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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是先秦时期*重要的典籍之一，也是我国*早的一部国别体史书。全书以国分类，记言论事，上起周穆王，下至鲁悼公，前后跨越约五百年。书中记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史事，包罗各国贵族间朝聘、宴飨、讽谏、辩说、应对之辞以及部分历史事件与传说。《国语》常与《左传》并称，是研究先秦特别是春秋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重要文献。
此次出版选用的底本为宋刻宋元递修本，开本铺陈，行格舒朗，墨色莹洁，皮纸印造，堪称宋本之上乘。该本曾收入《中华再造善本》以线装刊行，此次将其列入《国学基本典籍丛刊》，正文用70克黄胶、保留真灰影印出版。数百年来底本流传的沧桑痕迹，印章、题跋等均真实可见，层次分明。本书为《国学基本典籍丛刊》之一种，定价低廉，使更多读者能够一睹善本风采。虽然是平装书，但仍然采用锁线胶钉，利于长时间的保存，满足读者的长期翻阅和收藏愿望。
《國語》是先秦時期一部以記言爲主的史料集。關於此書的性質，漢代人多認爲它是“《春秋》外傳”。班固《漢書·律曆志》、王充《論衡》和劉熙《釋名》都持此說。《漢書·藝文志》亦把《國語》著録在六藝略“春秋”類中。傳是一種解經的文體，所謂“《春秋》外傳”即把《國語》看作解釋《春秋》的書，當時有人把《左傳》稱作《春秋》內傳，《國語》便成了外傳。經過歷代學者的考辨，今天人們已不再持所謂“《春秋》外傳”的說法，而把《國語》看作一部獨立的史料彙編。
“國語”者，各國之語也。“語”在先秦時期是一種記載君臣治國言論與邦國興衰、具有教育意義的文體。據《國語·楚語上》記載，楚國大夫申叔時論及對太子的教育，曰:“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詩,而爲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據此可知，“語”在當時是和“春秋”“詩”“故志”“訓典”同類的文獻典籍，其中包含著先王的德治精神，因此可以作爲教育太子的教材。周王室和各諸侯國都保存一些此類典籍，就如同當時各國都有“春秋”類的史書。大約在戰國初年，《國語》的編纂者把自己手中掌握的各國之“語”編到一起，根據材料來源，分別在“語”的前面冠以不同的國名，如“魯語”“齊語”“晉語”等，再以“國語”爲彙編後的總書名，這就是我們今天見到的《國語》。
關於《國語》的作者，《史記·太史公自序》和《報任安書》皆說:“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班固《漢書·藝文志》也明確記載《國語》的作者是左丘明。然經後世學者反復探討，這一說法有待商榷。目前普遍認爲，《國語》主要是由春秋時期各國史官的記載彙編而成，可能並非出於一時、一地、一人之手。《國語》包括《周語》三卷、《魯語》二卷、《齊語》一卷、《晉語》九卷、《鄭語》一卷、《楚語》二卷、《吳語》一卷、《越語》二卷，共二十一卷。就篇幅而言，《晉語》*多，共有一百二十七條，《鄭語》*少，衹有兩條。西周和春秋時期還有一些重要的諸侯國如燕、衛、宋、陳、蔡、秦等，這些國家之“語”在《國語》中沒能收入。從時間來看，《國語》中的記載上起周穆王，下迄魯悼公，前後跨越約五百年。各個時段材料的分佈也很不均衡，西周時期的材料共有十一條，而從周幽王十一年（前七七一）到齊桓公元年（前六八五）的八十六年間卻沒有一條記載。這些情況說明了編者的材料來源是有限的。
《國語》是先秦時期*重要的典籍之一。其價值體現在史料、思想和文學三個方面。
《國語》的史料價值首先在於它開創了國別體的史書體例，以地域（國別）爲單位記言記事，對歷史編纂學有著突出的貢獻，於後世影響較大。稍晚一些的《戰國策》《三國志》《華陽國志》等史書可以說明顯受到了《國語》體例的啓發。其次，書中記載了西周到春秋末年很多重要的歷史事件，其記述可以與《左傳》相參照，某些源自西周時期的記載，更是《左傳》等書中所沒有的，彌足珍貴。此外，書中還記載了一些古代的典章制度和相關傳說，徵引了一些久已失傳的古代典籍，歷代的研究者都對這些史料極爲重視。
《國語》的思想價值主要體現在書中記載的勸諫規戒之辭。一些論者在言談中提倡德治，要求當權者修德。有人提出:“天道無親，唯德是授”，“唯厚德者能受多福，無德而服者衆，必自傷也”（《晉語六》）。在處理外族關係方面，一些論者反對暴力征服，而主張以文德相感召。祭公謀父諫穆王伐犬戎，指出:“先王耀德不觀兵”，“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周語上》）。後來孔子關於“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的主張，即與此一脈相承。通過總結歷史的經驗，論者越來越認識到民的重要作用。在講到君民關係時，一些論者强調尊重民意，保民安民。召公諫厲王弭謗說:“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周語上》）這些言論體現了西周以來的進步思想，是後來儒家思想的先聲。此外，還有不少言論講述了治國用兵的經驗和謀略，同樣值得後人借鑒。
《國語》的文學價值同樣不可忽視，在先秦散文中佔有突出的地位。首先，其語言淺顯通俗，但又流利暢達，富於表現力。比起佶屈聱牙的《尚書》和簡略無華的《春秋》，《國語》的語言無疑是一大進步。其次，《國語》的論說技巧更爲成熟，其中有很多言論，能夠圍繞一個中心論點，層層深入地展開論述，觀點鮮明，結構緊湊，條理清楚。《國語》中的一些言論喜歡徵引史事和典籍，這也爲後來儒家一派的論說文奠定了基本範式。再次，《國語》中有些人物對話風趣生動，能夠表現人物的口吻和情態。另外，《國語》雖以記言爲主，但文中往往用簡略的語言交代事件的前因後果，形成首尾完整的故事，又善於通過簡要的敘述，再現歷史人物的形象。《國語》的這些成就對後代散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唐代柳宗元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就曾指出，寫作古文應當“參之《國語》以博其趣”。
《國語》現存*早的注本是三國時吳國人韋昭所作《國語解》。此本保留了一部分今已亡佚的鄭衆、賈逵、虞翻、唐固等人的舊注，流傳*廣，影響甚巨。《國語》韋解具有體制完備、兼採諸家、廣徵博引、訓釋簡括等特點。其考核精審、基本信而有徵，較爲可靠。宋代宋庠對《國語》及韋注進行整理，又作《國語補音》三卷，因庠字公序，故名公序本。黄丕烈於《校刊明道本韋氏解國語札記》中曾言:“《國語》自宋公序取官私十五六本校定爲《補音》，世盛行之。後來重刻，無不用以爲祖。”可見，公序本是宋以來《國語》的主要傳世之本。本書所選之宋刻宋元遞修本，藏於國家圖書館，亦屬公序本源流。此本鈐有“東宮書府”“涵芬樓”“涵芬樓藏”“海鹽張元濟經收”等印記，開本鋪陳，行格舒朗，墨色瑩潔，皮紙印造，堪稱宋本之上乘。該本曾收入《中華再造善本》以綫裝刊行，此次將其列入《國學基本典籍叢刊》，平裝影印出版，以期嘉惠學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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