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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西才让，本名杨晓贤，藏族，70后，甘肃甘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诗歌八骏之一。作品见于《十月》《人民文学》《诗刊》《西藏文学》《飞天》《芳草》《红豆》《山花》《滇池》等70多家文学期刊，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诗选刊》《诗收获》转载并入选60余部年度选本。曾获敦煌文艺奖、黄河文学奖、中国红高粱诗歌奖、海子诗歌奖、三毛散文奖、孙犁散文奖、梁斌小说奖等奖项。著有散文诗集《七扇门》，诗集《大夏河畔》《当爱情化为星辰》，长篇散文《诗边札记:在甘南》。
小说集以藏地桑多镇的神、人、兽、灵为书写对象，不同篇章各自独立又有内在连贯的气息，体现了边地的历史、民俗、传奇与民生。叙述简练，语言素洁，有着汁白当黑的美学风格，读来饶有余味，某种程度上丰富了当下城镇化进程中的小镇叙事。这部小说集虽着眼细小区域与事物，却能由小见大，折射出西北藏地众多相似小镇的人文风貌，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桑多镇是高原之中、草原之上、苍穹之下的一处平凡之地，这里发生的故事，经历的变迁，流露的情感和精神形态必然是地方性的，因为它们天然携带了由地理、文化、信仰所濡染的内质。但这种地方性不是孤立或排他的，它不拒绝变化也不刻意去变革，而是将外来的冲击与内部的蘖变都纳入到自发性的流动之中，因而很容易达到一种让他人可以理解与接受的效果。扎西才让的小说，如同这片高原上的野草边花，自足自在，纷纷开落，看上去是孤独的，却并不寂寞，因为它们自身就构成了一个圆融的世界，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生命的郁郁勃动与天机的默默运行。
一花一世界
——序《桑多镇故事集》
刘大先
扎西才让的小说有一种空灵感，那种空灵感主要来自于冲淡的语言和迂徐的语调，并且他的大多数小说情节是去戏剧化的，那种去戏剧化也没有导向于日常性，而毋宁说它们普遍具有一种散文诗式的风格。事实上，扎西才让的写作*初主要的体裁确实是散文诗和诗歌，比如散文诗集《七扇门》和诗集《大夏河畔》。这几种文类在他那里彼此渗透，交互为用，除了外在形式上的些微差异之外，内在格调与风格上的区别并不那么明显。这种风格的一致性，我认为来自于地方性——那种带有地域、宗教、族群文化色彩的表情达意方式、美学趣味和思维观念。
扎西才让的地方具体地来说是甘南，这是甘肃西南的一个藏族自治州，周边与青海的果洛、黄南藏族自治州及四川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接壤，在省内则与临夏回族自治州和陇南交接，属于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陇南山地的过渡地带。谈论扎西才让及其小说给我的印象，首先需要谈谈甘南给我的记忆和感觉。
2007年夏天，我从北京去西藏，经过甘肃，准备半道去甘肃佛学院找一位藏族学者同行，佛学院属于拉卜楞寺，所在的夏河县就属于甘南。因为时间没有那么紧，我从兰州出发，乘坐长途大巴，先到永靖的刘家峡住了一晚，第二天去临夏转了一下河州老城，午后才出发去拉卜楞镇。沿途明显可见路边景物的变化，从童山濯濯、烈日炎炎，到逐渐出现零星的绿色——那是土豆秧和油菜，地势逐渐升高，路过一个叫作完尕滩的地方时忽然乌云密布，下起大雨来。车子慢慢吞吞地走着，傍晚时分到拉卜楞寺的时候天空居然放晴，风尘遍地，完全没有彤云密雨的迹象。拉卜楞寺是个建筑群，铺得很开，并没有特别宏伟的建筑，但是隐隐然有种稳固厚实的气象。夜间睡在旅舍，听到大雨又下起来，敲在窗户上嘭嘭作响。
在夏河逗留了几天，去达宗湖，车子在盘山公路上走了许久，让人昏昏欲睡。可能是海拔已有三千多米，所以人容易犯困。终于到山顶，在一片柏树林中的空场地停了下来。白云在对面的山顶上幽静无比，林木苍翠，黄色的小花遍布在周围草地，是个人迹罕至的去处。不知道当初人们是怎么发现这里有个湖的，这是本地人所谓的“天湖”，也就是高山断崖湖。我下车提着祭祀用的米、风马、宝瓶往下走，湖水清澈湛蓝，静谧安详，只有少数几个游人。我在一个青烟缭绕的煨桑堆上放上新鲜的松树枝，看到有三个女喇嘛抬了个暗紫色的塑料桶，原来是放生。与陪同我的朋友顺着湖绕行了一周，柳树丛中有牛粪，散发出田野的气息。在树林中行走很不容易，时常会有枝条碰着脑袋，脚下的路也无所谓路，就是一些人绕湖时踩出的痕迹，崎岖不平，潮湿的地方还有些滑。穿过树林，是个靠山的斜坡，更加难行，须要抓住树木的茎条才不至于跌倒。终于到达一处平坦的地方，修建了一处可供游人观览整个湖面的平台，从上面可以看到很多人在这里扔“宝瓶”下去，有一大块地方的湖水已经被填满了。所谓“宝瓶”，是用白布缝制的里面装着青稞的口袋，每只袋子大约有半斤重，袋子缝得严严实实，并用印着花纹的黄、蓝、红色锦缎和金丝带缠裹起来。据说投掷宝瓶是为了祭祀神湖，以求神灵保佑，祈愿五谷丰登、人畜两旺。入乡随俗，我抛撒了一些风马，也扔了一个宝瓶。
后来又去桑科草原，蓝天白云在强烈的日照下，空旷而又干净，没有什么特殊景色，但是草原主要就是一种氛围，一种气场，一种体验，至于草有多长，马有多肥，风有多大，都是次要的。朋友的一个亲戚是阿乃（尼姑），她的居所在寺庙隔壁的一个陋室，去的路上垃圾遍地，不时有浪荡的猪在四处拱泥土。房子是租当地居民的，狭小仄隘，除了一张床和一些炊具之外，别无长物。她殷勤地拿出馕，切西瓜给我们吃。我很不好意思，只是注意到她的年龄可能也不过三十来岁，但眼角有很深的鱼尾纹，可能跟此地强烈的阳光有关。关于她为什么出家，我没有好意思问。
那是*初的甘南印象，当时还不认识扎西才让。但是读到《桑多镇故事集》里的篇章让我又回想起那些久远的经行碎片，它们自然而然，并没有焕发出异域风情或者别样的意态，那个大夏河边的小镇，小镇上的平常百姓，他们的寻常与传奇、艰辛与幸福都顺乎天然，也会经历现代性的冲击，但并没有撕心裂肺；也有尔汝恩怨，但也不足以刻骨铭心。
2011年我去兰州参加西部文学论坛“文学甘南”学术研讨会，后来写了一篇随笔，谈到如果从学理上来说，当下的甘南具有的潜力足以使它成为西部少数民族和区域文学的生长点，所谓的“西部”其实是“地理发现”的产物，*初由西方的探险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的活动与书写而诞生，如今这个“他者的发现”的视角发生了变化。因为本土作家的书写，甘南的表述成了“自我的发明”。美不自美，因人而彰。甘南因为书写主体的变换，而迸发出不同的光彩。作为各民族文化交融并生的地方，这里的地方性智慧原本隐藏在地理的皮肤之下，如今走向小径丛生的路口。通过不同代际甘南作家的文本，可以看到原先伫立在我们脑海中那些有关农耕与游牧、中原与边地、中心与边缘、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一切二元对立式的理解方式都失去了阐释的效力，我看到的只有混沌未分、相互关联的人、物色与情感风貌。
2016年5月末，跟随中国作家协会“重走长征路”的采访团，我又一次去到甘南。不过此次是从四川成都出发，经若尔盖草原，进入到迭部，走了碌曲、临潭等地。在郎木寺遇到了作为接待人员的扎西才让，在那之前我们可能在北京或者别的地方已经认识，但具体的情形已经记不清，似乎能记住的都是与甘南有关系。两个月后，在以“诗歌视域中的地域性写作——甘南诗歌现象分析”为主题的“2016中国当代诗歌论坛”上的我又遇到了扎西才让，不过这次他是以诗人的身份出席作为被研讨的对象。此后，我又去了尕海湖、玛曲草原和扎尕那。时隔十年，甘南自然发生了诸多变化，但时间在这块空间中似乎变得缓慢，因而改变也从容而舒缓。我想这种时间感不仅仅是一个外来人的观察，可能也内化到扎西才让的写作之中，所以他的小说才会流淌着一种久违的古老诗意。
扎西才让早期的小说颇多模仿流行的先锋小说之处，文本中不乏现代主义意味的疏离情感、冷漠态度、叙事圈套和结构技巧，然而晚近这些年他回归到了本土的叙事传统，即淡化描写和叙述，而着意讲述和抒情，让人与事自己呈现出冰冷或火热的温度。桑多镇是高原之中、草原之上、苍穹之下的一处平凡之地，这里发生的故事，经历的变迁，流露的情感和精神形态必然是地方性的，因为它们天然携带了由地理、文化、信仰所濡染的内质。但这种地方性不是孤立或排他的，它不拒绝变化也不刻意去变革，而是将外来的冲击与内部的蘖变都纳入到自发性的流动之中，因而很容易达到一种让他人可以理解与接受的效果。扎西才让的小说，如同这片高原上的野草边花，自足自在，纷纷开落，看上去是孤独的，却并不寂寞，因为它们自身就构成了一个圆融的世界，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生命的郁郁勃动与天机的默默运行。
2019年5月29日
来自桑多镇的汉族男人
一
一天，杨庄来了一个汉族男人。
男人是杨雪莲带来的。
这个人高高大大的，看起来很有力气。
我们眼看着他进了杨雪莲的家门，却没有任何阻拦他的想法。
因为大家都知道杨雪莲是个寡妇，她有权利找男人，也有权利找藏族男人或者汉族男人，其他民族的男人也成。
只要杨雪莲愿意，我们作为她的邻居，即使有一百个不愿意，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我们之所以判断这男人是汉族男人，是有原因的:
1.他说汉话。他取下头上的浅绿色军帽，扬了扬，说:“黑小子们，你们好！”尽管他说的不是普通话，但我们还是听清楚他是在向我们这群孩子打招呼。
2.他穿着汉服。杨庄人把那些中山装、夹克衫甚至西装，都叫汉服。虽然我们也穿这一类的衣服，但这些衣服穿在我们身上，总显得皱巴巴的，脏兮兮的，似乎这些衣服不是工厂里做的，更不是从气派的市场上买来的，而是我们从幽暗潮湿的仓库一角捡出来的，或者从垃圾堆里找出来的。
那天，汉族男人就穿着一件簇新的墨绿色的夹克衫，一条黑色的涤纶裤。
下午的阳光照在他的衣裤上，照出了几处明亮的闪动的光斑，耀花了我们的眼睛。
能穿新衣服，还能把新衣服穿出耀眼的光斑的人，肯定是汉族男人。
杨庄的小孩子，都是这样认为的。
所以当那男人跟我们打招呼时，我们没有吱声。
当他跟在杨雪莲的大屁股后面，慢条斯理地走进那野兽的嘴巴一样洞开着的大门时，我们都没有吱声。
等杨雪莲把野兽的嘴巴一样的门关上后，聪明小子杨小林才像突然记起什么一样吃惊地说:
“这个汉族人戴着绿帽子！”
杨庄的小孩，不知道汉人常说的绿帽子的深层含义，以为绿色的帽子就是绿帽子。
我认出那是军帽，就说:“狗屁！那才不是绿帽子，那是军帽，你没见上头有个红五星吗？”
尖嘴猴腮的杨小虎说:“小龙哥，就是，像我阿爸以前戴过的那种帽子。”
我感慨地说:“那帽子真好看！”
杨小林不服气地说:“再好看也是个绿帽子！”
我和小虎都笑起来，都觉得小林说得有点意思。
二
这样，汉族男人就住进了我们杨庄，成为杨雪莲的男人，吃住在她家里。
小林说:“看着吧，这个汉族男人肯定会在她家长住下去的。”
小虎说:“不可能，阿爸说过，杨雪莲*不是一个留得住男人的女人。”
杨雪莲留不住男人，在杨庄，是人都知道。
大人们常说:“这女人，是腊月的虎，命里注定要克死男人的。”
我们把村庄里结了婚的男人，都叫大人。
只要几个男人在一起干事或聊天，我们就说:“大人们又有事干了……大人们又开始说古今了……”然后呼啦一声围过去，看他们干活，听他们聊天。
这天，我们就围住聊天的大人们，问:“为啥腊月的虎，就会克男人呢？”
大人们就说:“小屁孩们，没听过‘十一月老龙不抬头，腊月里老虎满街游’吗？”
我们都摇摇头，像一起摇动着的拨浪鼓。
大人们鄙视地看看我们:“十一月里的龙，不能呼风唤雨，能力*差；腊月里的虎，在山上，在林里，都找不到食吃。懂了吗？”
我们点点头，又摇摇头:“那她又不是老虎变的！”
大人们生气了:“她是属虎的，腊月里生的，懂了吗？真是一群呆子！”他们站起来，有的拍拍屁股上的土，有的吐出一口浓痰，有的擤去黄浓的鼻涕，骂骂咧咧地走了。
我们似乎明白了，都想起一些事来。
我们四五岁的时候，听说杨雪莲死了男人，死于一种奇奇怪怪的病。
大人们说:“精精壮壮的小伙子，才结婚两年，就死了，看来这女人真的会克男人！”
我们八九岁的时候，听说杨雪莲又死了男人，这次是掉进洮河淹
死的。
大人们说:“百年柏树一样的男人，说倒就倒了，看来这女人真的会克男人！”
去年，我们十二三岁，亲眼见到杨雪莲的第三个男人死了，这次是和别人打架，被别人一刀戳死的。
我们模仿着大人们的口气说:“高高大大的熊一样强壮的男人，说死就死了，看来这女人真的会克男人！”
模仿完，都大笑起来。大人们听见了，高声臭骂，骂得我们都装那可怜样，做出想走又不想走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