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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文人，*重文章。明清之文，作者甚多，数量甚富，且流派迭出。本书精选明清著名散文家宋濂、刘基、汤显祖、姚鼐、曾国藩等人的作品近五十篇，体现了从明到清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特色，并附有注释和品评。是一部关于明清散文的优秀选本。
凤凰出版社·名家视角丛书
本书是2016年度普及类古籍整理图书专项资助项目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凤凰出版社组织出版了“文苑丛书——名家精选古典文学名篇”，于1992年12月正式出版，共十册。编选者或为博古通今的学界泰斗，或为专治一门的大方之家，《丛书》在选篇立目与注释品评上，做到了精品与新见相结合，而在装帧形式上的创新，更是开一时之新风。2002年9月，《丛书》出版了简体字本，更名为“名家视角”，反响依旧热烈，并于2004年3月重印。现如今，编选者中的许多先生，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我们希望继续传承和发扬他们留下的精神财富，让一代又一代的读者通过名家的引导，能进入人类文学遗产的艺术殿堂，体验或感悟中国古代文学的意味与艺术魅力。于是，2018年，出版社在修订错误的基础上，重新再版这一精品图书。仰仗于诸位名家把关，较之同类出版物，《名家视角丛书》具有选目精当、编排合理、注释明晰、篇幅适中的优点。“选目”是选本的关键。编选者本着弘扬传统文化的宗旨，发挥自己的专业所长，精心选材。《丛书》每册附有编选者悉心撰写的《前言》，提纲挈领，评析某一文体在特定时期的发展概况。正文中，每篇作品附有作者小传、注释和品评，以利于增进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小开本精装，每册不超过二十万字，便于读者携带和阅读。
这套《丛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1.普及性。《丛书》是丰厚的中国古代文学遗产的一个缩影，是宏伟冰山的一角，无比丰富的艺术宝藏还有待我们去发掘。这套《丛书》无疑就是开启宝藏的钥匙。藉由它，让读者亲近诗词歌赋，体味古典文学的艺术魅力。许多编选者都带着这样的期许，如钱仲联先生在《明清诗精选》前言中说:“选入的诗虽仅仅是一百篇，却概括了明清诗歌的全貌，一勺水可以尝大海味。”程千帆先生在《宋诗精选》前言中说:“这本书只是想使读者对有异于唐诗的宋诗风味尝鼎一脔而已。”王水照先生在《唐宋散文精选》前言中说:“尝鼎一脔，以蠡测海，愿这一小小的选本能帮助读者去叩启唐宋散文百花园的大门。”
2.思想性。古代文学作品是中国传统观念和思想的载体，蕴含了丰富的哲学、宗教、政治、法律、军事、经济、历史、地理等知识，古代文人素有“诗言志”、“文章合为时而著”、“文以载道”的传统，细心读者在阅读作品时自能领会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3.艺术性。开卷有益，*重要的是反复吟诵原作。只要读者潜心品味入选《丛书》的每篇作品，就足以感受古代文学的艺术魅力，领略古典诗文丰富的艺术技巧和完美的声律形式，而我们中华民族的审美趣味、美感经验和艺术情操，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些文学经典陶铸的。
4.学术性。虽属普及性读物，但书中蕴含着编选者的文学批评思想和文学史观，值得揣摩和发掘。通过这套《丛书》，可增进读者对古代文学的了解，引起他们的兴趣，进而为充实壮大未来的学术队伍做好铺垫。
为了纪念这些前辈名家，在封面设计时，决定烫印他们的亲笔签名。在与美编商定硬笔竖写的选择标准后，为求*效果，多方搜求，终得全璧。
明清散文精选
前言明清文学，在今天看来，小说为*；但在当时，士人所重者，仍在文章。因此，从历史上看，明清之文，不仅作者甚多，数量甚富，而且流派层出，为前代所未有。
当然，一般说来，明清之文，成就之高，不及先秦、汉魏、唐宋几个时代，但也自有特点，不可一概而论。
以明代而言，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便产生了多种多样的文章。
例如开国之初，大乱始平，人心思治，几个易代之际的人物，如宋濂、刘基等，都有歌颂新朝的文章。其中宋濂所作，是*有代表性的。杨维桢为《宋学士文集》作序所称道的“馆阁之文”，多属这类作品。其中的《阅江楼记》，就是善歌善颂的文字。
这样的文章在当时是*合时宜的。虽写阅江一楼，却反映了国家初建，百废俱兴，一派兴旺发达的气象。虽属颂圣，却非凭空虚构。李慈铭说:“金华文气，从容而博大，故有明推为一代之冠。”可能即指这样的文章。当然，李慈铭又说:“然颇乏精彩，故罕警策可传诵者。”这话说得不错。自古以来，歌颂之文，精彩者本来不多，可传诵者为数亦少。宋濂此文，比较起来，尚属可读之作。此文之外，还有《秦士录》、《送东阳马生序》等，也都为世所称。
与宋濂并称的刘基，精彩之作，是写于元末的《郁离子》。讽刺时弊，很有特色。但入明以后，所撰歌颂之文，亦乏精彩。如《甘露颂》之类，无足称者。
在宋濂、刘基之后，政治形势开始变化，大狱屡兴，人不自保。法禁日严，言路日窄，连颂圣之文也难写作。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之下，便产生了台阁之文。作者有杨荣、杨溥、杨士奇等。这类文章，不仅颂圣，而且粉饰太平。黄茅白苇，更不足称。
在这以后，一些文人学者对于现实，日渐不满，对于台阁之文，亦多不满，于是产生了李梦阳、何景明等“七子”的复古之文。
“七子”在文学上主张复古，政治上反对宦官专政。复古虽流于形式，原因却在不满现实。况且，正当八股文盛行之际，提倡“文必秦汉”，使一些学子知道“《四书》之外，尚有古书，八股之外，尚有古文”。这在当时，亦未可厚非。
以何景明为例，他虽有拟古之作如《敌中篇》，步趋韩非《说难》，固不足取，但他另有一些文章如《上杨邃庵书》、《上冢宰许公书》等，却既有气势，又有感情；既有辞采，又有胆识。
继“七子”之后，又有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他们主张“文必西汉”，也是提倡复古。他们的文学主张和政治倾向，也和前“七子”一样。
在后“七子”中，王世贞的著作甚富，所撰《弇州山人四部稿》为一代巨著。《四库提要》说:“考自古文集之富，未有过于世贞者。其摹秦仿汉，与七子门径相同；而博综典籍，谙习掌故，则后七子不及，前七子亦不及，无论广续诸子也。”
在后“七子”之文中，王世贞的《题海天落照图后》、宗臣的《报刘一丈书》，都是有代表性的作品。
与“七子”对立的作者，有所谓“唐宋派”。所谓“唐宋派”，是从嘉靖年间王慎中提倡欧、曹之文，唐顺之编选八家之文开始的，其后茅坤、归有光继起，于是形成了一个流派。
唐顺之是个“于学无所不窥”的作者。他的《答茅鹿门书》是一篇很有见解的文章，《任光禄竹溪记》也是颇为传诵的作品。
此派文章*为世称的作者是归有光。归有光为文是学《史记》的，其记叙之文如《先妣事略》、《项脊轩志》、《寒花葬志》等，*为传诵。但与此同时，他还另有一类值得重视的文章，有些关心吏治民情的文章如《送昆山县令朱侯序》、《送县大夫杨侯序》以及《长兴县编审告示》等，别有特色，从中可见他并非只是撰写家人父子之情、身边琐事的作者。
明代中叶以后，国家衰象日增，社会危机日重。加以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社会风气和社会思潮都有新的变化。这时思想界出现了李贽，文学方面则出现了公安派、竟陵派的一批作者。
公安派袁宏道兄弟三人，为文主张“独抒性灵”，反对“七子”之复古拟古。明代文章至此乃发生开国以来*的一次变化。
三袁之中，袁宏道又是成就*、影响*的。他为人主张“适世”，为文自由潇洒。例如《雨后游六桥记》、《孤山》、《满井游记》以及一些短简、尺牍，都是闲适的作品。但他为人也非完全不问世事，例如他的《监司周公实政录序》、《送江陵周信入觐序》等，就是颇为关心世道的作品。其中有愤激，也有不平。
稍后于公安派的竟陵派，与公安派同样反对复古，钟惺、谭元春等作者又以“幽深孤峭”来矫公安派为文伤浅之弊。其成就不及公安，却也自有特点。
到了明代晚期，面临国破家亡，袁宏道等人所追求的适世之文，已经难于再写下去了。张岱生于此际，便写出了挽歌似的小品。他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等，都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他有《自为墓志铭》一文，很能说明此时的写作背景:“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就是在这景况之下，他写出了许多“梦忆”、“梦寻”一类的文字。
与张岱这类作者相反，晚明也出现了另一派用世的作者，主要有张溥、张煌言、夏完淳等。
张溥等人参加了现实的政治斗争，文学上反对公安派的“性灵”和“适世”。主张恢复古学，务为有用。为文力矫公安之失，而开此后“经世致用”之风。张煌言、夏完淳等从事抗战救亡，为文别具特色。
清初之文，是承袭了“经世致用”之风的。
当明清易代之际，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惩于明末士风、文风之弊，却讲“经世致用”。三人入清却不入仕。顾炎武跋涉山川，载书自随，自谓“九州历其七，五岳登其四”，“百家之说，粗有窥于古人；一卷之文，思有裨于天下”。所著《日知录》，学风、文风都与明季不同。至如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宋论》等，也都有新的时代特征。
但是，清代亦如明代，开国之后，政治形势亦有变化。出于统治需要，文化专制更甚于明代。在此后的一段时期里，文字狱接连不断，为文著作，相当危险。这对于此后文章的发展变化，影响甚大。特别是戴名世的《南山集》案以后，文人秉笔，不可能再像清初那样“纵论唐宋，搜讨前明遗闻”了。
这时*合时宜的，是从方苞开始的桐城派的文章。
方苞曾因《南山集》案而牵连入狱，被释之后，“惊怖感动”，在《两朝圣恩恭纪》中说:“欲效涓埃之报。”于是为文提倡“义法”，主张“阐道翼教”。他的许多文章都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之下写出来的。其中《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等篇，是“阐道”较少、传诵较广的文字。
在方苞之后，桐城派的另一个重要作者是刘大櫆。刘大櫆为文，主张“明义理，适世用”。这和方苞的“阐道翼教”立意相同。他又进而讲究“行文之道”，讲究“神气”，对于文章的音节字句是很下功夫的。他的文章也确有功力。
在刘大櫆之后，桐城派一个更重要的作者是姚鼐。姚鼐生当清儒考证之学甚盛之时，又当义理之学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之日，他提出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并重；而且在刘大櫆所提的“神气”之外，又提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以及“阳刚”、“阴柔”等等，于是桐城派的文章理论乃更臻完备。他的《登泰山记》就是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结合的典型作品。
在姚鼐以后，桐城派的作者，代有其人:方东树、管同、刘开、梅曾亮、吴敏树，以至曾国藩、薛福成、吴汝纶等，一脉相承。姚鼐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曾说:“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就占统治地位的文章而言，这话说得不错。桐城派之外，乾、嘉时期，也还有另一派作者。如恽敬、张惠言等，其为文蹊径，与桐城派颇有不同。还有几个不立宗派而为文自有特色的作者。例如郑燮，不以文名，而文章新颖。又如全祖望，虽然生在乾隆盛世，而为文却有清初之风。所撰《梅花岭记》，和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相比，思想和文风，都有差异。还有袁枚，为文反对桐城派，而接近公安派。再有汪中，为文上宗汉魏，愤世嫉俗，颇有冯衍、刘峻的遗风。在乾隆年间而写这样的文章，更与桐城派倾向不同了。
到了鸦片战争前后，社会发生了更新的变革，这时又出现了更新的作者。
龚自珍生当嘉庆、道光之世，为学倾向今文学派，为文参以《史》、《汉》、《庄》、《列》和佛典，更与桐城派的“义法”不同。所撰《京师乐籍说》、《病梅馆记》、《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等，从思想到文风，都有崭新的时代特色。
再到清朝末年，易代之际，社会变动更大，学风变化亦大。这时又涌现了章太炎、梁启超等新一代的作者。梁启超在新的思潮影响下，创为新体文章，更彻底地打破了桐城“义法”。“纵笔所至不检束”，“笔锋常带情感”，文风为之大变。
当然，文章更为彻底的变化，是在辛亥革命之后。此是后话，这里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