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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1924年2月6日—），香港“大紫荆勋贤”。原名查良镛，江西省婺源县人，出生于浙江海宁，当代著名作家、新闻学家、企业家、社会活动家，《香港基本法》主要起草人之一。金庸是新派武侠小说*杰出的代表作家，被普遍誉为武侠小说作家的“泰山北斗”，更有金迷们尊称其为“金大侠”或“查大侠”。1937年，金庸考入浙江一流的杭州高中，离开家乡海宁。1939年金庸15岁时曾经和同学一起编写了一本指导学生升初中的参考书《给投考初中者》，畅销内地，这是此类书籍在中国*次出版，也是金庸出版的*本书。1941年日军攻到浙江，金庸进入联合高中，那时他17岁，临毕业时因为写讽刺黑板报《阿丽丝漫游记》被开除。另一说是写情书.1944年考入重庆国立政治大学外文系，因对国民党职业学生不满投诉被勒令退学，一度进入中央图书馆工作，后转入苏州东吴大学（今苏州大学）学习国际法。抗战胜利后回杭州进《东南日报》做记者，1948年在数千人参加的考试中脱颖而出，进入《大公报》，做编辑和收听英语国际电讯广播当翻译。不久《大公报》香港版复刊，金庸南下到香港。建国不久，金庸为了实现外交家的理想来到北京，但由于种种原因而失望地回到香港，从而开始了武侠小说的创作。从五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金庸共写武侠小说15部，1972年宣布封笔，开始修订工作。1981年后金庸数次回大陆，先后受到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接见，1985年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86年被任命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政治体制”小组港方负责人，1989年辞去基本法委员职务，卸任《明报》社长职务，1992年到英国牛津大学当访问学者，1994年辞去《明报》企业董事局主席职务。1999-2005年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金庸博学多才。就武侠小说方面，金庸阅历丰富，知识渊博，文思敏捷，眼光独到。他继承古典武侠小说之精华，开创了形式独特、情节曲折、描写细腻且深具人性和豪情侠义的新派武侠小说先河。举凡历史、政治、古代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电影等都有研究，作品中琴棋书画、诗词典章、天文历算、阴阳五行、奇门遁甲、儒道佛学均有涉猎，金庸还是香港著名的政论家、企业家、报人，曾获法国总统“荣誉军团骑士”勋章，英国牛津大学董事会成员及两所学院荣誉院士，多家大学名誉博士。
《金庸作品集(32－36)－鹿鼎记(全五册)(朗声旧版)》讲述了出身于妓院的少年韦小宝，凭一时之勇搭救了落难的江湖好汉茅十八，又阴差阳错地假冒小太监，成为少年康熙驾前红人；他既是天地会总舵主的关门弟子，被寄予反清复明重任；他又艳福齐天，娶得七个如花似玉的夫人；他不肯反清，只因当今皇上是好朋友小玄子；他不肯剿灭天地会，只因不愿坏了江湖义气；他不学无术，却是天下好运的小无赖；他建功无数，却懂得功成身退。《金庸作品集(32－36)－鹿鼎记(全五册)(朗声旧版)》更似一部历史小说的神来之笔。
经典旧版完美再现以正宗的香港明河社旧版为文字底本，参校台湾远流旧版、大陆三联书店版，订正以往版本中的讹误、脱漏，大程度还原旧版经典作品原貌。亿万金迷翘首期待，精致典雅，传世收藏！封面设计以流传广泛、深入人心的姜云行、王司马两位插画大师绘制的金庸作品内文插画为素材。采用精致纸张、精良工艺，尽展典雅书香。
小说是写给人看的。小说的内容是人。小说写一个人、几个人、一群人或成千成万人的性格和感情。他们的性格和感情从横面的环境中反映出来，从纵面的遭遇中反映出来，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关系中反映出来。长篇小说中似乎只有《鲁滨逊飘流记》，才只写一个人，写他与自然之问的关系，但写到后来，终于也出现了一个仆人“星期五”。只写一个人的短篇小说多些，写一个人在与环境的接触中表现他外在的世界，内心的世界，尤其是内心世界。西洋传统的小说理论分别从环境、人物、情节三个方面去分析一篇作品。由于小说作者不同的个性与才能，往往有不同的偏重。基本上，武侠小说与别的小说一样，也是写人，只不过环境是古代的，人物是有武功的，情节偏重于激烈的斗争。任何小说都有它所特别侧重的一面。爱情小说写男女之间与性有关的感情，写实小说描绘一个特定时代的环境，《三国演义》与《水浒》一类小说叙述大群人物的斗争经历，现代小说的重点往往放在人物的心理过程上。小说是艺术的一种，艺术的基本内容是人的感情，主要形式是美，广义的、美学上的美。在小说，那是语言文笔之美、安排结构之美，关键在于怎样将人物的内心世界通过某种形式而表现出来。什么形式都可以，或者是作者主观的剖析，或者是客观的叙述故事，从人物的行动和言语中客观的表达。读者阅读一部小说，是将小说的内容与自己的心理状态结合起来。同样一部小说，有的人感到强烈的震动，有的人却觉得无聊厌倦。读者的个性与感情，与小说中所表现的个性与感情相接触，产生了“化学反应”。武侠小说只是表现人情的一种特定形式。好像作曲家要表现一种情绪，用钢琴、小提琴、交响乐或歌唱的形式都可以，画家可以选择油画、水彩、水墨或漫画的形式。问题不在采取什么形式，而是表现的手法好不好，能不能和读者、听者、观赏者的心灵相沟通，能不能使他的心产生共鸣。小说是艺术形式之一，有好的艺术，也有不好的艺术。好或者不好，在艺术上是属于美的范畴，不属于真或善的范畴。判断美的标准是美，是感情，不是科学上的真或不真，道德上的善或不善，也不是经济上的值钱不值钱，政治上对统治者的有利或有害。当然，任何艺术作品都会发生社会影响，自也可以用社会影响的价值去估量，不过那是另一种评价。在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的势力及于一切，所以我们到欧美的博物院去参观，见到所有中世纪的绘画都以圣经为题材，表现女性的人体之美，也必须通过圣母的形象。直到文艺复兴之后，凡人的形象才在绘画和文学中表现出来，所谓文艺复兴，是在文艺上复兴希腊、罗马时代对“人”的描写，而不再集中于描写神与圣人。中国人的文艺观，长期来是“文以载道”，那和中世纪欧洲黑暗时代的文艺思想是一致的，用“善或不善”的标准来衡量文艺。《诗经》中的情歌，要牵强附会地解释为讽刺君主或歌颂后妃。陶渊明的《闲情赋》，司马光、欧阳修、晏殊的相思爱恋之词，或者惋惜地评之为白璧之玷，或者好意地解释为另有所指。他们不相信文艺所表现的是感情，认为文字的*功能只是为政治或社会价值服务。我写武侠小说，只是塑造一些人物，描写他们在特定的武侠环境（古代的、没有法治的、以武力来解决争端的社会）中的遭遇。当时的社会和现代社会已大不相同，人的性格和感情却没有多大变化。古代人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仍能在现代读者的心灵中引起相应的情绪。读者们当然可以觉得表现的手法拙劣，技巧不够成熟，描写殊不深刻，以美学观点来看是低级的艺术作品。无论如何，我不想载什么道。我在写武侠小说的同时，也写政治评论，也写与哲学、宗教有关的文字。涉及思想的文字，是诉诸读者理智的，对这些文字，才有是非、真假的判断，读者或许同意，或许只部份同意，或许完全反对。对于小说，我希望读者们只说喜欢或不喜欢，只说受到感动或觉得厌烦。我*兴的是读者喜爱或憎恨我小说中的某些人物，如果有了那种感情，表示我小说中的人物已和读者的心灵发生联系了。小说作者*的企求，莫过于创造一些人物，使得他们在读者心中变成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艺术是创造，音乐创造美的声音，绘画创造美的视觉形象，小说是想创造人物。假使只求如实反映外在世界，那么有了录音机、照相机，何必再要音乐、绘画？有了报纸、历史书、记录电视片、社会调查统计、医生的病历纪录、党部与警察局的人事档案，何必再要小说？*回纵横钩党清流祸峭茜风期月旦评风如刀，满地冰霜。江南近海滨的一条大路上，一队清兵手执刀枪，押着七辆囚车，冲风冒寒，向而行。前面三辆囚车中分别监禁的是三个男子，都作书生打扮，一个是白发老者，两个是中年人。后面四辆囚车中坐的是女子，*后一辆囚车中是个少妇，怀中抱着个女婴，女婴啼哭不休。她母亲温言相呵，女婴只是大哭。囚车旁一清兵恼了，伸腿在车上踢了一脚，喝道:“再哭，再哭，老子踢死你！”那女婴一惊，哭得更加响了。离开道路数十丈处有座大屋，屋檐下站着一个中年文士，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那文士见到这等情景，不禁长叹一声，眼眶也红了，说道:“可怜，可怜！”那小孩问道:“爸爸，他们犯了什么罪？”那文士道:“又犯了什么罪？昨日和今朝已逮去了三十几人，都是我们浙江有名的读书人，个个都是无辜株连。”他说到“无辜株连”四子，声音压得甚低，生怕给押囚车的官兵听见了。那小孩道:“哪个小女孩还在吃奶，难道也犯了罪么？真没道理。”那文士道:“你懂得官兵没道理，真是好孩子。咳，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人为鼎锅，我为麋鹿！”那小孩道:“爸，你前几天教过我。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就是给人家斩割屠杀的意思。人家是切菜刀，是铁板，我们就是鱼和肉。“人为鼎锅，我为麋鹿”这两句话，意思也差不多么？”那文士道:“正是！”眼见官兵和囚车已经去远，拉着小孩的手道:“外面风大，我们回屋里去。”当下父子二人走进书房。那文士提笔醮上了墨，在纸上写了个“鹿”字，说道:“鹿这种野兽，虽是庞然大物，性子却为平和，只吃青草和树叶，从来不伤害别的野兽。凶猛的野兽要伤它吃它，它只有逃跑倘若逃不了，那只有给人家吃力。”又写了“逐鹿”两字，说道:“因此古人常常拿鹿来比喻天下。世上百姓都温顺善良，只有给人欺压残害的份儿。《汉书》上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那就是说，秦朝失了天下，群雄并起，大家争夺，*后汉高祖打败了楚霸王，就得了这只又肥又大的鹿。那文士提笔醮上了墨，在纸上写了个“鹿”字，说道:“鹿这种野兽，虽是庞然大物，性子却为平和，只吃青草和树叶，从来不伤害别的野兽。凶猛的野兽要伤它吃它，它只有逃跑倘若逃不了，那只有给人家吃力。”又写了“逐鹿”两字，说道:“因此古人常常拿鹿来比喻天下。世上百姓都温顺善良，只有给人欺压残害的份儿。《汉书》上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那就是说，秦朝失了天下，群雄并起，大家争夺，*后汉高祖打败了楚霸王，就得了这只又肥又大的鹿。”那小孩点头道:“我明白了。小说书上说“逐鹿中原”，就是大家争着要作皇帝的意思。”那文士甚是喜欢，点了点头，在纸上画了一只鼎的图形，道:“古人煮食，不用灶头锅子，用这样三只脚的鼎，下面烧柴，捉到了鹿，就在鼎里煮来吃。皇帝和大官都很残忍，心里不喜欢谁，就说他犯了罪，把他放在鼎里活活煮熟。《史记》中记载蔺相如对秦王说:“臣知欺大王之罪当诛也，臣请就鼎锅。”就是说:“我该死，将我在鼎里烧死了罢！”那小孩道:“小说书上又常说‘问鼎中原’，这跟‘逐鹿中原’好象意思差不多”。那文士道:“不错。夏禹王收九州之金，铸了九大鼎。当时的所谓“金”其实是铜。每一口鼎上铸了九州的名字和山川图形，后世为天下之主的，便保有九鼎。《左传》上说:“楚子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只是楚国的诸侯，他问鼎的轻重大小，便是心存不轨，想取周王之位而代之。”那小孩道:“所以”问鼎“，”逐鹿“便是想做皇帝。”未知鹿死谁手，就是不知那一个做成了皇帝。”那文士道:“正是。到得后来，问鼎，逐鹿，这四个字，也可借用于别处，但原来的出典，是专指做皇帝而言。“说道这里，叹了口气，道:“咱们做百姓的，总是死路一条。未知鹿死谁手`，只不过未知是谁来杀了这头鹿，这头鹿，却是死定了的。”他说着走到窗边，向窗外望去。只见天色沉沉地。似要下雪，叹道:“老天爷何其不仁，数百个无辜之人。在这冰霜遍地的道上行走。下起雪来，可又多受一番折磨了。”忽见南边大道上两个人戴着斗笠，并肩而来，走到近处，认出了面貌。那文士大喜，道:“是你黄伯伯，顾伯伯来了！”快步迎将出去，叫道:“梨洲兄，亭林兄，那一阵好风，吹得二位光临？”右首一人身形微胖，额下一部黑须，姓黄名宗羲，字梨洲，浙江余姚人士。左首一人又高又瘦，面目黝黑，姓顾名炎武，字亭林，江苏昆山人士。黄顾两人都是当世大儒，明亡之后，心伤国变，隐居不仕，这日连袂来到崇德。顾炎武走上几步，说道:“晚村兄，有一件要紧的事，特来和你商议。”这文士辛吕名留良，号晚村，世居浙江府崇德县，也是明末，清初一位有名的隐士他眼见黄顾二人脸色凝重，又知顾炎武向来富机变，临事镇定，即说是要紧事，自然非同小可，拱手道:“两位请进去先喝三杯，解解寒气。”当下请二人进屋，吩咐那小孩道:“葆中，去跟娘说，黄伯伯，顾伯伯到了，先切两盘羊膏来下酒。”不多时，那小孩女葆中和兄弟毅中搬出三副杯筷，布在书房桌上。一名老仆奉上酒菜。吕留良待三人退出，关上了书房门，说道:“黄兄，顾兄，先喝三杯！”黄宗羲神色惨淡，摇了摇头。顾炎武却自斟自饮，一口气连干了六七杯。吕留良道:“二位此来，可是和《明史》一案有关吗？”黄宗羲道:“正是。”顾炎武提起酒杯，高声呤道:“`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晚村兄，你这两句诗，真是绝唱！我每逢饮酒，必诵此诗，必浮大白。”吕留良心怀故国，不肯在清朝做官。当地大吏仰慕他声名，保荐他为“山林隐士”，应徵赴朝为官，吕留良誓死相拒，大吏不敢在逼。后来又有一名大官保荐他为“博学鸿儒”，吕留良眼见若再相拒，显是轻辱朝廷，不免有杀身之祸，于是削发为僧，做了假和尚。地方官员见他意坚，从此不再劝他出山。“清风，明月”两句，意在讽刺清廷，怀念前明，虽然不敢刊行，但在志同道合的朋辈之间传诵已遍，此刻顾炎武又读了出来。黄宗羲道:“真是好诗！”举起酒杯，也喝了一杯。吕留良道:“两位谬赞了。”顾炎武一抬头，见到壁上挂着一幅高约五尺，宽约丈许的大画，绘的是一大片山水，笔势纵横，气象雄伟，不禁喝了声采，画上只题了四个大字:“如此江山”，说道:“看这笔路，当是二瞻先生的丹青了。”留良道:“正是。那‘二瞻’先生姓查，名士标，是明末清初的一位大画家，也和顾黄吕诸人交好。黄宗羲道:“这等好画，如何却无题跋？”吕留良叹道:“二瞻先生此画，颇有深意。只是他为人稳重谨慎，即不落款，亦无题跋。他上个月在舍间盘亘，一时兴到，画送了我，两位便题上几句如何？”顾黄二人站起身来，走到画前仔细观看，只见大江浩浩东流，两岸峰峦无数，点缀着奇树怪石，只是画中云气弥漫，山川虽美，却令人一见之下，胸臆间顿生郁积之气。顾炎武道:“如此江山，沦于夷狄。我辈忍气吞声。偷生其间，实令人悲愤填膺。晚村兄何不便提诗一首。将二瞻先生之意，表而出之？”吕留良道:“好！”当即取下画来，平铺于桌。黄宗羲研起了墨。吕留良提笔沉吟半晌，便在画上振笔直书。顷刻诗成，诗云:“其为宋之南渡耶？如此江山真可耻。其为崖山以后耶？如此江山不忍视。吾今始悟作画意，痛哭流涕有若是。以今视昔昔犹今，吞声不用枚衔嘴。画将皋羽西台泪，研入丹青提笔呲。所以有画无诗文，诗文尽在四字里。尝谓生逢洪武初，如瞽忽瞳跛可履。山川开霁故壁完，何处登临不狂喜？”书完，掷笔于地，不禁泪下。顾炎武道:“痛快淋漓，真是绝妙好辞。”吕留良道:“这诗殊无含蓄，算不得好，也只是将二瞻先生之原意写了出来，好教观画之人得知。”黄宗羲道:“何日故国重光，那时`山川开霁故壁完`，纵然穷山恶水，也令人观之大畅胸怀，真所谓`何处登临不狂喜`了！”顾炎武道:“此诗结得甚妙！终有一日驱除胡虏，还我大汉河山，比之徒抒悲愤，更加令人气壮。”黄宗羲慢慢将画卷了起来，说道:“这画是挂不得了，晚村兄得须妥为收藏才是。倘若给吴之荣之类的奸人见到，官府查究起来，晚村兄固然麻烦，还牵连了二瞻先生。”顾炎武拍桌骂道:“吴之荣这狗贼，我真恨不得生食其肉。”吕留良道:“二位枉顾说道有件要紧事。我辈书生积习，作诗题画，却搁下了正事。不知究竟如何？”黄宗羲道:我二人来止，乃是为了二瞻先生的那位本家伊璜先生小弟和顾兄前日得到讯息，原来这场‘明史’大案，竟将伊璜先生也牵连在内。”吕留良道:“伊璜兄也受了牵连？”黄宗羲道:“是啊。我二人前日晚上匆匆赶到海宁袁华镇，伊璜先生并不在家，说是出外访友去了。炎武兄眼见事势紧急，忙瞩伊璜先生家人连夜躲避，想起伊璜先生和晚村兄交好，特来探访。”吕留良道:“他……他却没有来。不知到了何处。”顾炎武道:“他如在府上，这会儿自己出来相见。我已在他的书房的墙壁上提诗一首，他若归家，自然明白，知所趋避，怕的是不知音讯，在外露面，给公人拿了，那可糟了。”黄宗羲道:“这‘明史’一案，令我浙江名士几乎尽遭毒手。清廷之意甚恶，晚村兄名头太大，亭林兄和小弟之意，要劝晚村兄离家远游，避一避风头。”吕留良气愤道:“清廷皇帝倘若将我捉到京，拼着千刀万剐，好歹也要痛骂他一场，出了胸中这口恶气，才痛痛快快的就死。”顾炎武道:“恶臭兄豪气干云，令人好生敬佩。怕的是见不到清廷皇帝，却死于一般的下贱的奴才手里。再说，清廷皇帝只是个小孩子，什么也不懂，朝政大权，尽操纵于权臣鳌拜之手。兄弟和梨洲兄推想，这次‘名士’一案所以如此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当是鳌拜意欲挫折我江南士人之气。”吕留良道:“两位所见甚是。清兵入关以来，在江横行无阻，一到江南，却处处遇到反抗，尤其读书人知道华夷之防，不断根他们捣乱。鳌拜乘此机会，对我江南士子大加镇压。哼，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除非他把咱们江南读书人杀得干干净净。”黄宗羲道:“是啊，因此咱们要留着有用之身，和清廷周旋到底，倘若逞了一时血气之勇，反是堕入他们的算中了。”吕留良登时省悟，黄顾二人冒寒枉顾，一来固是寻觅查伊璜，二来是劝自己一时按奈不住，枉自送了性命，良友苦心，实深感激，说道:“二位金石良言，兄弟那敢不尊？明日一早，兄弟全家便出去避一避。“顾黄二人大喜，齐声道:“自该如此。”吕留良沉呤道:“却不知避向何处才好？“只觉天涯茫茫，到处是敌人的天下，真无一片干净土地，沉呤道:“桃源何处，可避暴秦？桃源何处，可避暴秦？“顾炎武道:“当今之世，便真有桃源乐土，咱们也不能独善其身，去躲了起来……“吕留良不等他辞毕，拍案而起，大声道:“亭林兄此言责备的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暂时避祸则可，但若去躲在桃花源里，逍遥自在，忍令亿万百姓在清兵铁蹄下受苦，于心何安？兄弟失言了。”顾炎武微笑道:“兄弟近年浪迹江湖，着实结交了不少好朋友。大江南，见闻所及，不但读书人反对清廷，而贩夫走卒，屠沽市井之中，也到处有热血满腔的豪杰。晚村兄要是有意，咱三人结伴同去扬州，兄弟给你引见几位同道中人如何？”吕留良大喜，道:“妙~，妙！咱们明日便去扬州，二位少坐，兄弟去告知拙荆，让她收拾收拾。”说着匆匆入内。不多时吕留良回到书房，说道:“‘明史’一案，外间虽传说纷纷，但一来传闻未必确实，二来说话之人顾忌甚多，不敢尽言。兄弟独处蜗居，未知其详，到底是何起因？”顾炎武叹了口气，道:“这部明史，咱们大家都是看过的了，其中对清廷不大恭敬，那也是有的。此书本是出于我大明朱国桢相国之手，说到关外建洲卫之事，又如何会对他们客气？”吕留良点头道:“听说湖洲庄家花了几千两银子，从朱相国后人手中将明史原稿买了来，以己名刊行，不想竟然酿此大祸。”浙西杭州，嘉兴，湖洲三府，处于太湖之滨，地势平坦，土质肥沃，盛产稻米蚕丝。湖洲府的首县今日称为吴兴县，清时分为乌程，归安二县。自来文风甚盛，历代才士辈出，梁时将汉字分为平上去入四深的沈约，元代书画皆至品的赵孟业，都是湖洲人氏。当地又以产笔著名，湖洲之笔，徽洲之墨，宣城之纸，肇怯谒溪之砚，文房四宝，天下驰名。湖洲府有一南浔镇，虽是一个镇，却比寻常州县还大，镇上富负多，著名的富室大族之中有一家姓庄。其实庄家的富户名叫庄允城，生有数子，长子名叫廷珑，自幼爱好诗书，和江南名士才子多所结交。到得顺治年间，庄廷珑因读书过于勤，忽然眼盲，寻遍名医，无法治愈，自是郁郁不欢。忽有一日，邻里有一朱姓少年携来一部手稿，说是祖父朱相国的遗稿，向庄家抵押，求借数百两银子。庄家素来慷慨，对朱相国的后人一直照顾着，既来求借，当即允若，也不要他用什么遗稿抵押。但那朱姓少年说道借得银子之后，要出门远游，这部祖先的遗稿带在身边，恐有遗失，存在家里又不放心，要寄存在庄家。庄允城便达因了。那朱姓少年去后，庄允城为替儿子解闷，叫家中清客读给他听。朱国桢这部明史稿，大部份已经刊行，流传于世，这次他孙子携来向庄家抵押的，是*后的许多篇列传。庄廷珑听清客读了数日，很感兴味，忽然想起:“昔时左丘明也是盲眼之人，却因一部史书《左传》得享大名于千载之后。我今日眼盲，闲居无聊，何不也撰述一部史书出来，流传后世？”大富之家，办事容易，他即兴了此念，当即聘请了好几位士人，将那部明史稿从头至尾的他认为何处当增，何处当删，便口述出来，由宾客笔录。但想自己眼盲，无法博览群籍，这部明史修撰出来，如内容谬误甚多，不但大名难享，反而被人讥笑，于是又花了大批银两，延请许多通士文儒，再加修订，务求尽美。有些大有学问之人非钱财所能请到，便辗转托人，埤辞相邀。太湖之滨向来文士甚多，受到庄家邀请的，一来怜其眼盲，感其意诚，二来又觉得修撰明史乃是一件美事，大都到庄家来作客十天半月，对稿本或修正其误，或加润饰，或撰写一两篇文字。因此这部明史确是集了不少大手笔之力。书成不久，庄廷珑便去世。庄允城心伤爱子之逝，即行刊书。清代刊印一部书，着实不易，要招请工匠，雕成一块块木版，这才印刷成书。这部明史卷轶浩繁，雕工印工，费用甚巨。好在庄家有的是钱，拨出几件大屋作为工场，多请工匠，数年间便将书刊成了，书名叫作《明书辑略》，撰书人列名为庄廷珑，请名士李令皙作序。所有曾经襄助其事的学者也都列名其上，有茅元铭，吴之铭，吴之蓉，李祁涛，茅次莱，吴楚，唐元楼，严云起，蒋麟徽，韦金佑，韦一园，张契，董二西，吴炎，潘圣章等，共十八人。书中又提到此书是根据朱氏的原稿增删而成，不过朱国桢是明朝相国，名头太大，不便直书其名，因此含含糊糊的只说是“朱氏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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