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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适（704—765年），字达夫，一字仲武，渤海蓨（今河北沧州）人，后迁居宋州宋城（今河南商丘睢阳）。安东都护高侃之孙，唐代大臣、诗人。曾任刑部侍郎、散骑常侍，封渤海县侯，世称高常侍。于永泰元年正月病逝，卒赠礼部尚书，谥号忠。作为著名边塞诗人，高适与岑参并称“高岑”，与岑参、王昌龄、王之涣合称“边塞四诗人”。其诗笔力雄健，气势奔放，洋溢着盛唐时期所特有的奋发进取、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有文集二十卷。孙钦善，1934年3月出生于烟台市。1963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毕业，留本系任教至今。1990年起任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生导师。曾兼任古典文献教研室副主任、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所长。参加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工作，任《儒藏》总编纂（四人之一）。现兼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主要研究中国古文献学，兼及中国古代文学和古代思想文化。2007年入选建国以来首届“505位中国杰出社会科学家名单”。主要著作有《高适集校注》《论语注译》《中国古文献学史》等。
《高适集校注》，以明覆宋刻十卷本《高常侍集》为底本，参校以清影宋抄十卷本《高常侍集》明铜活字八卷本《高常侍集》《全唐诗》本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同时也注意参考今人的校注本，比如刘开扬的《高适诗集编年笺注》等。《高适集校注》在注解与评析的过程中，参考并吸收了前人及时贤的研究成果。《高适集校注》篇次按诗、赋、文三部，分别按写作年代顺序编排。年代确可考者，据实编次；仅可考出大概者，按大致期间编次；无考者，居后编列。《高适集校注》对难词、名物、典故、地名、人物、歴史事件等作简要注释，并适当注明根据。引据之材料，文简者照录，文繁者概述，注明出处。句意难懂者，注释之后稍作串释。注释内容注意篇次间前后照应，重复者注明‘见某篇某注’。词语屡见者，后从略。
高适诗在盛唐诗歌中独具一格，手法质朴，语言平实，意胜于辞，在综合吸收汉魏六朝的诗歌传统时，以汉魏为主，故艺术上给人以浑浩之感，恰如沈德潜评汉魏诗所说:“浑浑灏灏，元气结成，乍读之不见其佳，久而味之，骨干开张，意趣洋溢。”（《唐诗别裁集》例言）《高适集校注》，自从1984年问世以来就深受学界推崇和读者喜爱，后入选首届向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书目录。在2014年又推出修订本。2016年值上海古籍出版社建社60周年之际，《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典藏版首批推出四种足以代表中国古典文学*成就和古籍整理*水平的李白、杜甫诗和苏轼、辛弃疾词，向社庆献礼。典藏版甫一推出，就受到好评，故我们又选取《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中有代表性的几家，陆续推出典藏版以飨读者。
高適(七〇一---七六五)，字達夫，祖籍爲渤海蓨縣(今河北省景縣南)，里籍爲洛陽(詳後附年譜)。他是唐代著名的詩人，尤以邊塞詩著稱。高適身歷唐武則天、中宗、睿宗、玄宗、肅宗、代宗幾朝，而成年以後的主要生活經歷及文學創作時期，則在玄宗、肅宗兩朝，尤其是集中於玄宗開元、天寶年間。玄宗誅武、韋之黨取得政權之時，既有‘貞觀之治’留下的物力基礎和開明的政治傳統可資承襲，同時也面臨着武則天晚年及中宗、睿宗時期由於政治腐敗，階級矛盾、民族矛盾激化所造成的嚴重危機。玄宗於開元初年勵治圖强，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從而在開元中葉前後，出現了歷史上所謂的‘開元之治’。但是，‘開元之治’畢竟是封建制度下的‘盛世’。唐玄宗的改革，没有也不可能觸動封建社會的本質。封建社會的種種矛盾，包括農民與地主階級的基本矛盾和統治階級内部的矛盾，依然存在着和發展着，無時無刻不潛伏着危機。一旦*統治者放棄改革，走向腐敗，四伏的危機就會迅速爆發。自開元後期始，玄宗迷惑於昇平假象，以聲色自娱，荒於政事。正如天寶十三載他自己所説:‘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七)終於造成貴戚、奸相、宦官既互相勾結，又互相傾軋，把持朝政，陷害忠良的局面。致使財政危機加重，民族關係緊張，階級矛盾日趨激化。開元年間，唐對奚、契丹及吐蕃的戰争，基本上是防禦性質的。進入天寶年間，唐玄宗好大喜功，諸邊將邀功求賞，輕妄動兵的傾向有所滋長，如東北邊境，平盧、范陽節度使安禄山‘欲以邊功市寵，數侵掠奚、契丹’(資治通鑑卷二百十五天寶四載)；在西方與吐蕃的關係，則輕妄舉兵與抵禦侵掠兼而有之。玄宗窮兵黷武，炫耀威力，不聽王忠嗣‘厲兵秣馬，俟其有釁’，以緩取之的切實主張，於天寶八載，命哥舒翰指揮各方聯兵六萬餘人攻石堡城，*後雖然收復了失陷八年之久的石堡城，却付出數萬唐朝士卒生命的慘重代價。天寶十四載，發生了安史之亂，這是唐王朝錯綜複雜矛盾的總爆發。從此遍地戰亂，生民塗炭，朝廷流亡，赫赫的唐帝國幾於傾覆。邊境少數民族統治者也乘機内侵，數年間，西北數州相繼淪没於吐蕃，長安也一度失陷。唐王朝國勢一蹶不振，盛唐局面從此一去而不復返。以上簡述了高適所處的時代背景，這些在他的生活及創作上都曾打下深深的烙印。高適出生在一個世代爲宦的家庭，其父從(一作崇）文，位終韶州(今廣東省韶關市)長史。他幼年侍父做官，到過嶺南。家鄉無甚産業，舊唐書本傳説他‘少濩落，不事生業’，他自己也每以蘇秦少時遭遇自比。他發憤讀書，但並未完全遵循一般舉子士人的正統道路，而是‘喜言王霸大略，務功名，尚節義’(舊唐書本傳)。讀他的詩文可知，他鑽研學問，不限於儒家的經書，對史書和諸子百家，特别是兵家的書，尤廣泛涉獵。二十歲時，他西遊長安，滿以爲‘書劍’學成，可以施展抱負，而實際却是‘白璧皆言賜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别韋參軍)，根本無進身之門，結果失意而歸，客居宋州宋城縣(今河南省商丘市)。舊唐書本傳説他‘家貧，客於梁宋，以求丐取給’，實際上他是在友人資助下，過着隱耕、讀書和浪遊的生活。這一時期，他定居宋城，未曾遠遊。首探仕途所受的挫折，對他的打擊很大，但他並未心灰意懶，而是‘弱冠負高節，十年思自强’（魯郡途中遇徐十八録事），‘萬事切中懷，十年思上書’(苦雨寄房四昆季)；但是，‘君門嗟緬邈，身計念居諸’(同上)，終未獲得進身的機會。由於生活困頓，使他接觸到社會下層，體驗到民間疾苦，觀察到吏治得失，在詩中有不少反映。自開元二十年至天寶七載這一時期，雖仍以梁宋爲定居基地，但也多次出遊，逗留他鄉。其間曾北遊燕趙，應舉長安，落第留京，暫居淇上，歸後又出遊魏、楚，旅居東平(詳後附年譜)。在此期間，他*次深入東北邊塞，並且在四處浪遊中更加廣泛地接觸了社會現實，對他的思想和創作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寫出不少邊塞名作和反映民間疾苦的篇章。值得一提的是，天寶三載至六載，高適曾與李白、杜甫等在梁宋齊魯相聚同遊，賦詩抒懷，切磋藝文，彼此在生活上、創作上都産生深刻影響，留下美好記憶，堪稱文學史上的一次盛會。天寶八載夏，經睢陽太守張九皐推薦，舉有道科赴長安，授封丘尉，立即赴任，一直做到天寶十一載。在此期間，他作爲一個下層官吏，體察到民事的艱難，吏治的腐敗，逢迎長官的難堪。深感人微言輕，仰人鼻息，難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也深感自己耿直寬厚的胸懷與污濁苛刻的官場吏務難以相容。因此辭官之念，不時滋萌。中間天寶九載冬至十載春，曾北使青夷軍送兵，重至北塞，再遊燕趙，邊事緊迫，職卑無爲，感慨而歸。這時期又寫了不少關於民事、吏治和邊塞的詩。天寶十一載秋，終因厭倦爲吏生涯，辭去封丘尉，西遊長安，另謀出路。在長安曾與詩壇名輩王維、杜甫、岑參、賈至、儲光羲、綦毋潛等聚首同遊，會老友，交新朋，再一次得到切磋詩文的機會。不久即經隴右節度使哥舒翰的判官田梁丘引薦，赴西塞入哥舒翰幕府任左驍衛兵曹參軍，充掌書記。當年末，隨哥舒翰入朝，哥舒翰在玄宗面前對他大加稱讚。高適在哥舒翰幕府任職四年，身遇知己，受到重用，頗爲得意，成爲他仕途升遷的起點。但是生活地位和思想感情的變化，却給他的創作帶來不利影響，開始在文學事業上走下坡路。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安史之亂起。十二月，高適拜左拾遺，轉監察御史，佐哥舒翰守潼關。天寶十五載六月，哥舒翰兵敗，高適西去，走捷徑趕上奔蜀的玄宗，拜爲御史中丞，隨玄宗至成都。當年十二月任淮南節度使討永王璘叛亂。至德二載又參與平安史叛軍。乾元元年，遭權臣殿中監、太僕卿李輔國讒，左授太子詹事。其後曾先後出任彭州、蜀州刺史。廣德元年，遷劍南節度使。當年七月，吐蕃陷隴右，十月，侵入長安，高適在蜀發兵臨吐蕃南境加以牽制，師出無功。十二月，松、維、保三州相繼爲吐蕃所陷，高適亦不能救。次年爲嚴武代職，還京後任爲刑部侍郎，轉散騎常侍，加銀青光禄大夫，進封渤海縣侯。永泰元年正月卒。自安史亂起，高適一生*後一段時期，確如舊唐書本傳所説:‘逢時多難，以安危爲己任。……累爲藩牧，政存寬簡，吏民便之’，‘適以詩人爲戎帥，險難之際，名節不虧，君子哉！’但他這一時期的創作却並不景氣，安史之亂的動蕩歲月，没有在他的創作中留下多少痕跡。從酬河南節度使賀蘭大夫見贈之作、同河南李少尹畢員外宅夜飲時洛陽告捷遂作春酒歌、酬裴員外以詩代書等寥寥幾首詩中，雖能看出他的喜怒哀樂之情也還能和着時代的脈搏而起伏，但是對現實生活的反映太不够、太膚淺了。此中原因複雜，精力集中於政事軍務固然是一個因素，但主要恐怕在於他身居高位，浮在上層，使創作脱離了現實生活的土壤，從而留下一個低弱的尾聲。令人欣慰的是，他與杜甫的友誼，年深益篤，二人在西南相會，屢有酬贈，皆爲情摯感人之作。高適的作品，有詩、賦、散文，而以詩數量*多，成就*。他的散文不多，又多是應用文，除罷職還京次睢陽祭張巡許遠文敍事抒情感人肺腑外，其他多缺乏藝術性。中唐以前的詩人，多長於詩而拙於文，詩歌用於生活的各方面，許多該用文的場合都以詩代替了，高適也是如此。這裏我們主要分析一下他的詩歌的思想藝術成就。高適素有邊塞詩人之稱，他的邊塞詩成就極高，在整個唐代邊塞詩中是很突出的。前已敍及，高適一生曾三次出塞，這是有社會原因的。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六説:邊將‘功名著者往往入爲宰相’。加以邊將在外有權表奏選任自己的幕僚，因此仕途淪落之士人，往往出塞謀取出路。高適如此嚮往邊塞，除心懷韜略，受安邊之志所驅使外，謀求仕途進身之階，也是一個很實際的原因。高適多次親臨邊塞，對征戰生活有深入的觀察與體驗，加上嚴肅、刻苦的藝術實踐，故能成爲著名的邊塞詩人。高適邊塞詩的成就，主要集中於前兩次出塞，*次以淪落布衣之身，第二次以縣尉卑下之職，地位低下，懷才不遇，處境基本上是相同的，因此敢於正視和揭露邊事的實際情況。這兩次出塞所寫的邊塞詩，思想、風格是一致的，具有以下特點:*，表現了抵禦侵犯、安定邊疆、建立功勳的豪情壯志與懷才不遇、抱負不得實現的强烈矛盾。如*次出塞:‘常懷感激心，願效縱横謨；倚劍欲誰語，關河空鬱紆。’(塞上)第二次出塞:‘登頓驅征騎，棲遲愧寶刀。遠行今若此，微禄果徒勞！’(使青夷軍入居庸三首)第二，敢於議論邊策，揭露弊端。他不僅因奚、契丹統治者起釁侵擾而感到憤慨，也歎息由於邊防失策，邊將因循無能或邀功求爵，致使戰事連年不已。他反對消極抵抗，苟且偷安，認爲‘轉鬥豈長策，和親非遠圖’(塞上)，主張選用良將，發揮威勢，根除邊患，‘總戎掃大漠，一戰擒單于’(同上)。他還認爲歸降的胡人不可依靠:‘戎狄本無厭，羈縻非一朝，饑附誠可用，飽飛安可招！’(睢陽酬别暢大判官)對厚遇降胡，虐待戍卒的作法甚爲不滿:‘戍卒厭糟糠，降胡飽衣食，關亭試一望，吾欲涕沾臆。’（薊門五首)第三，留意體察戍卒的思想感情，反映他們的生活和呼聲。既表現士卒英勇殺敵的豪情，又表現他們久戍思歸的哀怨；既歌頌、讚揚士卒視死如歸的獻身精神，又悲歎、惋惜他們身遭塗炭的非人待遇。這種複雜矛盾的思想感情，又常常體現在一組詩(如薊門五首)甚至一首詩(如燕歌行)中，這正是現實複雜矛盾的深刻反映:敵人的進犯，自然激發戰士們的愛國感情，因而奮勇抗擊；但由於邊策失當，久戰不已，兵困民敝，特别是軍中將兵之間，存在着階級的對立和壓迫，苦樂懸殊(‘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又不能不使奮戰士卒和正義之士悲憤寒心。在高詩中，士卒和作者這種複雜矛盾的思想感情又總是交融一體的，説明詩人對士卒的體諒和同情，這是由詩人當時的處境和地位所決定的。高適第三次出塞，在哥舒翰幕府任職，當時主將戰功卓著，自己也比較得志，邊塞詩作的内容風格遂與前二次迥然不同。*，以歌頌戰功爲主，暴露邊事腐朽面的詩絶無。如前所述，哥舒翰對安定西部邊塞確有功勞，但也有迎合*統治者開邊黷武的欲望，輕妄用兵、邀功求爵的一面。高詩對前一方面的反映是充分的，而對後一面却不够清醒，總是盲目歌頌而絶無微詞。其中把歌功與安邊理想結合在一起的，還有點積極的意義，如:‘萬騎争歌楊柳春，千場對舞繡騏驎。到處盡逢歡洽事，相看總是太平人。’(九曲詞其二)這裏勝利、安定的歡悦之情，與當地人民‘至今窺牧馬，不敢過臨洮’(哥舒歌)的情感是吻合的。但大多已經失去了人民性的光彩，有的甚至不分是非曲直，肓目歌頌不義之戰(如李雲南征蠻詩)；或在歌頌戰功時過多頌揚嗜殺的情景，如‘泉噴諸戎血，風驅死虜魂。頭飛攢萬戟，面縛聚轅門。鬼哭黄埃泉，天愁白日昏’(同李員外賀哥舒翰大夫破九曲之作)。第二，反映士卒遭遇不平的作品消聲匿跡。第三，抒發壯志，決心建功的激昂情緒成爲詩歌主調，個人懷才不遇的哀怨聽不到了。塞下曲就是這樣一篇典型的作品:‘萬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畫圖麒麟閣，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經何足窮！’他已經没有牢騷怨言了，‘爲問邊庭更何事，至今羌笛怨無窮’(金城北樓)，只不過是異域鄉愁這種人之常情的流露，而且這種鄉愁也早已在知遇之感中得到慰藉:‘豈不思故鄉，從來感知己。’(登隴)反映民間疾苦，是高適前期詩歌又一個主要内容。高適長期落魄失意，使他接近、同情下層人民，而到處浪遊又使他廣泛地接觸了社會現實，他不僅瞭解實際情況，而且有政治理想，不僅看到天災，而且注意到人禍，因此他的某些詩往往不是就事論事，而是觸及制度的弊端、時政的得失和吏治的殘虐，内容相當深刻。他認識到土地兼併、租税無度給農民帶來的苦難，主張抑兼併，輕賦徭，調整均田租庸調法，如:‘試共野人言，深覺農夫苦。去秋雖薄熟，今夏猶未雨。耕耘日勤勞，租税兼舄鹵。園蔬空寥落，産業不足數。’(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十三首其九)‘租税’句是説租税既重，土地又壞。‘産業’主要指土地，此句反映了均田分配數的不足，正是均田租庸調法遭到破壞的反映。過盧明府有贈:‘奸猾唯閉户，逃亡歸種田。……皆賀蠶農至，而無徭役牽。’奉寄平原顔太守:‘豪富已低首，逋逃還力農。’又反映了豪族的兼併與農民流亡的因果關係，表達了作者抑兼併之家，歸逃亡之户，節制徭役，不違農時的主張和理想。他認爲吏治的得失直接關係到人民的死活，從而信奉儒家‘仁政’、‘教化’及老子‘無爲而治’的思想，主張行寬簡便民之政。他在許多詩中一再歌頌春秋時單父邑宰宓子賤‘鳴琴而治’的不擾民之政，稱讚現實中的良吏能效法子游宰武城時所行禮樂教化之道(見過盧明府有贈)。他自己做封丘尉時，甚感催租逼役於心不忍:‘鞭韃黎庶令人悲。’(封丘縣)他有救民之志，不顧直言時弊而獲罪:‘永願拯芻蕘，孰云干鼎鑊！’(淇上酬薛三據兼寄郭少府)他有濟世之策，却因身遭棄置無人理睬:‘縱懷濟世策，誰肯論吾謀！’(東平路中遇大水)憤激之詞透露着對人民的深切同情。當然這些詩並未觸及封建剥削的本質，這是詩人思想和時代的局限，我們不應苛求。這些詩的意義在於透過表面的‘盛唐’氣象，反映了潛在的矛盾和危機。他反對粉飾太平，認爲‘安人在求瘼’(淇上酬薛三據兼寄郭少府)，只有體察民間疾苦，瞭解時政弊端，改革圖治，才能安定人民。高適長期淪落，懷才不遇，對權貴專權，世態澆薄，深有感觸，寫了不少有關的詩歌，成爲高詩又一個突出的内容。行路難、别韋參軍、效古贈崔二、苦雨寄房四昆季、邯鄲少年行等，言志敍懷，感情真摯，反映了下層士人的共同思想情緒。這類詩表達了詩人‘理道資任賢’(淇上酬薛三據兼寄郭少府)的政治理想，深刻揭露了‘國風沖融邁三五，朝廷歡樂彌寰宇。白璧皆言賜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别韋參軍)‘一朝金多結權貴，百事勝人健如虎。……有才不肯學干謁，何用年年空讀書’(行路難)的現實，説明即使在仕路比較開放的盛唐，也並未改變貴族特權政治的本質。至於李林甫執政以後對士人的嫉恨和壓抑，也有側面的反映。高適的這一類詩多表現爲酬贈形式，其中有對上與對友之别，對上多有奉承之辭，言不由衷，對友則無所顧忌，吐露真情。當然也有局限，如抒發濟世之志往往伴有對功名利禄的熱衷追求，失意的感慨往往摻雜着悲觀出世的念頭，不滿權貴而又不惜屈身干謁，甚至違心地奉獻諛詞，如留上李右相等就是明顯的例子。詠史的題材在高詩中也較多見。善於總結歷史經驗教訓，作爲現實統治的借鑑，是唐王朝興盛的原因之一，唐太宗貞觀年間‘君臣論治’就是典型一例。高適重視這一傳統，十分留意歷史這面鏡子。他諳熟歷史掌故，不僅在詩中經常援引，而且寫了不少直接詠史的詩，如三君詠、铜雀妓、題尉遲將軍新廟、詠史、辟陽城、同觀陳十六史興碑、古大梁行、武威作二首等。這些詩，或寫歷史事件，或寫歷史人物，就當時而論，包括了現代史、近代史、古代史的内容。其中多‘禾黍’之思，興亡之歎，不能説不是針對盛唐的昇平假象和玄宗晚年荒於政事而發的。此外，强調統治者要用賢良，辟奸邪，君明臣忠，直言無忌，從諫如流，表現了他開明的政治理想。......高詩手法質樸，語言平實，意勝於辭，在綜合吸收漢魏六朝的詩歌傳統時，以漢魏爲主，故藝術上給人以渾浩之感，恰如沈德潛評漢魏詩所説:‘渾渾灝灝，元氣結成，乍讀之不見其佳，久而味之，骨幹開張，意趣洋溢。’（唐詩别裁集例言）高詩也有不足之處，就是有時爲了應酬，敷衍成篇，堆砌典故，食古不化，有些篇章讀來頗感滯礙。*後對本書體例作幾點説明。(一)關於校勘根據高適集版本源流系統及正誤、完足諸情況(詳見附録三)，確定底本及具有代表性的校本如下:底本明覆宋刻本高常侍集十卷(詳附録三所列第五個本子)，簡稱‘底本’。校本清影宋抄本高常侍集十卷(詳附録三所列第二個本子)，簡稱‘清抄本’；明銅活字本高常侍集八卷(詳附録三所列第十三個本子)，簡稱‘明銅活字本’；明張遜業輯校、黄埻刻十二家唐詩本高常侍集二卷(詳附録三所列第九個本子)，簡稱‘張黄本’；明許自昌校刻前唐十二家詩本高常侍集二卷(詳附録三所列第十二個本子)，簡稱‘許本’；清全唐詩本高適詩四卷(詳附録三所列第十四個本子），簡稱‘全唐詩’；敦煌寫本殘卷‘伯’三八六二高適詩集(詳附録三所列第十五個本子)，簡稱‘敦煌集本’；敦煌寫本殘卷‘伯’二五五二詩選(詳附録三所列第十六個本子)，簡稱‘敦煌選本’；羅振玉輯印鳴沙室佚書敦煌寫本殘卷詩選(署爲唐人選唐詩)，高詩僅存信安王幕府詩一首及留上陳左相前數句(下實接‘伯’二五五二），簡稱‘敦煌選本乙’；校勘時所用其他版本及有關總集如河嶽英靈集、文苑英華等，各舉其稱。異文處理原則如下:底本脱誤有充足根據加以訂補者，逕直改正本文，並出校記加以説明；疑底本有誤，但訂正根據尚欠充足，不改動底本，僅出校記作説明；顯係筆誤者，逕直改正，不出校記；異體字適當予以劃一，以通行體爲準，不出校記；義可兩通、有參考價值的異文，出校記注明；校記不單立一項，併在注文之中。(二)關於注釋對難詞、名物、典故、地名、人物、歴史事件等作簡要注釋，並適當注明根據。引據之材料，文簡者照録，文繁者概述，注明出處。句意難懂者，注釋之後稍作串釋。注釋内容注意篇次間前後照應，重複者注明‘見某篇某注’。詞語屢見者，後從略。(三)關於補遺和辨僞以底本爲基礎，稽考衆本或他書，進行補遺。所補詩、賦計有: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十三首其十三，據文苑英華、唐詩所、全唐詩本。淇上别業，據清抄本、明銅活字本、全唐詩本。途中酬李少府贈别之作，據唐百家詩選、全唐詩本。玉真公主歌，同前。遇崔二有别，據敦煌集本。奉寄平原顔太守，同前。自武威赴臨洮謁大夫不及因書即事寄河西隴右幕下諸公，據敦煌選本。同李司倉早春宴睢陽東亭，同前。送蕭判官賦得黄花戍，據敦煌詩選‘伯’三一九五。無題(‘一隊風來一隊砂’)，據敦煌詩選‘伯’三六一九。餞故人，同前。在哥舒大夫幕下請辭退托興奉詩，據敦煌詩選‘伯’三八一二，此首疑僞，辨詳後。贈任華，據唐詩紀事。雙六頭賦送李參軍，據敦煌集本。又全唐文卷三五七曾據舊唐書本傳‘陳潼關敗亡之勢’語，録爲陳潼關敗亡形勢疏，據本傳論‘西川三城置戍’之語，録爲請罷東川節度使疏。此二文已載‘附録一’中的傳記材料，不再於散文部分中補録。各本舛入之僞詩計有:重陽，爲宋程俱詩，見其北山小集卷九，題作九日寫懷。錦繡萬花谷卷四引此詩‘豈有白衣來剥啄’四句，署作程致道，致道爲程俱之字。後村千家詩選卷四誤爲高適之作，多爲後人沿襲。清影宋抄本不載此詩，四庫提要謂‘較他本精審’。感五溪薺萊，原爲高力士詩，見郭湜高氏外傳、鄭處晦明皇雜録及計有功唐詩紀事。唐詩紀盛唐部分卷四録此詩，題作感巫州薺萊，注曰:‘紀事云:“力士謫巫州(按四部叢刊影印明嘉靖刻本作‘承州’)，山多薺，不食，因感之，作詩寄意云:兩京作觔(四部叢刊本作‘斤’)賣，五谿無人採。夷夏雖有殊，氣味終不改(原注:一作‘固常在’)。”’此詩清影宋抄本、全唐詩本均不載。聽張立本女吟，爲張立本(牛僧孺同時人)女被高鍇侍郎墓中之狐妖所魅而吟，見太平廣記卷四五四引會昌解頤録。此詩清影宋抄本不載。奉和儲光羲，儲光羲集中亦有此詩，題作同諸公秋霽曲江俯見南山，蓋儲光羲詩誤入高集者，疑高適奉和之詩即同薛司直諸公秋霽曲江俯見南山作。此詩清影宋抄本、全唐詩本不載。塞下曲(‘君不見’)，此詩爲賀蘭進明行路難五首其三，蓋爲賀蘭進明詩誤入高集者。此詩清影宋抄本、楊一統十二家唐詩本均不載。在哥舒大夫幕下請辭退托興奉詩，不見本集，見敦煌詩選‘伯’三八一二，語詞鄙俚，内容亦不與高適當時境遇、思想相合，疑僞。蒼鷹賦，見文苑英華卷一三六，次高適鶻賦之後，然未署‘前人’，全唐文録爲適作，本集不載，疑僞。皇甫冉集序，見全唐文卷三五七，本集不載。此文爲高仲武評皇甫冉詩之語，見唐詩紀事卷二十七，蓋涉‘高適，字仲武’之誤而録爲適作。爲慎重計，除皇甫冉集序確係僞作外，其他疑僞之作一律不予删除，編於詩、賦、文各部分卷末。(四)關於編次本書篇次按詩、賦、文三部，分别按寫作年代順序編排。年代確可考者，據實編次；僅可考出大概者，按大致期間編次；無考者，居後編列。本書在編校過程中，承北京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大力協助；筆者在一九六二年曾與武青山、陳鐵民、何雙生同志合作編注高岑詩選，其中高詩部分是由筆者和武青山同志注釋的，但全部書稿經四人互相傳閲修改，本書參考吸收了其中的有關成果，包含三位學友的心血在内；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同志，對本書初稿曾提出寶貴意見，並爲本書的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謹此一併深致謝意。由於筆者水平所限，本書的缺點和錯誤一定不少，懇望讀者批評、指正。孫欽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