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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国）严歌苓
严歌苓，小说家，电影编剧。1986年出版头一本长篇小说，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9年赴美留学，获艺术硕士学位。旅美期间获得十多项美国及台湾、香港地区的文学奖，并获台湾电影金马奖编剧奖、美国影评家协会奖。2001年加入美国电影编剧协会。代表作有《芳华》、《扶桑》、《金陵十三钗》、《小姨多鹤》等，其作品已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出版。。
《芳华》《天浴》原作者
李安、张艺谋、冯小刚、陈凯歌推崇的女作家严歌苓代表作合集
收录《金陵十三钗》（同名电影原作）《天浴》（美国影评家协会奖）
小说是作者的一个梦
钱虹
严歌苓曾在《<海那边>台湾版代后记》中说，她自己最怕给自己的小说写后记或前言，因为 好比小说是作者的一个个梦，梦结束了，就结束了。你想把一个结束了的梦讲解清楚，用醒着的人的思维逻辑，是办不到的 。
而我这个局外人不这么认为。所以在近两年中，不仅接连给严歌苓编选了她的两部不同题材的小说集；而且在每部集子的后面都写了评论或是 后记 。第一部名为《也是亚当，也是夏娃——严歌苓海外小说精选》，主要选了她以海外留学、移民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包括《少女小鱼》《女房东》《红罗裙》《海那边》等曾在海外荣获各种文学奖项的作品。这本《金陵十三钗》是我替严歌苓编选的第二部作品选集。其中，主要选人了她以历史记忆与 文革 记忆为主的中短篇小说。
我与严歌苓因文学而结缘，是在二〇〇四年九月。用哲学大师海德格尔阐释德国古典诗人荷尔德林 人，诗意地栖居 的本意作衡量，山东的威海大概是我认为的可称得上是 诗意地栖居 地之一。 第十三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依山傍海的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的宾馆内举行。当时卢新华携着他在长江文艺出版社新出的长篇小说《紫禁女》到了。卢新华原是恢复高考后复旦大学一九七七级学生，我则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求学，与王小鹰、赵丽宏、孙颐、陈丹燕、周佩红等成了年龄参差不齐的同窗学友，他们先后成了上海滩知名作家；而我毕业后却留校读研，走了一条文学批评和学术研究的自甘寂寞的路。卢新华的小说《伤痕》一九七八年夏季在《文汇报》上刊登并就此引发新时期文学的 伤痕文学 思潮时，我们就在班级里和宿舍内展开过辩论，所以和他算是旧友。严歌苓、虹影等海内外知名女作家也来了，我和她俩是新识。她俩的小说风格迥异，她俩的性格也有很大差异。虹影比较热情爽朗，基本上有问必答；严歌苓则矜持而又优雅，看得出来，她不是一个饶舌多话的人，尤其当她觉得你是陌生人时，她更是吐字如金。我和她俩聊的多是小说创作方面的话题。旧雨新知齐聚山东半岛的海滨城市威海，如今回想起来都成了让人回味和怀念的美好记忆。
回到上海不久，就收到了严歌苓自北京邮寄至我家的一包印刷品。打开一看是她在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的七卷本《严歌苓文集》，这使我喜出望外。正好当时我在母校华东师范大学指导的几位研究生要进行毕业论文 开题 ，研究生之一张洁选择了严歌苓及其小说作为毕业论文选题。我对研究生做学问的要求一直不敢放松，所以每位研究生在写作论文之前，我都会要求他们提供尽可能完整的研究对象的资料目录，才能同意其论文的 开题报告 。张洁就作了一份比较详尽的严歌苓研究资料目录附在 开题报告 后面。而我本人此后就在一边指导研究生撰写和修改论文《严歌苓小说论》的同时，也就在文本细读和掩卷思考中越来越清晰地认识了严歌苓。
如果只允许用一个最简单的汉字来概括严歌苓及其小说创作的话，那这个字就是： 变 。严歌苓的 变 常常出乎一般人习以为常的料想和思维定势，就像她所跨越的令人难以捉摸的几个人生阶段那样：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几乎无人知晓的部队文艺兵；八十年代小有名气的军营作家；九十年代以后声名鹊起的旅美华人作家兼美国外交官夫人。——这就是严歌苓。
早在没出国前她就成了已有知名度的 军营作家 ，出版过《绿血》（一九八六）、《一个女兵的悄悄话》（一九八七）、《雌性的草地》（一九八九）三部长篇小说等作品。尤其是《雌性的草地》。这是在作者创作生涯中具有 转折 意义的一部小说。她写了 文革 期间一群生活在几乎与世隔绝的草原军马场的 女子牧马班 知青姑娘们充满宗教般虔诚而又浸透苦难的人生与心灵历程。这是个庄严感与荒诞感相互交织与缠绕的女性（雌性）的故事。书中人物所处的生活环境之恶劣，已到了人类，尤其是女人的生存极限：草原上的烈日、狂风、骤雨、冰雹、沼泽、野兽、土著游牧男人……，随便遇到哪一样，都得拼了性命也未必能保全自己。她们的光荣与梦想听着像是黑色幽默的传奇，看着却动人心魄，叫人潸然泪下。至今想起来仍然充满着一种欲罢不能的阅读的诱惑。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跟着钱谷融教授攻读研究生时，他常说起文学的 品第 与 品位 问题。这位重申 文学是人学 的著名文艺理论家一再对我强调：好的文艺作品都会有一种打动人心的艺术力量；读一流的文艺作品，你会情不自禁地被它所感动，甚至被震撼。所以，不能令人动情的作品，哪怕作家名气再响，哪怕写作技巧再高，都算不上是文学的 上品 。我想，前人钟嵘写《诗品》，后来司空图又进一步细化为《廿四诗品》，无非也就是给诗（文学作品）分等级和归其类。所以，《雌性的草地》当时就写作技巧而言，虽然还称不上是文学的上乘之作，但它无论是在 文革 后新时期 知青文学 中，还是在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女性文学形象的画廊中，无疑都已经确立了严歌苓小说的独特风格与审美取向。
之后，严歌苓却来了个 华丽的转身 。三十岁的女作家，选择了赴美留学。从背诵英语的一个个单词，到学习用刀叉吃西餐的生活方式；一面打工刷盘子赚取学费，一面利用 边角料 的点滴时间写作谋生。于是，短篇小说就成了她暂时抛却长篇小说写作奢望的唯一选择。《少女小渔》《学校中的故事》《女房东》《红罗裙》《海那边》……这些小说不仅为严歌苓挣到了得以安身立命的稿酬，更使她在台港地区屡屡斩获文学奖项。但这些短篇小说也正如陈思和教授在《严歌苓从精致走向大气》一文中所指出的 虽然很精致，但总是太技巧化，读起来不够大气 。其实严歌苓本人也很明白： 短篇小说则不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有时不等你发挥到淋漓尽致，已经该收场了。也是煞费心机构思一回，挖出一个主题，也是要人物情节地编排一番。尤其语言，那么短小个东西，藏拙的地方都没有。 （《少女小渔》台湾版后记）
我以为，严歌苓的 变 中又有着 不变 。那就是对于个体的生命、信仰、理想、自由以及人的天性（包括情欲）受压抑、遭阉割甚至被扼杀的种种现实存在或明显或潜藏的文字揭露与超越故事层面的哲学批判。正如导演陈凯歌在看了她的作品之后所说： 她的小说中潜在的，或是隐形的一个关于自由的概念，特别引人注目，我觉得，那就是个人自由。 （转引自《视野》二〇〇九年第十一期）这样的文字揭露与超越故事层面的哲学批判集中体现在严歌苓自 荒诞的庄严 《雌性的草地》以来的 文革 记忆进而引申至民族的历史记忆的诸多作品中。选人本集的多是这一类作品。
《金陵十三钗》以一位南京沦陷期间的女性亲历者的回忆叙述，揭开了抗战期间 国都 南京沦陷惨痛而又悲愤的民族记忆。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的视角，并非如影片《南京！南京！》那样正面全景式地反映侵华日军惨绝人寰、令人发指的南京大屠杀场景，而是通过一个在美国教堂内读书、生活的豆蔻少女书娟的视角，将南京大屠杀的真实历史作为背景，着重展现了在日军淫威之下，一群被人称作 婊子 窑姐 的妓女们，逃入教堂避难最后却慷慨赴死，以牺牲自我的女性之躯为代价，向无耻的侵略者复仇的同时也拯救了比她们更为柔弱、纯洁的 天使 ——教堂的女学生。正是这样一种表面上自我（女性）肉体的主动献祭，而实际上却是义无反顾地为所有被强奸、被凌辱的中国女性报一箭之仇的义举，使人不得不对这群曾操贱业、遭人诟病的妓女们，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将生死置之度外（她们每人身上都藏着利刃）进发出来的雌性的更是人性的光芒而肃然起敬。赵玉墨、红菱…… 金陵十三钗 的悲剧命运与整个中华民族的惨痛悲壮的历史记忆纠结缠绕在一起，令人唏嘘更让人心灵为之震颤。
严歌苓的许多小说都具有这样一种令人唏嘘更让人心灵为之震颤的艺术力量。比如《天浴》，比如《白蛇》。这两篇小说都属于严歌苓小说重要题材的 文革记忆 之作。 文革 是一场突如其来而又无法抗拒的人类文明的浩劫，也是人权、人性、人情、人伦、道德、伦理的史无前例的一种颠覆，一次清算。《白蛇》写的是著名舞蹈家孙丽坤在 文革 中的落难遭遇，作者用虚虚实实的笔触将此演绎成了一部充满了暗示与象征意蕴的关于女性之间的情感支撑与纠葛的心理小说。《天浴》也是这样。这部可归为 知青小说 的作品结局，让人心痛与顿足并重，泪水与愤怒进溅，如今以取悦读者、娱乐大众为上的时代，能有几部能让人怒形于色、让人痛心疾首的作品？！
于是，读严歌苓的小说，会让你不再心心念念只想着一己的不幸与个人的悲欢。所以，编选她的作品，无论如何都是在做一个个 梦 的解析，一次次情感的探险。只是作为读者，我不知道多产（这主要来自于她数十年如一日的勤奋与执著）的严歌苓，她的下一部作品会 变 怎样的戏法出来。
二〇一〇年三月写于上海
阿多那多想，难道美国和日本宣战了？难道挂了美国国旗反而成了炮轰目标？又过了几分钟，他判断出来，炮弹并不是朝教堂而来，只不过炮阵离得很近罢了。
炮轰一直持续到中午。
女学生们下午被英格曼神父召集到教堂坐待弥撒大厅。她们见六十岁的神父呆呆地站在圣母圣婴像下面，平静而缺乏活力。
她们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大事。祈祷是为了她们的国家祈祷，神父说到 你们从此进入更深灾难的父老兄弟、母亲和姐妹 时，听上去像治丧。只有我姨妈书娟没有辨出神父的祷词和昨天不同。书娟心不在焉，在想她的父母此刻在干什么？那一上午的炮轰，她的父母在美国也许还像平时一样睡得深沉。我姨妈书娟后来知道炮轰时她父母一直守在无线电旁边，半天不换一个姿势，听着那个美国男广播员不关痛痒地报告着日军的每一步得逞。他们一夜没睡，接下来的一天也不会睡，因为消息越来越坏：大批中国战俘和百姓被进了南京城的日本兵屠杀了。他们抱头痛哭，就像此刻书娟和所有女孩们抱头痛哭一样。
神父在半分钟前告诉她们：日本军队占领了她们的总统府。
神父说： 孩子们，这一天是公元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是你们民族最不幸的一天。
她们哭了一阵，突然听见响动，转脸看去，十几个窑姐站在后面，很想打听出了什么事，却又不敢打听。
那天的晚餐只有一个素菜汤，里面连做点缀的碎红肠也没有。意思女孩们都明白，因为吃得格外肃穆。她们不知道自己避在安全区的父母是否安全，更为逃到乡间的家人忐忑。当时父母们把她们留下，一是图美国和宗教对她们的双重保护，再则，也希望她们的学业不至停顿。
这时豆蔻走进餐厅，自己也知道有些不识相，绣花鞋底蹭着老旧的木板地面，讪讪地笑道： 有米饭吗？
女孩们看着她。
你们天天都吃面包啊？好干啊。 还是没一个人理她。
豆蔻只好自己和自己说下去： 不行，土包子一个，吃不来洋面包。 她走到桌前，看看那只汤桶，里面还有一节节断了的通心粉和煮黄的白菜，她厚厚脸皮又是一笑，拿起长柄铜勺。那勺子和勺柄的角度是九十度，盛汤必须得法，如同打井水，直上直下。像豆蔻这样不知要领，汤三番五次倒回桶里。女孩们就像没她这个人，只管吃她们的。
哪个帮帮忙？ 她厚颜地挤出深深的酒窝。
一个女孩说： 谁去叫法比·阿多那多神父来？
已经去叫了。 另一个女孩说。
豆蔻自找台阶下，撅着嘴说： 不帮就不帮。 她颤颤地踮着脚尖，把勺柄直直向桶的上方提，但她胳膊长度有限，举到头顶了，勺子还在桶沿下。她又自我解围说： 桌子太高了。
自己是个冬瓜，还嫌桌子高。 不知谁插嘴说。
你才是冬瓜。 豆蔻可是忍够了，手一松，铜勺跌回桶里。
烂冬瓜。 另一个女孩说。
豆蔻两只细眼立刻鼓起来： 有种站出来骂！
女孩们才不想 有种 ，理会她这样的贱坯子已经够抬举她了。因此她们又闷声肃穆地进行晚餐。豆蔻刚想往门口走，又一个女孩说： 六月的烂冬瓜。
烂得籽啊瓤啊都臭了。
豆蔻回过身，猝不及防地把碗里的汤朝那个正说话的女孩泼去。豆蔻原本不比这些女孩大多少，不通书理，心智又幼稚几分，只是身体成熟罢了。女孩们憋了满心焦虑烦闷悲伤，此刻可是找到发泄出口了，顿时朝豆蔻扑过来。一个女孩跑过去，关上餐厅的门，脊梁挤在门上。豆蔻原本是反角儿，现在变成了她们的敌人。门是堵住了，但豆蔻清脆的脏话却堵不住，从门缝传出去，阿多那多老远就听见了。伙夫陈乔治嫌他走得慢，对他说： 打了有一会了，恐怕已经打出好歹来了！
果然如此，门打开时，豆蔻满脸是血，头发被揪掉一撮。她手正摸着头上那铜板大的秃疤。陈乔治赶紧过去，要把她从地上扶起来。她手一推，自己爬了起来，嘴还硬得很： 老娘我从小挨打，鸡毛掸子在我身上断了几根，怕你们那些嫩拳头？几十个打我一个，什么东西！
女孩们倒是像受了伤害那样面色苍白，眼含泪珠。四十几个女孩咬定是豆蔻先出口，又先出手。她们所受的伤害多么重？那些脏得发臭，脏得生蛆的污言秽语入侵了她们干干净净的耳朵，她们一直没得到证实的男女脏事终于被豆蔻点破了。
阿多那多叫陈乔治把豆蔻送回仓库。他要去向英格曼神父请愿：马上把这群女人送出去。走到院里，他听见仓库里又是一片哄闹。人生来是有贵贱的，女人尤其如此。如果一个国家的灾难都不能使这些女人庄重起来，她们也只能是比粪土还贱的命了。
法比·阿多那多三岁时，父母在传教途中染了瘟疫，几乎同时死去。他由一个中国教徒收养长大，二十岁上投奔了英格曼神父，从此皈依了天主教。后来英格曼送他去美国深造了两年，回到中国便做了英格曼的助理。因此法比·阿多那多可以作为中国人来自省其劣根，又可以作为外国人来侧目审视中国的国民性。面对这群窑姐，他的两种人格身份同时觉醒，因此他优越的同时自卑，嫌恶的同时深感爱莫能助。他像个自家人那样，常在心里说： 你就争口气吧！ 他又是个外人，冷冷地想： 谁也无法救赎你们这样一个民族。 此刻他听着远处不时响起的枪声，也听着窑姐们的嬉闹，摇摇头。才多久啊？她们对枪声就听惯了，听顺耳了。他没有去打扰她们。她们所做的事他懂得：那是行酒令，没有酒，谁输了罚一大口凉水。
法比·阿多那多向主楼走去，一时枪声密集，并有机关枪加入。难道还有中国军队在抵抗？可他知道中国军队昨天天黑前就撤光了。枪声持续了一个多小时，阿多那多与英格曼神父的谈话断断续续，两人都在猜着密集的射击是怎么回事。本来阿多那多是来向英格曼报告女学生和豆蔻冲突的事，打算催促英格曼把妓女们送往安全区。但他一走进英格曼的客厅，就感到神父满心是更加深重的忧患，他要谈的话在此气氛中显得不合时宜，不够分量。英格曼神父正从无线电短波中接收着国外电台对于南京局势的报道，他看了匆匆进来的阿多那多一眼，连让座都免了。沉默地听了半小时嘈杂无比的广播，英格曼神父说： 看来是真的——他们在秘密枪决中国士兵。刚才的枪声就是发自江边刑场。
连德国人都对此震惊。
近十点钟，枪声才零落下去。
英格曼神父对阿多那多说： 敲钟。
神父…… 阿多那多不动。
英格曼懂得阿多那多的意思。整个城市生死不明，最好不以任何响动去触碰入侵者的神经。
上万人刚刚死去了。是放下武器的无辜者，像羔羊一样，被屠宰了。敲钟吧，法比。 英格曼神父说着，慢慢撑起微驼的身体。
女孩们已就寝，听到钟声又穿起衣服，跑下楼来。窑姐们也围在仓库门口，仰脸听着钟声。钟声听上去十分悠扬，又十分不祥，她们不知怎样就相互拉起了手。钟声奇特的感召力使她们恍惚觉得自己丢去了什么。失去了的不止是南京城的大街小巷，不止是她们从未涉足过的总统府。好像失去的也不止是她们最初的童贞。这份失去无可名状。她们觉得钟声别再响下去吧，一下一下把她们掏空了。
英格曼神父站在院子中央。他低沉而简短地把无线电里听到的消息复述一遍。 假如这消息是真的——成千上万的战俘被一举枪杀了，那么，我宁愿相信我们又回到了中世纪。对中国人来说，历史上活埋四十万赵国战俘的丑闻，你们大概不陌生。不要误以为历史前进了许多。 神父停止在这里。他嗓音越来越涩，中文越来越生硬。
英格曼神父领着人们为死难者默哀之后，又让阿多那多带领女孩们唱起安魂曲。窑姐们再回到仓库时，安静了许多。
入夜时分，我姨妈书娟和另一个女孩挤睡一张床上。一夜冷枪不断，成千上万被屠宰的士兵在书娟的概念中还非常模糊，她还不能想象那场面惨到什么程度。她是到大起来之后，才感到这场大型屠杀多么惨绝人寰。
书娟想把自己的初潮讲给同伴听，又感到难以启口。她从女孩已沦落为女人，而这沦落是万恶之源。一阵杂乱的敲门声响起。门是后门，正对她们窗口，已经锁了很多年。
阿顾还没睡，拎着灯笼跑来。阿多那多已站在后门口，对阿顾打了个手势，叫他不要吭声。但灯笼的光显然已从门缝漏出去，门外的人更是死乞白赖，手在槐木镶铁条的门上拍得又急又重，骨头皮肉都要拍烂了似的。
求求大人，开开门……是埋尸队的……有个中国当兵的还活着，大人不开恩救下他，他还要给鬼子枪毙一回！……
阿多那多存心用洋泾浜中国话说： 请走开，这是美国教堂，不介入中日战事。
大人…… 这回是一条流血过多、弹痕累累的嗓音了， 求大人救命……
请走开吧。非常抱歉。
埋尸队的人在门外提高了声音： 鬼子随时会来！来了他没命，我也没命了！看在上帝面上！我也是个教徒。
请马上把他带到国际安全区。
路太远，到处都是鬼子，他受伤又重，求求您了！……
很抱歉。请不要逼迫本教堂违背中立立场。
不远处响了两枪。埋尸人说： 慈善家，拜托您了！…… 然后他的脚步声沿着围墙远去。
这时陈乔治把英格曼神父搀下楼来。神父在楼梯口站住了，然后转过身，慢慢沿来路回去。他不能置门外的中国士兵的生死于度外，更不能不顾教堂里几十个女孩的安危。
法比·阿多那多从阿顾手里接过钥匙，打开锈住的大锁，拉开门，刚刚探身出去，又迅速退回来，同时把门关上。
英格曼神父停在第五阶楼梯，听阿多那多说： 不是一个，而是三个！三个中国伤兵！……
埋尸人的嗓音又响起来： 那边有鬼子过来了！骑马的！……
看来刚才他是假装走开的，假装把伤员撇下，撒手不管。他那招果然灵，阿多那多打开了门。他谎称只有一个伤员，也是怕人多教堂更不肯收留。
你撒谎！ 阿多那多指控， 到了这种时候还是满口谎言！
阿顾说： 既然救人，一个和一百个有什么两样？！ 他这是头一次用这样的口气和洋人说话。
你闭嘴！ 阿多那多吼道。
不远的街道上，果然有马蹄声近来。一个粗哑的声音从伙房边巨大煤堆后面传出来： 开门！不开门我开枪了！
这时人们看见两个全副武装的中国军人出现了，一个持手枪一个端步枪。英格曼神父在胸前飞快地画了个十字。两个人都拉开了枪栓，拿长枪的人踉跄一步，人们看见他的下半截裤腿几乎是黑的。那是浸透了的血污。
把门打开，法比。 英格曼神父说。
法比给了个又快又狠的手势，阿顾立刻将钥匙插入锁孔。埋尸队的人说： 快些！
锁孔锈得太厉害，阿顾几番打不开。持长枪的士兵蹿过来，阿多那多肩膀一抽，头颈紧缩，两手向上伸去，不知是去护脑袋还是对挺过来的刺枪告饶。但士兵只是用刺刀别进门闩，用力一撬。刺刀折断了，门闩也松开来。一大团黑糊糊的人影涌了进来。
后门关上不久，一个马队从街口小跑过来。门内人都成了泥胎，定身在各自姿态上，两个武装军人的枪口朝着后门，只要门一开，子弹就会发射。直到马蹄声的回音也散失在夜空里，人们才恢复动作。
英格曼神父首先看见的是两个穿黑马甲胸前贴着长圆形白布的人。他断定这两个人是 埋尸队 队员，被日本人临时雇来的中国劳力。他们身上各倚负着一具血肉模糊的人形，想来便是死里逃生的中国战俘了。另一个战俘还能自行站立，一手抱住左肋，那里也是大片暗色血渍。英格曼神父问他们一共有多少战俘殉难。他们答不上来，说刑场就有好几处，来不及埋的尸首会被烧掉。
阿顾，立刻去把急救药品拿来，多拿些药棉，让他们带走。 英格曼的意思很明显：此处不留他们这样的客人。
持短枪的人并没有收起进攻的姿势，枪口仍指着英格曼神父： 你要他们去哪里？
请你放下武器和我说话。 神父威严地说。
持短枪的人三十岁左右，军服虽褴褛，但右胸的口袋别了一支钢笔。他说： 很对不住您。
你们是要用武器来逼迫我收留你们吗？ 英格曼说。
因为拿着武器说话才有人听。
法比·阿多那多大声说： 干吗不拿着枪叫日本人听你们说话呢？
英格曼制止道： 法比。 他转过头来对持短枪的人说： 军官先生，拿武器的人是和我谈不通的。请放下你的武器。
军官先垂下枪口，当兵的也跟着收了姿势。
陈乔治这时出现了，气喘吁吁地说： 刚刚烧了些热水，去洗洗伤口，包扎包扎吧！ 他转身向英格曼神父说： 怕血淌得太多，救不过来了。先到我屋子里，上上药，把伤裹一下。
英格曼神父对两个埋尸队的人说： 去吧，先把他们的伤治一治再说。
阿顾一听这话，得了赦令似的上来，帮着埋尸队的两个人往陈乔治屋里抬伤员。陈乔治的屋紧挨伙房，门开在一人高的煤池后面，还算隐蔽。
这一夜女孩们都没睡。她们在天微明时看见窑姐们把几幅旧窗幔洗出来，搭在临时牵起的麻绳上晾晒。那些窗幔要给伤员们当铺盖。
早餐后英格曼神父一身弥撒大袍，法比·阿多那多启动了那辆老旧的 福特 轿车，两人神色匆匆地出门去。直到晚餐前两人才回来，英格曼神父一脸病色，两眼空洞，上楼时两手都抓住楼梯扶手。女孩们在晚自习时间问法比·阿多那多，发生了什么事让英格曼神父如此失态。阿多那多告诉她们，从安全区回来的路上，他和英格曼神父差点挨了日本兵的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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