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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玉笙，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郑州小小说学会副会长，商丘市作家协会副主席。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在《北京文学》《天津文学》《小说界》《作品》《四川文学》《文汇报》《文学报》《羊城晚报》《杂文报》等报刊发表小说、诗歌、散文，杂文等作品1000余篇，约230万字。作
从微型小说创作的精致层面来讲，邓洪卫无疑是最经得起挑剔的作家之一。她始终保持高度的艺术自觉，在短小的篇幅内，把文学作品的价值内涵和智慧含量从容地凸显出来，尤其在结构上能做到举重若轻，几达娴熟圆融的境地。他不断地尝试着新的形式和笔法，努力地探索如何使自己的微型小说作品更丰富、更充实、更多姿多彩、更好看也更耐读，从而给自己也给微型小说园地带来了新鲜的活力。他笔下的人物往往具有独特的“这一个”特征，又能以人性的发现显示出一定的典型意义和警世作用。他让人物的性格、情感、命运与现实生存状态扭织起来，挣扎沉浮，使读者在强烈的命运感的波动中，产生爱与恨的共鸣。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局外人，而是把自己融入小说人物的情感世界当中，给予他们*限度的尊重。这部微型小说集为读者打开了一扇触摸灵魂、直指人性、观照底层社会生存状态的窗口。
《**中学生人气的微型小说名作选》系列丛书是一套紧跟时代步伐的书籍，是信息时代里具有创新色彩的文学成果。她们隐涵着“读名篇、学写作、懂人生”的三重功能。本书为该丛书之《高等教育》。本书精选了大量的著名作家、新锐作家的微型小说精品，这些作家在创作上是相当成熟的，其作品可谓篇篇玉珠。她们以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通过那些隽永的文字，轻轻拨动着中学生朋友的心弦，使大家从中获得感悟、慰籍、净化、认同的阅读乐趣。与书本里一个个高尚的灵魂促膝而谈，让心灵接受一次次洗涤。
高等教育强高考落榜后就随本家哥去沿海的一个港口城市打工。那城市很美，强的眼睛就不够用了。本家哥说:“不赖吧？”强说:“不赖。”本家哥说:“不赖是不赖，可总归不是自个儿的家，人家瞧不起咱。”强说:“自个儿瞧得起自个儿就行。”强和本家哥在码头的一个仓库给人家缝补篷布。强很能干，做的活儿精细，看到丢弃的线头碎布也拾起来，留作备用。那夜暴风雨骤起，强从床上爬起来，冲到雨帘中。本家哥劝不住他，骂他是个憨蛋。在露天仓垛里，强察看了一垛又一垛，加固被掀动的篷布。待老板驾车过来，他已成了个水人儿。老板见所储物资丝毫不损，当场要给他加薪，他就说:“不啦，我只是看看我修补的篷布牢不牢。”老板见他如此诚实，就想把另一个公司交给他，让他当经理。强说:“我不行，让文化高的人干吧。”老板说:“我看你行——比文化高的是人身上的那种东西。”强就当了经理。公司刚开张，需要招聘几个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年轻人当业务员，就在报纸上做了广告。本家哥闻讯跑来，说:“给我弄个美差干干。”强说:“你不行。”本家哥说:“看大门也不行吗？”强说:“不行，你不会把这里当自个儿的家。”本家哥脸涨得紫红，骂道:“你真没良心。”强说:“把自个儿的事干好才算有良心。”公司进了几个有文凭的年轻人，业务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过了些日子，那几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知道了他的底细，心里就起毛了，说:“就凭我们的学历，怎能窝在他手下？”强知道了并不恼，说:“我们既然在一块儿共事，就把事办好吧。我这个经理的帽儿谁都可以戴，可有价值的并不在这顶帽子上……”那几个大学生面面相觑，就不吭声了。一外商听说这个公司很有发展前途，想洽谈一个合作项目。强的助手说:“这可是条大鱼哪，咱得好好接待。”强说:“对头。”外商来了，是位外籍华人，还带着翻译、秘书一行。强用英语问:“先生，会汉语吗？”那外商一愣，说:“会的。”强就说:“我们用母语谈好吗？”外商就道一声OK。谈完了，强说:“我们共进晚餐怎么样？”外商迟疑地点了点头。晚餐很简单，但有特色。所有的盘子都尽了，只剩下两个小笼包子。强对服务小姐说:“请把这两个包子装进食品袋里，我带走。”虽说这话很自然，他的助手却紧张起来，不住地看那外商。那外商站起，抓住强的手紧紧握着，说:“OK，明天我们就签合同！”事成之后，老板设宴款待外商，强和他的助手都去了。席间，外商轻声问强:“你受过什么教育，为什么能做这么好？”强说:“我家很穷，父母不识字。可他们对我的教育是从一粒米、一根线开始的。后来我父亲去世，母亲辛辛苦苦地供我上学，她说俺不指望你高人一等，你能做好你自个儿的事就中……”在一旁的老板眼里渗出亮亮的液体。他端起一杯酒，说:“我提议敬她老人家一杯——你受过人生最好的教育——把母亲接来吧！”文具盒厉劲的北风篦子似的梳刮着裸露的皮肤，英的手背上就有了一道道血口子……娘说:“女孩子家能识几个字就行了，遭那个罪干啥？”英听了，眼泪就扑塌扑塌掉下来。常沾泪的那地方便有了印痕，似两片干柳叶。过年了，乡里分给村里一些市里人捐的衣、物，村里再分到户。听到吆喝声，娘带着英去领。村长的家就是村里办公的地方，只比英的家多一张床和两把一坐就吱吱作响的白茬椅子。捐物只剩下一双皮鞋、一件半旧的红毛衣和一个塑料文具盒。村长脸上透出难色，说:“大妹子，拣一样吧，还有两家哩……”娘就毫不犹豫地抓起那件红毛衣，抖了几抖就往英身上套。英直往后趔趄，眼光却扎在那个文具盒上。娘说:“那物件不挡寒，要它干啥……”村长讪讪地笑了，说:“这闺女有出息……”娘叹了口气，将毛衣在手里窝来窝去，说:“你真憨……”英的眼泪又下来了。娘说:“甭哭，依着你还不行吗？”得到这个文具盒，英把它当作宝贝，用布包好，放在枕边，从不往书包里装。没人的时候，她就打开它——就像打开了一个天地:文具盒里有花花绿绿的贴画、课程表，还有一杆漂亮的自动铅笔……拿起自动铅笔，她就觉得自己也会在市里某个明亮、温暖的教室里……几年以后，英考上了中专，去市里上学。临上路时，她没忘了将文具盒随身带上。开学头一天，英拿出文具盒摆在桌上——唯一能和同学一样的，就是这一件了。同桌的叫丽，家就在市里。看到那个文具盒，丽不屑地一笑。待英掀开它，丽的眼睛就睁大了——那个课程表是她设计的……丽说:“你真爱惜……”英笑了，说:“有了这个文具盒，我就不爱哭了。你小时好哭不？”丽不答，脸却红了。她没敢说这个文具盒是为了让妈再买一个更好的而捐出的。当时妈说这还能用，她就闹，还哭鼻子……英和丽成了好朋友。临近寒假的一个周末，丽邀英去家里玩。英不去，说:“我娘说了，不让我到别人家去。”丽说:“主要是我妈妈想见见你。”英就去了。从丽的家回来，英给父母写了一封信。信里说:“娘，我想要一件红毛衣……”重心孙老师五十上下，瘦矮，微驼，走路好背手。那捏惯了粉笔的右手是很不安分的，背在身后，手指头也支叉着，在腰间比比划划，好似在给后面的行人打拍子。比划到得意处，前伸的脑袋也跟着有力地一晃，便可想见一个很好的字形。这时候，旁边的路人总要站定，瞅他个仔细。他教初中语文，极重视字形的好坏。在黑板上写字，一笔一画的，颇见功底。写着，嘴里还念叨着:“这一横不要太僵，稍有变化……看见没？写这个‘口’一定要收……”字写得不好，他必定擦掉重写。他很少用板擦。夏天他左手握着块湿布，随时擦抹。冬天穿棉袄，就方便多了，哪地方写得不满意，袖子便“噌”地捂上去，瞬间就完成了使命一他不想让学生看见那不好的部分。写好后，他先看一遍，间或用手指头抹去一点什么。转过身来，两手轻轻一拍，袖子上挤成蛋儿的粉笔末就往下落……他写字的时候，学生们便“自由”了，小动作很多的。待他转过身来，便都“定格”。他瞄见了，也不训。他从不训学生，顶多只说这么一句:“你们呀，你们呀……”学生们就笑。有的扮个鬼脸，都不怕他的。连家长也说他是好脾气。说跟着孙老师，孩子不亏。都挤着上他那个班。孙老师教语文，将书法也带起来了。早晚的，他就讲一堂书法。讲字的间架结构、书写要领。他讲，学生们就在纸上写。“你们以后比我写得好只要你们用心去写……”那一次他说着，就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心”字，写得极妙，连他自己也惊奇，就细细地看。不过瘾，后退一步又看，再退一步，竟忘了讲台就那么小，一脚踏空，身子一挫，重重地斜摔在地上。前面的学生面面相觑，竞没有人去扶。孙老师两手撑地，很艰难地坐立起来，脸上的肌肉被痛苦拱得一颤一颤的。课堂上很静，几十双表情不同的眼睛就看着他一仄一歪地上了讲台。“都怨我，”他说，“都怨我……”这一堂课没上完，孙老师就跛着脚出去了。他一出门，学生们就愣了，愣了好一会儿。第二天，孙老师又来了。他一跨进教室，并没谁喊“起立”，学生们都站了起来，站得笔直——从来没有这样过。孙老师说:“你们昨晚上都去看我了。你们呀，你们呀……”这一说，那些头都低矮了下去。他就往黑板上看。那上面没擦净，还留有一个字，就是那个“心”。不过，已被描过多遍……他一跛一跳地上了讲台，用袖子去擦那个字。一下、两下……怎么也擦不净。待他转过脸，学生们还站着……从此，他不再写那个字。蛮音王老师不是本地人。他来到这个小镇时只有十九岁，说一口很纯正的普通话。镇里人都叫他“王蛮子”。他是“戴着帽儿”下来的。据说是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下放到这里是来“改造”的——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这类事司空见惯。镇里人并不觉得有什么，只是听不惯他的口音，就觉得别扭。背地里说起他，就道:“那个王蛮子……”王老师也觉得别扭。为了能“打成一片”，他就努力地学当地土话。谁说了一句很鲜的土话，他就在小笔记本上记下，还注上拼音。镇里有个鞋匠，当地的俏皮话说得很绝。王老师是在一次补鞋时认识他的。一来二往，俩人就成了“莫逆之交”。有事没事，王老师就往鞋匠那儿跑。跑得勤了，就认得了鞋匠的女儿大萃。大萃好听他说普通话，他一来，大萃就不远不近地站着，或搬只小板凳往近旁一坐。听他说话，就捂着嘴叽叽地笑……后来，王老师被摘了帽儿，到镇小学教书。镇小学离鞋匠的住处不远，大萃就常给他送饭。王老师那时的本地土话已经说得很地道，学生们都听得懂。不经意冒出一句普通话，调皮的学生就会在底下捏着鼻子阴声怪调地学他:“为什么呢，为什么呢？”这一学，课堂里就涨满了笑声。大萃不知怎的知晓了这件事。待放了学，在院子里揪住那调皮学生乱凿。那学生喊着求饶，用书包遮住头飞一般跑了。“不要打他，不要打他。”王老师劝大萃。“俺偏不，俺偏不！”大萃道，“你不能打，俺能打！”这以后，没有学生再敢和王老师唱“双簧”。王老师也很注意的，课堂上从不漏半点“蛮音”。不几个月，大萃成了王老师的新娘。学校没有地方住，王老师就搬到鞋匠那儿。有了妻子有了家，王老师过得还是蛮舒坦的。没事的时候，他和鞋匠海天云地闲扯。一盘花生米、两根腌黄瓜，翁婿俩能下去八两老白干。王老师三十出头才有孩子，是个千金。王老师就叫她“小萃”。小萃刚咿呀学语，大萃就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教她:“爸爸——妈妈——啊——啊——”老鞋匠在一旁听了直撇嘴。见老头儿这般，大萃就对王老师说:“你来教，你的话好听……”王老师笑了:“你比俺还强哩……”一晃眼，小萃就长大了。先在镇里上完了初中，又到县里念完了高中，接着又考上了师范学院。小萃一走，王老师心里就空落落的，每晚由大萃陪着喝两杯——老鞋匠已不能喝酒，他瘫在床上几年了。寒假时，小萃回来了，一张嘴竟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王老师很不安，说:“你说咱这地方的话不中吗？”小萃到外爷屋里，对老人说:“外爷，您老好啊！”老鞋匠将眼皮撑开，瞧瞧外孙女，问王老师:“这是谁呀，说话恁蛮！”王老师和小萃就笑。吃晚饭时，酒又摆上。小萃从牛津包里掏出两盒高级点心。“爸，这是我的老师、您的学生捎给您的礼物。”王老师一愣:“谁？”小萃就把目光移到大萃脸上:“妈，就是你凿过的那个……现在已是讲师。”“是二秧子呀！出息啦，出息啦！”“他还记得您。他说，就是冲您那一顿拳头，也得学好……”王老师愣愣地听着，双手来回摆弄那两盒点心。等大萃娘儿俩把话头刹住，他就端起酒杯猛喝……这一夜王老师第一次喝醉了，不住嘴地说了半宿普通话。鞋样蔡老师四十多岁才结婚。在镇中学，他算个“顶梁柱”，教数学是一流的。他课教得好，就是不讲究衣饰，穿得邋邋遢遢的，走起路来似风筝，仄仄歪歪的。好在这里的人并不在意这些，只要老师有本事把学生教好就行。看他四十出头仍未成家，都为他操心。其实他在大学时的一个女同学对他很钟情，只是后来他景况日下，“落难”到此，情网便焚。对过去的事他闭口不谈。掐指一算，给他介绍的足有一打，均不成。这多半怨他自己。他呆得很，总说:“我不想再染灰一个……”后来，给他说了一个寡妇，竟应下了。他认得那寡妇。寡妇原先是镇里卖菜的张二之妻。张二经常给学校伙房送菜。张二病倒后，就由妻替。那女人来送菜时，身后总跟着两个牛犊般的壮仔……成婚那日很平常。寡妇带着两个孩子，到屋里恭恭敬敬喊了一声“蔡老师”就算完礼了。让孩子喊“爸爸”，孩子就往母亲身后退，只露四只眼往“爸爸”身上瞧。蔡老师笑笑，说:“住下吧，住下吧。”俨然收容所的头儿。娘仨往屋里一挤就满了。蔡老师无容身之处，只得到外面住。夏天还好，一领凉席随便往哪儿一铺，拉拉呱，一宿就过去了。冬天难熬些，常和看门人抱脚而睡。女人很敬他的，口口声声称他“蔡老师”。她会过日子，从不乱花一分钱，到月底还能攒几个。尽管大字不识，针线活倒好，孩子、大人的衣裳都做得来，自己裁剪，自己缝制。蔡老师身上就鲜亮了一点。只是衣裤的样式老一些，裤裆大，裢腿宽，走起路来，腿间似摆着两把摇扇，活像个乡野的算命先生。蔡老师不在乎这些，叫穿什么就穿什么，心里蛮舒坦的。蔡老师对两个孩子很好，辅导他俩做作业、看书。没事时，领着他们到镇外的河边玩。两个孩子就在他手底下慢慢长起来……镇里人见了，羡慕得不得了，说寡妇的命真好。那一年赶上恢复评职称，红头文件规定了很多框框，其中一条就是对学历的要求。谁都知道蔡老师是硬邦邦的大学毕业生，教龄又长，有一个中级指标必是他的。眼光都向他投去。蔡老师并不觉得有什么，每天该干什么干什么，好像与他无多大干系。有一天，评委会的郑重其事地问他有无毕业证。他一愣，说:“有的，有的。”评委会的说:“那就拿来原件，再复印几份附到申报表上——都要这样。”他就回屋找那小玩意儿，竟没有找到。女人在旁看着，光搓手，问:“蔡老师，您找啥？”“找一个小本本……”“啥样儿的小本本？”蔡老师就说什么颜色的、多大……女人怔想了一会儿，忽地搬出来硕大的针线筐，扒拉扒拉，翻出来一个硬本本儿。“是这个不？”蔡老师说:“是的，是的……”“俺瞧里边的瓤儿又厚又硬，叫俺给孩子剪鞋样了，谁知它有用……”“没用，没用，我只是看看，过后再还给你，好吧？”就见女人双膝一软，泪汪汪地跪下了:“你捶俺，你捶俺……”蔡老师慌去拉她，拉不动，顺势也跪下。两个头就碰到一起……过了半年，蔡老师的中级职称批下来了。评委们对他的文凭复印件津津乐道——每份复印件上都清楚地落下一个“鞋样儿”……后来，两个孩子陆续考入大学。其中一个就在蔡老师毕业的那所大学就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