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六祖坛经》[唐]慧能王月清注评吕波吕莉书籍插图的书评文摘
日期:2022-07-24 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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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月清,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1998-2003年为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研究生导师、系主任助理、校党委宣传部副部长。2004年晋升教授,历任南京大学校报编辑部主任、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现任南京大学社科处处长。

【编辑推荐】

《六祖坛经》记载惠能一生得法传法的事迹及启导门徒的言教,内容丰富,文字通俗,是研究禅宗思想渊源的重要依据。其中心主张是佛性本有、见性成佛,“以定慧为本”,“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本书是对《六祖坛经》的解读。《坛经》所代表的惠能南宗在充分肯定每个人的真实生命所透露出的生命底蕴与意义的基础上,融解脱理想于当下的现实人生中。近现代涌现的“人生佛教”、“人间佛教”思潮,是《坛经》中注重现实人生、心性的*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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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坛经的书摘】

前言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就展开了与传统文化交融的中国化进程。至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宗派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化佛教的成熟。在中国佛教中,禅宗是一个影响*又*中国特色的宗派,隋唐以后,禅宗几乎成为中国佛教的代名词。作为禅宗的宗经宝典,《坛经》(亦称《六祖坛经》)在中国佛教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它是*的一本被称作是“经”的由中国僧人撰述的佛典。根据佛教的传统,只有记叙佛祖释迦牟尼言教的著作才能被称为“经”,佛的弟子及后代佛徒的著作只能被称为“论”。以《坛经》冠名惠能(也作慧能)的言教,足见“六祖革命”后,中国佛教的变革风习,也足见《坛经》在中国佛教史上地位之高、惠能禅宗影响之大。一现在先介绍一下《坛经》作者惠能的情况。惠能(636—713),俗姓卢,祖籍范阳(今属河北省),父亲卢行瑫于唐武德(618—626)年间,被贬官至岭南新州(今广东新兴东),遂定居于此。惠能幼年丧父,家境贫寒。稍长,每日靠卖柴为生。龙朔元年(661)偶闻弘忍禅师在蕲州黄梅县(今属湖北省)东山寺聚徒讲学,于是前往受业。初在磨房舂米,后以“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偈得弘忍赞赏,被付与禅宗东土初祖菩提达磨所传的袈裟,成为禅宗第六代祖师。惠能以即心即佛、顿悟成佛立说,他创立的禅派*初被称为“南宗”,以区别于神秀创立的主张“渐修”的北宗,史称“南顿北渐,南能北秀”。后来北宗衰息,南宗昌行天下,惠能门下分灯为五家七宗,惠能成为中国禅宗的实际创始人。公元713年8月,惠能示寂,世寿七十六。唐宪宗时被追谥为“大鉴禅师”,宋太宗时加谥为“真宗禅师”,宋仁宗加谥为“普觉禅师”,宋神宗赐“圆明禅师”之谥号。王维、柳宗元、刘禹锡等为之撰碑铭。惠能弟子有神会、怀让、行思、法海、慧忠、玄觉等四十多人,惠能著录有《六祖坛经》一卷,《金刚经口诀》等。《坛经》的集录者唐代僧人法海,系广东曲江人,惠能的大弟子之一。法海初见六祖,问即心即佛之义,言下大悟。后集录惠能于韶州大梵寺说法之内容,而成禅门宗经宝典《坛经》。《坛经》即以惠能应韶州刺史韦璩之请,在韶州大梵寺讲堂为僧俗一千多人所作的佛法讲说为主要内容,添附惠能以后的言行编集而成。就《坛经》整体的篇章结构而言,《坛经》可分为三大部分:*部分是惠能对僧俗徒众公开说法、传禅、授戒等,这是《坛经》的主体,包含了《坛经》的中心内容;第二部分是惠能生平简历及得法因缘;第三部分是惠能与弟子之间关于佛法的问答、临终付嘱及身后的情形。如果说*、二部分为《坛经》的主体,那么第三部分可称为《坛经》的附录。这一部分是惠能大梵寺所说禅法的补充、延伸和发展,包含了惠能后学丰富发展南宗禅法的集体智慧。《坛经》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产生出许多不同版本,各本文字、结构和内容互有差异。现以元明之后*为流行的宗宝本为据,略述其思想内容。宗宝本《坛经》在结构上分为十品:*,行由品记叙惠能的身世及得法传宗的经过。第二,般若品惠能阐说般若智慧,提出“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要求学人“各自观心,自见本性”、“智慧观照、识自本心”。第三,疑问品通过回答韦刺史的疑问,提出成佛的*方法是“见性”,要求人们修行自性功德、培植自心净土,直成佛道。第四,定慧品提出定慧一体、体用一如,倡导“于一切行住坐卧,常行一直心”的一行三昧,以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作为宗纲,教示学人顿悟见性,“自识本心,自见本性”。第五,坐禅品阐说坐禅不是守心看净,把禅定解释为“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以般若智慧统摄禅定。第六,忏悔品记述惠能为来山听法的士庶说自性五分法身、无相忏悔、自心四弘誓愿、自性三宝归依戒以及自性一体三身等法。第七,机缘品记述惠能得法后,各方学者前往请益,所有师资投契的机缘。阐说“诸佛妙理,非关文字”、“即心即佛”、“见性成佛”、“不落阶级”等南禅宗旨。第八,顿渐品记述南顿北渐的分途弘化,及北宗神秀与南宗惠能门下徒众的分歧争议情形。记述了惠能解说“常”与“无常”、“见”与“不见”,以般若智慧、中道胜义破除边见,教示学人扫相破执,不落两边,入不二顿教法门,见不二真如实性。第九,护法品记述惠能托病推辞到王宫接受供养,说明当时李唐王朝拥护佛法和尊重惠能的情形。其中惠能与内侍薛简的对话,阐发了南宗明心见性、即世间求解脱的修行观。第十,付嘱品记述惠能临终前对门下的*后的嘱咐。向门下传授“三十六对法”,申明“出没即离两边”、“二道相因生中道义”的破执法;又向门下传授心、佛、众生平等的教旨,强调真佛在自性、佛法在世间,重申“自见本心,自成佛道”的见性法。《坛经》的基本思想是主张心就是佛,不必到心外去求佛;顿悟即可见性,无须历劫修行,枉受辛苦;入世就是出世,不必到世间外求解脱。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坛经》的基本思想作进一步概说。*,“即心即佛”的佛性论。在成佛的根据和可能性问题上,《坛经》主张人人皆有佛性,佛性平等,心性本净。众生与佛的差别仅在于自心(性)迷悟的不同,《坛经》说:“自性若悟,众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众生。”这样,心性的迷悟成为众生成佛的关键,众生与佛的统一,取决于人们当下现实之心。在《坛经》中,惠能提出“即心即佛”的观点,把心与佛等同起来,把抽象的佛性与具体的人心融为一体,把一切众生成佛的根据,化为当前现实的人心、完整的人格和人性。第二,“顿悟见性”的修行观。《坛经》倡“即心即佛”,把众生与佛归结于自心,认为佛与众生的区别仅在于自心的“悟”与“迷”。在惠能看来,“佛”不在遥远的彼岸世界,而在于个人的心中,“自心”不觉悟,即便整天念经、拜佛、坐禅、行善,都是做无用功。因此,“识心见性”、“明心见性”,“自心”的觉悟是实现成佛的根本途径,而“顿悟”则是见性成佛的根本方法。《坛经》认为,“见性”不需要累世的修行,也不需要历尽许多阶级,人们当下的每一念心,都有可能从自心中顿现真如本性,一悟即至佛地,这就是顿悟见性的修行观。惠能《坛经》倡导的顿教法门是南宗禅法的灵魂所在,也是惠能南宗*特色的革新思想所在。在“顿悟见性”的旗帜下,《坛经》提出了自性自悟、不假修习;禅非坐卧、道由心悟;诸佛妙理、非关文字等振聋发聩的口号,导致了禅门修行实践的彻底变革,使更多人相信凭借自力,在即世间能实现解脱理想。第三,“自性自度”的解脱观。佛门修习的*终目标就是成佛求解脱。“即心即佛”的佛性论,必然导致追求实现解脱理想的自力论;“顿悟见性”的修行观,必然抛弃世间与出世间的分别,即世间求解脱。《坛经》中不离世间自性自度、自在解脱的解脱论就是这样合乎逻辑地展开的。既然相信“即心即佛”,那么解脱的道路就不在“向外求玄”,而在“自心归依自性”、“自悟自修自性功德”,找到真正的精神归宿。因此,《坛经》中说:“自性自度,是名真度”、“自心归依自性,是归依真佛”、“自悟自修自性功德,是真归依”。由于倡导“自性自度”,所以对修学者而言,从此岸到彼岸的舟楫在自身中,从世间的烦恼到出世间的菩提也在自心中,“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这样,解脱的理想就在现世烦恼的世间,就在当下现实的生活中,而不在遥远的未来、不在遥远的西方。《坛经》的自性自度的解脱观与即心即佛的佛性论、顿悟见性的修行观一起,唤起了人们在人伦日用、尘劳烦恼中追寻精神超脱的自信,也养育出禅宗基于现实土壤收获菩提之果的现实品格,使中土禅宗能够灯灯相传,不断发展。二《坛经》问世之初,只有惠能的入室弟子才被允许书写和传授。后来,《坛经》广为流传,在流传过程中,内容不断变化,迄今异本已不下十几种,其中*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1.敦煌本该本是现存*早的《坛经》版本,大约成书于公元780年。该本于1923年由日本学者矢吹庆辉在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敦煌文献中发现,全名《南宗顿教*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下署“兼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卷末则题为《南宗顿教*上大乘坛经法》。该本不分品节,文字比较质朴,错字断句较多。矢吹庆辉在对敦煌本加以校勘后,于1928年把敦煌本《坛经》收入《大正藏》,其影印本则收入《鸣沙余韵》中。日本著名学者铃木大拙(真太郎)在敦煌本研究的基础上,于1934年刊行了他校订的《敦煌出土六祖坛经》,把全书分为57节,分别加以标题并撰文解说,该校本被学术界认为是较好的版本。1943年,北京大学向达教授到敦煌访查古写经,从当地名士任子宜的收藏品中发现一册梵夹式蝶装本的写经,上面抄有四种禅宗文献,其中一本名叫《南宗顿教*上大乘坛经》,约为五代或宋初的抄本,该本与敦煌本大致相同,属于同一系统,同出于唐代中叶的《坛经》原本。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杨曾文先生,根据在敦煌博物馆查找到的任子宜收藏的《坛经》,对这一敦煌本的同源异抄本再进行校勘,称之为敦煌新本(或敦博本),进一步推动了《坛经》研究(该书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为了方便读者了解《坛经》原貌,我们将其收为本书附编一。2.惠昕本题为《六祖坛经》,分上、下卷,共十一门,约一万四千余字。该本大约改编于晚唐或宋初,由于它*早发现于日本京都堀川兴圣寺,又称兴圣寺本。日本大乘寺本、真福寺本和金山天宁寺本都是它的异抄本。该本的改编者是唐代僧人惠昕。惠昕在序中称“古本文繁,披览之徒,初忻后厌”,可见他做过一些增删工作。该本*早约在惠能逝世一百多年之后出现。本书以大乘寺本为附编二。3.契嵩本全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曹溪原本》,简称《曹溪原本》。大约成书于1056年,分十品,约两万余字,是由宋代高僧契嵩改编的。宋工部侍郎郎简在《六祖法宝记叙》中讲,《坛经》“为时俗所增损,而文字鄙俚繁杂,殆不可考。会沙门契嵩作《坛经赞》,因谓嵩师曰:若能正之,吾为出财,模印以广其传。更二载,嵩果得曹溪古本校之,勒成三卷”。这三卷本的《坛经》现已不存,学者推测该本《坛经》是后世所谓“曹溪原本”、“德异本”、“宗宝本”的母本。4.德异本和曹溪原本这两个本子基本上源于契嵩本。德异本题名为《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一卷,分为悟法传衣、释功德净土、定慧一体、教授坐禅、传香忏悔、参请机缘、南北顿渐、唐朝征诏、法门对示、付嘱流通十品。原刻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今有高丽(朝鲜)于元大德四年(1300)初刻、延祐三年(1316)复刻的本子存世,又称至元本。明朝成化七年(1471)刊印的《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曹溪原本》,其编排、内容与朝鲜流行的德异本相同。成化本“曹溪原本”在明清之间曾被多次刊印。5.宗宝本题名为《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一卷,共十品。成书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这是明代以后*流行的本子。明代刊行的大藏经(南藏、北藏、嘉兴藏)等都收此本,后世还有许多单刻本。该本总计字数为两万余字,是元代光孝寺僧人宗宝改编的。宗宝在《跋》中说:“余初入道,有感于斯,续见三本不同,互有得失,其板亦已漫灭,因取其本校雠,讹者正之,略者详之,复增入弟子请益机缘,庶几学者得尽曹溪之旨。”可见,宗宝本也作了重大修改。《坛经》从问世到广泛流传于后世,版本几经变化、内容不断增删。目前流通的《坛经》版本,一般同时刊行*早的版本(即敦煌本或敦博本)和*为流行的版本(即宗宝本)。《大正藏》中就是同时收录了敦煌本和宗宝本,以供研究者作全面参考。从版本的比较来看,敦煌本的错字讹句甚多,往往需要与其他版本的《坛经》对勘,才能读通。加之敦煌本文字比较拙朴,所以对一般读者来说,不易读懂。与敦煌本相比,作为后世直至现今流传*广的宗宝本,其品目齐整,语言通畅,字句明白易懂,内容更为丰富,文学色彩也较浓,有较强的可读性。基于此,我们在选用版本时,决定用宗宝本。在抄录原典时,以校勘精良、刻印工整的金陵刻经处《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单行本(据清代真朴重梓本刻出)为样本,参以中华书局1983年版《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二卷第四册中的宗宝本《坛经》,进行了对《坛经》原典的译述、注释。下面将国内外有关《坛经》的研究作一概略介绍。敦煌本的发现,改变了自明代以来宗宝本《坛经》风行天下、其他本《坛经》湮没无闻的状况,启发人们进一步去搜寻其他版本的《坛经》,通过各本《坛经》内容的比较研究,把禅宗思想研究推向深入。在敦煌本出世后,日本学者在京都的兴圣寺发现了宋初惠昕改编的《六祖坛经》,即惠昕本。铃木大拙在1934年与公田连太郎参照兴圣寺本对敦煌本进行了校订,由日本森江书店出版了分为五十七节的敦煌本《坛经》。日本佛教学者宇井伯寿也利用兴圣寺本对敦煌本《坛经》进行校刊,并进行比较研究。他在1942年出版的《第二禅宗史研究》中发表了《坛经考》一文,对《坛经》诸本进行了综合考察。现代日本著名佛教学者柳田圣山在《坛经》研究方面也建树卓越。柳田圣山在1967年出版的《初期禅宗史书的研究》中,对《坛经》进行了详细考察。1978年,日本大修馆书店出版的《惠能研究》一书是近年来日本《坛经》研究的重大成果。该书“研究篇”中利用《曹溪大师传》、王维《六祖禅师碑铭》、《神会语录》等十八种资料,对惠能传记作了比较研究。“资料篇”中发表了五种版本的《坛经》,并广泛介绍了有关《坛经》研究的不同观点。《坛经》在欧美国家也得以译介流传。1967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六祖坛经》、美国圣约翰大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坛经——禅宗的基本经典》(作者陈荣捷)等书都是欧美有关《坛经》研究的代表性著作。中国现代著名学者胡适是*早用近代西方科学方法进行有关《坛经》研究的人,其研究论文主要有:《坛经考之一》、《坛经考之二》、《神会与六祖坛经》等。胡适的主要观点是敦煌本《坛经》的作者是神会而不是惠能。胡适死后,有关《坛经》作者问题于1969年引发了一场学术争论。1969年,著名学者钱穆应台湾善导寺之邀,作了题为《六祖坛经大义——惠能真修真悟的故事》,充分评价了惠能对中国佛教和中国文化的贡献,演讲发表后,侨居日本的杨鸿飞依据胡适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引发了有关《坛经》的作者、《坛经》的原型及后来的增删、《坛经》各版本之间的异同等问题的一场大争论。印顺法师的《神会与坛经——评胡适禅宗史的一个重要问题》、澹思的《惠能与坛经》、罗香林的《坛经之笔受者问题》等论文都是这场论争中的重要成果。台湾大乘文化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由张曼涛主编的一百集巨著《现代佛教学术丛刊》,*集便是《六祖坛经研究论集》,收录了1969年论争的资料。在这场论争中,惠能作为《坛经》作者的观点得到确认,有关现代禅宗思想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得以进一步确立和推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学者发表了一批有关《坛经》研究的论文和论著,进一步推动了《坛经》研究的向前发展。这些论著主要有郭朋的《坛经对勘》(齐鲁书社1981年版)、《坛经校释》(中华书局1983年版)、《坛经导读》(巴蜀书社1987年版)、杨曾文的《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周绍良的《敦煌写本〈坛经〉原本》(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李申的《六祖坛经》(台湾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版)等。为了体现惠能思想全貌,本次整理把相传为惠能所撰的《金刚经解义》和《金刚经口诀》附于书末,以飨读者。......行由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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