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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友仁，1962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外语系。1981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获硕士学位。1982年4月到河南师范大学任教，1992年晋升教授。1999年退休，后被返聘为历史系历史文献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中文系古汉语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至今。主要著作有《周礼译注》《礼记研究四题》《训诂识小录》《读经识小录》等，整理古籍《礼记正义》《潜研堂集》《渑水燕谈录》。
本书以唐代孔颖达主持修订的《五经正义》为研究对象，对《五经正义》的义例、注疏关系作了深入而细致的分析。作者认为，《五经正义》是一部体大思精的经学巨著，但长久以来，人们对它的认识存在偏差和不足。本书试图在通读精研原著的基础上，得出公允、客观的结论，总结出《五经正义》的十二条“例”，对传统观点多有驳正，使读者对《五经正义》有一全新的认识。
《孔穎達<五經正義>義例研究》序王鍔孔穎達《五經正義》是唐代經學研究的代表作，至今仍是經學研究者必讀之書。長期以來，學術界對於《五經正義》的義例處於誤解之中而不覺。清皮錫瑞《經學歷史》謂《五經正義》“著述之例，注不駁經，疏不駁注；不取異義，專宗一家”。孫詒讓《周禮正義略例》曰:“唐疏例不破注，而六朝義疏家則不然。”梁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説:“疏家例不破注。”王國維《經學概論》説:“唐時學者，皆謹守舊注，無敢出入。”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説:“《正義》解釋注文，不得有所出入。注文錯了，或有比注文更好的説法，一概排斥，總要説注文是對的，這叫做‘疏不破注’。”潘重規《五經正義探源》説:“大抵其書體例，爲適應考試之作，務令經義定於一尊，故必堅守疏不破注之原則。”張舜徽《中國古代史籍校讀法》説:“唐初修《五經正義》，當時宗旨，在於義定一宗。《正義》例不破注，只在舊注的基礎上，有引申發明，而没有其他不同的見解，自然失之膠固狹隘。”受上述諸位國學大師的影響，《五經正義》有所謂“注不破經”“疏不破注”“專宗一家”之例之説遂不脛而走，廣爲流傳，幾乎成爲學界定論，實則大謬不然。讀古人書，當明其義例。清錢大昕《潛研堂集•答問八》説:“讀古人書，先須尋其義例。”《五經正義》之義例，即經、注與疏之關係。河南師範大學吕友仁教授，是國内從事禮學研究的著名學者，2014年，吕先生以“孔穎達《五經正義》中疏與注的關係研究”爲題，申報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獲准立項，經過四年的研究，已經以優秀等級結項，即將以“孔穎達《五經正義》義例研究”爲名出版，可喜可賀！己亥正月，吕先生惠賜書稿，余拜讀之，認爲其書之創新之處有三:*，明確提出《五經正義》有十二例:一、有以追求正確闡釋經旨爲*要義之例；二、有經文自疑例；三、有所選注家是指注家的一家之學例；四、有注的生殺予奪一操之於疏之例；五、有以一家爲主，旁及異聞，廣採博搜之例；六、有注可破經之例；七、有疏可破經之例；八、有疏可破注之例；九、有疏須補注未備之例；十、有對所選定的注家與落選注家區别對待之例；十一、有將落選注家的錯誤注解作爲反面教材使用之例；十二、有各從其家而爲之説之例。此十二例，均發前人所未發，有功經學甚偉。誠如作者所言:“如果心中有此十二例，用來讀此一百八十卷《五經正義》，既得執簡馭繁之效，又有條理秩如之感，而不復感覺《五經正義》之茫無頭緒，紛如亂絲也。”第二，吕先生上述十二例的得出，不是人云亦云，想当然耳，而是按照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總結正統派學風之*條“凡立一義，必憑證據”行事，都是在大量證據基礎上得出的結論，因而結論可信。第三，對經學史上一些重要學術公案，提出新見。如“禮是鄭學”、《禮記正義》中之鄭王之争、《五經正義》的學術地位等問題，一直都是經學史關注的重點。經過深入分析，吕先生認爲，“禮是鄭學”即“禮是鄭注”，“學”是“注釋”之意。經學史上的鄭玄、王肅之爭，經吕先生調查研究，並非如學界主流所説，二者勢同水火，互不相容。從《毛詩正義》《禮記正義》中，我們都可以看到鄭王同調的例子。吕先生對《五經正義》中經文、注文和疏文之關係，通過具體事例，比較分析，提出新見，這些觀點不僅與《五經正義》内容相符，而且具有極其重要的學術價值，對學術界研究經學文獻，梳理經學史，意義重大。吕先生來信説:“《詩》云:‘嚶其鳴矣，求其友聲。’下走之求序，‘求其友聲’也。拙作之謀付剞劂，亦廣結善緣之義。是故願乞弁言，共成勝事，可乎？不勝企盼之至！”余與先生，因研究《三禮》之共同喜好，交往密切。固辭不許，贅述數言，就教於吕先生及大方之家。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五日，隴右王鍔於桂香書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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