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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译者吕立汉，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学，近年来主要从事刘基文学的专题研究。曾于《红楼梦学刊》、《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北京图书馆馆刊》、《浙江社会科学》、《江西社会科学》、《明清小说研究》等多种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
我社推出的这套《国学经典典藏版》，是继我社国学经典百部丛书后的又一力作，所选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体例上以原文、注释、白话解读的形式对经典著作进行明白晓畅的注解，以全本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引领读者跨越文言文的隔阂，真正亲近经典、领悟传统文化的巨大魅力，在愉快的阅读之旅中获得通透畅达的人生智慧，对于做人做事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套书采用国际流行的16开异形本，版式疏朗大方，装帧印刷精美，便于携带和阅读。
“郁离子”是刘伯温的托称，刘基写作《郁离子》的时候，是在他47～50岁，经历了元朝官场上的四起四落，正值其人生的低谷，使得他郁郁不得志，不能施展抱负，后来被夺去兵权，遂弃官归隐家乡青田山中，发愤而著《郁离子》。原书共18章，188则短文。
《郁离子》是中国寓言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其价值在于其闪烁着刘基治国安邦的思想光辉和对特定时代的社会认识价值。刘基在创作上主要是针对元季社会弊端为新王朝设计治国方略，其在构思、立意、取材、语言特色和行文风格上，都明显受到古代寓言、重言、卮言创作的影响，融进了作者自身的思想感情，为寓言艺术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刘基（1311—1375），字伯温，青田县九都南田武阳村（今属文成县）人，元末明初杰出的思想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元至顺四年(1333)举进士，至元二年（1336）步入仕途，先后任江西行省高安县丞、江西行省职官掾史、江浙行省儒学副提举等职。至正十二年（1352），省檄刘基为浙东元帅府都事，赴庆元（今浙江宁波）、台州、温州沿海一带参与戎事，次年十月，因建言捕斩方国珍，为上官所驳，后革职“待罪”绍兴。至正十六年（1356）三月，复为江浙行省都事，赴处州（今浙江丽水）与石抹宜孙共谋“括寇”，“宜孙用基等谋，或捣以兵，或诱以计，未几，（山寇）歼殄无遗类”《元史》卷一八八，《石抹宜孙传》。。至正十八年（1358），升任江浙行省郎中。是年年底，经略使李国凤巡行处州奏守臣功绩，而执政者抑刘基军功，仅由儒学副提举格受处州路总管府判，刘基遂愤而弃官归里，著《郁离子》。
至正二十年（1360）三月，应朱元璋之聘，与宋濂、章溢、叶琛同赴应天（今南京市），刘基面陈“时务十八策”，深得朱元璋赏识，遂留帷幄，参与军机，为朱氏殄灭群雄，*终推翻元王朝统治登上皇位，立下了不朽功勋。至正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即吴王位后，刘基渐次弃武归文，历任太史令、御史中丞等职，为朱明王朝在军事、法律、科举等制度的建设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洪武三年（1370），晋封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护军、诚意伯。洪武四年（1371），因官场险恶，刘基急流勇退，隐居故里，“唯饮酒奕棋，口不言功”。洪武六年（1373），因建议设谈阳巡检司一事，遭胡惟庸等构陷，朱元璋偏听偏信，夺诚意伯刘基食禄。同年六月，刘基入朝引咎自责，留京而不敢归。洪武八年（1375），因病重，于三月“乞骸骨”还乡，四月十六日卒，享年65岁。卒后，于明正德九年（1514）朝廷加赠“太师”美号，谥“文成”。明武宗称他为“渡江策士无双，开国文臣*”，有“帝师”、“王佐”之誉。
刘基一生著作颇丰，计有《郁离子》十卷、《覆瓿集》二十四卷、《写情集》四卷、《犁眉公集》五卷、《春秋明经》二卷，诸集皆于明初先后梓行于世。嗣后，诸单刻本统为一集，名《诚意伯刘先生文集》二十卷行世，明正德后易名《太师诚意伯刘文成公集》或《诚意伯文集》流传至今。
二
作为一部寓言散文集，《郁离子》是中国寓言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其牢笼万汇、辩博奇诡的文学审美价值，更重要的还在于其中闪烁着刘基治国安邦的思想光辉，以及对特定时代的社会认识价值。
《郁离子》绝大部分篇什当作于元季至正十八年（1358）年底到至正二十年（1360）年初，但也并不排除少数作品成于明初。详见拙著《刘基考论》，第206—208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刘基创作《郁离子》之时，已对元王朝完全失去了信心。这种心态在《郁离子》中就有反映，《千里马*·贿赂失人心》云:
北郭氏之老卒，僮仆争政。室坏不修，且压。乃召工谋之。请粟，曰:“未闲，女姑自食。”役人告饥，莅事者弗白而求贿，弗与，卒不白。于是众工皆惫恚，执斧凿而坐。会天大雨霖，步廊之桂[柱]折，两庑既圮，次及于其堂，乃用其人之言，出粟具饔饩以集工，曰:“惟所欲而与，弗靳。”工人至，视其室不可支，则皆辞。其一曰:“向也吾饥，请粟而弗得，今吾饱矣！”其一曰:“子之饔矣，弗可食矣！”其三曰:“子之室腐矣，吾无所用其力矣！”则相率而逝，室遂不葺以圮。文中所引刘基原文，凡属《郁离子》的，以本次校勘为准；其他诗文则引自《四库全书》文渊阁本《诚意伯文集》二十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出版。
从加着重号的文字可见作者对元王朝已失望至极，说明刘基此时已不愿做元王朝的殉葬品。
基于上述判断，我们便有理由说《郁离子》与前此而成的《覆瓿集》《覆瓿集》二十四卷汇总刘基元季诗文作品，创作时间前后延续数十年，而《郁离子》基本上可视为一时一地之作，故谓《覆瓿集》绝大多数诗文的创作时间应早于《郁离子》。在创作动机上有着本质的区别:即它并非是为元朝的覆亡唱挽歌，而是针对元季社会弊端为未来新王朝设计治国方略。《郁离子》结尾云:
方今成弧绝弦，枉矢交流，旬始搀抢，降魄流精，为为豺，为蛟为蛇。犬失其主，化为封狼，奋爪张牙，饮血茹肉。淫淫灂灂，沉膏腻，穷渊积，骸连太陵，无人以救之，天道几乎熄矣。而欲以富贵为乐，嬉游为适，不亦悲乎？仆愿与公子讲尧禹之道，论汤武之事，宪伊吕，师周召，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时之政，明法度，肆礼乐，以待王者之兴。（《九难第十八·难九》）
这段话我们可看作是刘基对《郁离子》一书写作意图的自白。他明确地告诉读者:本书的创作目的是“以待王者之兴”。
明隆庆时人李濂说:“《郁离子》何为而作也？青田刘文成公隐居而发言，发愤以明志，自伤其莫用于世，而期兴文明之治于异时也。”(明)李濂:《书〈郁离子〉后》，见(明)嘉靖三十五年何镗刻本《刘宋二子》。刘基的弟子徐一夔也认为:《郁离子》创作之动因在于作者本人虽有“匡时之长策”，“欲以功业自见”，而“当国者，乐因循而苟且”，以致“抑而不行”，故发愤而撰《郁离子》一书。他又说《郁离子》“其言详于正己、慎微、修纪、远利……明乎吉凶祸福之几，审乎古今成败得失之迹。大概矫元室之弊，有激而言也。”“初，公（刘基）著书，本有望于天下后世，讵意身亲用之？”(明)徐一夔:《〈郁离子〉序》。
综合他们两人的说法，我们认为刘基《郁离子》的创作动因在于有激于“元室之弊”和他本人的遭际；创作目的是“有望于天下后世”，兴文明之治。
《郁离子》思想内容博大精深，它针对元王朝的种种弊端为未来新王朝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治国方略。遵循对症下药这一基本原则，刘基为未来新王朝开具的总药方是“以大德勘大乱”（《麋虎第十六·井田可复》）。
要以德治国，首先当国者自身应有德量。刘基说，人之度量相去甚远，大者有如江海，微者则如瀐泉，而君人者必须具有容纳百川的江海德量。“君人者，惟德与量俱，而后天下莫不归焉。德以收之，量以容之。德不广，不能使人来；量不弘，不能使人安。故量小而思纳大者，祸也。汋谷之，不可以陵洪涛；蒿樊之，不可以御飘风。大不如海，而欲以纳江河，难哉！”（《螇螰第七·德量》）一国之君惟有德正量弘，方能明辨是非，任贤斥佞；广开言路，博采众议；修明法度，治国安邦。
作者认为当国者还得有居安思危、防微杜渐的忧患意识，这正是元末执政者所缺少的。至正初年，灾异频仍，黄泛区“民饥盗起”，朝廷未采取行之有效的补救措施，以致事态蔓延、恶化，局面难以收拾。刘基说:
一指之寒弗燠，则及于其手足；一手足之寒弗燠，则周于其四体。气脉之相贯也，忽于微而至大。故疾病之中人也，始于一腠理之不知，或知而忽之也，遂至于不可救以死，不亦悲夫？天下之大，亡一邑不足以为损，是人之常言也。一邑之病不救，以及一州，由一州以及一郡，及其甚也，然后倾天下之力以救之，无及于病，而天下之筋骨疏矣。是故，天下一身也。一身之肌肉、腠理、血脉之所至，举不可遗也。（《千里马*·乱几》）
刘基以“身”喻国，生动地说明了必须防微杜渐这一深刻道理，实际上是找出了元末时势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以作后世当国者的前车之鉴。
基于“以大德勘大乱”这样一种指导思想，刘基制定了以德养民，以道任贤的治国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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