胖一点，老兄。你的体重掉了不少。”
“我在外面的时候吃得不多，可以说根本没吃什么，只是晃来晃去，做做这个、做做那个。”
“我们多聊聊吧。我们是传染科的，我们不认为你感染结核病。不过在我确定以前，你先告诉我你*近有没有接触过结核病人？”
裘依觉得没有。法默说:“我觉得我们应该建议不要把你隔离起来。我们是传染科，对不对？传染科认为你不需要住什么负压病房。”
“对啊，那就像自己一个人坐一艘船，别人进来时脸上都得戴口罩，还要洗手。”
“没错，”法默说，又加了句，“不过常洗手还是好的。”
我是头一次旁观他工作的情形。在我看来，这个病例对他而言已经结束。技术高超的专科医生被找来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简单得可以，至少对这位专科医生来说是如此。他回答后和病人闲聊几句，就可以离开了，可是法默仍安坐在裘依的病床上，看起来好像挺喜欢待在那里。
他们聊了又聊。从住院医生稍早的报告看来，法默问的许多问题她都已问过，可是裘依现在回答得更为坦率。他和法默聊到他的主治医生，裘依很喜欢他；也聊到裘依治疗艾滋病的抗逆转录病毒药品，裘依坦承他并没有按时服药。法默解释他可能已对其中一些药产生抗药性，所以除非他能按时服药，否则不应该冒险服用别的药品，以免对别的药再产生抗药性。他们聊到毒品和酒，法默警告他别碰海洛因。
“不过*可怕的还是酒和可卡因。我们在楼下巡病房时还开玩笑说，哎，我们应该告诉他多吸点大麻，害处还没有可卡因来得大。”
“我要是吸大麻的话，麻烦就大了。”
“在医院不会，裘依。”这两个人对望一眼，纵声大笑。
他们谈到裘依的HIV:“你的免疫系统……挺……好的，你知道。功能挺正常。这也是你体重减轻令我有点担心的原因，因为你的体重减轻与感染HIV无关，你掉体重是因为你不吃东西，对不对？”
“对，没错。”
“就是了。”法默温和地说。他十分专注地看着裘依的脸庞——仿佛世上没有其他人存在，又像同时在注意别处。我想他可能是在心中透过一扇高高的窗户看着裘依，看着他进行社会福利工作者所谓的日常活动。就裘依的情形来说，他的日常活动就是在街角买一些毒品，然后走向他*喜欢的桥下或地下通道露宿。
两人聊天之际，另外一个人走进病房，是法默邀来一起巡房的学生。法默介绍这个女学生。裘依先前询问过所有的医生，他们是念哪一所学校的，现在再用他的波士顿腔问这名新加入的学生:“你也是哈‘活’大学毕业的吗？”
“你说我吗？”她问，“是的。”
“哇，”他转向法默说，“我有一些高才生来看我啊！”
“她很红呢。”法默说，接着继续刚才的谈话，“告诉我们，裘依，我们怎么帮你？因为我们很清楚医院的规定，所以可以帮你想办法。你住进来，你喜欢我们，我们也喜欢你，你对我们很好，我们对你也很好，我觉得你会希望这里的人像家人一样对待你。”
“我在这间房里觉得有点孤单！”裘依说。
“这倒是真的，我们会建议让你换病房，”法默说，“接下来我要问你一个沉重的问题，虽然沉重，但是个好问题。”
“你可以为我做什么？”
“对了！”
“你不会相信我要说的话，你还没有准备好。”裘依说。
“我没有什么没听过的，老兄。”
“我想住在艾滋之家，在那里可以……”
法默再度向下俯视他:“嗯。”
“睡觉和吃饭、看电视、看运动比赛。我喜欢待在一个可以喝几罐啤酒的地方。”
“我了解。”
“我想去一个不会惹上麻烦的地方，或许还可以多喝几罐啤酒，只要我乖乖遵守规定的话。我会准时回家，也不会瞎搞。”
“那当然。”
“我也不会把每一个人搞得快抓狂，跑出去什么的，你知道。我想住在一个晚餐可以喝一瓶葡萄酒的地方。”
“嗯，”法默说，“我懂你的意思。”他噘起嘴唇，“这样子好了，我去找找看，你可能还要在这里住几天，我完全不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些想法很疯狂。到街上嗑药难道会比较好吗？”
“街上冻死了。”裘依说。
“是冻死比较好呢？”法默说，“还是在屋里喝六罐啤酒或吃晚餐时喝点葡萄酒比较好呢？我知道我自己会怎么选。另一件事是，如果你有地方住，就可以吃药，如果你愿意吃药的话。”
“是啊。”裘依含糊地说。
数日后，布莱根医院社会工作部门外的留言板上，贴着一张令人一头雾水的纸条，上面这样写:
裘依
户外室内
寒冷温暖
他们的毒品我们的药
两升伏特加六罐啤酒
下面有人潦草地写着:“为什么我一看就知道这是法默写的？”
法默的几个朋友为裘依找到一家游民收容所。社工人员提醒法默，收容所禁止喝酒。他们禁酒的理由充分，但法默仍向收容所求情为裘依破例，我想这纯粹是为了信守他对裘依的承诺吧，并未奢望成功。
法默圣诞节在医院当班，那天他花了一些时间探望已出院的病人。他带礼物给所有人，包括裘依在内——他的礼物是六罐啤酒，外面包着包装纸蒙骗过去。
裘依很高兴看到他及那份礼物。法默离开收容所时，听到裘依对另一个住民说:“那家伙是个圣人。”声音刚好大到让法默好奇裘依是不是故意说给他听的。
那不是法默*次听到别人说他是圣人。我问他有何感觉时，他说他觉得自己像是霍桑小说《玉石人像》里的那个贼，从一个天主教教会偷了东西，但在离去前用手蘸了一下圣水。“我并不在乎人们多常说:‘你是圣人。’我不会把这种事放在心上，只是这种说法并不正确。”
我想，这是拒绝当圣人的意思。可是他又告诉我:“别人说我是圣人，我就会想，这下子我可得加倍努力了，因为能当圣人毕竟是很棒的事。”
我有点困惑，倒不是因为他说的话不谦虚，而是我觉得自己面前的这个人，与刚才那个和我聊天的不是同一个人，我得重新弄清楚他追求的是什么。
法默在布莱根的工作告一段落后，于2000年元旦前往海地。我们交换了电子邮件地址，他寄了一本他的新书《传染病与不平等》（InfectionsandInequalities）给我，这是以病人的个案研究带出主题的大部头论文，主题是贫穷与疾病之间的关联、世界医疗技术分配的不均，以及学者和卫生官僚对那些现象提出的“大言不惭的因果论”。法默在书中有时难掩怒意。他描述了开抗生素给一名贫困的结核病病人的情形，然后写着:“她服了药后，很快就开始看到疗效——简直像是她得的是一种可以治得好的病似的。”写书的法默一点也不像那个在布莱根工作的法默。这个法默在每一页大声咆哮。我写信感谢他送我这本书，并说我打算读他之前写的两本书。“我正在读你的作品。”我写道。
他以电子邮件回复说:“哦。不过那不是我的作品。要看我的作品，你得来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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