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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宇，曾任郑州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他长期从事经学（侧重于其中的《三礼》学）、历史文献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国内著名的“三礼”学专家。
《周礼》是一部讲建国与设官的著作，保存了大量的先秦史料。本书在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一向号称难读的《周礼》加以译注，化艰深为平易，注释翔实，译文畅达。
《周礼》又叫《周官》，是一部介绍周代职官制度的经典文献，也就是周代的官僚制度体系。
不同于我们现在的行政级别分部、司、局、处级等等，《周礼》的分类是非常浪漫的，分为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部分，记载了三百多种职官和他们的主要工作。其中，对于各种官职的工作，介绍是非常有趣的。
在《周礼·地官司徒》中，有一个专门掌婚姻事务的机关叫“媒氏”，有点类似于我们的民政局。凡是出生后的男女，都要记录他们生日和姓名，而且规定，男子年满三十娶妻，女子年满二十出嫁。听着是比较晚婚晚育的。如果无故该嫁娶而不嫁娶的，还要受到处罚。如果结婚实在有困难的，组织还可以提供帮助，可能会发放一个“男（女）朋友”，免于像我们今天一样，只能在天猫上订购一个狗粮模型的蛋糕。
可见，当时的政府对老百姓的婚姻情况也是非常关心的，有着严格的管理制度，而且设制了年龄“红线”。
上面这个例子只是《周礼》三百多种职官中的一种。可以肯定的是，《周礼》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很多内容是反映了先秦时期的实际状况，在传世文献稀少的情况下，对我们认识当时的制度、职业和社会，是非常珍贵的资料。
所以要想深入了解我国历史的小伙伴，《周礼》是*有必要认真一读的。杨先生的这本《周礼译注》注解清晰，译文也非常流畅，通俗易懂。而且和《礼记译注》一样，书前面有长达三万多字的前言对《周礼》的学术史作了全面的梳理，而后面的“引用书目”同时也是一份权威的进阶书单，无论对初学者还是有一定基础想进一步深入研读《周礼》的读者，都是非常合适的。
一、关于《周礼》书名《周礼》在汉代*初名为《周官》，始见于《史记·封禅书》，曰:《周官》曰:“冬日至，祀天于南郊，迎长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又曰:自得宝鼎，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礼仪，而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汉书·礼乐志》亦称之为《周官》，曰:自夏以往，其流不可闻矣，《殷颂》尤有存者。《周诗》既备，而器用张陈，《周官》具焉。又《汉书·王莽传上》载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征天下“异能之士”，其所列书名，亦称之为《周官》: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籀》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至《汉书·郊祀志》记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改南北郊祭礼时，仍称《周官》，其奏文有曰:《周官》天墬(地)之祀，乐有别有合。又奏言:谨案《周官》“兆五帝于四郊”，山川各因其方，今五帝兆居在雍五畤，不合于古。同年五月，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列侯九百余人奏为王莽加九锡之礼，犹称引之为《周官》，曰:谨以《六艺》通义，经文所见，《周官》、《礼记》宜于今者，为九命之锡。(《汉书·王莽传上》)以上所记，皆在王莽未居摄时。王莽居摄三年(公元8年)九月，莽母功显君死，时刘歆与博士诸儒七十八人议功显君服，则改称《周官》为《周礼》了，其议有曰:圣心周悉，卓尔独见，发得《周礼》，以明因监。又引《司服》之文，亦称《周礼》，曰:《周礼》曰:“王为诸侯缌缞”，“弁而加环绖”。是可知《周官》之改名为《周礼》，当在王莽居摄之后、居摄三年之前(公元6年至8年间)，故刘歆等七十八人之议方径称之为《周礼》。《周礼》又有《周官经》之称，见于《汉书·艺文志》，曰:“《周官经》六篇。”案《汉志》是沿袭刘歆的《七略》，据王葆玹说，刘歆奏上《七略》，在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之初(见王著《今古文经学新论》第三章第四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由此看来，似乎早在王莽居摄之前，《周官》已被尊为“经”了，则恐不然。因为《周官》之改称《周礼》与被尊为经，都是王莽居摄以后的事。哀帝建平元年(前6年)刘歆争立古文经博士时，也只提到《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和《古文尚书》，未及《周官》，而《汉志》虽沿袭《七略》，亦非一字不易地照抄，“《周官经》”的“经”字，盖班固据东汉古文经盛行以后所加，并非西汉旧名。东汉以后人确有称《周礼》为《周官经》的，如荀悦《汉纪》卷二十五云:“刘歆以《周官经》十六(案“十”字盖衍文)篇为《周礼》，王莽时，歆奏以为礼经，置博士。”又《经典释文·序录》云:“王莽时，刘歆为国师，始建立《周官经》为《周礼》。”可见，在“歆奏以为礼经”之前，《周官》是不曾称“经”的。又据上引《汉纪》和《释文》之说可知，改称《周官》为《周礼》，始于刘歆。然《释文》说“刘歆为国师”时，“始建立《周官经》为《周礼》”，则不确。据《汉书·王莽传中》，刘歆为国师在王莽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而在此三年以前刘歆已改称《周官》为《周礼》了。《释文》之说，未得其实。又《汉书·食货志下》记王莽下诏曰:“夫《周礼》有赊贷。”接着记莽“又以《周官》税民”。同一《志》中而两见其名者，武亿曰:“凡莽及臣下施于诏议章奏，自号曰《周礼》，必大书之。而(班固)自为史文，乃更端见例，复仍其本名。”(《授堂文钞》卷一:《周礼名所由始考》)然则《周官》一书，自刘歆改名之后，迄于东汉，《周官》、《周礼》两名每互见错出。蒋伯潜说:“如郑玄《周礼注自序》已称《周礼》，其注《仪礼》、《礼记》引《周礼》亦甚多，而《后汉书·儒林传》犹称玄作《周官》；《卢植传》有《周礼》之称，《儒林传》又称马融作《周官传》；郑玄《序》则谓郑兴、郑众、卫宏、贾逵、马融皆作《周礼解诂》。”(见蒋著《十三经概论》第四编*章)是其例也。......明人又株守元人之学。明初所颁“科举定式”，一仍元人“考试程式”之旧，亦不用《周礼》。到永乐年间，其《礼记》又改为“止用陈澔《集说》”(《明史·选举二》)。永乐十二年(1414年)十一月，敕命胡广等三十九人修《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四书》等《五经大全》。此《大全》仅用不到一年时间，翌年九月即告成，而“废《注》、《疏》不用”(同上)，成祖亲为制《序》，颁行天下，科举取士，以此为则。皮锡瑞批评说，修纂《大全》，“此一代盛事，自唐修《五经正义》，越八百年而得再见者也。乃所修之书，大为人姗笑”，不过“取已成之书，钞誊一过”，而所取之书，不过是“元人遗书，故谫陋为尤甚”(《经学历史》九:《经学积衰时代》)。顾炎武的批评更尖锐，说:“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盗窃而已。”(《日知录》卷十八“窃书”条)明人之《周礼》学，自亦不脱此弊。如郎兆玉《古周礼》，“皆钞撮旧文，罕能通贯”；张采《周礼注疏》，则“疏浅特甚”(皆见《四库提要》卷二三)。且明人之作尤多袭俞庭椿、王与之等《周礼》不亡之说而臆为窜乱。如何乔新《周礼集注》、舒芬《周礼定本》、陈深《周礼训隽》、沈珤《周礼发明》、金瑶《周礼述注》、郝敬《周礼完解》等，皆属此类。唯王志长之《周礼注疏删翼》，虽多采宋以后说，尚能“以《注》、《疏》为根柢”，“恪遵古本”，“在经学荒芜之日，临深为高，亦可谓研心古义者矣”(同上卷十九)又王应电所撰《周礼传》，“覃研十数载”，用力颇深，尚能“因显以探微，因细以绎大”，“论说颇为醇正，虽略于考证，而义理多所发明”，然割裂《叙官》之文，分别部居，以类相从，则颇嫌窜乱，是亦不免宋学习气(同上)。明人专研《考工记》的著作亦有数种，如林兆珂之《考工记述注》，徐昭庆之《考工记通》，程明哲之《考工记纂注》等等，然皆少发明，无可称道者。由上可见，宋、元、明三代，皆属宋学统治时代。若比较此三代之经学，则元不如宋，明又不如元，每况而愈下。皮锡瑞说:“宋学有根柢，故虽拨弃古义，犹能自成一家。若元人则株守宋人之书，而于《注》、《疏》所得甚浅。……明人又株守元人之书，于宋儒亦少研究。……故经学至明为积衰时代。”(《经学历史》九:《经学积衰时代》)清初仍是宋学占上风。顺治二年(1645年)所定试士例，“《四书》主朱子《集传》，《易》主程、朱二《传》，《诗》主朱子《集传》，《书》主蔡《传》，《春秋》主胡《传》，《礼记》主陈氏《集说》”(《清通典》卷十八:《选举一》)，是仍袭元、明旧制。其时治《周礼》者，如王芝藻《周礼订释古本》、高愈《高注周礼》，高宸《周礼三注粹钞》等，则皆俞庭椿、王与之、邱葵等《冬官》不亡说之末流。万斯大《周官辨非》，力攻《周礼》之伪；方苞之《周官析疑》、《周官辨》，每力诋经文及郑《注》；姜兆锡《周礼辑义》，多本王与之《周礼订义》而攻诘郑《注》，是皆宋学之余也。然清初硕学大儒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则已启汉、宋兼采之风。嗣后治《周礼》学者，如李光坡《周礼述注》，其侄李钟伦《周礼训纂》，汪基《周礼约编》，沈淑《周官翼疏》，官献瑶《石溪读周官》等，皆汉、宋兼采之作。乾隆十三年(1748年)，钦定《三礼义疏》(其中《周官义疏》四十八卷)，采掇群言，混淆汉、宋，*次以朝廷名义打破了元、明以来宋学对经学的垄断，且将《周礼》置于《三礼》之首。治经独标汉帜而专欲复兴汉学者，亦始于乾隆时期。然稍早于此的惠士奇，实已肇其端，其所著《礼说》，就《周礼》中有所考证辩驳者，各为之说，而说皆以郑氏为宗，“持论*有根柢”(《四库提要》卷十九)。稍后有沈彤，“尤邃于礼，著《周官禄田考》，因欧阳修有《周礼》官多田少，禄且不给之疑，故详究周制以与之辨”(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二)。王鸣盛撰《周礼军赋说》，专研《周礼》军赋之制，“繁征博引，辑为是编，考周制军赋者，自莫能外是书”(《续四库提要·经部·礼类》)。沈、王二氏之书，皆能自成一家。其时深于礼学者，共推江永，著有《礼经纲目》及《周礼疑义举要》等著作多种。其《周礼疑义举要》“融会郑注，参以新说，于经义多所阐发。其解《考工记》，尤为精核”(同上)。江永的学生金榜，则“专治《三礼》，以高密(案指郑玄，郑玄是山东高密人)为宗，不敢杂以后人之说，可谓谨守绳墨之儒矣”(《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五)。又有戴震，撰《考工记图》，考据精审，多所发明，甚为学者所称道(参见同上卷六所附纪昀《戴氏考工记图序》)。而程瑶田之《考工创物小记》，则更加详矣。此外如段玉裁之《周礼汉读考》，发疑正读，甚为精核。案清人于《周礼》著述颇丰，见于《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还有胡翘元《周礼会通》、孔广林《周礼臆测》、李调元《周礼摘笺》、程际盛《周礼故书考》、蒋载康《周官心解》、徐养原《周礼故书考》、吕飞鹏《周礼补注》、曾钊《周官注疏小笺》等等，达五十三种之多，而专研制度或制作的还有程瑶田《沟洫疆理小记》、胡匡衷《周礼畿内授田考实》、钱坫《车制考》、阮元《考工记车制图解》、王宗涑《考工记考辨》、郑珍《轮舆私笺》等等，达十四种之多，再加上见于《清史稿·艺文志》的毛奇龄《周礼问》、沈梦兰《周礼学》、丁晏《周礼释注》等等，数量更多，超过前此任何一代。而集《周礼》学之大成的著作，则共推孙诒让的《周礼正义》。该书是孙诒让用了二十多年工夫撰成，是其毕生精力所粹。据书前自序说，该书草创于同治季年，始为长编数十巨册，继复更张义例，剟繁补缺，二十多年来，草稿屡易，而后才撰成这部八十六卷、二百三十余万字的巨著。该书于汉唐以来，历宋元明，迄于清乾嘉诸儒之旧诂，以及凡古籍中与《周礼》内容有关的材料，皆广为搜集，兼及近世欧洲政艺，亦加汲纳，而于书中详加考辨，折衷是非，博采而约取，持论宏通，且无门户之见。其每述一义，每引一说，则必称其人，指明原委，绝不攘人之善。该书就学术水平而言，已远超唐宋旧疏之上，故自问世以来，向为学者所推重。而其所征资料之繁富，洵为治《周礼》学者之渊薮。然孙氏笃信《周礼》为周公所作，且以其一人之力，成此巨帙，故对于名物制度以及经义的解释，亦难免有错误或不当处，但全书善处多，是皆瑕不掩瑜也。孙诒让之后治《周礼》学者，亦不乏其人。如李滋然《周礼古学考》，刘光《周官学》，于鬯《读周礼日记》，李步清《周官讲义》，王闿运《周官笺》，刘师培《周礼古注集疏》，叶德辉《周礼郑注正字考》，廖平《周礼订本略注》，等等，皆见于《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故皮锡瑞称清代为“经学复盛时代”，仅就《周礼》学而论，洵非虚言。六、《周礼》与西周史研究自《周礼》被今文学派诬为伪造，曾一度致使治中国古史者视为禁区，莫敢援引其说，这实在是一大冤案。经过近现代学者的深入研究，这种“伪造”说已经没有什么人相信了。尤其通过大量金文材料的证明，其珍贵的史料价值，已愈益显现出来。《周礼》虽非西周的作品，更非周公所作，而出于战国人之手，但其中确实保存有大量西周史料，只要我们善于择别，并证以其他先秦文献和出土资料，就可以为我们今天研究古史、特别是西周史所用。在这方面，许多前辈学者以及当今的不少中青年学者，都已经做出了很好的成绩。这里，我仅以杨向奎先生的《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以及张亚初、刘雨两先生的《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杨向奎先生的《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一书，内容十分丰富，篇幅所限，此处仅略述其有关西周社会发展模式的研究。对此，杨先生主要就是依据《周礼》的材料，并参以《管子》和其他先秦文献以及金文材料，以西周主要地区之一的齐国为例，来进行探讨的。其结论，“肯定西周是宗法封建社会，也就是‘前期’封建制，它们自氏族社会转变而来，没有经过奴隶制”。其主要依据如下:一、《周礼》中有奴隶制残余存在，但奴隶已经不是主要生产者，在农业社会，他们不从事农业生产，他们从事的工作，或者是为贵族的享乐，或者是看守门户，或者管畜牧，或者是其他贱役。二、虽然《周礼》中有奴隶存在，但其中有广大的从事于农业的农民及封建贵族地主。这种农民在《周礼》中称作“甿”，他们的地位高于奴隶，他们是授田的对象，他们是居住于野的“野人”。三、根据《周礼》和《管子》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当时东部地区治国用彻法，治鄙用助法。这是一种封建式剥削而有东方色彩。在国内正是“统治种族自己的公社形成的农村组织”，而在鄙内存在着“被统治异族的公社”。在被统治异族公社的农民是受奴役的农民，这些人是不自由的，《周礼》说农民徙于他乡，为之旌节而行之；没有旌节的，关上便须呵问，查出来要受处罚。而国内的农村组织的农民——士，可以称为“自由农民”，他们没有那些限制。士是贵族中的小宗成员，是贵族成员中的大多数，《仪礼》实际是《士礼》。四、“书社”的制度正好说明齐国地方组织有浓厚的农村公社色彩，它包括有土地和人民，而区域不大，家数不多，可以用来赐人的公社组织。《周礼》中的井田制是公社，与书社性质相似，都是地区域的农村公社。如果说国内公社是氏族公社原生形态的变种，那么，区域公社也就是鄙内公社，就是氏族公社的次生形态了。国内公社成员是贵族小宗成员，他们有血缘关系，鄙内农民不存在宗法，而且组织划分由统治者摆布，只能是地区性的农民公社。五、在地方行政组织上，齐国也有由原始部落留下来的十进位的行政组织，如《地官·族师》及《管子·立政》都有类似的记载。杨先生还指出当时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认为“齐国在宗周各国中可能是*早进入宗法封建制的国家”，然而“在西周至春秋时代，东方齐，南方楚，西方秦，北方晋，各国的历史传统不同，地理环境不同，因之不能说他们的社会形态是完全相同的”，因此“我们不能把问题简单化”。在具体的分析论证中，杨先生还主要依据《周礼·地官》的材料，提出了这样一些见解。他认为周实行分封后，在每一国中的居民可以大别为两个不同的阶级，即:1宗周的小宗成员士及没落的殷商贵族。2居于野外的依附农民。前者居于乡遂，属于国畿；后者居于都鄙，属于野外。他们所耕种的土地，以“田”为单位，一田是一千亩。但不同的是，乡遂实行的是“十夫为沟”的田制，一田千亩，都属份地，田间有小邑，居住十家，称为“十室之邑”，构成一个小小的公社组织；都鄙则是实行的“九夫为井”的田制，千亩之田，九夫各耕百亩，是为份地，其中百亩则为公田；居住于乡遂的是国人，向国家缴纳贡赋；居住于都鄙的为野人，向国家出劳役租。贵族领主则居于国内即城内。战时，乡遂之民有当兵的义务，称作甲士；都鄙之民则充作徒兵。土地划分为方形和长方形:一夫百亩是方形，一邑千亩则是长方形。土地的规划有“图”，属专人保管，而土地上所居之民的户籍则称为“版”，统治者通过“版图”来控制土地和人民。但这种棋盘形的田制，是整齐化了的结果，实际一邑之田可以有多有少。在国畿附近实行的是“宗族公社”，这是由小宗成员组织的公社，它是氏族公社的发展；在郊野中实行的则是以地区划分的农村公社，在这里不存在宗法制度，地区划分代替了血缘组织，是氏族公社的次生形态，这已经是阶级社会中的基层行政单位了，等等(皆见杨著之第三篇*节)。杨先生的上述见解是否正确，当然还可以讨论，但从杨先生的探讨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周礼》一书对于研究西周历史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没有《周礼》所提供的材料，杨先生就不可能得出上述看法。利用金文材料来研究西周官制并验证《周礼》，是现代学者所十分注目的一项课题。首先致力于此项课题的，是杨筠如先生。他的《周代官名略考》一文(发表于1928年《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二集第二十期)，从文献及金文中搜寻材料，用以证明《周礼》一书保存了部分周代官制。此后，有郭沫若先生作于1932年的名文《周官质疑》，文中以金文所见的西周官制同《周礼》进行比较，以推定“其真伪纯驳与其时代之早晚”。杨、郭二先生之后，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还很多，而在这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要数八十年代中期张亚初、刘雨两先生的《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一书(中华书局1986年版)。该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西周职官方面的铭文作了比较彻底的清理，搜集了有关职官铭文的铜器近五百件，整理出了不同的职官材料近九百条(包括同铭之器在内)，归纳出西周职官二百一十三种，按十五类进行整理研究，然后以这些西周当时的*手材料为依据，与《周礼》的记载进行对比研究。“发现西周金文中的职官也有许多与《周礼》所记相合”(第112页)。具体说:《天官》六十四官，与西周金文有相同或相近者十九官；《地官》八十官有二十六官；《春官》七十一官有十三官；《夏官》七十四官有二十七官；《秋官》六十七官有十一官。总计《周礼》三百五十六官有九十六官与西周金文相同或相近，这说明《周礼》中有四分之一以上的职官在西周金文中可以找到根据。再则，(一)就职官体制言，《周礼》六官的体系除司寇一官与其他五官并列与西周金文不合，其余五官大体与西周晚期金文中的官制相当。(二)就宰职言，《周礼》的天官冢宰总摄百官，主司王家内外一切，地位与其他五官有上下之别，这种宰职的设置在金文中也可以找到来源，如西周晚期金文中所见毛公、番生，其职权即与《周礼》的冢宰十分切合。(三)就《周礼·夏官》中的司士职言，其职掌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四项:1掌群臣之版；2正群臣朝仪之位；3掌群臣之爵禄赏赐，三岁考核一次；4掌群臣之治，即其戒令刑罚。这四项职掌与西周金文中的司士和士的职司都能对上号。(四)就乡遂制度言，金文中虽未出现“遂”字，但出现了“乡”字，且西周中晚期金文中有奠人与邑人之分，据陈梦家、杨宽先生考证，此即乡遂两处的官吏，这虽是诸侯国的乡遂官吏，但综观金文中周王与诸侯国官吏的建制，两者是大同小异的，从诸侯国的建制当可推见王官的建制。(五)就《周礼》中的爵制而言，虽有公、侯、伯、子、男五等之分，然就杨向奎先生的研究，这五等仅用于封地大小的不同，而其礼制上的划分则为三等，即公一等，侯伯一等，子男一等。这种三等爵与金文中的三等爵虽然名称不尽相同，但其对应关系则是显而易见的。《周礼》中记录的九命为公、七命为侯伯、五命为子男的爵级，也与金文中频繁的册命制度十分一致。综上所述可见，《周礼》与西周金文“有如此众多的相似之处，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偶然的巧合，只能证实《周礼》一书在成书时一定是参照了西周时的职官实况”(第140页)。“其书虽有为战国人主观构拟的成分，然其绝非全部向壁虚造”(第112页)。“《周礼》一书在其主要内容上是参照了西周官制的，《周礼》的作者一定是一位十分熟悉西周典章制度的宿儒。所以，我们认为对《周礼》一书似有重新认识的必要。对这部书过去一段时间的研究多从否定方面出发，而今后有必要多从肯定方面，援引*手金文材料，找出其合于西周制度的内容，充分利用它帮助我们开辟西周职官研究的新途径”(第144页)。总之，通过张、刘两先生的研究，对于《周礼》的史料价值，作了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后，我们想引用李学勤先生在其《从金文看周礼》(载《寻根》1996年第2期)一文中说过的一段话，来结束这篇《前言》:“法国汉学家毕瓯(E.Biot)翻译《周礼》，自以为业绩不在发掘巴比伦、亚述之下，这是在1890年克尼翁(F.G.Kenyon)在不列颠博物院新入藏的纸草中鉴定出《雅典政制》之前。《雅典政制》的确认和研究，大有裨于古希腊历史的探讨。通过与金文比较，重新认识《周礼》的价值，一定会在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上起类似的重要作用。”又，本书系河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郑州大学中原文化资源与发展研究中心科研项目暨郑州大学“十五”“211工程”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明与考古学建设项目。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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