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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永坚，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发表岭南诗文研究著述多篇；钱念民，法国里昂第三大学跨文本跨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廖恩焘外曾孙女。本书主编卜永坚先生召集众多国内外古典文学专业的相关学者，共同笺注廖恩焘先生的四种词集等。
廖恩焘（1874－1954），别号凤舒、忏庵。广东惠阳人。著名革命家廖仲恺之胞兄。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政治系毕业。1908年任清政府外交官。曾代表袁世凯出席南北议和会议，其弟廖仲恺为南方政府代表。1915年3月，任驻古巴代办使事，兼驻古巴总领事。1922年2月，暂代驻朝鲜总领事。1925年1月，任金陵海关监督；12月派代驻智利公使馆代办使事。1926年2月，兼任驻巴拿马公使。1927年2月，任驻古巴公使。1929年10月回国。1934年6月，任驻马尼拉总领事。后辞职经商。1949年后移居香港。廖恩焘不但是著名的职业外交官，也是岭南现代著名的诗人，著有广州方言诗《嬉笑集》、《粤讴》、《扪虱谈室词》等。其诗文创作颇具水平，广受称誉。《廖恩焘词笺注》次结集注释出版，笺释者都是香港和内地的古典文学教授和专家，对诗词素有研究，使本书达到诗词集注释的范本水平。
廖恩焘是廖仲恺的胞兄，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职业外交官。早在清朝末年，他就出任清政府外交官，后来在民国时期也出使了古巴、朝鲜、日本、智利等国，拥有丰富的外交经历，阅历甚广。他的一生历经时局政权更迭，见证了清朝至民国时期中国在政治、外交、社会上的变迁，1949年后移居香港。在廖恩焘的官方职业之余，他也是一位热衷于用官话和广东方言创作诗词的文人。他的著作有词集、粤讴和粤语打油诗，这些作品带有他所经历的时世痕迹，一方面臧否了过去的各个朝代，另一方面也展现了他眼中的官场生态。因此，他的词集被人称为“惊采奇艳”，为民国词林“别开世界”，对于晚清民国中国文学史、政治史、社会文化史等，均极有价值。
本书是次将廖恩焘的词结集出版，由香港中文大学卜永坚教授作主编。他召集国内外众多古典诗词专业的学者，共同笺注廖恩焘的《忏庵词·忏庵词续集》、《半舫斋诗余》、《扪虱谈室词》、《影树亭词》四种词集及集外词合共650首，并附录有《廖恩焘先生年谱简编》。我的曾外祖父廖恩焘（1864—1954），字凤书、凤舒，号忏盦、忏绮盦主人、珠海梦余生，不仅是一名出使过古巴和日本的外交官，也是一位热衷于用官话和广东方言创作的文人。他的著作有词集、粤讴和粤语打油诗，这些作品一方面臧否了过去的各个朝代，另一方面也展现了他眼中的清代以来的官场生态。尽管在专制走向共和的历程中，中国政局长期动荡不安，他的诗词却透露出一种安详的内在生命。写作给他带来内心的安宁，但这需要他付出更多的精力，因为他常常要应对政治动乱，出使他国，并担负个人的其他责任。对此，他曾这样写道:“忧患在，文章底事，误毕生，几两吟屐。”现如今，他的诗词已经在文学界获得众多读者，如果他仍在世，一定会为此欣喜不已。本书的笺注呈现了廖恩焘词中的历史与文学的背景，同时揭示了那个时代发生的事件以及当时人的观点。
廖恩焘为官期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尤其是在1905年，中国取消了科举考试。科举制度的废除意味着官员的选拔不再要求具备经史子集的知识，因此，当廖恩焘与同时代许多官僚鉴赏文学的时候，他必定觉察到官场中人对文学已经失去了兴趣。他满怀热情地同他的胞弟廖仲恺，汪精卫和胡汉民，以及其他重要的政治人物交流诗词，互相唱和。他也委托一些画家，其中包括知名画家黄宾虹，为其创作山水画。官场生活中对艺术必备的深刻鉴赏力在后来变得越来越罕有，正因如此，他的文学收藏成为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
廖恩焘倾心于中国的传统。他的笔触涉及古代的官员，比如众所周知的苏东坡和唐朝的奇才元稹，他们都能诗擅画。中国政治的历史读起来像一系列的寓言故事，因为中国的官员有能力进行创作，在皇权的统治之下，他们必须富有才华才可以谋得一官半职。他们的创作反映了官场文化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同时也检视中国文化的传统价值和信仰。善待这些信仰让读者仿佛置身于“闻笛即死”这是一个有关古希腊哲人柏拉图逝世的典故。据云，柏拉图是在一位色雷斯女子的笛声中逝世的。的时代，一个健在的诗人通过阅读，与已逝的诗人们得以在精神上相聚，生命因而更富有意义。
廖恩焘在文学上还鼓励使用粤语。尽管在民国，北京话已经成为通用的标准语和文学的媒介。粤语文学拥有超过三百年的历史。早在秦汉时期，广东话或者粤语已经是南方众多省份主要的口头用语。早期的粤语经常用来演唱。韩上桂（1572—1644）是一位生活在16世纪左右的学者，据说他喜欢操粤音曼声长歌。廖恩焘捍卫粤语歌谣，因为这些“民谣代表了市井百姓的声音”。廖恩焘的挚友罗忼烈日后追忆:“凤老住在香港坚尼地道一层大洋房，环境幽静，花木扶疏，俯瞰湾仔区的维多利亚海峡。他谈锋很健，说过许多清末外交官在外国出洋相的故事，军阀和达官贵人的丑闻，这一切都是他耳闻目睹的掌故，听来非常有趣。”罗忼烈:《忆廖恩焘·谈〈嬉笑集〉》，《海洋文艺》，第6卷第3期，1979年3月。这些掌故可以在他的《嬉笑集》和《新粤讴解心》等粤语作品中看到。
我父亲钱天佐的故事总让我对家族史兴趣盎然，当然，我母亲何佩玉的经历也让我对家族史痴迷。她曾是蒋介石的护士，2007年她的去世促使我关注先人的历史。2011年，富布莱特基金让我得以旅居中国广州，从而开展廖恩焘和他的胞弟廖仲恺之间关系的研究。廖仲恺是中华民国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至交，在他遇刺之前，他很有可能成为孙中山的接班人。廖仲恺当时的地位只有胡汉民和汪精卫能与之抗衡，胡汉民后来被怀疑与他的遇刺有关，而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势力对他构成了威胁。总之，廖氏两兄弟事实上是站在层次近距离体察了民国的政治。藉由文学上的交流，他们与留日学生及国内革命者之间的友谊得以加深，而这些敏感的政治性交流往往通过典故和暗喻的方式进行。
2011年，我来到广州，那时这座城市正遍地盛开醒目的紫荆花，虽然廖恩焘当年生活的景象不复存在，但是广州却固守了它的传统和那熙熙攘攘的街市商贸。现代化的速度让它的行人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要穿过五车道的大马路，而遍布大街小巷的摊贩们仍然在兜售着禽鸟、丝绸、水果和药材，以及活蝎、干海马、鹿角、沉香、草本、红茶和緑茶等等。在我曾外祖父的年代，这座城市到处都是人力车，时常可以听到公寓宅邸的庭院传出悠扬的琴声。这些宅邸拥有亭台楼阁和小池塘，它们远离城市的喧嚣，显得格外清静。
我在广州的初几周，有幸得知香港中文大学的卜永坚教授曾就廖恩焘的著作开了一次讲座。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一次愉快的会面之后，我们决定出版廖恩焘的词集，并广泛招集人员笺注廖恩焘的词，他们的工作重述了中国史上著名词人的历史和廖恩焘在晚清民国的经历。卜永坚教授的童年在广州度过，他于香港中文大学完成学业后，又获得英国牛津大学的博士学位。卜教授是一位理想的合作者，因为要了解廖恩焘的外交经历和他的传统文化学养，不仅需要专业知识，还要求老成练达的能力，他的学术背景，对专擅哲学和文学的我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廖恩焘不仅仅是一个中国人，他还是旅居过美国、日本和古巴的散住公民，所以我组织了团队来研究他的生平。给廖恩焘词作注的都是博学多才的古典学者，他们解释了廖恩焘词中的众多典故和故事。除了从档案馆和图书馆收集的研究材料，我也从祖母、父亲、叔伯和姑姑口中得悉廖恩焘的私人生活细节。20世纪80年代，我与我的祖母、廖恩焘的九女儿廖承荔（1906—2001）生活在一起。我父亲钱天佐是廖恩焘的外孙，他和我母亲何佩玉跟我分享了许多有关廖恩焘的故事。在广州，我同许锡挥以及他的家人有过多次交谈，许锡挥是廖恩焘六女儿廖承麓的哲嗣，他们让我对廖恩焘在上海的生活有更深入的了解。另外，我还偕同姑姑钱天美到夏威夷拜访过沈祖勋，他是廖恩焘三女儿廖幸妹的公子。廖恩焘的大家庭走出了一些知名人士，比如陈香梅，她现住美国。还有朱光亚，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在北京探望过他，可惜当时尚未开始这项研究，因而他没有留下任何口述材料。我在广州也认识了中山大学历史系的硕士生朱志龙，他是程美宝教授的学生。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朱志龙一直对廖恩焘的生平进行研究，在他的协助之下，我收集了许多有关廖恩焘的材料。另外，他又编了一份廖恩焘年谱，附在本书后面，让读者对廖的生平有更多了解。本书完成之前，朱志龙还发现了廖恩焘不为人知的一些诗词。
廖恩焘于1864年在惠阳出生，九岁的时候移居旧金山。廖氏的祖先是16世纪迁到惠阳的客家人，廖佩珣监修，廖佩鎏等编纂:《惠阳廖氏族谱》，排印本，1925年。他们富有冒险精神且胆识过人。廖恩焘的父亲廖竹宾早年毕业于香港圣保罗书院，能讲一口流利的英文，曾在香港汇丰银行的外汇局工作，19世纪60年代，他被调往旧金山协助筹建汇丰银行在此地的家分支机构。廖竹宾至少会说四种语言，官话、客家话、粤语和英语，这种多语现象在廖氏的后人中继续保持，廖恩焘能操西班牙语和日语，而廖竹宾的孙辈还会说上海话和法语。
19世纪50年代，吃苦耐劳的中国人曾在加州的金矿和铁路行业广受欢迎，但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种族主义兴盛一时，并在1873—1879年经济衰退期间达到了高潮，随后竟一直持续到19世纪90年代的克朗代克淘金热。廖家在美期间，美国浓厚的反华情绪影响到廖恩焘和他的弟妹，尤其改变了廖仲恺的一生。不管怎样，廖竹宾还是成功积累了财富。沈祖勋是廖恩焘的外孙，2008年，我到他在夏威夷考艾岛的家作客，他告诉我:“我已经不记得他是如何在美国采矿者、西班牙移民和爱尔兰铁路工人中间奋斗过来的，我只知道他不仅很快发了财，而且也变得很有涵养。等到他回到广州的时候，他可以同我祖父，一个晚清总督的孙子，互相来往。他的儿子恩焘之后带回了他的新娘，也就是我的外祖母，她出生在加州的萨克拉门托，不单能说粤语，而且可以阅读英文或西班牙文的书籍、报纸。”根据我姑妈钱天美的说法，廖竹宾当时在外汇部门工作，帮助中国工人汇款回国，廖恩焘后来也在银行实习类似的汇兑业务。19世纪70年代，将近有五万中国人移民到加州，而且绝大多数来自广东，这样，廖竹宾的语言能力和从业经验使得他成为当时汇丰银行理想的员工。
十四岁那年，廖恩焘返回广州师从广东学者陈伯陶，之后他中了举，成为举人。1887年，他与邱琴结缡，两人生育了十个儿女。廖恩焘的事业由担任职业外交官起步。1891年，他被清廷任命为驻古巴马丹萨领事。在古巴，廖恩焘将他的怀乡情愫寄托于在古巴的寓所生活:“清光绪末叶，余再于役美洲之古巴岛，于乡落间购得故家别墅，颇极江山花木台榭之胜，因（？）更凿坏，葺阁面海，增楼拓余地，点缀为吾国园亭。塘五亩，仿巨型珠江画舫，建船厅，迭石为岩洞，曲栏绕出水中央。夹岸梨、桃、槐、柳、松、竹、芭蕉、桄榔、影树，蔚为緑天，长夏荷花盛开，燕集无虚夕。”录自我收藏的一幅字画，大约1950年作。
沈祖勋回忆说:“廖恩焘的客家话、粤语和官话讲得很流利，但我不能肯定他在英语、西班牙语和日语方面的能力，他仍健在的时候，我对那些语言还不是很了解。外交部的官方档案显示，他在1914年被任命为古巴总领事，次年的4月到达古巴。我猜那时欧洲的贵族肯定聚集在那里躲避战祸。1917年11月16日，当时一战还没结束，廖恩焘离开了古巴。他的下一个任所在日本。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到达那里，我只记得在1922年的6月，他出任东京代表团的临时代办。”在日本，廖恩焘款待了孙中山和苏联外交代表越飞，此外还有他的亲弟廖仲恺。廖仲恺当时借口前来参加一个婚礼，实际上是为孙中山开展工作，他终促成了“孙越宣言”。廖恩焘很显然没有意识到，他那时正在主持并赞助国民党和苏联之间的一次关键性的革命联盟。
廖恩焘在中国长大，后来在美国待了几年，但很快就回到中国以及中国的知识传统。廖仲恺则不同，他在美国出生，并在那里度过了大部分的童年岁月。廖仲恺是怀着强国梦返回中国的，因为在旧金山，他亲历了太多的反华种族主义，包括1882年的排华法案、1888年的斯科特法案和1892年的一项禁止中国劳工入境的新法案。当时，中国的劳工在美国被谋杀，遭石头砸死或者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受到虐待。毫无疑问，在美期间，廖仲恺目睹过恐怖的暴力行为。1880年，中国正式同意美国立法限制中国移民，这让美国的华人深感失望。回国后的廖仲恺跟他时任清廷广东买办的叔父廖紫珊生活，他本来可以步兄长的后尘进入官僚系统，但当他断定传统的教育已无法应对现代社会时，他避开了这条道路，廖氏兄弟由此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他们之间的关系常常很尴尬，尤其是廖仲恺之后追随孙中山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而廖恩焘则在清廷和民国的北京政府担任外交官。与廖仲恺不同，廖恩焘过着传统文人的生活，他创立了一个词社来寄托对逝去王朝的追思。就在这一代人里面，中国的政治已然出现了分化，廖仲恺追求中国的全盘西化，而廖恩焘似乎接受了儒家甚至更守旧的生活态度。
当廖恩焘把玩来自世界各地的奢侈品和艺术品的时候，廖仲恺和他的至交孙中山成为了革命运动的领袖。廖仲恺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在那里他翻译社会主义学说，为宣传革命打造思想武器。而廖恩焘与他在银行任职的父亲也不同，他不仅是一个艺术家，他的生活态度也很豁达。沈祖勋说:“廖恩焘虽是一个富人，有传言他通过投资房地产积累了一笔财富，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太多的物质财富，因为时局混乱，他的财产损失倒是常有的事。”我的姑姑钱天美则回忆说:“廖恩焘在横滨拥有一套豪宅，各个套间的墙壁上布置锦缎，颜色各异。官方的记录显示他在1922年8月离开了日本，但我相信他只是去朝鲜谈生意，也有可能在11月回到北京见证我的出世。总之，12月他再次出现在日本，次年纔真正离开那里。另外，我只记得他在北京过五十岁寿辰的那场盛大的庆祝宴会，当时几乎所有知名的京剧演员都聚集在他的大房子里，为他演出。他们的表演肯定是不收费的，但其他的工作人员据说获得了一笔不少的赏钱。这次祝寿大概是在1924年或者1925年，当时关东大地震摧毁了廖恩焘在日本的庄园，人们说当他听到这个损失巨大的消息时，眼睛眨都没眨一下。”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廖恩焘被派往古巴代办使事兼任总领事官，有证据显示他在古巴的卡马圭省拥有一套住宅。1925年1月，他出任南京金陵关监督，同时兼理江宁交涉员的职务。对于中华民国和廖恩焘来说，1925年是一个不幸的年份，因为就在孙中山病逝后几个月，廖恩焘的亲弟廖仲恺遭遇暗杀身亡。廖恩焘在词里表达了失去胞弟的悲恸；在廖仲恺离世七年之后，他描述了一次为亡弟扫墓的情景，并谈到他因哀伤而无法安宁。即便如此，廖恩焘在这之后仍然要面对历史的种种考验。1942—1945年间，廖恩焘在南京汪精卫伪“国民政府”担任政府委员。他不仅失去了廖仲恺，他此时的名誉也遭到了质疑。由于参与汪精卫的“和平运动”，与汪有长期交情的廖恩焘受到了牵连。不过，据我父亲钱天佐说:“抗战后，外公廖恩焘仍在上海，有朋友劝他去香港。因为可能牵连的缘故，外公因此迁居香港坚尼地道廿五号楼下，那是何香凝以前住过的屋子，背山面海。外公和汪精卫有私交，但没有做汉奸卖国的事，论关系，蒋介石和汪精卫更密切，而且同是国民党人。”
在加入汪伪政权而致名誉受损之前，廖恩焘家中也发生过变故。他的七女儿廖承苏因毒品走私而被逮捕，后被关进了监狱。尽管家里人一致坚信，事情真相是她的丈夫高瑛将毒品暗藏在她的行李箱里，她的丈夫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但无论如何，这桩丑闻给她父亲的仕途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廖恩焘不得不再次离开古巴。父亲钱天佐后来回忆:“关于我七姨妈廖承苏和高瑛运鸦片的事，在家里很少讨论，实际上也从未真正讨论过，但我外公被撤职是确有其事。七姨妈和高瑛离了婚，二子跟爸爸，女儿美美跟母亲，和外公住在一起到上大学。七姨妈后来一直住在她的娘家，她仍然是一个深受喜爱的家庭成员，她九十多岁在香港去世。20世纪50年代，还有古巴华侨寄当地中文报给我外公，我也因此集了不少古巴邮票。外公整日看书作词，从不发脾气，而且做了香港词会会长，朋友络绎不绝登门拜访。”上述遭遇对任何一个官员来说都不算是小事，廖恩焘因此失去了工作，又丢了颜面。尽管如此，他仍然处变不惊，坚持写作。他那时恐怕很难无动于衷，如果有作品能揭示他的内心想法的话。
廖恩焘所有的孙辈都不敢在他面前表现无礼，而廖恩焘事实上还有喜欢欢乐的一面。他的许多孙辈宣称他们小时候是祖父的心肝宝贝。姑姑钱天美告诉我:“可能是以前事业和地位的缘故，外公在这个大家庭里是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者。他时常受邀主持庆典，而且总是坐在一桌主要的位置。我们这些小孩子从来不畏惧他，尽管我们从未在他面前胡作非为过。我还记得他带我们看过电影，他爱看好莱坞的音乐剧，而且越是细腻夸张的就越喜欢。我永远也忘不了他给我们买玩具车的事，那是的涂有红黄搪瓷的汽车模型。抗战的那些年，他给我们买甜零食，还带给我们许多难得的乐趣。”廖恩焘的外孙女陈香梅说:“我五岁的时候和我的外公外婆同居了一年，我不记得为什么会被送到北京外公外婆家。这之后，我也经常到外公外婆家走动。我记得外公有一个很大的书斋，里头藏有中英文书籍，他鼓励我阅读这些书。外公喜欢在书斋练习书法。”也许，廖恩焘的成功之一就是既能在频繁的政府更迭中顺利生存下来，同时还能保护他的家人。
因为与汪政权的关系以及之前在日本的经历，廖恩焘受到质疑。1948年，他回到广州，次年寓居香港，直到1954年他在那里去世。晚年的廖恩焘远离政治，更多的是将时间投入到写作中去。姑姑钱天丽回忆:“我小时候和公公婆婆住在一起，我记得公公是一个很睿智的人，且富有绅士风度，他从不会发怒或者说别人坏话。他晚年陶醉于创作并且编辑他的词集。休息的时候，他会坐在舒适的椅子上，用一种我完全听不懂的方言，很有韵律地诵读他自己或别人的诗词。他也有一群老年朋友，每月会定期在我家见面吃午餐，然后整个下午一起交流或者共同创作诗词。公公每年的寿辰是家里的大事，所有的亲朋好友纷纷前来祝贺，为了助兴，当晚通常会邀请一个盲人（通常是瞽女）来给客人演唱。”
廖恩焘虽然可以举办奢华的聚会，但私下却非常俭朴。姑姑钱天美称他“是一个有固定规律但做事简单的人。他每天早上洗完澡后，要是待在家里，就会穿上传统的中国服装，棉布马褂加棉布裤子。要是出门，他就再在外面套上一件丝绸长衫。他早餐都会吃一个放在杯子里煮熟的鸡蛋。他不喝酒，不过偶尔抽烟，他拿着一根细长的象牙烟杆，烟嘴镶着緑翡翠，烟杆末端的锅口用来放烟草”。从廖恩焘留下的相片来看，在他三十多岁的时候，他长得眉清目秀，相貌清癯而优雅。令我惊讶的是，我哥哥钱念中的长相与廖恩焘极其相似，可他已经是曾外祖父的第四代人了。根据孙辈的描述，廖恩焘后来变得肥胖了。但在相片里，他看起来不比身旁的同僚胖多少。
廖恩焘尽管生活在政局动荡的年代，却仍不废吟咏。他在创作中得到了些许悠闲的时光。姑姑钱天美告诉我说:“外公早上会坐在书桌前，边吟诵边用毛笔写下屡经斟酌的词。我经常在他那张大书桌旁，瞪大眼欣赏桌上的古董和小摆设，其中有欧洲的小古玩，比如用象牙雕的安装在黑色台座上的希腊罗马式女性头像，金银色的笔筒和搪瓷盒子，另外还有小块的玉雕和半透明的宝石。外公承诺送给我一个玛瑙瓶，他去世后，母亲将它给了我。有一年夏天，我倚在外公的沙发靠背上，他逐行逐句为我解释《长恨歌》这首长诗。”
父亲钱天佐说:“外公平时就喜欢填词砌字，我记得他用剪子和米饭将方块上面的字贴上，盖住要改的字，这样他就能写上新的诗词。他的书斋有用玻璃柜装着的小骨董，墙上有朋友送的字画，其中有康有为的对联，也有何仙姑和铁拐李的画像，还有一些山水画。外公吃饭很慢，食量也不大，但绝不浪费。外祖父和外祖母脾气太好了，他们待人接物都很和气。但是，外公也会写些作品来讽刺他不喜欢的人。譬如，他写过一首粤语打油诗讽刺被曹锟赶下台的北洋总统徐世昌，非常幽默。另外，我还记得他收藏有一系列纪念邮票，有一张上面是画着徐世昌、叶恭绰和靳云鹏三个人的头像。”
父亲钱天佐和姑姑钱天美都记得廖恩焘以前有个侍者，叫张庆，是旗人。父亲说:“他曾是外公廖恩焘在古巴担任使节时候的仆从，我母亲记得他站在我外公马车的后面。回国后，外公介绍他去铁路局做事。每逢节日，张庆都会穿着制服来拜访我们家，还带来许多礼物。在上海的时候，张庆的女儿也在我们家做工。”姑姑钱天美告诉我说，当时一家人离开大陆的时候，张庆是后一个同他们告别的。
廖恩焘的寓所常常聚集了许多客人。他们一起吟诗作对，评书论画。“午后，他时常吟咏诗词，和着韵律摇头晃脑。亲朋好友也前来闲聊或者叙旧。每隔几个月，他都会和其他文人参加词会，一起聊天，吟咏，喝茶，往往要待上一整个下午。有一次，一位古董商来找外公，外公卖给他一些书画，这些书画是他在1937年逃离南京时带出来的一部分，而他的大多数收藏都留在了南京。到上海不久，他打听到他在南京公寓所有的东西都被洗劫一空。”姑姑钱天美补充说，她从其他亲戚的口中闻知外公获知此事时镇静自若，并没有因此愤怒或者难过。
廖恩焘交游很广，我父亲钱天佐说廖恩焘在上海的寓所有好些常客，包括“康有为的女儿，廖仲恺、何香凝的女儿廖梦醒，冒鹤亭，许崇智的太太，还有留着长白胡子的夏敬观。在香港，他的客人有刘百端、张叔俦、罗忼烈和汤定华等”。曾外祖父廖恩焘有很多画家朋友，他们从不同的角度绘画廖恩焘的书斋，然后送给他，这些画家之中就有闻名于世的黄宾虹、郑午昌和吴湖帆。
姑姑钱天美描述外公廖恩焘的妻子是一个贤慧而生性恬静的女子。在报纸上，其他的外交官也称赞她的英语水平极佳。她因时常举行社交集会而多次见诸报端头条，其中有一回是她招集外交圈里的朋友一起打桥牌和尤克牌。廖恩焘的外孙许锡挥从未见过这对伉俪不和，他说:“在我印象中，我外公不是很严厉的人，外婆也是一样。外婆养了一只小狗，叫Chichi，和他们一起吃睡。可惜，Chichi后来眼睛瞎了，但外公一直养到牠老死。”
廖恩焘身材魁梧且器度不凡，他的妻子廖邱琴也长得秀外慧中。姑姑钱天美说，“我的外婆出生在萨克拉门托，她的父亲是一群修铁路的中国人的工头。她很可能在小学和中学读过几年书”；“外婆是一个少言寡欲的女人，她身材苗条，总是穿着一件非常干净的灰色或棕色丝绸旗袍，她的白头髪用一张隐蔽的髪网宽松地盘着。她有双皱巴巴的眼睛，常是孩子气似的轻笑不语。她和外公用客家话交流”。
如果我祖母廖承荔的形容准确，那么，廖恩焘和他的妻子在哈瓦那过的应该是一种田园般的生活。祖母讲过，他们清晨在沙滩上骑马，而她父亲廖恩焘在海边的别墅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访客。她描述的见闻常常逗人发笑，比如十一个孩子买鞋的故事:“我们会在商店里耗上好几个小时，因为鞋帮上孔眼很多，系鞋带的时候要一直系到小腿上。店员很无奈地帮我们这些人一一系上。”在田纳西州的家里，祖母经常提起其父亲会雇佣随时听差的仆人，这是一种我们完全陌生的生活观念，“每次有客人一起吃晚餐，都有一个仆人站在他们的座椅后面”。她这样跟我们说，而且每道菜都有它专用的餐具，主菜用银叉，甜点用金叉，搭配得相宜。后一道菜是水果拼盘，它用金色的碟子装盛，而珍珠白与银色的盐瓶和胡椒瓶也用来点缀餐桌。
廖恩焘生活的世界已经远去，而他遗留的诗词让人们可以去重新想象那个时代，并且思考晚清民国时期多元的中国文化。廖恩焘是一个文笔独特，视角与众不同的文人，他冀望后世的人能感受诗歌，以及诗歌所带来的安宁，因为诗词曾经伴随他度过生命中艰难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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