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更新推荐的所有文学作品和书籍《精选《群书治要》[唐]魏徵的书评文摘》都是非常值得阅读赏析的，更有名家的精彩书评哦。
魏徵（580-643），唐初政治家、史学家。字玄成，巨鹿（今属河北）人，后移居相州内黄（今属河南）。隋末曾参加瓦岗军。入唐为太子洗马。太宗贞观初历任谏议大夫、尚书右丞，三年（629）迁秘书监，参预朝政；七年任侍中，累加左光禄大夫，封郑国公。卒谥文贞。魏徵为贞观名臣，以直言敢谏著称于世。有文集20卷，齐、梁、陈、周、隋诸史，序论多出其手。任秘书监时奉敕主持编撰了《群书治要》。虞世南(558-638），唐初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字伯施，越州余姚(今属浙江）人。隋末官起居舍人，入唐历任秘书监、弘文馆学士等职。唐太宗称他德行、忠直、博学、文词、书翰为“五绝”。有文集30卷，已佚。褚遂良（596-659），唐初政治家、书法家。字登善，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博学多才，精通文史。唐贞观中历任起居郎、谏议大夫、中书令，后受遗诏辅政，因反对武则天为后，遭贬逐而死。萧德言（558-654），雍州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博涉经史，好属文。贞观中除著作郎，兼弘文馆学士。晚年赐爵封阳县侯，拜秘书少监。高宗时加银青光禄大夫。卒赠太常卿。有文集30卷。据清代学者考证，《群书治要》当成书于萧德言之手。译者简介柯美成，湖北襄阳人，1947年生，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早年供职于地方区、县、市党政机关，1993年调入北京国有大型企业工作，并先后兼任《经济管理》及《中国改革》、《改革内参》等刊物特聘编审。曾在《经济管理》、《经济学动态》、《经济研究参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城市史研究》、《改革内参》等刊物发表文章数十篇，获得省部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优秀论文奖3项。编著、主编的书籍主要有:《经济写作导论》、《中国古代经济名作注译》、《资政史鉴理财卷》、《中国古代用人智慧》、《理财通鉴——历代食货志全译》、《荀子解说》、《曾国藩外传》以及《群书治要（文白对照）》等。
《群书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599-649）在位初年诏令大臣魏徵等人编撰的一部旷世巨典。编撰者汇集了六经、四史、诸子百家中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华，"采摭群书，剪截淫放"，并加以精要评述，从而辑成此书。这部浓缩了古圣先贤智慧的国学典籍，其编撰目的在于以史为鉴，为治国安民提供思想基础。唐太宗李世民正是以《群书治要》为施政指南，吸取前代兴亡的经验教训，方才开创"贞观之治"，揭开了大唐盛世的序幕，使大唐王朝不容置疑地成为了中国历*辉煌的时代。因此，在唐太宗之后，《群书治要》自然而然地成为历代君王重臣的资政宝典。遗憾的是，由于残唐五代的长期战乱，《群书治要》至宋朝初年时已经失传。但万幸此书由日本遣唐使带到日本，被日本历代天皇及大臣奉为治国秘典，成为日人学习研究中华文化的一部重要经典。时至20世纪90年代，我国原驻日本大使符浩先生通过日本皇室成员获得一套天明版《群书治要》，此书因此传回中华，并被重新整理出版。《群书治要》诞生至今已近一千四百年，书中蕴含的智慧具有永恒的价值，实为中华文明几千年来屹立不倒的根本所在。古镜今鉴，在迎接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今天，《群书治要》既是国人学习传统文化的思想宝库，也是领导干部开明施政，企业家经营事业的绝佳教科书。今天，我们以最直观的文白对照形式，足本精译精校，重新出版《群书治要》，为全世界的中文读者奉上一部宜读宜藏的国学精品好书。
--学习传统文化的思想宝库领导施政与企业家经营的经典教科书--《群书治要（文白对照）》看点:壹.圣贤智慧结晶:千古一帝唐太宗下诏，贞观名臣魏徵等共撰旷世巨典，成就大唐盛世贰.失传一千多年:《群书治要》的海外回归，预示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叁.权威力荐:习仲勋马英九净空法师中央党校瞭望周刊香港明报饶宗颐梁冬……肆.净空法师在联合国呼吁:弘扬以《群书治要》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可以拯救世界伍.旅游卫视《国学堂》栏目九期连荐:著名国学传播人梁冬专题开讲《群书治要》陆.文白对照隆重再版:采用**颖、*直观的文白左右对照形式，更有利于深度研学
荟萃群书含蕴治要--《群书治要（文白对照）》初版序唐代名臣魏徵等编撰的《群书治要》，是中国古代典籍和政治文化的一个优秀选本。综观历史，求治可谓古今中外管理国家的通求。有着五千年文明的中国，治国理政的经验极为丰富。历代明智的统治者，大都十分重视收集、整理、研究和借鉴这些宝贵的经验。据《史记·萧相国世家》:"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汉书·艺文志》亦云:"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可以说，注重收集文献典籍，以为执政的镜鉴，至迟在汉代已形成优良的传统。三国时，魏文帝"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三国志·魏志·文帝纪》），供皇帝阅览，因取名《皇览》。《皇览》的问世，表明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找到了一种在万机之余研读有关典籍以资治理的理想方式。梁武帝时命臣下编纂《华林遍略》，隋唐之际虞世南辑《北堂书钞》、欧阳询等奉敕编《艺文类聚》，大抵皆沿此路径，为资治之鉴。逮至唐贞观时，雄才大略的太宗李世民有鉴于晋以来历代之乱亡，亟欲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巩固百乱待理的新生政权。贞观三年（629年），他诏令设立史馆，以魏徵总领监修，组织力量大举修撰唐前各朝史书。至贞观十年，《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五部史书次第撰成。其间，还以房玄龄等为监修，以南齐臧荣绪《晋书》为底本，重修了《晋书》（即今通行本）。为了对晋、隋两朝实现大一统而后快速走向乱亡进行探索，唐太宗并亲自动手，为《晋书》关键历史人物撰写了史论；《隋书》的史论则多出自魏徵手笔，太宗目之为"良史"。唐太宗还认为，《皇览》这类书，所辑典籍内容单薄，而且体例淆乱，不便阅览，便命魏徵等人编撰一部内容更加丰富、体例更加完备的资政史料。于是，魏徵遂又领衔，率群臣编撰《群书治要》，积数年之功，后成书于萧德言之手。总览《群书治要》，全书所采录的经、史、子书共六十五种（经子之书又多入集部），并为初唐善本，弥足珍贵。其中，许多本子仅借此书得以传世，或因与后世刊本多有不同而为学者所重视，最为突出的是《晋书》二卷，乃采自重修《晋书》之前的十八家旧史；又选录桓谭《新论》、崔寔《政论》、仲长统《昌言》、袁準《正书》、蒋济《万机论》、桓范《政要论》等，多为后世不传之作，仅借此得以存其梗概。从内容看，《群书治要》专注治道，凡有关乎政术、存乎劝戒者，莫不一一备录，汇而辑之，其旨在总结古往今来的经验教训，鉴往知来，经世济民。全书告成，即由唐太宗亲赐诸王各一本。贞观之际，经筵常讲此书。《新唐书·萧德言传》载:"太宗欲知前世得失，诏魏徵、虞世南、褚亮及德言，裒次经史百氏帝王所以兴衰者上之，帝爱其书博而要，曰:`使我稽古临事不惑者，公等力也。`赍赐尤渥。"足见贞观之治，甚得此书之力。而魏徵等亦在其序文中对《群书治要》做了崇高评价，认为它贯彻大《易》"自强不息"的精神，遵循"简而易行"的原则，光耀万代不朽圣业，因而将会"金镜长悬"，永恒地散发光芒。今天我们来读《群书治要》，仍不免叹服于其规模之宏、取舍之精。通观全书，举凡政、军、财、文、农、商、工、教、医等内容，一应俱全，无所不论；儒、道、墨、法、名、农、商、杂、阴阳、纵横各家学说，兼容并包，各显其长。而这一切并不是混沌的整体，更不是拼凑的杂什，乃是魏徵等运用系统思维，进行辩证整合的结晶体。中国古代典籍汗牛充栋，浩如烟海，能从中琢磨出一个自成体系的为政纲要，殊非易事。作为主编的魏徵，在他的指导思想里，当有两个基本原则:其一是"务乎政术"、"本求治要"，其二是"见本知末，原始要终"。原则之一，使全书有了一个单一而鲜明的主题，可以从多角度把天道万象以及经史字诸家囊括在一个综合的有机体之中，首尾一贯，有容乃大，系统地梳理出为政之道；原则之二，使全书具备了一个探求源远流长的古代政治文化传统的特质，告诫世人必须回复和弘扬这一贯穿过去、现在、未来的优良传统。中国古代的政治，其源头是以人文主义为特征的传统文化。这是一种以人生为中心的"天人合一"的宇宙统一论体系，首先肯定天的客观实在，然后肯定人的客观实在，既重视人对天的认识与协调，又突出人的中心地位，强调在天、地、人三才内部人所起的作用，以及以人为中心的自我调节系统的完整性，从而确认了天、地、人之间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在这一深厚博大的思想基础之上，提倡"自强不息"与"和而不同"。魏徵等以"性与道合"来赞美唐太宗，这证明是将"刚健"与"和合"视为古代政治文化的精髓了。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学说，其性质基本上属于伦理型的政治哲学，它们将道德看作是外在的客观法则与内在的信念情感相结合的产物，是建立在主观与客观统一基础上的社会规范，因而主张以道德取天下、治天下，实行道德政治。尽管百家争鸣，异说纷呈，提出了许多看似对立的思想和观点，但是百家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道德政治思想，最终融合为统一的传统政治文化。历史上，"有为"政治与"无为"政治，仅仅表现为变换形式的交替，二者互相补充；道德与功利的争端，无不以外仁义而内功利的理想结局而告终，二者同时得以满足；教化与愚民，总是离不开忠、孝这一核心内容，二者紧密结合；道德与权术并用，是历代帝王维系世袭王朝的唯一法宝；法家所倡导的法治，正是为了服务于最高统治者--皇帝实行人治的。面对纷纭的百家之说，魏徵等执着于相异互补、不同求和，以"见本知末"、"原始要终"为矢量，使阅读过大量不同典籍的人，有意识地抑制其扩散思维，不让其往外无限拓展，而要收敛到从为政之道的本源或本质上来进行考察，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而"务乎政术"、"本求治要"和"见本知末，原始要终"，正是《群书治要》之指归。《群书治要》所关注的论治范围之广，在同等规模的古代典籍中是罕见的。全书以"治要"为纲，荟萃群书精华，将天道人事相关的方方面面论题，前呼后应、远近归一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政治是随着社会与时势的变迁而变迁的，如能于前人的为治推究其变化之由，立足现实，展望未来，那么便可察知当世和后世政治的走向。明乎此，就不难窥见《群书治要》深藏着的传统文化的底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群书治要》在编撰上采取的传统书钞的手法，对六十五种典籍的采录--"弃彼春华，采兹秋实"，其功夫可谓得心应手、出神入化，诚所谓"删繁就简三秋树"，在整体上收到了以少胜多、珠联璧合的效果。毋庸置疑，在众多中国古代政治文化选本中，《群书治要》以其体大虑周、博而精要而别具一格，独领风骚；是古往今来的为政者，各级各类管理者，以及所有有志于学习、研究、借鉴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们，不可不认真一读的优秀读本。然而，因为宋、明诸儒已罕有言及者，乃至清乾隆时兴师动众纂修《四库全书》亦未收录，在很长时间里，人们于国内典籍中已难觅《群书治要》踪迹。可知其亡佚久矣。直到清嘉庆四年（1799年），阮元任浙江巡抚时，发现有许多为《四库全书》没有收录的珍本，始决定广泛征集、搜求宋元以来的各种刻本抄本，并"引进"流传海外而国内已难觅的本子。当时参与其事、协助考订的，还有当地著名藏书家鲍廷博、何元锡、严杰等人。整个征访活动历时十余年，最后仿《四库全书总目》的体例，按经、史、子、集排比装潢，辑成一部包括一百七十四种珍本的皇皇丛书，由嘉庆帝加盖"嘉庆御览之宝"朱文大印，赐书名《宛委别藏》--传说夏禹登宛委山，得金简玉字之书，赐名《宛委别藏》，正是取这些书籍珍贵难得之义。而《群书治要》便是《宛委别藏》中最珍贵的四库补阙书之一。当时收录《群书治要》的依据，大抵是日本人据其所藏唐元和年间刻本于日本天明五年（公元1785年）刊刻的版本。这个版本，其前有魏徵等所撰序，但缺第四、第十三、第二十等三卷。用现在的话来说，《群书治要》是"出口转内销"的本子。《宛委别藏》原稿于民国初年移交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保存，现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1935年，故宫博物院曾选该书四十种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就有《群书治要》。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书局曾出过丛书集成初编本《群书治要》，但印数少，流传不广，基本上局限于馆藏及研究学者的圈子里。现在，我们以首都师范大学馆藏的商务印书馆宛委别藏本《群书治要》为底本，参照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出版的相关典籍，按现代规范对原文进行断句、标点、校勘，并以现代汉语作翻译，将此书推介给有志于学习、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的广大读者，应当说也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群书治要》所采录的六十五种古代典籍，我们于每种书之前均写有一篇提示性文字，以简要介绍原著作者和该书主要内容，以及《群书治要》采录的情况。书后附有《新唐书·魏徵传》等资料，希望有助于读者进一步了解魏徵其人，加深对全书史鉴价值的认知。《群书治要（文白对照）》用力最多在白话翻译。《治要》所采录之典籍，距今最近的也已有一千六七百年。一千九百多年前，东汉哲学家王充在谈到对经传的理解时曾说过:"经传之文，圣贤之语，古今言殊，四方谈异"，"后人不晓，世相离远"(《论衡·自纪》)。王充生活的时代去经传问世的年代不过数百年，一代大家已有此等感受。两千年前的古文，对今日我等认知之难可想而知。本书所做的文白对照翻译工作（仅对原文之正文，其括号内小字夹注或点评文字概不译），也只是想为读者阅读原著提供一个白话参照系，使平素接触古文较少、功底较浅或虽功底较好而庶务繁忙的读者，能够比较顺畅地浏览和欣赏，免却翻检工具书之劳。然而古籍今译实在是一项艰苦、困难的工作。由于参编人员较多等原因，本书的译文水平未能齐一，有所参差，有诸多不能尽如人意之处。但它毕竟在古今使用不同语言文字的人群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使今天的读者有可能"神交往哲"。著名学者冯天瑜教授在谈及古籍今译时曾说过一番话:"古籍今译虽然常有`走样`、`失真`之讥，甚至有人将翻译斥为`不忠实的美女`，说`翻译即叛逆`，但我仍然要说--古籍今译功德无量，因为它毕竟是对上帝分裂人类的恶作剧（指造成古今文字壁垒--引者）的一种抗争。"冯先生的话，对我们是重要的鼓舞力量。但我们并不以此自谅，对书中疏漏讹误，惟祈读者海涵，并敬请不吝赐教，以便使本书在将来有机会修订时，做得尽可能更好一些。是为序。柯美成2000年仲秋于北京明光村《群书治要》原序原文窃惟载籍之兴，其来尚矣。左史右史，记事记言，皆所以昭德塞违，劝善惩恶。故作而可纪，薰风扬乎百代；动而不法，炯戒垂乎千祀。是以历观前圣，抚运膺期，莫不懔乎御朽,自强不息，朝乾夕惕，义在兹乎!近古皇王，时有撰述，并皆包括天地，牢笼群有，竞采浮艳之词，争驰迂诞之说，骋末学之博闻，饰雕虫之小伎，流宕忘反，殊途同致。虽辩周万物，愈失司契之源；术总百端，乖得一之旨。皇上以天纵之多才，运生知之睿思，性与道合，动妙几神。玄德潜通，化前王之所未化；损己利物，行列圣之所不能行。翰海龙庭之野，并为郡国；扶桑若木之域，咸袭缨冕。天地成平，外内禔福，犹且为而不恃，虽休勿休。俯协尧舜，式遵稽古，不察貌乎止水，将取鉴乎哲人。以为六籍纷纶，百家踳驳，穷理尽性，则劳而少功，周览泛观，则博而寡要。故爰命臣等，采摭群书，翦截淫放，光昭训典。圣思所存，务乎政术，缀叙大略，咸发神衷；雅致钩深，规摹宏远，网罗治体，事非一目。若乃钦明之后，屈己以救时；无道之君，乐身以亡国。或临难而知惧、在危而获安，或得志而骄居、业成以致败者，莫不备其得失，以著为君之难。其委质策名，立功树惠，贞心直道，忘躯殉国，身殒百年之中，声驰千载之外；或大奸巨猾，转日回天，社鼠城狐，反白仰黑，忠良由其放逐，邦国因以危亡者，咸亦述其终始，以显为臣不易。其立德立言，作训垂范，为纲为纪，经天纬地，金声玉振，腾实飞英，雅论徽猷，嘉言美事，可以弘奖名教，崇太平之基者，固亦片善不遗，将以丕显皇极。至于母仪嫔则，懿后良妃，参徽猷于十乱，著深诫于辞辇；或倾城哲妇，亡国艳妻，候晨鸡以先鸣，待举烽而后笑者，时有所存，以备劝戒。爰自六经，讫乎诸子；上始五帝，下尽晋年。凡为五帙，合五十卷。本求治要，故以《治要》为名。但《皇览》、《遍略》，随方类聚，名目互显，首尾淆乱，文义断绝，寻究为难。今之所撰，异乎先作，总立新名，各全旧体，欲令见本知末，原始要终；并弃彼春华，釆兹秋实。一书之内，牙角无遗；一事之中，羽毛咸尽。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引而申之，触类而长，盖亦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戒，庶弘兹九德，简而易从。观彼百王，不疾而速，崇巍巍之圣业，开荡荡之王道，可久可大之功，并天地之贞观，日用日新之德，将金镜以长悬。白话历史典籍的兴起，由来已经很久了。左史记事，右史记言，都是为了昭明美德，杜绝违逆，劝人向善，惩戒邪恶。所以凡创新举措可以为法度的，就会被史籍记载下来，将如同和煦的春风传扬千秋百代；而行为不合法理的，也会被记录下来，明明白白地警示后世子孙。因此遍观前代圣王，应天承命，执掌帝业，没有哪个不是像用腐朽的缰绳驾驭乘马那样，怀着戒惧之心。他们自强不息，时刻小心谨慎，不敢稍有懈怠，原因就在于此吧！近古的帝王，不时有所撰述，其内容都是包笼天上地下，囊括世间万物，竞相采用华而不实的辞藻，争着传播迂阔怪诞的说法，炫耀不经无本之学的广博见闻，装点雕琢词章的微小技巧，以掩饰思想和学识的浅薄，极其的热衷以至于流连忘返，花样翻新却同样无益于治理。虽然他们的著述涉及方方面面，然而愈加失去了"有德司契"的本源；他们谈论的治术虽然应有尽有，却违背了"得一而正"的旨趣。皇上凭借上天赋予的多才多艺，运用与生俱来的睿智锐思，本性与天道一致，运作精微神妙。高尚的德性潜行而通达，教化出前世国君未曾培养出的良好社会风气；损己而利他，完成了历代圣王所未曾实现的伟业。北方异民族的地域都归入了大唐的版图，东西方各部落人民也都学着穿戴我朝的衣冠。天下太平，从内地到边疆，人民安定幸福，而皇上并不以此为满足，虽可稍事休闲，却仍然勤于朝政。所作所为，一皆取法尧舜，遵从古训，不只是在平静的水面上照看自己的容颜，而且要从先哲的典籍里得到借鉴。皇上认为圣人六经繁多，诸子百家又非常驳杂，要对它们进行深入研究，完全把握，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劳而少功；全部阅读，泛泛浏览，虽然看似广博，却难得要领。因此命令我们，选辑各种书籍，删除其中枝蔓迂腐的内容，使教化人民的经典显露出光辉。皇上的目的，是务求治理国家的方略。从群书中摘编其重要的文段，都是出自皇上的意思。我们力求摘取各书中精华的内容、深刻的思想，突出圣贤宏大深远的谋略，全面搜求古人治国理政的体制，而不局限于某一个方面。至于敬肃圣明的君主，委屈大驾以拯救时事之艰难；失道的昏君，贪图享乐而使国破家亡；有的君主面临危难而自知惊惧反省，身处困境犹能转危为安；有的君主得志之后却又骄傲自满，事业成功反而招致失败，所有这些都能从典籍所载之成功与失败的史实中得到验证，从而表明为君之难。还有，那些愿意为国为民献身的忠臣，建功施惠，忠贞正直，捐躯殉国，身虽死于当世，美名却流传于千年之后；那些大奸巨恶的臣子，蒙蔽君主，窃弄朝权，颠倒黑白，为所欲为，忠臣任由其放逐，国家因此而危亡，所有这些也都在典籍中一一记载下来，用以显示为臣也不易。那些圣君贤臣之立德立言，谆谆训导，垂范后世的；那些制定法制，安邦定国，善始善终，其声名和功业足以流传后世的；那些典雅的议论，智慧的谋略，精辟的言辞，美好的事例，可以用来发扬光大儒教，增强太平盛世的基业的，这方方面面哪怕是细微的美善，我们也都不遗漏，将用以彰显扬皇上治理天下的准则。至于母后以身示范，嫔妃严守规则；贤后良妃参与制定治国方略，订立规章制度，严格管理后宫；或者诡计多端、祸国殃民的妇人，毁灭朝廷的美妻，像母鸡司晨一样喧闹，像烽火戏诸侯方才开心一笑的，各种人物时常都有出现，也都加以记录，以备劝戒。于是上自六经、下到诸子百家，上自五帝、下至晋朝历代典籍，全书编为五册，共五十卷。目的在于探求治国理政的要领，因此即以《治要》作为书名。魏文帝时编纂的《皇览》和梁武帝时编纂的《华林遍略》，其内容根据分类汇聚，名目重复，首尾淆乱，文气梗塞，因而想寻根究底，十分困难。现在我们所编撰的这部书，与以前这些书不同。它在《治要》这个新书名下，荟萃群书精要，但却保持了原书的体例，使人读之可以见本知末，探讨事件的来龙去脉。同时，在摘编中采取了丢弃花朵采撷果实的手法，删除了那些无关紧要的内容。一书之内，录选的文段，有牙有角，无所遗漏；一事之中，录选的内容，羽毛丰满，叙述完整。现在研读它，可以为处理现实问题提供镜鉴；流传到将来，可以供后世子孙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将其中的内容加以引申，可以推衍到各个方面。本着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戒的原则，发扬光大自古以来的传统美德，简便而且容易做到。借鉴历代帝王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可以避免失误而迅速取得成效，从而奠定崇高神圣的基业，开拓德治天下的王道，建万世不朽之伟业，立与天地并存之法典，树日日增新之美德。这部书将成为后人尊奉一面明镜，高高悬挂，光照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