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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1913—2002），原名孙树勋。河北安平人。曾任教于冀中抗战学院和华北联大，在晋察冀通讯社、《晋察冀日报》当编辑。1944年赴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和工作。1949年起主编《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副主席等职。1930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篇小说《铁木前传》，短篇小说集《芦花荡》《荷花淀》，散文集《晚华集》《秀露集》等。
《耕堂散文(套装共2册)》包括《耕堂散文》、《耕堂散文（续编）》共两册。《耕堂散文(套装共2册)》由海燕出版社出版。
关于散文
我们这里所说的散文，不只区别于韵文，也区别于有规格的小说，是指所有那些记事或说理的短小文章，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杂文。但现在杂文一词，又好像专用于讽刺了。
随便翻开一部古人的文集，总是分记、序、传、书、墓志等等门类，其实都是散文。鲁迅先生的集子也是如此，虽称杂文，但并非每篇都意寓讽刺。
我最喜爱鲁迅先生的散文，在青年时代，达到了狂热的程度，省吃俭用，买一本鲁迅的书，视如珍宝，行止与俱。那时我正在读中学，每天下午课毕，就迫不及待地奔赴图书阅览室，伏在报架上，读鲁迅先生发表在《申报·自由谈》上的文章。当时，为了逃避反动当局的检查，鲁迅先生每天都在变化着笔名，但他的文章，我是能认得出来的，总要读到能大致背诵时，才离开报纸。
中学毕业后，我没有找到职业，在北平流浪着，也总是省下钱来买鲁迅的书。买到一本书，好像就有了一切，当天的饭食和夜晚的住处，都有了着落似的。
不久，我在白洋淀附近的同口小学找到一个教员的职位。在这个小学校里，我当六年级级任，还教五年级国文和一年级的自然。白天没有一点闲暇，等到夜晚，学生散了，同事们也都回家了，我一个人住宿在有着大天井的院子里，室内孤灯一盏，行李萧条，摊在桌子上的，还是鲁迅的书。这里说的鲁迅的书，也包括他编的杂志。那时，我订阅了一份《译文》。
同口的河码头上，有个邮政代办所，我常到那里去汇钱到上海买书。那时上海的生活书店办理读者邮购，非常负责任。我把文章中间的警辟片段，抄写下来，贴在室内墙壁上，教课之余，就站立在这些纸条下面，念熟后再换上新的。
古人说，书的厄运是水、火、兵、虫。其中兵、火两项，因为丧失了补救的可能性，可以说是书的最大灾难了。抗日战争爆发，我参加抗日行列。我在离开家乡之前，把自己艰苦搜求，珍藏多年的书，藏在草屋的夹壁墙里，在敌人一次 扫荡 中被发现，扔了满院子。其中布皮金字、精装的，汉奸们认为可以换钱，都拿走了。剩下一些，家里人因为它招灾惹祸，就都用来烧火和换挂面，等到我回家时，只剩下几本书，其中有一本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此后，我的书，也经过不少沧桑，这本书却一直在手下，我给它包裹了新装，封为 群书之长 。
抗日战争年代，每天行军，轻装前进。除去脖颈上的干粮袋，就是挂包里的这几本书最重要了。于是，在禾场上，河滩上，草堆上，岩石上，我都展开了鲁迅的书。一听到继续前进的口令，才敏捷地收起来。这样，也就引动我想写点文章，向鲁迅先生学习。这样，我就在鲁迅精神的鼓舞之下，写了一些短小的散文，它们是：有所见于山头，遂构思于涧底；笔录于行军休息之时，成稿于路旁大石之上；文思伴泉水而淙淙，主题拟高岩而挺立。
我的战友，大多是青年学生；而且大多是因为爱好文学，尤其是爱好鲁迅的书，走上革命的征途的。在这个征途上，要经常和饥饿、寒冷、酷热、疾病斗争，有些人是牺牲在拒马河、桑干河或滹沱河的两岸了。他们书包里的书，也带着弹孔。
……
写作，首先是为了当前的现实，是为人民服务。只有对现实有用的，才能对将来有用。不能设想，对当前说来，是一种虚妄的东西，而在将来，会被人们认为是信史。只有深刻反映了现实的作品，后代人才会对它加以注意。
编《古文辞类纂》的那个姚鼐说过，在唐朝，谁不愿意做韩愈那样的文章，但终归还是只有一个韩愈。能做到李翱和独孤及，也就不错了。姚鼐的目标，大概定得高了一些。
但是对我们来说，目标是要远大的，努力是要多方面的。在我们的时代，由于阻碍限制文艺发展的许多客观条件逐步排除，攀登艺术高峰的可能和人数，一定是要超迈前古的。
学习鲁迅的散文，当然不能只读鲁迅一家的书。鲁迅生前给我们介绍中国古代散文，翻译外国散文，都是为了叫我们取精用宏，多方借鉴。现在还有青年认为：鲁迅只叫我们读外国作品，不叫我们读中国古书，这是片面理解鲁迅的话。我们翻翻鲁迅日记，直到晚年，他一直在购买中国古书和研究中国古代文献。有的青年说，中国古文已经成了古玩，在扫除之列，这也是不对的。中国古代文献，并没有成为古玩，而是越来越为广大人民所掌握，日益发挥古为今用的现实作用。各个阶级都在利用它，我们无产阶级当然不能把它放弃。只有理解历史，才能更好地理解现实。当然，首先应该正确全面地理解现实，才能正确地全面理解历史。鲁迅的散文，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中国古代散文，是不能不很好研究的，这当然并不是反对读外国的古典散文。总之，古今中外，无不浏览，经史子集，在所涉猎，这样营养才能丰富，抵抗力才能增强。
学写散文，也不能专学散文一体，对于韵文，也要研究。散文既然也叫杂文，参考的文章体式，就不厌其杂，越多越好。鲁迅的散文，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耕堂 是孙犁使用最广泛、最为读者熟知的堂号之一。
孙犁自称为 日记断片 的《书衣文录》之 续藏书 条云： 近日，余在书皮上乱书之堂号、斋名有：晚秀庐、双芙蓉馆、晚娱书屋、娱老书室、梦露草堂等等。均属附会风雅，百无聊赖之举动。 （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七日）除此之外，他自撰的堂号、斋名还有瓶斋、秀露书屋、善音室、幻华室、存华堂、老荒书屋、悲观堂、澹定室等。 纵耕 的笔名，出现于目前发现最早的一则 书衣文录 上（一九五六年春），后来又有 纵耕堂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在《晋书·七》书皮上书 昨夜雪而无风。雪压树枝甚厚重，亦奇景也 ，首次署 耕堂 。这大约是 耕堂 最早出现的时间。
孙犁使用的堂号、斋名，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他的心境。有来自于乡村、水淀意象的 秀露书屋 存华堂 ，也有流露自伤、彷徨的 善音室 悲观堂 ，还有寄情抒怀的 双芙蓉馆 芸斋 等。《澹定集》后记中说： 凡是文人用什么词句作为格言，作为斋名，作为别号，他的个性，他的素质，他的习惯，大概都是和他要借以修身进德的这个词句，正相反的。他希望做到这样，但在很大程度上，不一定做得到。当然有一个格言，悬诸座右，比没有一个格言，总会好一些，因为这究竟是中国人的一种习惯，多少还带有一些文化教养的性质。
《耕堂散文》一书，精选了孙犁各时期的散文，作为 花城文库 之一种，一九八二年十月由花城出版社出版。本书沿用这一书名，在内容上做了扩充，如将作者后来陆续发表的《乡里旧闻》悉数补入，最后一辑增加了同为怀念故人的《悼念田间》《关于丁玲》。《耕堂散文续编》则辑录了作者中后期散文，以内容题材分为若干辑，系列文章如《芸斋琐谈》《文事琐谈》，按照写作时间或作者自定的顺序收集在一起。
作者早年为文，语言习惯和某些字词用法与当下标准不尽一致，如 发现 在某些文章中写作 发见 。为了保留原初的信息，尊重作者语言习惯，维护文本的经典性，意义完全相同的同一字、词，在一篇之内保持统一，全书不强求一致。
李建新
二○一七年四月九日
版权页：
父亲的记忆
父亲十六岁到安国县（原先叫祁州）学徒，是招赘在本村的一位姓吴的山西人介绍去的。这家店铺的字号叫永吉昌，东家是安国县北段村张姓。
店铺在城里石牌坊南。门前有一棵空心的老槐树。前院是柜房，后院是作坊——榨油和轧棉花。
我从十二岁到安国上学，就常常吃住在这里。每天掌灯以后，父亲坐在柜房的太师椅上，看着学徒们打算盘。管账的先生念着账本，人们跟着打，十来个算盘同时响，那声音是很整齐很清脆的。打了一通，学徒们报了结数，先生把数字记下来，说：去了。人们扫清算盘，又聚精会神地听着。
在这个时候，父亲总是坐在远离灯光的角落里，默默地抽着旱烟。
我后来听说，父亲也是先熬到先生这一席位，念了十几年账本，然后才当上了掌柜的。
夜晚，父亲睡在库房。那是放钱的地方，我很少进去，偶尔从撩起的门帘缝望进去，里面是很暗的。父亲就在这个地方，睡了二十几年，我是跟学徒们睡在一起的。
父亲是一九三七年， 七七 事变以后离开这家店铺的，那时兵荒马乱，东家也换了年轻一代人，不愿再经营这种传统的老式的买卖，要改营百货。父亲守旧，意见不合，等于是被辞退了。
父亲在那里，整整工作了四十年。每年回一次家，过一个正月十五。先是步行，后来骑驴，再后来是由叔父用牛车接送。我小的时候，常同父亲坐这个牛车。父亲很礼貌，总是在出城以后才上车，路过每个村庄，总是先下来，和街上的人打招呼，人们都称他为孙掌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