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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华宝，江苏扬州人，文学博士，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现任东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研究生导师，东南大学古典文献学研究所所长；民进江苏省委文化出版传媒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该书以《史记》金陵书局本与中华书局点校本、修订本为中心，在对《史记》重要版本、新见《史记》文献研究资料（包括出土文献等）、学术成果等进行全面梳理的基础上，说清楚局本的特点及其不足；参考相关成果，揭示点校、修订的理据，并对点校、修订中误校者辨正之，漏校者补正之，探讨《史记》校勘研究的应用价值。
以《史记》金陵书局本与中华书局点校本为中心考察《史记》不同版本系统之间的差异以及中华书局点校本尚存的不足之处
緒論司馬遷《史記》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爲宗旨，上溯黄帝，下論漢武，熔三千年歷史於一爐；以“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之語”的氣概，創構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體，包羅萬象，匯百科性知識於一編。《史記》無愧於“史家之絶唱，無韻之《離騷》”（魯迅《漢文學史綱要》語）的美譽，是中國文化史上一部體大思精的百科全書式的經典巨著，也是世界文化寶庫中的一顆璀燦明珠。它在史學、文學和其他領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歷來受到世人的高度重視和學術界的推崇。對於司馬遷及其《史記》的研究已歷時二千多年，一門新的學科“史記學”已形成并不斷豐富。包括《史記》目録、版本、校勘、輯佚、辨僞等内容的《史記》文獻學，應當是構成“史記學”的重要的基本内容。《史記》校勘研究則是《史記》文獻學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史記學”的一項重要的基礎性工作。本書即從校勘角度研讀《史記》文本，以討論傳承過程中滋生的訛誤、理解的不當爲重點。*節研究的對象與目標本書主要的研究對象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清同治年間（同治五年至九年，1866—1870）唐仁壽唐仁壽（1829—1876），字端甫，號鏡香，浙江海寧人。家饒於財，購書累數萬卷，多秘籍珍本。究心於六書音韻之學，喜讎校經史，藏書蕩於兵火。後爲曾國藩招致金陵書局，生平所爲書均未就，獨有詩若干卷藏於家。、張文虎張文虎（1808—1885），字孟彪，號嘯山。南匯縣周浦鎮（今屬上海）人，清後期著名學者。同治二年（1863），張文虎赴安慶入曾國藩幕。三年（1864）入金陵書局。陳大康《張文虎日記·前言》（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説:“校勘《史記》諸書，前後長達十年。同治十二年（1873）冬，張文虎以衰老辭歸，後主講於南菁書院，卒於光緒十一年（1885），終年七十八歲。”另有《舒藝室隨筆》《續筆》《餘筆》《覆瓿集》等著述及日記四册存世。等校勘的金陵書局本《史記集解索隱正義合刻本》（以下簡稱“局本”）；二是以局本爲底本的中華書局1959年初版、1982年再版（上述二版簡稱“點校本”，有時分别稱述）、2013年修訂的點校本《史記》（以下簡稱“修訂本”）；三是與此二本關係極大的張文虎《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以下簡稱“《校刊史記札記》”，或張文虎《札記》）；四是相關的研究成果。點校本《史記》參考明凌稚隆《史記評林》《史記評林》一百三十卷，明吴興凌稚隆輯校，重要版本有明萬曆四年（1576）凌氏刊本，五年刊本；明萬曆間建陽熊氏種德堂刊本、熊氏宏遠堂刊本，雲林本立堂刊本（此三種皆爲李光縉增補本）；清同治十三年（1874）、清光緒十七年（1891）長沙養翮書屋校刻本；清光緒十年（1884）湖南劉鴻年翻刻本等。、清吴見思《史記論文》《史記論文》一百三十卷，清康熙年間江蘇武進人吴見思（1621—1680）著，有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尺木堂刊本、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桂垣書局刊本、1936年廣益書局刊本、1986年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版陸永品點校整理本。、張裕釗校刊的歸（有光）方（苞）評點本和吴汝綸的點勘本等的句讀歸震川評點史記一百三十卷附方苞評點史記四卷，明歸有光（1507—1571）評點，有清光緒二年（1876）武昌張裕釗（1823—1894）刊本，1915年上海同文圖書館影印本，1918年交通圖書館石印本。桐城吴先生點勘史記讀本一百三十卷，清桐城吴汝綸（1840—1903）點勘，吴闓生編録，有清宣統元年（1909）南宫邢氏刊本，清宣統二年（1910）桐城吴先生群書點勘本，1930年南宫邢氏刊本。關於方苞，可參王振紅《方苞〈史記〉學成就述論》，載《淮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5期。，依據張文虎《札記》等，進行全新的分段、標點、校理，對部分古字、異體字進行處理詳參中華書局1959年版《史記》的《出版説明》《點校後記》等。。學術界公認其兩大特點，即“分段精善”“技術處理合理”。點校本《史記》被譽爲“學術界繼唐代三家注定本以來*精善的一次整理，集千餘年來學術研究之大成的善本，在《史記》版本校勘學研究發展史上，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爲我國古籍整理做出了有典範意義的重要貢獻”安平秋、張大可、俞樟華主編:《史記教程》，華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476頁。。到2013年總計54年，據中華書局發佈的信息可知，共印行27次，發行近60萬套，還不算那些形式各異的衍生品種。修訂本至2017年第4次印刷，已發行4.5萬套。然而，作爲《史記》底本的清金陵書局本自身究竟據何底本，參校了哪些版本，吸收了多少前人成果，與張文虎《札記》之間的關係如何，刊刻過程及現存印本之間異文現象如何解釋等問題，仍較模糊，或從未探討。點校本“二十四史”中僅《史記》没有校勘記，據初步研究，《史記》出校改符號的近八百處改動有數十處存在争議，全書有過百處爲暗改，有三百多處屬於排印訛誤，大量的前人成果未得到充分利用，標點符號可商之處衆多。因此，圍繞《史記》局本與點校本開展系統的校勘研究，從中總結、歸納古文獻校勘所必須遵循的理論原則和科學方法，可以將《史記》文獻整理工作推向一個新的學術高度，有利於《史記》的修訂工作，體現出當代史記學研究水準，有利於其他古籍整理研究作借鑒，同時對於豐富和發展古文獻學基礎理論，特别是完善校勘學理論，都具有極重要的學術意義。......*章《史記》局本與《校刊史記札記》*節《史記》局本的形成清同治年間，金陵書局刊行的唐仁壽、張文虎等校定的《史記集解索隱正義合刻本》一百三十卷，共二十册，分裝四函，是中華書局點校本《史記》的底本，修訂本沿之未變。前人考察局本《史記》的刊刻過程多據張文虎《校刊史記札記》跋語徐蜀編:《史記訂補文獻彙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版，第192頁。中華書局1977年整理出版張文虎《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時删去跋語。及其行狀。今《張文虎日記》經陳大康整理出版，其中有關局本《史記》校刊的記載頗多，可據之考見局本《史記》的成書過程，以見其歷史概貌。校刊工作由張文虎、唐仁壽負責。局本《史記》不主一本，擇善而從，校改了《史記》及三家注的不少訛誤。同治二年（1863），張文虎赴安慶入曾國藩幕。三年（1864）入金陵書局，“校勘《史記》諸書，前後長達十年。同治十二年（1873）冬，張文虎以衰老辭歸，後主講於南菁書院，卒於光緒十一年（1885），終年七十八歲”。《張文虎日記·前言》，陳大康整理，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清同治三年（1864）兩江總督曾國藩在安慶内軍械所設官書局，嗣後攻克天京（金陵），書局於同年九月隨遷金陵，同治三年九月廿二日《張文虎日記》:“時書局已封在銅作坊僞慕王府。”（《張文虎日記》，第3頁）爲金陵書局，由周學濬（漫雲）、李善蘭（壬叔）、張文虎（嘯山）、唐仁壽（端甫）等主持其事。前在安慶時曾國藩命刻《王船山遺書》，此時尚未畢工，而書局新立，章程尚未議定。同治三年十月十三日《張文虎日記》:“節相論刻書章程，謂十三經古注，惟《易》《書》《孝經》不足刻。”（《張文虎日記》，第6頁）九月，曾國荃欲刻《十三經》《史記》等書，同治三年九月廿九日《張文虎日記》:“沅帥愿重刻《十三經》、段注《説文》、《史記》、《漢書》、胡刻《通鑒》、《文選》諸書，舉以見屬。……阮帥來拜，商刻書事。”（《張文虎日記》，第3頁）厥後歸湖南養病，其議遂寢。同治四年（1865）五月，李鴻章接任兩江總督。閏五月，李鴻章亦有刻書之意，周學濬爲書局提調，遂即擬立章程，欲促成其事。同治四年閏五月三日《張文虎日記》:“李宫保有刻書之意，縵老以所擬章程來商，其議欲先從四書、五經、三史，次及《周（禮）》《儀禮》《爾雅》《孝經》《説文》《通鑒》諸書，蓋亦猶九帥之意。是時九帥以病未愈，家居鬱鬱，前議已寢。故縵老欲勸李宫保成之，亦善舉也。”（《張文虎日記》，第42頁）至六月議定章程，準備開局。同治四年六月廿四日《張文虎日記》:“周縵老自李宫保處來，言所擬章程皆如議，準七月開局。”（《張文虎日記》，第53頁）金陵書局校刊《史記》亦由此次議定。同治四年（1865）七月初九日《張文虎日記》云:“縵老（周學濬）出示所校《史記》，商榷開雕格式。”《張文虎日記》，第56頁。周學濬所校《史記》其實是就錢泰吉校本過録，張文虎《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跋語云:“先是嘉興錢警石學博泰吉嘗彙校各本，歷三十餘年，點畫小殊，必詳記之。烏程周縵雲侍御學濬借其本過録，擇其善而從。”《史記訂補文獻彙編》，第192頁。同治五年（1866）春，李鴻章以《史記》校刊屬唐仁壽，唐仁壽即據周學濬校本覆校付刊。張文虎《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跋語:“同治五年春，請於署江督肅毅伯今相國合肥李公，以屬學博高弟海寧唐端甫文學仁壽覆校付刊。”其校刊的具體條例章程，今已不能詳知。《張文虎日記》爲考證的重要材料，惜同治四年（1865）九月至同治五年（1866）九月整一年《日記》皆散佚，無緣據考。李鴻章雖以其事屬唐仁壽，而張文虎實亦參與其事。同治五年（1866）十月二日《張文虎日記》云:“校《曲綫説》樣本、《吴世家》樣本。”《張文虎日記》，第66頁。自此以下張文虎即以校《史記》爲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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