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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们已经习惯了的阿兰·罗伯-格里耶以往的作品相比，《重现的镜子》中的文字似乎多了一些修饰，因而不那么“难以卒读”。同时，《重现的镜子》又是一幅由一个个片断组成的大胆的编织物。这些片断取自作者童年生活中的恐惧或情欲的快感，取自作者家庭内部妙趣横生的轶事，取自由战争或在极右环境中发现的纳粹暴行而导致的精神创伤。这些无足轻重的琐事、温馨的画面、空隙和极其巨大的事件交织在一起，将再一次使读者不由自主地把自身存在的不确定性与整个现代文学的不确定性恰如其分地统一起来。
阿兰·罗伯-格里耶的《重现的镜子》与他迄今为止所发表的作品有着极大的差异。原因可能在于这不是一部小说。但它果真是一部自传吗？众所周知，小说的语言不同于作家日常交流所使用的语言。在《重现的镜子》里，可以说是罗伯-格里耶本人在说话（谈作为小说家的自己，谈他的童年，等等）。
如果没记错的话，我是在76年底或77年初，也就是《一座幽灵城市的拓扑学结构》出版数月之后开始写这本书的。现在是83年秋，这项工作几乎没有进展（只写了四十页手稿），因为总的完成在我看来是更为急迫的任务而将此事搁置一旁。在此期间我有两部小说问世，还有一部影片——《漂亮的女俘虏》——在今年1月份完成，2月中旬搬上了银幕。作为时代的挑战者，从我开始拟就本书的卷首语（“我历来只谈自己，不及其他……”）到现在已将近七年，我的那些看法已经有所改变，原先的设想可能已被打乱，有些情况甚至已完全相反；然而，那些根深蒂固的、烦人的、可能是徒劳无功的问题其实依然存在……趁为时不算太晚，为了善始善终，让我们再作一番尝试吧！亨利·德·科兰特是个什么人物呢？我认为——我已经说过——我自己从未见过他，孩提时代或许除外。但我觉得有时因短暂的瞥见而留下的个人回忆（“瞥见”这个词的原意:犹如从两扇偶尔没有掩好的门之间的缝隙望去所见），事后会因为我的记忆——靠不住的却又是勤勉的——而臻于完善；即便不是从所有的细节，至少是从断断续续的叙述开始，而这些叙述在我的家庭中或在这座旧宅周围一直悄悄流传。我父亲往往以一种嘲笑和尊敬参半的口吻称德·科兰特先生为亨利伯爵，这位先生经常来探望我们，这点几乎可以肯定……至于经常的程度嘛，我现在根本不可能说出他来过的次数，比如说每月一次还是数次？或许一年仅一两次？他的出现——尽管来去匆匆——过后总是给每个人留下极为深刻、极为持久的印象，就因为这样才使得大家记忆犹新而觉得他经常来这儿吗？而确切地说，他又是什么时候不再来访了呢？但是，他来我们家究竟有何贵干？是什么秘密、什么计划、什么阴差阳错、哪一类的利益或顾虑会把他与我的父母联系在一起呢？我父母的一切——身世和财产——都似乎与他无关呀？热衷于冒险和异常忙碌的他怎么能够并又为了什么会有时间到一个如此俭朴的家中呆上几个钟头（或几天）？为什么父亲好像总是热切地盼望着他的不期而至呢？我从客厅那沉甸甸的红窗帘的缝隙中窥视父亲和这位显赫的来访者在一起，父亲眉头紧锁，苦恼不堪。又是为了什么，父亲用一种尽管不直说但明显能感觉到的方式，竭力不让我接近科兰特先生呢？或许只是为了这个不明确的目的，为了给这类问题作一个哪怕只是近似回答的回答，我才早早着手撰写这部自传。在七年命中注定的漫长时日之后，我开始重读以前写下的那些纸页，要想立即从中意识到当时我要写的东西，实在不太容易。可以说，当时的写作处于这样的状态:既是一种孤独的、固执的、超越时间的研究，又是对当时的各类偏见，即“世俗的偏见”的可笑屈从。80年代初，有一种倾向又一下子变得强烈起来，它对于摆脱传统的“表现——再现”准则的任何企图均持反对态度，以致我不久前所发表的一些未经深思熟虑的见解，没有能够在抵御一种当时刚开始被接受的新教义（反人道主义）的时候扮演成功的角色，如今，它们的处境看似只是越来越糟，成了具有代表性的复旧言论，成了我起初曾经竭力反对过的以往的那种一贯正确的陈词滥调。在这股从四面八方朝我们涌来的“回潮”中间，很可能再也看不清楚我所恰恰期望的一种超越，一种“替代”。那么，现在必须重复55年至60年间那些可怕的行为吗？肯定地说，必须这样做。然而（我以后再解释原因），我决然在此一字不改地重新使用业已过时的初稿，即我在77年按自己的观点写下的那些东西，以便让它迅速地赶上时代潮流。我历来只谈自己，不及其他。因为发自内心，所以他人根本察觉不到。幸好如此。我刚刚用两行文字说出了“我”、“内心”、“谈及”这三个让人怀疑的、不体面的、令人遗憾的词语，这些词语大大损害了我的信誉，并且往后它们仍足以使本人遭受一些同辈和大部分晚辈的指责。其次，这几个微不足道的、并非锋芒毕露的词语使那深层的人文主义的神话令人讨厌地自己复苏过来（在我们其他作家那里，就像老鼹鼠一样讨厌）。然而，这种神话又悄悄地带来表现的幻想，其棘手的问题一直存在。至于历来受人憎恨的“我”，无疑正在这儿准备着更无意义的再次登台，即自传式的表演。P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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