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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1954年生于南京，1955年随母亲移居上海，文革期间赴安徽插队，1977年开始发表作品，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1998年获得首届当代中国女性创作奖，2001年荣获马来西亚《星洲日报》 最杰出的华文作家 称号，2011年获布克国际文学奖提名。
著有长篇小说《69届初中生》、《长恨歌》、《桃之夭夭》、《遍地枭雄》、《天香》等；中篇小说集《小鲍庄》、《我爱比尔》、《隐居的时代》、 三恋 、《月色撩人》等；另著有包括《王安忆短篇小说编年》、《剃度》在内的多部短篇小说集，以及《独语》、《寻找上海》、《故事和讲故事》、《心灵世界》等非虚构作品。其中《长恨歌》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王安忆 非虚构文丛 第四本，用文字为36位文艺界名人画像：巴金、顾城、路遥、陈凯歌、陈村、陈丹青、马家辉、葛优……这些遥远如星光的名人们，在王安忆的笔下，如此贴近，如此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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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一周，一个寒冷的雨天，楼下传达室打电话上来，说有《少年文艺》的同志找我。我连走带跑地下了楼，走进接待室，看见了任大星老师。他坐在一张宽大的乒乓球台边上，显得更瘦削了。他从手提包里取出我的稿子，对我说，我的字写得太潦草，最好能抄一抄。他又说，这也是一个创作态度问题，要认真。他的话很直截了当，口气却好像很抱歉，很遗憾。我简直无地自容了，赶紧拿过稿子，压在胳膊底下，再也不敢看一眼。他又说了几点小意见，就站起身告辞了。前后总共只坐了一刻钟。我想留他再坐坐，可也明白该说的都说了，除非再来几句 今日天气，哈哈哈…… ，而我看出，他是极不善于此道的。他走了，撑起一把很大很笨重的伞，走进了细细蒙蒙的寒雨中。
当天晚上，我就开始抄稿子。当我还没掌握好 横平竖直 的写字基本要点，老师就被赶下讲台。这下子可得了自由，写起了 草体字，我以为字写得叫人看不懂才是 水平 。于是，我的字便呈现了一派无人管教的赖样，简直无可救药。这天我写得极认真，每一笔一划都极下工夫。稿子寄去不几日，就收到任大星老师的一封短信，信上说： 小楷一百分！ 过了几天，接到任大星老师电话，告诉我，小说已发一九七九年第四期，《谁当选？》这个题目太简单，是不是改成《谁是未来的中队长》？他的绍兴口音，很滑稽，叫人很难听清，他重复了好几遍。最后他急了，便用绍兴味很重的普通话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谁、是、未、来、的、中、队、长！ 这回我听清了，却险些儿笑出声来。说真的，我常常给我的作者改题目，却从未想到去征求一下意见。我以为任大星老师这么做是多余的，更何况我是这么一个无名小辈。
后来，我听一位江苏的青年作者说，他给《少年文艺》投稿，用的稿纸很破烂。任大星老师细心地把那破纸片一块一块地贴补起来，像修补一件珍贵的出土文物。而这稿件的作者年轻得像个娃娃，连胡子都没有呢！我不由想起在电话里，他那句绍兴味极浓的普通话，却一点也不想发笑了。
任大星老师很尊重我们。 那年轻的作者说。
我点点头。
我想起了我所收到过的那些油印或铅印的退稿信，想起自己心爱的段落被编辑大刀阔斧砍掉的遭遇。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又在《少年文艺》发了一东西，同任大星老师打了几次交道。时间总是很短，谈完稿子就走。他不会寒暄，不会闲聊，不会没话找话。有话就说，无话便只有沉默了。一沉默，他又感到怠慢了对方，十分不安。然而，假如对方要没话找话，寒暄几句天气，表示一些感谢，他则越发不安起来，以至于惶惑了。
他似乎是不适合当编辑的，因为他没有编辑外交的手腕。可是，作为一个编辑，他对作者是尊重的。无论作者是名人，还是无名之辈。这尊重是真诚的，绝无一点做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