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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林，四川达县人。历史学博士，法学博士后。曲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孔府档案研究中心主任。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中宣部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南部县衙档案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长期致力于地方文献的整理、研究与教学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史、法律史、中外关系史。出版有《清代县域民事纠纷与法律秩序考察》（中华书局，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研究》（中华书局，合著）等3部，在《历史研究》《法学研究》《档案学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
申斌，山东济南人。先后在山东大学、大阪市立大学、中山大学获得历史学学士、文学硕士、历史学硕士学位。曾担任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助理，现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本辑《地方档案与文献研究》为“学术史与方法论”专号。编纂工作始于2014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举办的“明清契约文书国际暑期学校”，期间师生意识到目前的地方文献整理虽方兴未艾，但各地做法不一，亟需对过去的经验与教训进行总结。故本专号选了以下四类文章:（1）三篇概述20世纪上半叶中央衙门档案整理方法的文章和两篇分别代表60年代与80年代档案整理方针的文章；（2）在地方档案文献收集、整理方面具有开创性的文章；（3）以若干典范性整理工作为基础，带有理论性、反思性或总结性的论文；（4）近年对地方档案文献整理方法的学术回顾文章与揭示未来整理工作可能方向的展望性文章。希望借此引起学界同仁的兴趣，超YUE具体区域，在方法论层面思考地方档案整理的共性问题。
一、缘起
本辑《地方档案与文献研究》为“学术史与方法论”专号。收集、整理地方档案文献是目前学界和地方政府极为关注的课题，已经产生了很多重要的文献整理和研究成果，并且有继续繁荣扩大的趋势。如果从1947年戴炎辉先生着手整理淡新档案开始算起，我国地方档案文献的收集整理已经走过了七十年；如果从19世纪末日本殖民者在台湾为进行土地调查和私法调查而收集民间契字开始计算，则已将近一百二十年；如果不局限于档案文书，广义的地方文献收集则更是我国一个悠久的传统，仅以汇集刊刻地方文献而论，就已经有四百余年的历史了。值此地方档案文献整理蓬勃开展之际，为了促进我国地方档案文献整理水平及规范化的整体性提高，我们认为很有必要系统地回顾我国档案文献收集、整理的学术历程，从问题意识层面重温开创性工作的学术关怀，从方法论层面探究典范性成果的经验教训。
因此，在本专辑中我们汇集若干篇在档案文献整理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专论（有的是典范性整理成果的前言或凡例）以及当下关于档案文献整理方法与学术史的论文，希望借此引起学界同仁兴趣，超越具体区域，在方法论层面思考地方档案整理中的共性问题。
二、地方文献的概念与收集地方文献的传统
文献一词出于《论语》，根据朱熹的解释，“文，典籍也。献，贤者也”。马端临《文献通考》对其意涵作了引申，“文”是经史、历代会要及百家传记之书，而“献”是臣僚奏疏、诸儒评论、名流燕谈、稗官记录。自此，文献被限定为文字记载。地方文献这一概念，有几种不同的界定，一是指本地人的著述，如《江苏艺文志》；二是指以本地为记载对象的著作，如《江苏地方文献书目》，三是兼括前两者，并将地方出版物甚至地方藏书也囊括其中，如《山西文献总目提要》。
南宋以降，地方志修纂的传统绵延不绝，为修志而收集资料可以说是收集地方文献传统中*悠久的，而地方志中的艺文志、金石志则是地方文献书目和地方文献汇刊的雏形。晚明时期开始，汇集刊刻本地士人著述的地方性丛书开始出现。叶德辉认为“会萃乡邦郡邑之书，都为丛刻，自明人《梓吴》一书始，樊维城《盐邑志林》继之”c。《梓吴》今佚，明海盐知县樊维城主持编纂的《盐邑志林》刊刻于天启三年（1623），汇集三国至明代海盐历代人士著述，“用张兹邑著记之盛”，是我国现存*早的地方文献丛书。此后经清、民国至今，各地编纂地方文献目录、刊印乡邦文献丛书的活动延绵不绝。在这个传统下，地方文献收集整理的主要目的在于保存本地历史文化典籍。
随着现代史学、社会科学的建立，另一个收集、整理地方文献的传统开始了。与前面的地方文献目录、丛书的编纂不同，这是基于明确研究目的开展的史料收集活动，地方文献的收集在保存史料的意义上获得了新的展开，*重要的一点就是地方档案越来越受到重视。
三、地方档案的概念与我国地方档案的形成概况
档案是人们在各项社会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原始记录，原始记录性是其本质属性。档案的性质与其形成主体情况密切相关。从16世纪到19世纪初，只有官府衙门系统称得上大型复杂组织，非政府的档案形成主体除了个人，主要组织形式有家庭、宗族、村落、会社、店铺商号、书院、戏班、寺庙等。因而保存下来的*宗档案自然是官府档案，譬如宫中档案、内阁大库档案、淡新档案、宝坻档案、巴县档案、南部县档案等。其他个人或组织的档案若按照同一形成主体划分，则较大宗只有孔府档案等极少数几种，多数表现为同一地域的众多不同形成主体（个人、民间组织）留下的档案，如台湾文书、徽州文书、石仓文书、清水江文书等a。19世纪末开始，随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变迁，政府部门愈益庞大，政府之外的大型复杂组织大量涌现。就政治领域而言，不但清政府系统中多出了海关总税务司这种半殖民地色彩的新型机构，还出现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这样带有殖民政权色彩的行政机构，而且政党作为新的政治组织形式登上历史舞台。就经济领域而言，不但钱庄、银号、票号等传统组织业务更加复杂，更重要的是出现了银行、洋行、大型工矿企业、商会商团等新型组织在文化领域，天主教及基督教教会、大学、医院、图书馆、博物馆、报社、文化教育宗教社团等文化机构层出不穷。相应地，这也带来了档案文献形成主体的多样化和档案文书类型、内容的复杂化，而电报、打字、印刷等技术变迁改变着档案的物质形态。地方档案主要指在本地形成的一切档案，其形成主体是本地居民个人或驻本地组织；广义上还可以包括不在本地形成，但是内容涉及本地的档案。
(节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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