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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文献的编辑随阳明学术的流布与衍变而起伏消息。在阳明开始讲学，弟子始进之后，大约就有弟子记録他的教言。今本《传习録》徐爱序就提到『门人有私録先生之言者』。在门弟子之间讲録或者有辗转传抄的情形。正德十三年（一五一八），薛侃得到徐爱、陆澄的问学记録，分为三卷，合刻于江西，此为今本《传习録》卷上。嘉靖三年（一五二四）十月，南大吉取阳明论学书辑为二卷，同薛本合刻于绍兴。同年，泉州人丘养浩刻成《居夷集》，其中收録阳明在贵州龙场期间所作的文字。嘉靖六年（一五二七），邹守益刻《文録》，年谱详载其事，阳明取文章自标年月，遗书弟子说:『所録以年月为次，不复分别体类。盖专以讲学明道为事，不在文辞体制间也。』这本*早的文録经过阳明手定，当时或者很多文字都在刊落之例。钱德洪掇拾所遗请刻，阳明初不许，以为爱惜文辞，非垂范后世之心。钱氏说，若不刻，恐后为好事者所搀拾，反失裁定之意。阳明斟酌之后，许刻附録一卷。年谱说此《文録》『凡四册』，未详卷数。今人崔建英先生辑有《明别集版本志》，其中着録《阳明文録》十一种，皆无与此四册本特征相符者，或者在后来二十四卷本《文録》编成以后，此本其传渐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