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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孩，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创作委员会委员，作家、文学评论家。已出版长篇小说《爱情脊背》，短篇小说集《城市的海绵》，散文集《阅读真实的年代》《东渡东渡》《理想的云朵有多高》，诗集《笛声从芦苇中吹来》，文艺评论集《拍案文坛》《铁凝精品散文赏析》等10余部，约300万字。曾获冰心散文奖理论奖，报人散文奖，文艺评论获第二十二届中国新闻奖。现供职文化部中国文化报社，主编文学副刊。
《红孩谈散文:散文是说我的世界》从“散文内部研究”和“散文外部研究”两个方面展开。前者讨论的是散文作为一种审美的文学的“本体”研究，后者侧重散文与社会、生活、个人等的相互关系。其中具体的讨论涉及散文的情感、地域、技巧、散文现象等。
《红孩谈散文:散文是说我的世界》是红孩的一部具有强烈个人色彩的散文评论集。从时间跨度上，梳理了近二十余年散文界的创作现象，结合散文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风格和主流态势，对相关的散文创作者及其作品进行了系统评述。红孩根据其散文创作理念——散文是说我的世界，认为散文是“我”在场的艺术，是以我手写我心的文学创作，要形成自己独有的气质和风格，同时要在合理基础上勇于创新，寻求自我的突破，从而促进散文的发展。这是一部专业性和普及性兼具的散文评论集，适合各个层次的散文写作者研读或学习。
红孩怎样谈散文（序言）肖云儒作为朋友，红孩与我不生也不熟，不新也不老。有次他来西安参加学术活动，茶歇时半认真半随意地对我说，他提出散文写作的“确定非确定”说，与我早年提出的“形散神不散”论，倒很可以作为散文写作理念的一个对子呢。我笑道，五十多年了，“形散神不散”不提也罢，你的“确定非确定”倒是十分愿闻其详。红孩说，确定，一是指文体的确定，二是指题材的确定；非确定，则指写作技术的变化和思想的多变。换个说法，写作是具有有限和无限的可能的。一部（篇）作品，若写得信马由缰，由非确定性的开始到非确定性的结束，那真是很难得；一位作家，若能由确定性的追求开始，*后进入非确定性的从心所欲的化境，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评王蒙时说，一个人，走过的人生经历是确定的，而你对走过的人生的思考、体验和表达则具有非确定性。他引铁凝的话:散文之河里没规矩。散文具有不可制作性，完全可以自由，不受任何约束，河水在确定的河岸中不确定地流淌。他说，类型化（即确定性）写作是创作中不可回避的现象。任何作家都有类型化问题，鲁迅有，老舍也有。曾经风行一时的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寻根文学，难道不是很好的类型化写作吗？类型化可以使作品走向成熟，也可以使作家拥有固定的读者群。所谓风格，就是作家在长期创作中形成的一种模式。一个作家写一辈子，没有风格是可悲的，有风格后没有了变化，同样是可悲的。有追求的作家，形成风格之后，尽快从“过去的我”走向“今天的我”“今后的我”，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哦，原来这样。如果说“形散神不散”主要还是从中国美学的形神关系来谈，“确定非确定”则带有相当的哲学色彩，它是从静与动、不易与变易、澄彻与模糊这些范畴的交相融通之处来提出问题的。《红孩谈散文:散文是说我的世界》是一本生气勃勃的书，红孩是个精力充沛的人。集子里的文章，通过紧密追踪二十多年来散文创作的足迹，宏观评述散文创作的态势和脉象，捕捉*的创作现象（包括网络散文），质疑冒头的创作乱象，推介老中青几代散文家的作品。这是那种非常有温度的、时刻在场的散文评论。这些文字将会以它的思辨光彩和文献价值为当代散文史提供资料。红孩的评论显示出自己独特的色彩。这些特色来自他对生活和艺术、作家和作品的理解、感受，更来自他的气质和生命深处。他敢于提出新观点却不追求惊世骇俗、哗众取宠的秀态，许多新见皆是从知人论世、知书论艺中自然引出，从自己的和作者的创作实践体悟在两相酬对中自然引出。他提出散文写作的“确定和不确定”说；提出散文和诗是“说我”的世界，小说是“我说”的世界；提出散文的非对称原则、散文要陌生化、散文是结尾的艺术；提出散文要从文字出发，文学、文化大体是一回事，又不是一回事；提出要让熟悉的生活充满诗意，不能做这一类，要做这一个；提出让评论家捉摸不定的散文家是好散文家，三五句能说清的反倒不是大家；提出没有故乡的人写不出好作品，每个作家都需要属于自己的气场、生活场和心理场，只有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灵魂才能安静下来，才能找到写作的*状态；提出名家一定要有名篇，名家总是和他写的经典作品相联系，因而要重视单篇散文的推介奖励；等等。我说红孩新见迭出，恐怕没有人不同意。他善于在评论中发挥逆向思维，敢批评、敢碰硬、敢亮剑，给散文批评注入了一股新风。敢指名道姓批评是因了评论家的责任和勇气，更是因了为人为文的坦诚和率真，加之时时糅进一点幽默，读来毫无凌厉之感，倒显出了热络和亲切。我为此喜欢上了红孩，这是个可以深交的人。他推敲文化散文、大散文、行走散文、新散文这些关联着名家且已被散文界认可的提法。他痛陈散文“八怪”的乱象。他质疑散文创作文史资料化、哲思化、随笔化、小品文化、游记化是否有利于发展。他正面回答为什么不将陶铸的名篇《松树的风格》收入自己主编的散文选本。他认为刘锡庆评价史铁生、素素评价余秋雨有失当之处，便催马向前，专文商榷，一一指出自己认为的过誉之词，说出一番一番道理来。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早些年，时任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秘书长的他，不同意有人在会上当着时任会长林非先生的面，将林的散文《离别》和朱自清先生的《背影》相媲美，认为《离别》是当代散文的高峰。他竟直接地以《〈离别〉能称为当代散文的〈背影〉吗？》为题，公开谈出自己的看法，得出的结论是，这两篇都是好文章，同一题材的作品，在比较中得与失容易显而易见。这种得与失，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标准。他的看法是《背影》就是《背影》，《离别》就是《离别》，《离别》绝不是当代散文中的《背影》。如果非论个短长，从个人的喜爱程度看，他还是推举《背影》。这是何等的人格力量和学术勇气。散文界、文艺界太需要这样有锋芒、有尊严、讲道理的批评风气了。红孩的散文理论和评论常常以人在事中的真切感受为出发点，对年度的或某个时期或某种类型的散文创作扒梳整理。在梳理中归纳，归纳中分析，分析中深化，时时有独立见解，常常能总揽全局。“创新，创新，创新”，是他二十年来有增无减的呐喊。他的评论思维和评论文字“从不装腔作势，叫卖新词，更不成天背着主义作弄人，能让*普通的散文爱好者看明白”。红孩一把甩掉了或者说从来就没有穿上过学者、精英和绅士的大氅，他从讲坛上走下来，身着休闲装，在散文的草坪上轻松地溜达着，亦庄亦谐地说自己想说的，那是挚友相见，推心置腹，时不时有激情流淌，时不时有智慧闪光。隔三岔五，还撒上一星半点幽默的胡椒面，让你大快朵颐。红孩从事散文理论研究，本身又是一位知名散文家。大家都感到当代散文理论滞后，内里原因多多，有一点恐怕是许多研究者没有散文写作的亲身实践，理论不免空对空。红孩不同，他大批量地写散文，大批量地编辑、评论、研究散文，大批量主编出版大型散文书系。每项工作都干得风生水起、津津有味，都有“舍我其谁”的岗位意识和责任担当。他将职业、事业、文化责任和生命追求熔冶一炉，几十年来就这样苦并乐呵着。摆在面前的这本书分明是散文研究评论集，但透过作者所评论的散文现象和散文作品，分明能看到一个辛劳的身影，为写作，为编辑，为评奖，为讲课，为研讨采风活动，为全国各级散文学会事无巨细的工作，马不停蹄地忙碌。散文是“说我”，说自己的，评论则是“说他”，说人家的。但红孩在说别人的创作时，如此恣意而尽兴，不经意中便处处说出了自己，说出了一个生命力和创造力都蓬勃得让人羡慕的红孩。这个“红孩”果然功夫了得、智慧过人，敢说敢想、能写能干，活灵活现地让我们领略了一回《西游记》中那个从天上折腾到地下的“红孩儿”的风采。也许正是这种潜沉于散文事业和散文创作深处的多方面的实践，使得红孩的评论文字有温度，有个性，有生命感。若要说这本书的不足，我以为一是对一些新的、好的见解还可以阐发得更充分更深湛，让评论之力、思辨之美得到更多展示和发扬；二是由于有些文章是在不同场合同一主旨的演讲，难免内容交叉重复，作者不妨再刮一些油水，做一点瘦身运动。为了体验红孩的评论，便引一段他的文字与各位共享并作结:“我不是纯粹的学院式理论家，我是读者，是作者，是研究者，是记者，是王蒙文学的追随者，是这个会议的关注者，也是一个极想发言表明我观点的人。我不说，我不抢着说，我怕别人先说，别人先说我就不好再说，我就得转化思路，我就得顿悟，我就得冥思苦想，我就得见招拆招，我就得一鸣惊人，我就得与众不同，我就得发飙，说一些歪理邪说，说一些你不敢说的话，说一些你想不到的话，让王蒙先生知道我，让与会者知道我，让这个会结束后大家还议论我。哈哈，请允许我模仿王蒙先生的叙述方式表达方式思想方式。”二○一七年八月四日，西安不散居，时气温四十度，创历史新高美的本质在于审美——罗光辉散文印象当下的文学，已经越来越光怪陆离。尽管市场经济如火如荼，但心仪文学的人仍旧挤满前行的小路。每次到各地采风、座谈、办讲座，听到的问到的*多的就是文学到底是何物。对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理解不同，其答案也就不同。我的回答是:文学是发现美和审美的过程。是的，文学首先是能不断地发现美。美是无处不在的，它是具体的，物质的，也可以是抽象的，精神的，这些只有通过人的思想情感才能产生。在文学诸多样式中，散文来得*敏感。这就难怪有人喜欢将散文理解成美文。当然，美的东西也不都是喜剧，有的恰恰是悲剧。散文中的悲剧往往蕴涵着大美。譬如冰心的《小桔灯》、朱自清的《背影》。我还想到刚刚读过的罗光辉的《看陈独秀墓》和《再看陈独秀墓》。陈氏作为中共*早的创始人和一大至五大的*领导人，其身前身后一直是个有争议的人。关于他的生前，人们从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基本上都有所了解，但对于他的死后，几乎很少有人问津。至于他的墓地在哪里，就更无人知晓。一个偶然的机会，作者到安徽安庆出差，无意中得知在不远的大龙山里矗立着陈独秀墓。说是矗立，也是勉强的，因为那墓实在不够规模，“一下车，我就看见一个不壮观，也不复杂，面积又不大的墓地静静地耽于林丛间。缓步走上陈独秀墓前约有百余米的甬道，甬道尽头的墓廓微微高出我的视线，墓上面长满了草，但看墓并不需要怎样去仰视”。对于陈独秀为什么不需要仰视，这肯定源于他所犯的错误，这是有定论的。我们中国的事就是这样，很多的人和事都亘古不变地沿袭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然而，人又是有思想的，对好多事终归有自己的判断。面对杂草丛生的陈独秀墓，作者不由感慨道:“他的人生我觉得比这墓地复杂得多。”特别是接下来的描写:“我绕墓地又转了两圈，好像总想看出哪怕随便一点什么来也好。这时，我发现墓地两侧还有八棵桂花树，树上桂花不见了，自然，香气也早已溢散。香气溢散，但桂树还在，季节还在，墓地还在。在墓的前面我还发现有一些烟花纸屑，还有用松杉扎成的似花圈又不是花圈的东西。我问朋友:‘还有人来墓地扫墓？’他说:‘有。他还有家人，还有乡亲。’我再看了看墓，又望了望蓝天，我知道，这山的下面，睡着一个复杂的魂灵。”读至此，我相信任何一个读者都会与作者的感悟产生共鸣。五年后，当作者再次来到陈独秀墓，其看到的景象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站在墓上，我思绪万千，变了，的确不一样了！浮现在青烟绿霭中的，是扩修了的墓园，与原来墓顶裸露，一片黄土朝天，杂草疯长，象征盖棺而未论定的墓地相比，壮观多了，牢固多了。墓是圆顶，起码有我两个身高，直径有六七米以上，通体用汉白玉砌成，四周是石阶、石栏，材料都是上等白石，占地达一千多平方米，石碑也显高大，从甬道上看墓，要微微仰视了，但在碑上刻着的仍是那‘陈独秀之墓’五个大字，仍没有任何文字介绍。‘这只是*期工程，’陪同我的友人介绍说，‘据说还有二期，三期，规划中，要修成一座很壮观的陵园。’”见此，作者不禁又发了一通感慨:墓地的变化，是人世荣枯的投影。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一个大起大落、毁誉交加的复杂人物，总要等时间老人剔伪存真，删繁就简。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才能完成他*后的造型。以后的陵园会是什么样？除材料变化面积扩大以外，墓碑上会不会增加他祖父的预言“不成龙，便成蛇”——应该说，作者的第二次感慨是对*次感慨的升华，思维独特，大胆而不失偏颇。作为一名军旅作家，因为职业不同，我和罗光辉不是很熟悉。但通过以上两篇散文，我对他猛然间高看了很多。许多读者不会理解，军队不同于老百姓的地方，首先是要讲组织纪律性的，这是职业军人的共性。只有在此前提下，你才能讲你自己的个性。由此，也似乎在证明，我们部队的思想工作越来越朝着人性化不断进行改进。这既是军队的进步，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进步！当然，罗光辉在散文中能有如此的真知灼见，除了来源于他多年从事政治工作积累的理论素养，还源自于他平日对生活的发现与感悟。我们的生活由每一天构成，每一天又由很多具体的琐碎的俗物组成。一个优秀的作家，一定要当生活的有心人，不断地从俗常的事物中发现亮色。这种亮色，就是形成文学的基本要素。我向来反对作家写自己不熟悉的生活，也反对作家装腔作势地去考古掉书袋做假学问。我曾说，散文和诗歌是说我的世界，小说是我说的世界。散文既然说我，那么要说什么呢？我以为，要说的是我的发现，我的感悟，这种感悟是一种美，艺术的美，是作家自己的审美。在这一点上，罗光辉显然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我在其创作的《到心仪的地方去升华生活》《泉州的文友们》《那天，泰山顶上无雨》《随纳米儿看动物世界》等大量篇什中，都有精彩的发现。有些感悟如同警语，常能让人掩卷之后深深地思考。去年，在第三届冰心散文奖颁奖结束后，有好多记者采访我，关于当前散文创作我回答了许多问题。当采访快结束时，一位中学女教师对我说:您刚才讲的都好，我都记录了。但我有一个建议，您能让我提吗？我说，只要对散文创作有益，您只管提。女教师说，当前报刊上的散文越写越长，一点都不节制。我们的学生不爱读，读不懂。您是中国散文学会领导，散文理论家，请您代表我们呼吁一下，为了孩子们，请作家们学会写短文章，写千字文！女教师的提议，如同醍醐灌顶，我听后内心感到很震动。在如今一味强调自我、追求个性的时代，我们的作家们谁考虑过给孩子们写作呢？我所以写这些，主要想说:罗光辉的散文大都是千字文，很适合在校学生和生活忙碌的人们阅读。我相信，只要你认真读，在读后你一定会有惊喜，那是一种发现后的惊喜！二○○九年六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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