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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望舒（1905—1950)，原名戴梦鸥。笔名艾昂甫、江思等。浙江杭州人。是中国现代*名的诗人，翻译家，因《雨巷》一诗成名，因此被称为“雨巷诗人”。1936年10月，戴望舒与卞之琳、梁宗岱、冯至等人创办了《新诗》月刊，这是中国近代诗坛上*重要的文学期刊之一，是”新月派”诗人重要的舞台。戴望舒精通法语、西班牙语和俄语等多种语言，一直从事欧洲文学的翻译工作，他是**将西班牙诗人洛尔卡的作品翻成中文的人。作品主要有诗集《我的记忆》、《望舒草》、《望舒诗稿》、《灾难的岁月》等。
戴望舒1928年发表在19卷8号《小说月报》上的诗歌《雨巷》，为他赢得了“雨巷诗人”的美誉。其早期作品多表现在时代重压下低沉感伤的回忆，笼罩着清淡的忧郁和幻灭。“他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叶圣陶）诗人在艺术上追求音节的优美和音律的美，追求意象的朦胧美，进而探索散文化的自由诗体创作；后期作品倾向现实主义，自然明朗，基调明快。戴望舒*凡尼、郁苇编的《戴望舒作品集》精选*能代表戴望舒艺术水平的散文、诗歌及小说70余篇。
无匹的散文家阿索林，曾经在一篇短文中，将法国的书店和西班牙的书店，作了一个比较。他说:“在法兰西，差不多一切书店都可以自由地进去，行人可以披览书籍而并不引起书贾的不安；书贾很明白，书籍的爱好者不必常常要购买，而他之走进书店去，也并不目的是为了买书；可是，在翻阅之下，偶然有一部书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就买了它去。．在西班牙呢，那些书店都是像神圣的圣体笼子那样严封密闭着的，而一个陌生人走进书店里去，摩挲书籍，翻阅一会儿，然后又从来路而去这等的事，那简直是荒诞不经，闻所未闻的。”阿索林对于他本国书店的批评，未免过分严格一点。法国的书店也尽有严封密闭的，而西班牙的书店，可以进出无人过问，翻看随你的，却也不在少数。
如果阿索林先生愿意，我是很可以列举出巴黎和玛德里的书店的字号来作证的。
公正地说，法国书贾对于顾客的心理研究得更深切一点。他们知道，常常来翻翻看看的人，临了总会买一两本回去的；如果这次不买，那么也许是因为他对于那本书的作者还陌生，也许他觉得版本不够好，也许他身边没有带够钱，也许是他根本只是到书店来消磨一刻空闲的时间。而对于这些人，最好的办法是不理不睬，由他去翻看一个饱．如果殷勤招待，问长问短，那就反而招致他们的麻烦，因而以后就不敢常常来了。
的确，我们走进一家书店去，并不像那些学期开始时抄好书单的学生一样，先有了成见要买什么书的。我们看看某个或某个作家是不是有新书出版；我们看看那已在报上刊出广告来的某一本书，内容是否和书评符合；我们把某一部书的版本，和我们已有的同一部书的版本作一比较；或仅仅是我们约了一位朋友在三点钟会面，而现在只是两点半。走进一家书店去，在我们就像别的人们踏进一家咖啡店一样，其目的并不在喝一杯苦水也。因此我们最怕主人的殷勤。第一，他分散了你的注意力，使你不得不想出话去应付他；其次，他会使你警悟到一种歉意，觉得这样非买一部书不可。这样，你全部的闲情逸致就给他们一扫而尽了．你感到受人注意着，监视着，感到担着一重义务，负着一笔必须偿付的债了。
西班牙的书店之所以受阿索林的责备，其原因是不明顾客的心理。他们大都是过分殷勤讨好。他们的态度是绝对没有恶意的，然而对于顾客所发生的效果，却适得其反。记得1934年在玛德里的时候，一天闲着没事，到最大的爱斯巴沙加尔贝书店去浏览，一进门就受到殷勤的店员招待，陪着走来走去，问长问短，介绍这部，推荐那部，不但不给一点空闲，连自由也没有了。自然不好意思不买，结果选购了一本廉价的奥尔德加。伊加赛德的小书，满身不舒服地辞了出来。自此以后，就不敢再踏进门槛去了。
在文艺复兴书店也遇到类似的情形，可是那次却是硬着头皮一本也不买走出来的。而在玛德里我买书最多的地方，却反而是对于主顾并不殷勤招待的圣倍拿陀大街的迦尔西亚书店，王子街的倍尔特朗书店，特别是“书市”。
“书市”是在农工商部对面的小路沿墙一带。从太阳门出发，经过加雷达思街，沿着阿多恰街走过去，走到南火车站附近，在左面，我们碰到了那农工商部，而在这黑黝黝的建筑的对面小路El，我们就看到了几个黑墨写着的字:LAFERIADELOSLIBROS，那意思就是书市。在往时，据说这传统书市是在农工商部对面的那一条宽阔的林阴道上的，而我在玛德里的时候，它却的确移到小路上去了。
这传统的书市是在每年的九月下旬开始，十月底结束的。在这些秋高气爽的日子，到书市中去漫走一下，寻寻，翻翻，看看那些古旧的书，褪了色的版画，各色各样的印刷品，大概也可以算是人生的一乐吧。书市的规模并不大，一列木板盖搭的，肮脏，杂乱的小屋，一共有十来间。其中也有一两家兼卖古董的，但到底卖书的还是占着极大的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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