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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瑞和，广东梅县人，马来西亚国籍，1953年生。中国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唐史硕士及博士。曾任教于香港岭南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马来西亚南方学院任教。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荣誉退休教授。著有《坐火车游盛唐：中国之旅私相簿》以及专题散文书《男人的育婴史》等。
杜甫本人并未踏足的五城，却成为一位唐史学者内心深处执著的理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赖瑞和先生以一颗赤子之心踏上杜甫诗中的土地，足迹所至已远不止五城，而是遍及全国，不仅圆了自己的梦，还留下了一个个珍贵的、人情味十足的故事。杜甫有 诗史 之美誉，而《杜甫的五城：一位唐史学者的寻踪壮游》作者赖瑞和先生文中的风土人情、生活细节，尤其是以一个海外华人的视角观察刚刚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大陆的社会图景、人生百态，亦可称史笔。
这本中国内地简体本《杜甫的五城》，又要再版了，有点出我意料。
本书的第一版2008年9月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我在2011年的春节前后，带着妻子和最小的女儿（当时13岁）再次重访内地。先从台北飞到北京，玩了一星期。妻女第一次去内地，当然免不了要去万里长城、十三陵、故宫和颐和园等热门景点。但我们也去看了两个冷门景点：北京近郊周口店的北京猿人遗址和房山县的房山石经。此行有一种冬游的萧瑟，感受到一种难得的北国冬日风情。接着，从北京飞往西安，再从西安飞往杭州。然后，从杭州乘搭了火车前往绍兴（我第一次去绍兴）。最后，从绍兴乘动车到上海，再从上海飞回台北。
这次旅行所见到的中国，跟本书所描写的中国，相距有二十多年之久，让我体验到中国的剧烈改变：自行车少了，私人轿车多了，人们的衣着亮丽了，物价更高了。
这次旅行还有一个特色。到了北京、西安、杭州和上海这几个我从前到过的城市，也是《杜甫的五城》描写过的城市，我都特意选择住在二十多前我住过的那几家饭店：北京的华侨饭店、西安的解放饭店、杭州的华侨饭店和上海的大金门酒店（从前叫华侨饭店）。这当然是为了怀旧，重游故地。我们没有住内地朋友建议的新饭店。
这些饭店都还在原址。二十多年不见，它们的外观似乎没有多少改变，只是周遭的景物好像变得很多，或跟我的记忆不一样。比如，北京北新桥三条的华侨饭店，原来竟位于一个胡同里面，从前我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西安的解放饭店，从前跟火车站遥遥相对，隔着一个大广场，人来人往，好不热闹，从解放饭店楼上的窗前看出去，颇为壮观。但这个大广场，现在有一条高架桥的公路穿过，气势大减。
二十多年前住在这些饭店时，房间的钥匙是不给房客的。刚住进去时，由各层楼的女服务员开门，出去时自己关上，回来时再请女服务员开房门。这样当然有些不便，想是为了控管进出的闲杂人员。现在钥匙都给房客自行持有，自行开门，自由多了。
二十多年前在内地旅行，当时乘坐火车几乎都是所谓的 绿皮车 ，如今已成历史。那时出门，必备的一本书叫《全国火车铁路时刻表》，现在也不需要了，可以在网上查到最新的火车时刻表。照虚岁的算法，我今年正好六十岁，临近老年了。回忆二十多年前，我壮年时，一个人独自在中国大地上行走，大部分时间乘坐火车，竟跑了四万多公里的路，走过了大半个中国。那时我是那么的疯狂。当时或许有点苦，有点寂寞，但隔了二十多年往回看，那些往事而今都变得十分珍贵，十分甜美了。我怀念年轻时的冲劲，在中国有过这样的壮游，也庆幸我曾经写过这样一本书，记录了一个个现在或许正在慢慢消失的场景。
赖瑞和2012年3月20日于台湾新竹
那年我离开香港岭南学院，回到我出生的那个南方边城，暂时不想工作，每天上午的唯一功课，便是写作这本书。晨早起来，先陪长女棠儿等她的校车。她上了校车，常会转过头来跟我扮个鬼脸。然后，我就走到楼上那间书房，开动电脑，开始一天的写作。
那书房的窗子向南，面对着一个军营。那军营的风景很美，有幽深的古树林和一大片青翠的草地。每天清早写作时，经常可以听到军队在草地上操过去的步声和他们悠扬的军歌。军营前面是一条马路，不免有些 车马喧 ，但我那时的心比较宁静，久了也就 心远地自偏 ，仿佛再也听不到车声了。
我便在这风景优美的南方的窗下，写了九个月，写完这本书。回想起来，那是我至今最快乐的一段写作时光。当时我规定自己每天只写一千字左右，不要多写。下午午睡后修改上午写的初稿，晚上读书，过着一种很有规律的生活。
这本书是我过去几年来在中国大陆行走九次的记录。这九次行程，绝大部分是火车旅程。除了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海南及西藏没去外，我几乎全靠火车走过中国其余二十多个省和自治区。写作时，我把重点放在旅程本身，想以一种沉静的笔调，细写火车旅行的乐趣和一些比较少人去的 非旅游热点 ，如山东嘉祥的武梁祠、陕西麟游县的《九成宫醴泉铭》碑、西安唐太宗的昭陵和唐大明宫遗址，等等。
我的妻子先后两次替我校阅全书，以及幼女维维安带给我许多的欢乐，都是我十分感激的。
赖瑞和
1999年9月6日
人生旅程的一半：拱北?广州?长沙?岳阳
一
十多年前，我还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念博士的时候，经常有机会和教我宋史及近代史的刘子健教授，在东亚系那间雅致的壮思堂，喝茶聊天。有一天，刘老师对我说： 你是念唐史的，应该到西安去看看。 跟着，刘老师突然站了起来，用双臂做了一个环抱的姿势说： 西安南部都被整个终南山包围着。你去看了，就知道为什么唐朝要选在长安建都，因为那里可守啊！
刘老师的这一番话和他那个生动的环抱手势，正好打动了我内心深处，一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还以为，到了西安，只要站在市区，往南一看，就可以见到终南山！从此，我更下定决心，有一天不但要到西安去，而且还要走遍整个中国大地。
当然，我这个走遍整个中国的梦，并不是在普林斯顿时开始的。我记得，早在中学时代，读了许多新文学作品和武侠小说，我的幻想已经到了黄河、长江、峨眉山、大理等地。不巧，整个中学时期，国内都处于 文化大革命 中，对外深锁。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在台大外文系念书，内地开始慢慢开放，但我是穷学生，也不敢有太多奢望。所以，这些幻想和欲望，都被埋在心底深处了。
在普林斯顿五年，我改行专治中国文史，其中一个原因，恐怕也是因为这些幻想和欲望，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实现的另一种反映。既然到不了中国，那么在故纸堆中，捕捉中国的影子，也是一种补偿吧。不料，这样做真的是愈陷愈深。书本上的中国，反而常常更增添了我的幻想和欲望。
我的博士论文题目，选的是《唐代的军事与边防制度》。这题目正好可以让我在幻想中，奔驰在整个大唐帝国的广大版图上，从西北边疆跑到西南边界，再随着隋唐大运河，跑遍江南沿海各地。
要了解唐代在全国各地的军事部署，当然要先弄清楚整个唐代的历史地理。在这方面，一般的历史地图集是不足以应付的。幸好，南港中央研究院的已故严耕望院士，是这方面名满国际的权威。世界上恐怕没有其他人，比他更清楚唐代的地理和交通了。当年我读他的一系列论文，和他那套大部头的专书《唐代交通图考》，都深为倾倒，也常常在想，甚么时候我能到那些地方走一趟，圆了我少年时代的一个梦，那就好了。
在普大那几年，我常常想起杜甫一首诗《塞芦子》的起首两句： 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 历代注释杜诗的学者，对 五城 何指，不敢确定，看法也不尽相同。连博学的钱谦益，也只引了几则前人互相矛盾的说法了事，把读者更弄糊涂了。据严耕望的考证，这里应当取朱鹤龄的注。这 五城 其实是指唐代在河套地区的五座主要的军城：丰安、定远、西受降城、中受降城和东受降城。
这五座军城，对唐代的西北国防太重要了，所以连杜甫写诗，也要提上一笔。它们的位置和距离，在《元和郡县图志》等唐代的地理书中，都说得清清楚楚，但到底有多远，有多 迢迢 ，我就没法体会了。所以，我常想，总有一天，我一定要乘搭火车，沿着黄河，走这一段路。从现代的兰州出发，往北走，经中卫、银川、平罗、五原和包头，一直走到呼和浩特，去感受 五城何迢迢 的滋味。
在普林斯顿期间，我靠奖学金过活，收入正好抵消支出，没有多余的闲钱去旅行。到中国内地去的机缘，一直要等到在普大写完了论文，转到香港去教书后，才给我碰上。1988年的秋天，我决定接受香港岭南学院的聘约，到翻译系去教中英翻译。我想其中一个促使我接受聘约的原因，恐怕是因为香港和内地，只隔了一条短短的罗湖桥。我心想，从此住在中国这个南方的门户，必定有许多机会，经常回内地去圆梦。
岭南的这份教职，也是我几乎十多年来，一直在大学里头读书，没有正常工作后的第一份 正业 。我这才开始有了 正规 的收入。岭南的暑假长达三个多月，闲我也有了。于是，到香港后的第一个暑假，我终于踏上往中国内地之路了。那一年，我三十五岁，正好走到了诗人但丁在《神曲》一开头所说的 人生旅程的一半 。我有幸在这一个意义深长的年龄，开始整个内地行，觉得真是一种美丽的巧合。
二
那年暑假，我筹划旅程，一开始就决定，火车将是今后中国行的主要交通工具。这可能又是我少年时代的另一个梦想。在整个中学期间，我们一家就住在一个火车站附近的一座高楼上。在那个惨绿的，带点莫名苦闷的年代，我经常无聊地站在门口，望着楼下路过的火车发呆。久而久之，火车变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火车到站的声音，常常可以作为我家生活作息的时钟。
清早第一班从北方开来的客运火车，开进站时，我知道是早上7点10分左右，必须赶紧下楼上学去，再迟就来不及了。傍晚另一班北上的列车进站时，我知道家里就快开饭了。夜里，睡在房中，常常可以听到最后一班载货的列车开过去，那便是半夜12点左右。它的老式蒸汽引擎发出的清脆声音，那种一长三短的韵律和节奏，我到今天依稀还记得。下午放学回家，无聊时望着这些火车，常在幻想，什么时候，这些火车可以载我离开那个南方闭塞的小城，到外头辽远的世界去浪游。
少年时对火车培养出来的这种特殊感情，到我走到 人生旅程的一半 时，一有机会，真是一发不可收拾。我这个 火车迷 ，不但决意要乘火车，从广州坐到西安，而且还要从西安，乘火车到远在新疆的乌鲁木齐。这些都是长达好几千公里，好几天几夜的旅程。我想，也唯有这样，才能感受到杜甫所说的 何迢迢 的滋味，才能亲身体会两地的距离，才能让美好的河山，在我眼前慢慢流过去。这些，都是乘搭飞机没有办法做到的。
翻开中国地图，发现地图上几乎每一个地方，我都想去。唐代军队到过的地方，我更想去。唐朝建都长安，整个国防的中心点在西面。主要的外敌，初期是西北方的突厥，后期是西南面的吐蕃和南诏。这几条防线上，每一个重要的据点，我都想去走一走。
翻开地图，我仿佛是一个七岁的小男孩，打开了世界上一家最大玩具店的大门。店里的各种玩具，现在可以任我挑选了。我贪心地圈下一个又一个地名。但中国毕竟太大了，要去的地方太多了，整整三个月的暑假，走也走不完。我决定分成好几个暑假和寒假，来完成我的中国壮游。
毕竟，我当时还没有在国内旅行的经验，也不清楚国内的火车铁路系统，不敢一起步就到西北去。我决定先来个暖身试探。第一年暑假的六月，先乘火车，最北只到长沙、岳阳，然后就折返南方的桂林和当年柳宗元被放逐的柳州。再乘长途汽车到梧州，顺着西江，漂流到广州。最后，要回到我的祖籍，也是我母亲的故乡广东梅县。而且，我要追随我母亲当年下南洋 出番 下嫁的路线，从梅县乘车到潮州和汕头，再乘大船出海回香港。
这一段路程，只要两个多星期。到八月底，天气比较凉快以后，我再到西北和西北的大漠去。
三
一般从香港进入内地，是穿越罗湖桥的。不过，还有一个更吸引我的方式，是从澳门出发，进入拱北。我想，多半是 拱北 这个别致的地名吸引我。而且，在清代，外国使臣到中国去朝贡，也多半取道澳门，沿着珠江北上，而非香港。在唐代，澳门、珠海一带，还是南蛮之地。
澳门的关闸是个不设防的地方，不查护照，门户大开，旅人自由进出。不少中老年妇女，推着手推车，或提着菜篮，好像去内地赶集一样。那年六月的一个早晨，我一个人提着一件简单行李，一直走到中方的关口，有个女海关人员问我要护照，我才知道自己早已离开了澳门，进入内地的领土了。
在拱北市区乘了一辆小巴士，在路上摇晃了四个多小时，来到了广州。车子停在广州火车站对面的站前路。一下车，便可见到好几家宾馆。我选了一家叫 新大地 的宾馆，当年每晚只要六十元，属于 中下档 ，还过得去。这条站前路，车子稀少，行人也不多，在广州这个好几百万人口的大都会，可说十分幽静难得。而且，走不到五分钟，便是火车站了，是个十分理想的中途栖息地。从此以后，每次到广州，必定住在站前路这些宾馆。
吃过中饭后，我走到火车站，准备买一张到长沙去的软卧车票。这是我第一次在国内自己买火车票。一走进售票厅，里面的人、汗味和气氛，便让我觉得晕眩。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人，挤在那么一个空间里，而且每个人看来好像都那么粗蛮，随时准备打架的模样。售票窗口有十来个，每个窗口前都有一条人龙。这些人龙仿佛永远那么长，永远不会移动一般。排在队的后头，不知要几个小时才会轮到。我无助地观望了一会儿。
突然发现有一个窗口前的人龙最短。原来，那是供外宾、记者和人大代表买票的，看来正好适合我。我挤到那里去，只有五六个人在排队，不久便轮到了。这时，才发现所有售票窗口都很高，几乎到我的下巴，矮小的人不知怎么办？洞口很小，仅仅可以容许一只手伸进去，好像古老监牢里给囚犯送饭用的那种小窗。周围都是厚厚的水泥墙壁，没有任何玻璃。只有透过这个小窗洞，才能见到里面的售票员。而她和窗口又隔了一张她自己的办公桌子。从小洞望进去，她坐得老远的，至少在一米外。我唯恐她听不见我的声音，只好大声喊道：
请给我一张明天十六次，到长沙的软卧票。
拿证件来。 她说。
她看了我的护照，非常友善地告诉我，十六次车是开往北京的，票不好买，建议我不如改坐刚开办的七十六次。这班车只到长沙，而且开车时间比十六次早了一个多小时。票价九十四元六角，要收外汇券（外汇券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才取消）。
我没想到那么轻易便可买到一张软卧票，高高兴兴地把一张当年一百大元的外汇券奉上。当时，我还不清楚外汇券和人民币在市场价值上的分别。直到后来才知道，当时我付的票价，比国内老百姓付的高出好几倍，等于一般人民半个月的工资。这名售票员见了我的护照，完全把我当作 洋鬼子 看待，老实不客气地要了最高一级的车费。难怪，她当时给我的服务，也是第一流的。找钱的时候，满口 请稍候 谢谢 ，声音甜美极了。
买好票后，又乘小巴到北京路一带的书店逛。在教育书店，见到一套精装的《新唐书》。平装本的《新唐书》很常见，我也已有一套，但精装本倒是很罕见，很想买下。可惜还有一大段路要走，不方便带着，还是没买。又到古籍书店，见到《全唐文》《册府元龟》和《太平御览》。这几部大书，都是我在普林斯顿当研究生时，经常要翻查的，如今在中国本土见到，分外亲切。我又想起我那位指导教授说的： 唐人写的几乎所有传世的文献，就收在这几部书里。你若有恒心，可以坐下来慢慢读，在你这一生中是可以读完的，但唐以后的文献就太多了，想读也读不完。 或许，等我到不惑之年，有一天，不再教书了，真的会坐下来把所有唐文读完。
第二天，我还有几乎一整个白天的时间在广州。七十六次火车，要到下午五点半才开行。清早游过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后，童心大发，决定顺道乘巴士去游广州的动物园，想去看看中国的大熊猫。在我的印象中，熊猫是很金贵的动物。好些年前，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第一次见到的熊猫，是关在一个特制的玻璃大箱里，里面有假山和竹子，还有全套的空气调节。那一对中国送给美国的大熊猫，在玻璃箱里，悠闲地吃着竹子。它们的毛色，正像明信片上所印的那样黑白分明，干净漂亮。然而，可能是因为玻璃箱的关系，这一对熊猫，却给人很不真实的感觉。
相比之下，广州动物园的这头熊猫，便没有那么娇贵了。它的笼子，和其他动物的笼子一样平凡，没有甚么特别之处，甚至可说相当简陋。这里也没有空气调节。笼里的地面是水泥地，布满黄尘土。看来，熊猫虽贵为国宝，却没有享受到甚么 特权 。我到的时候，熊猫正好爬到一棵矮树上，背靠着树干，双手捧着一个圆形的大铁盘子，在舔食物，模样可爱极了。更可爱的是，不久，它舔完食物后，把那个大铁盘子，重重地往地上胡乱一摔，活像个任性的小男孩，在发脾气。圆铁盘落在地上，真是 掷地有声 ，不断在盘旋，发出清脆的声音，回音久久才息。然后，熊猫懒洋洋地从树上爬下来，走到笼子中央的另一棵树下去睡午觉。好些年过去了，直到现在，铁盘落地的清脆声音，还在我耳边缭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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