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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凹，本名史长义，著名散文家、小说家、评论家。1963年4月17日生，北京房山佛子庄人。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文联理事、北京作家协会理事、北京评论家协会理事、北京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主任、房山区文联主席。
创作以小说、散文、文学评论为主，已出版著作三十余部。著有长篇小说《慢慢呻吟》《大猫》《玉碎》《玄武》等八部。著有散文集《以经典的名义》《风声在耳》《无言的爱情》《夜之细声》《故乡永在》等三十部，出版和发表作品七百余万字，被评论界誉为继浩然、刘绍棠、刘恒之后，北京农村题材创作的代表性作家。
近六十篇作品被收入各种文学年鉴、选本和大中学教材，作品获省级以上文学奖三十余项，其中，长篇小说《玄武》获北京市建国六十周年文艺评选长篇小说头奖和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奖；散文获冰心散文奖、第二届汪曾祺文学奖金奖、老舍散文奖、全国青年文学奖和十月文学奖。2010年被评为北京市“德艺双馨”文艺家，2013年被授予全国文联先进工作者称号。本书系凸凹文集中的一本，书话卷，精妙散文，缘书而谈。
与书微语，即“新书话”，不像传统读书随笔一味“匍匐”于书上，又不像传统书话飘逸到只关心读书的“趣味”，成为“散文之余”的一种边缘文体；它干脆就是“散文中人”，不仅具有一般散文的话语特性，更因了书香的浸润，具有了宏阔深厚的文化品格和思想含量，具有了一般散文样式不可企及的表达功能。
它紧紧结合了社会与人生的种种话题，以书为依托，为世道人生送去思想的关怀、情感的关怀。所以，它已不是“文字清玩”，而是纷繁的文化气象。它的入世点，是不满足于书中所得，不沉浸于书中义气，而是“借别人的酒瓶装自己的酒”，即借助从书中或因书而得到的生命感悟和激情，去述怀，去“言道”。
一本书在茫茫书海里被选中，被阅读，并且读后意犹未尽，必须诉诸文字而稍安，一定是因为书里的内容拨动了阅读者感受的心弦，引发了他的共鸣。
如果你静不下心读书，如果你不知道读点什么好，那么就看看名家的书话吧，看看他们都读什么、怎么读，如何在阅读的互动中深入文学的世界，读出不同的人生况味。
本书分为书话、书趣、书评、序跋四部分讲述与书相关的种种，散文趣话、阅读写作、文学跋涉、经典解读，不一而足。与书微语，读自狂欢。
自序:文体的宽容
书评之所以不够发达和繁荣，过分看重“正论”，也就是系统的庄肃之作，而轻视关于书的零散、零星而灵活的尺牍与片羽，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大论，属于专业，属于修养；小语，属于心灵，属于悟性。“板凳坐得十年冷”的人毕竟是少数，与书率性亲和的人，却是芸芸众生。但不论是专家学者，还是“引车卖浆者流”，只要阅读，均有感触；这种感触，只要能说出来，写出来，就应该是书评。所以，书评的事业，不应该抛弃“众人”，不应该只立身于“评述”，更应该着眼于“表达”。自禁和幽闭是没有出路的。
所以，书评虽然属于文学评论，但它不是一般的文学评论，它应该是一种极开放的文体:可以是对一本书系统的研究与评剔，包括主题、结构和语言等诸方面；也可以是对书的印象、感念和一得之见；还可以是对书的一个点、一个侧面阐述自己的观点—只要是围绕书的，不管是书内，还是书外的文字，均属于书评。因此，书论（文学性较强的文论）、读书札记、眉批、点评、序跋和书话等，都应该属于书评之列。一句话:在书评界，各种文体应包容共存；衡量书评文体优劣的一个基本标准，就在于它是否有利于表达，也就是看它是否具有开放的品格。
从这个意义上说，书评界应该注重对读书随笔的研究和写作。这里所说的读书随笔，又称“新书话”，它区别于传统的读书随笔和传统书话—它不像传统读书随笔一味“匍匐”于书上，又不像传统书话飘逸到只关心读书的“趣味”，成为“散文之余”的一种边缘文体；它干脆就是“散文中人”，不仅具有一般散文的话语特性，更因了书香的浸润，具有了宏阔深厚的文化品格和思想含量，具有了一般散文样式不可企及的表达功能。这种“新书话”的写作主体，主要是被刘心武等老中年作家称之为“新文人”的青年学人和青年作家。
关于这种新型的读书随笔的文体特征，彭程在《绿阶读书文丛总序》（“绿阶读书文丛”，计读书随笔五种，大象出版社，1998年10月第一版）中有一段具体的、而且被“新文人”整体接受了的阐述——
作为一种文体，读书随笔（新书话）也有自身独特的魅力和优势。相对一般的随笔文字，它更多是围绕一本书或一类书展开话题，较之某些泛泛的抒情和议论，因为有所依傍而减少了空疏，显得更切实可触。同时，一本书在茫茫书海里被选中，被阅读，并且读后意犹未尽，必须诉诸文字而稍安，一定是因为书里的内容拨动了阅读者感受的心弦，引发了他的共鸣。那么，这样的文字，就不会是仅仅局限于复述、阐述原书，而是处处结合了作者自己的所感所思，浸润了他的心性魂魄，读后分明感到作者的脉搏。乍看谈论的是别人的书，其实表达的完全是自家心意。再者，和一般的书评不同，它并不担负对书籍做系统评论的任务，而完全从作者的心性出发，这就使得在写法上大可随意，既可天马行空洋洋洒洒，亦可择其一点不及其余，舒卷自如，有流水行云之妙。另外，它的清醒的文体意识，对语言的强调，也使其避免了“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的弊病。总之，散文的诸要素，情感、智性、文笔、趣味，在这一文体中都能得到良好的发育，其中的优秀之作，跻身最杰出的散文之列亦毫不逊色。
从这一概括中，可以看出，“新文人”的读书随笔，没有传统书话的“模式化”限制（即晦庵所说，“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它是一个自由表达的空间。别人的书，是写作者心灵的触媒，一旦被触动，就作纵情的表达:可缘书而谈，可弃书而论—一切缘于表达的需要。
所以，它不仅是一种开放的文体，也是一种入世的文体；它不是自我封闭于书意之中，而是面向于世相，即面向于社会人生。它是紧紧结合了社会与人生的种种话题，以书为依托，为世道人生送去思想的关怀、情感的关怀。所以，它已不是“文字清玩”，而是纷繁的文化气象。总之，它的入世点，是不满足于书中所得，不沉浸于书中义气，而是“借别人的酒瓶装自己的酒”，即借助从书中或因书而得到的生命感悟和激情，去述怀，去“言道”。它世俗的着眼点还在于凡常人生对精神的敬畏、对书籍的敬畏，因而凭借“子曰”效应，完成对灵魂的“浸润”与提升。
因此，新读书随笔对书评写作的文体意义是全面的，也是深刻的，不能再等闲视之，应该大力提倡！
2001年3月26日一稿
2016年5月8日修订当代人的两本书
《走窑汉》（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9月版）是刘庆邦的短篇小说集，收小说十六篇。
这部书是在地摊上买到的，书的成色已旧。看来摩挲过的人不少，但都没有下决心买下它。它是一部严肃文学著作，即便涉到诸如性、偷情等足可撩人的方面，亦用很含蓄的笔法加以处理。不是真正的读书人不会真正被它打动而动了买它的念头，这是很自然的事。
以为很旧的书会打折来卖，摊主却坚持原价出手。感于书的命运，便没有同他讨价，凄涩地笑一笑，将书买下了。
便立于书摊的边上，就着浓酽的夏阳展读。作者的序很抓人眼目，以至于一经展读便不忍释卷，久久地站着读，惹摊主惊叹不止。
那个序实写作者幼年的经历，并不涉及书中任何一篇小说，却让人明晰了他的世界观及解析人生的角度。
他的家人是很坚韧和自尊的一群。比如他的小弟弟，因为腿有些残疾，几位兄弟（包括作者本人）便隐约地觉得他以后会拖累人，便不喜欢他，不愿带他玩。母亲以商量的口气对他说:“你死了吧！”他不吭声，眼里涌满泪水。不久，弟弟便平静地死去了，他不愿真的拖累别人。
作者生活在自尊的家庭土壤之上，他的小说人物，便个个都是自尊的象征。于是，他的人物，一旦人格受到辱损，便决绝地进行两种选择:要么，自毁；要么，就是复仇。其生存，没有中间状态。这是读完他的小说之后总的印象。
因此，他的小说篇篇都令人惊心动魄。
比如《曲胡》一篇，写一个瞎子对被其兄遗弃在家的嫂子的爱。这种爱，爱得刻骨，爱得幽深，其人物却不着一字之表达，只借曲胡的旋律，彼此痛彻地感受着，并作生命的共鸣。瞎子的曲子是奏给嫂子的安慰，但是奏到后来竟奏出了生命的冲动和爱的冲动。这种冲动被嫂子准确地感受到了，以至于一到了那个特有的曲调出现，嫂子便情不自禁地投到小叔子的怀抱。
这是让人心跳的曲调，正如作者所说，是“做了记号”的曲调。于是，作者感慨道:“一片树叶，一朵花，一种音响，或一个符号，若赋予一种叫人心跳的内容，久而久之，这些东西就是心跳的同义语了。”但这种“做了记号”的曲调被善良的侄媳妇无意间窥破了，虽然侄媳妇未做一丝张扬，瞎子却感到了自身存在的不完美、不适宜，引颈自裁了。这种自裁，使他的爱情达到最高境界的完美!
说到复仇，作者笔下人物的复仇方式，也不是一般情形的复仇，而是复仇的极致:精神复仇。
其代表作为《走窑汉》。
自己的老婆被人“办”了，却不露声色，拉着老婆在仇人面前亲亲热热地叫仇人“大哥”。在井下，与仇人在一个掌子面挖煤，井坍了，把仇人埋在煤里；却不借机报却私仇，而是奋力将仇人救上来。当仇人报恩之时，又拒不承认有相救之举。仇人便陷入一种巨大的精神折磨中。这种折磨是一种不堪承受的压力，唯一解脱的途径便是——自裁。
这是不流血的杀人!
这种精神复仇的故事，充斥于小说集的三分之二的篇目。
但作者并不是单纯地写自裁与精神复仇，常常是两者交糅在一起，写尽了人格锻造的血泪历程。
这样的小说，丰富而精确地写了人性的两面:一为善，一为恶，以及二者的胶合与转换。其人物，无论善，无论恶，都让人生几分敬意。因为都有其独立的人格，使自裁与精神复仇成为可能。
这不禁让我做出如下判断:作为人类，其人格的构成基础在民间；那里有未被扭曲和异化的人格，即便有几分野蛮与粗陋，却是鲜明与生动的样相。
《浮世逸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7月版）是青年散文家伍立杨的一本文化散文集。
伍立杨与我是同龄人，但读他的文化散文我却颇要费些力气，他占有的资料多，使用的词汇量大，要将文章读得通畅，须借用字词方面的工具书。
他的散文风格介于钱钟书与董桥之间。钱氏散文，其观点与识见潜于他材料的有机结构中，很少有作者的直白评述。董桥散文，也有材料的运用，但更多的是营造自己的韵采与天地，情怀与识见都看得见匠心的影子。
伍立杨艳羡钱钟书的腹笥充盈，便于追慕之中，在笔端作刻意的展现，便亦有丰赡的学识与辞质流露出来。但他毕竟是一个青年人，内在的质材与热血，使他不能对人情世态作“壁上观”，他要说话，且要说性情中话，字里行间也就有了属于自己的歌赞与感慨。这番情愫是自然的流露，绝非董桥的那种营造，便没有董桥的圆通与雅逸；虽然也雅，但雅得单纯。单纯之谓，不是说没有厚度，而是指没有虚矫与掩饰，能读出纸背之后作者的喜乐与哀哭。
读伍立杨，能感觉出他是一个内心极为敏感的人；或可以说，敏感到有几分神经质。因此，他内心有太深的寂寞，对人情世态极细极微处，都有太强烈的感触与反响。苏轼“一叶铿然”的词句正触动了他的心弦，于是便感叹:
在宁谧的阒无一人的秋夜，一片叶子落地的声音也是那样的清亮，由不计其数的众多瞬间交织的时空，是多么适宜思绪和想象自由驰骋!
“寂寞的孩子常有美丽的想象。”这是评论家刘西渭说的。伍立杨的文化散文正是其寂寞之心，对这个世界的“美丽的想象”。他的想象不是靠细节与故事，而是从书本中找到合用的材料，构造一个个理念的小巢，自己沉浸其中，享受一种玩味，一种与世隔膜的美好。
因此，他与人情世态之间，取的不是一种直接接触，而是夫子式的自揣与沉吟，即意淫。
美色可以治病么？可以，在文字里。
诗酒能够醉人么？能够，在文字里。
我是伍立杨的朋友，对他有不少的了解。他虽然有辞采灿烂的文字、香气氤氲的万卷藏书，却没有一间让他安身做学问写文章的书房。生存条件的蹇仄，挤压了他心灵的自由。他之内心，有化不开的忧郁。
因此，勃郁的忧伤与哀愁，是他文章的气韵与情调。
举几个他文章的题目，便可收管窥之效:《衰象依稀记牢愁》《人生能得几春秋》《百年身世浮沤里》《生死一大梦》《心灵的雾障》《美景·朦胧·忧郁》……
可以说，伍立杨虽然是一个青年人，却写出了老到的忧愁，以至于有一把子年纪的刘心武称其文字具有“健全的美”。这虽然是一家之言，却说得很有道理—不知忧愁滋味的人，很难品味健全之美。
忧伤与哀愁，不是什么坏东西。真正的文人，正是在这种情绪的浸染中，健全地诞生出来；真正的强者，亦正是在这般情绪的百般摩挲中，渐渐健朗起来。
眼下，虚假与浅薄的快乐，真的太多。
1996年8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