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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娇，女，文学博士，供职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文献中心，《文献》编辑部编辑，主要从事近现代文学与历史研究。
吴云（1811-1883），曾任镇江、苏州知府，嗜好金石，富于收藏。本书收录其书札500余通，内容涉及政治、金石、书画等，从中可以窥见晚晴时期政治时局、书画界风尚、士人交游品格与情趣等多方面内容。整理者为书札做了简要的注释和笺证，以便于今人阅读和研究。
栩栩如生的吴云及其朋友圈动态图
前言吴云（1811—1883），字少甫，号平斋，晚号退楼，又号愉庭。浙江归安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以通判分发江苏。先后任宝山县、金匮县知县，镇江府、苏州府知府等职。笃嗜金石，富收藏，意有所疑，则博稽经史以证明之。著有《二百兰亭斋收藏金石记》《两罍轩彝器图释》《焦山志》《两罍轩印考漫存》《汉建安弩机考》《两罍轩题跋》等。《两罍轩尺牍》按，本书以光绪十年（1884）潘祖荫序刊本《两罍轩尺牍》十二卷为底本进行点校，并加以系年考释。为与《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整套书体例保持一致，书名改作《吴云函札辑释》，特此说明。共收录吴云致友人尺牍近五百通，由其哲嗣吴承潞辑录刊刻而成。函札按照收信人与吴云之关系可分为上司同僚、金石之交、书画好友等，内涵亦深厚丰富:与薛焕、吴煦、张玉良、周腾虎等上司同僚之函札多涉政局时事，特别是与太平军相关的内容，可补史料之阙；与陈介祺、潘祖荫、吴大澂等金石之交的信函，则探究故实、细致入微，可作为其考据学问的延伸与补充；与顾文彬、何绍基等书画好友主要是探讨书艺、品鉴画作，揭示了晚清书画界的流行风尚。诸此种种，勾勒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吴云及其朋友圈动态图，从中可以窥见晚清士人交游品格与情趣。一、上司同僚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围攻苏州，形势十分危急，吴云奉上官之命，赶赴上海与两国领事会议，欲借洋兵助战，未及议定而苏州陷落，吴云滞留上海。《两罍轩尺牍》卷十二《庚辛拾遗》即此两年间吴云与上级同僚之往来信函，详细记录了战事进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如该卷中吴云致周腾虎信札记录了咸丰十一年（1861）以江苏巡抚薛焕和布政使吴煦为主的官绅试图安插内应、发动叛乱、颠覆太平军的行动:一昨奉手书，猥辱详询军情，谨将近日所办各事，略陈大概，惟执事察之。自伪忠逆窜陷杭省以后，乘逆焰方张之势，率其丑类，驰回苏州，而永昌徐氏兄弟与李、熊、钱三人密约之举，遂不得行。当忠逆窜围杭州之时，李、熊均奉伪令往杭，至十一月初四、六两日，先后托故回苏，即与徐氏兄弟密约举事。徐董于初九动身，十三至沪，力陈忠逆在杭，陈逆赴江北(即陈坤书，曾至东西梁山，复折回窜扑镇江，现闻在丹阳，此悍贼也）。苏城党类，大半李、熊心腹，正可乘隙进攻，必能得手。惟欲先筹军饷十数万，以备临期举事为各项经费，大府持重，决意覆绝。徐董留沪旬余日，再四恳求。其时杭省接济不通，万分危迫，有援伐魏救赵之策，向大府怂恿，因发军火银二万两，徐董即匆匆购备，于廿七日回去。出吴淞口，由常熟进口(此钱姓所踞之地），风逆，直于十二月初五始到，当即齐集民团，添募枪船，逐日冠带点名(可谓大谬，作事之粗疏如此），毫无顾忌。人数过众，既需时日，而又不能慎密，事机大露，以致无锡、昆山、苏州一带各贼卡贼馆伪官逃匿一空(时已得杭州被陷信，谬谓忠逆必不能即返）。原约十二月十九日举事，旋得李、熊信，云忠逆即欲回苏，改于十六夜间，传单甫发(传单为调各路民团），而忠逆前队已于十六清晨赶到矣，事遂中阻。忠逆到苏，即发伪谕到各卡，凡永昌徐氏船只过往，一概拿解(陈墓乡董昨有密禀到来，故知其详），远近民团无不惊骇，谓大祸即在顷刻矣。乃越日，忽又有伪谕，谓徐某之剃头赴沪，系为采买军火解往杭州(其时杭州未陷），以备攻打之用，早经禀明办理。各卡馆未悉根由，见徐某剃头，误会有异志，以致群相疑惧，现已查明，无庸再究，徐氏船只仍照常放行。此绝大破绽，居然瞒过，此必熊、李从中播弄，然忠逆岂竟形同木偶，为熊、李玩弄股掌之上耶？此中实在底蕴，未能尽悉。惟闻熊、李、钱联为一气，合四人所部实有三四万人，忠逆见其人众，亦未敢轻以下手，此说亦似近情。总之此事一误于迁延，再误于不密，而原其致误之由，有非笔墨所能尽者。(致周腾虎第二通）由于徐氏兄弟之大意，以及李绍熙、熊万荃等人的不配合，此次行动*终未能成事，战事每况愈下，吴云为此忧心如焚:二十日巳刻接十七日手书，承详示军务，均系实在情形，曷胜怅闷。刻下亭林、南桥均失，贼匪即将东窜，浦东万分阽危，而枫泾贼聚益多，逼近洙泾，亦甚险极。惟有足下会同营局设法堵御，以固松城屏蔽，是为至要。军事堕坏至此，虽曰天数，岂非人谋不臧。(致陈绍本第四通）庚辛年间，吴云虽暂避上海，却时刻关心战局，筹备物资、鼓励将士，为击退太平军出谋划策，竭尽心力，正如卷末朱仁培跋语所言:“平斋丈与中丞薛公、方伯吴公支持危局，共济时艰，两载辛敂，为后来恢复根本。如扩充厘捐，则军营饱腾所自资也；密办招抚，暗设内间，则苏逆献降所由致也；募洋枪队，立会防局，则中外合力，彝兵效顺之明验也；备火轮船，远迎楚师，则又时局一大转圜，而为中国制造之先几也。”体现了吴云忠于职责、尽心尽力的为官操守。同治元年（1862），吴云罢职寓沪。同治三年春，苏城克复，遂归苏州，再不复出。吴云解任后，与朝中重臣及地方要员日渐疏离，但若事涉民生疾苦，他仍然不辞辛劳，上下奔走呼吁，*为突出地体现在致力减赋和兴办水利两个方面。自南宋以后，特别是明清两代，江南赋税特重。而江南各府州县中，又以苏州、松江、太仓所承担的漕赋*重，其缘由正如吴云所言:“因溯苏松嘉湖赋重所由致，其害实始于宋景定间贾似道行买公田，赋法杂乱，元初沿宋之旧，至延祐中复增定赋额。明祖定天下田税赋则本轻，而于苏松嘉湖各府则以张士诚久抗不下，怒民附冠，遂将籍没豪族田地取其私簿，饬有司依租额定赋，列入官田，故赋则独重。建文即位，特予减免，照各处起科，亩不得过一斗。未几而永乐尽革建文之政，苏松嘉湖之民重罹其厄。宣德、正统间民困重赋，逋逃日甚，巡抚周公忱、知府况公钟累疏请减，苏松两府得减秋粮百万石有奇。嘉靖间苏州知府王仪、嘉兴知府赵流请行均田法，以官田重赋摊絜于民，从此永为定制。国朝平定，江南田赋照万历间则例为准，时已无官田名目。康熙年间，韩公世琦、吴公正治、慕公天颜、汤公斌因苏松粮额过重，先后请减，反复披陈，卒格部议未行。雍正三年，特恩蠲免苏州额征银三十万两，松江额征银十五万两。乾隆二年，又诏减苏松额征银二十万两。终以旧额过重，相沿至今，酿成江湖日下之势，若不据实历陈，早筹变计，其隐患有不忍言者。”(致潘曾玮、郭嵩焘*通）吴云罢职后长居苏州，对于因赋税过重而给苏松百姓带来的苦难，深有感受，因此能够提出切实有效的减赋方案:“愚意以为，此举必宜早办，若待全省肃清，恐多龁。且自古壤地相错，赋则宜同。今苏松之赋三倍于常州，四五倍于镇江，较之江北各州县至十数倍不等。今不敢引镇江以及江北为比，请查照常州科则一律定赋，恩准之后，未尽事宜，候奏准办理，似立言较有依据，措词亦觉得体。况未遭兵以前，酌十年之通所征，本止此数。今照常州定赋，论虚额虽多，论实征仍少。”(致宋晋第三通）并将此方案反复上呈给乔松年、冯桂芬、应宝时等在任官员，*终由冯桂芬起草《请减苏松太浮粮疏》，曾国藩、李鸿章会衔上奏，减赋一案终获朝廷批准。吴云认为“夫水利者，农田之本，而衣食之原也”，因此在兴办水利方面更是不遗余力，曾在同治五年（1866）写信给时任浙江廉访的王凯泰，论述水利于民生之重要性，就乌程溇港从疏浚至日后维护提出十条建议，并且附有横道及直道水则碑式，情辞恳切，具体而微，拳拳爱民之心，溢于言表。在致杨荣绪的函中亦写道:“吴兴水利本为农田命脉所关，执事痌癏在抱，勤勤下访，此东南苍生之福，不独桑梓蒙泽已也。窃闻此时议浚碧浪湖及各溇港，此诚当务之急，第念经费支绌，恐筹办诸多掣肘，善举亦因而中隳，此不可不先为之计也。愚昧之见，与其省费而急求了事，不如筹定款目然后举行，以期一劳永逸。”(致杨荣绪第二通）关于筹款方法，吴云早已有所考虑:“条议中请筹四万串，殊非容易。然农田水利实为地方*急务，鄙意在丝捐之外，别无可筹。明公爱民如子，为士商所悦服，倘蒙谕知丝业董事，属令熟商办理，必能仰体仁心，襄成善举。”(致杨荣绪*通）并在同一函中提出专责成、立水则、慎启闭、酌津贴、示惩劝、定岁修、筹经费、严稽察八项措施，以保证疏浚工作顺利实施。上述吴云的种种设想，无疑是比较理想的状态，但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往往难以尽如人意，“其时补翁新授浙江廉访，事权不属，不便作高远之论，转致因难而废”(致杜文澜*通）。不过吴云并未因此气馁，而是反复和潘曾玮、郭嵩焘、应宝时、陆心源、周学濬、钟佩贤等人申述“得寸则寸、得尺则尺”，希望能够合苏浙两省之力，协心同力，做好水利建设，以实现其“士大夫居乡，凡有地方善举，尽一分心则造一分福”的心愿。二、金石之交金石之学肇始于北宋，下逮清代中晚时期日臻昌盛。金石学的兴起与考据学紧密相关，金石文字所具备的考经证史的功用与价值，在晚清时期受到学者的日益重视。吴云及其金石好友即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频通书翰，互赠新得金石文字拓本，考订释疑；亦鼓励彼此著书立说，颇有传古之志，极大地推动了晚清金石学的发展。吴云与其金石好友的信函主要以分享各自藏器和考辨铭文为主，对于罕见藏品，他们都给予了极大关注。例如潘祖荫于同治十三年（1874）获赠大盂鼎一事，很快就传遍了吴云的朋友圈:盂鼎居然为伯寅所得，获此玮宝，洵称奇缘。(致陈介祺第十七通）关中有盂鼎二器，乃海内烜赫著名之品，寿卿先有信到，谓左相移赠郑盦，正欲函问，而郑盦信亦到，遂知确有其事。(致吴大澂第五通）鲍子年兄想常叙晤，乞道念忱。盂鼎已到京师否？此八囍斋中*玮宝也。(致李佐贤*通）盂鼎中变之疑，闻之怅然。嗣晤季玉亲家云得近报，此鼎已从关中起行，将可到京，不胜抃舞。(致潘祖荫第五通）而吴云自己的访古所得，也会及时与好友分享:近得张从申书延陵季子庙碑，特寄鉴赏。此碑弟访问历任丹阳令，竟无知者。兹因张同苏公子见赠一分，根询来历，始知庙在丹阳九里镇。该镇去延陵镇九里，故名，与句容交界，距县城尚有三十余里，地颇迂僻。此庙自汉至明屡圮屡建，庙貌崇宏，正殿象祀季子，相传墓在其下。古碑不少，今不知存否。现专人前往，将庙中所有碑碣全行拓至，再当续寄。此碑在献殿甬道右，有亭覆之，住持道士与地方绅士护爱甚力，寻常不准人捶拓，故字文完好，尚如新发于。从来箸录家皆以十字碑与张从申季子庙碑分而为二，钱竹汀、孙渊如亦沿其说，实则重摹孔书，十字镌在碑之阳，张书改修庙记在碑之阴，事非目，往往舛错如此。(致潘祖荫第二十六通）江南丹阳县属有张从申书改修延陵季子庙碑，访之数十年，近始得之碑在丹阳县境之九里镇，该镇距古延陵镇九里，故名。(致陈介祺第二十七通）张司直延陵季子庙碑访之数十年，未得踪迹，顾亭林《金石文字记》止载重出孔子题墓十字碑，而不及张氏庙记，潜研堂、平津馆但云碑在丹阳，而不详注其地名，故询之历任丹阳令，皆属茫然。前月张同苏公子忽以拓本见赠，亟叩所从来，始知碑在离丹阳城三十里之九里镇季子庙中，当即雇工往拓。(致吴大澂第十一通）此数通信札所言，皆为吴云访得《张司直延陵季子庙碑》之经历。由此可知，和故交分享珍爱藏品，是吴云金石朋友圈的乐趣之一。......
卷一致叶志诜叶志诜（1779—1863），字仲寅，号东卿，晚自号遂翁。湖北汉阳人。嘉庆九年（1804）进册翰林院，官国子监典簿，升兵部武选司郎中，后辞官归。长于金石文字之学，家藏书籍、金石甚富。著有《识字录》《上第录》《金山鼎考》《稽古录》等。一庚申秋间，奉到手谕，当肃复简，烽烟洞，未知曾否达到，深切驰系。辰下敬惟福躬安泰，精神强固为颂。云罢职后仍寓申江，杜门养疾，颇得从事翰墨。合家自老母以下，均托庇平安，惟囊无储蓄，食指繁多，薪米仆赁之资不免如韩昌黎之“日求于人以度时月”。客冬承镇江道府邀修《焦山志》书，于今春二月到山，藉馆修所入为赡家之计。从此得为太平幸民，躬耕奉母，于愿已足，不复再存骛外之心矣。去年将旧藏古铜印千纽印成数部，兹乘许信臣姻丈就养蜀中之便，托为带呈诲定。此书深以无从质正为憾，吾师阅其序文，能赐跋数行，书以弁端，荣感无既。前谕命访宋刊《石林奏议》，闻旧在苏州汪阆元家，乱后莫知踪迹。此书关系师门祖典，从前润臣世兄亦曾托及，容随时留心访觅，以副诿。再，云所辑《吉金款识》一书，拟为《积古斋》之续，现已成稿，计分十卷。吾师旧藏各器拓本，务求检寄。此外，如有刘燕庭即刘喜海（1793—1852），字燕庭，一作燕亭，山东诸城人。嘉道间文献大家，嗜藏书及金石。著有《长安获古编》《金石苑》等。、吴荷屋即吴荣光（1773—1843），字殿垣，一字伯荣，号荷屋、石云山人，广东南海人。性好书籍，于法书、名画、乐石、吉金视同性命。著有《石云山人诗文集》《筠清馆金文》《筠清馆钟鼎款识》等。各家藏器拓本亦望寄下，如有考释，一并见示。云处搜辑未广，见闻又隘，遗漏必多也。云常在焦山，即或暂返申江，山中亦有人招呼，此后惠函可无遗误。《遂启祺鼎》，云拟即载入《焦山志》内，考释题咏并载。惟此器当年吾师携置金山，未几贼至，该山寺僧埋藏土内，迨至镇江收复，云守此郡，访求得之，而此鼎之获保全，实金山寺僧之功不可没也。现在金山多兵勇驻宿，此鼎无可庋藏，故移置焦山，如师意以入《焦山志》书为然，祈付一示，即可照办也。按，据同治十三年（1874）刊本《焦山志》吴云自序:“癸亥甲子间，故友赵吟蕉炳麟、亲家许缘仲道身先后为常镇观察……余闲居沪上，所好相似，寓书招游以修志事见属。余以内河兵阻，迟迟不赴，比至山，吟蕉卸任，缘仲接篆。”与札中所言“客冬承镇江道府邀修《焦山志》书，于今春二月到山”相符，而叶氏卒于同治二年（1863），则此札当作于是年。又，吴云同治元年罢官，同治二年暂寓上海，至三年苏州克复始归家，时间上与札中所言“罢职后仍寓申江”亦相合。致沈兆霖沈兆霖（1801—1862），字尺生，号雨亭，后改朗亭，又号萸井生。浙江钱塘人。道光十六年（1836）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官至户部尚书，署陕甘总督。谥文忠，有《沈文忠公集》。十月杪，接奉九月十八日钧答，蒙指示南北用兵大势及封疆情形，冰鉴高悬，无微不烛。大臣忧国之意，溢乎言词，庄诵回环，钦感交至。比于邸报中欣闻朝端清肃，政化一新，明公晋陟枢垣，翼襄密勿，佐中兴之盛治，措六寓以乂安。抃舞之声，殷于薄海，辱在荫末，尤切轩鼚。南方军务于前禀略陈大概，总缘兵成痼疾，将少良材，以致饷竭锱铢，效鲜尺寸，此中委曲，匪笔能殚。至于假抚恤之名，寓招徕之意，原以羁縻反侧，解散逆援，藉线索常通，悉贼中虚实，果能乘其倾巢远出，锐师疾攻，内中响应者殊不乏人。乃因备多力分，兢兢防御，屡失机会，坐困一隅，言之徒增浩叹。上海自去年以来，海舶商贾贸易日形衰减，而室庐栉比，街市殷阗，则数倍于往日。盖缘江浙被兵后，苏、松、杭、湖数十郡县之人民避难觅食者，群萃于是。遂至肩摩毂击，析玉炊珠，气象极似丰盈，局势愈形杌棿。天心仁爱，或留此以为克复江南之基，乃日久迁延，迄无进步，内忧外患，均在意中。浙垣自绍、宁失陷，遍地贼氛，杭城十门外贼营联贯，闻有数十万之众，官兵只有凤山门江头三营屹然不动，张璧田军门迭次奋击，期与城中相应，乃逆垒重重，竟难攻破。璧翁血战阵亡，所部尚未解散，现归况镇统带，雪轩中丞与瑞将军督率文武竭力拒守，月前只餐一粥一饭。自十月廿八日后，内外信息水泄不通，沪上节次解济银米火药，因鳖子亹不能进去，分泊黄道关等处。昨又由赵守炳麟带同夷目及沪勇坐炮船前往，期以必达，不知能如愿否。杭城势已万急，如有蹉跌，则湖郡亦孤立不能独存，贼将并力松沪，东南全局去矣，从此饷源绝望，恢复更难，大府镇日焦愁，殊无善策。昨苏常绅士偕同委员前赴曾营乞师，曾帅允于年内先发劲旅数千来沪，保守饷源，正二月间，再行大举合攻，但盼胜兵早到，庶可藉以搘持耳。刘卯生农部系京职人员，外省难以差委，已为代筹一馆，聊资敷衍。洪苏仲令亲来晤，知许英甫处馆地明岁须得另就，亦已为之设法，正月间可以到馆，并以附陈。按，据《清代职官年表》，王有龄于咸丰十年（1860）三月任浙江巡抚，次年十二月败死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第二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1703—1704页。。璧翁即张玉良，《清史稿》载其咸丰十一年（1861），“战杭州城下，辄身临前敌，力斗，中飞炮，殁于军”国史馆校注:《清史稿校注》列传一百八十九，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1999年，第12册，第10033页。。又据《曾国藩日记》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初七日载:“有翰林院庶吉士范鸿谟，杭州人，自上海来此，为浙请兵，述及杭城被围四十余日，与各路水息不通。十一月初七日，王雪轩中丞有信出城，言杭城六十万人无米可食，已饿毙三万人，请薛中丞代为陈奏，一日有米，一日坚守，米尽则亡云云，实为耳不忍闻。”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日记》(第二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04—205页。与札中“雪轩中丞与瑞将军督率文武竭力拒守，月前只餐一粥一饭，自十月廿八日后，内外信息水泄不通”之说合，故此札当作于咸丰十一年十一、二月间。致王有龄王有龄（1810—1861），字英九，号雪轩，福建侯官(今福州闽侯）人。道光十四年（1834）报捐盐大使，十九年由吏部签发浙江，历任杭州知府、浙江巡抚等。咸丰十一年（1861）十二月，太平军攻破杭城，有龄以身殉节，清廷赐谥“壮愍”。九月间奉到钧答，猥蒙垂示军情，窃见我师忠勤忧国，砥柱危疆，强寇屡乘，辄以少却众，伏戎欲起，每消患未萌，惟抚循溥挟纩之恩，斯士卒作同仇之气，德威所播，遐迩同钦，辱在门墙，尤殷鼓舞。云自六月杪始患唇疔，继患腹泻，精神极为狼狈。适值奉到廷议，遂请假就医，并请交卸郡篆。其时逆贼肆扰，沪上戒严，遂力疾侍奉老母渡江至通州所属之新河镇避乱，一家数十口，跧伏于菰庐之中，地属海滨，不堪卑湿。八九月间，自老母以下无人不病。云则前恙甫愈，复患痁疾，直至前月初，始渐霍然，以致禀函久缺，心实歉悚。沪上大府函札频催，且于克复云间案内录及微劳，登诸荐牍，现又专弁敦促，因将居行稍稍摒挡，力疾到沪。近日青浦、嘉定等处又添剧贼拒守，此非惧我军之进攻，实防彼族之助剿。至可惜者，闰三月间，该酋鉴去年之败，心震沁邸声威，情愿助顺息兵，早定和局，群言皆以为非，而我师独韪此议。时已开府两浙，不能力主其事，当时失此机会，固已铸成大错。迨至根帅到沪，四月杪，藉弭北衅一疏，反复敷陈利害灼见，枘凿不行，遂致决裂不可收拾。此时南局已等于土崩，北事又类乎瓯脱，虽和议勉循，而戎心已启，该酋本只为利，议者不察，酿成奇变。追念往事，正如唐生恸哭，无休时也。现在沪上为助顺之议，往复与商，百般开譬，尚无眉目，然江南兵勇见贼即溃，虽戚南塘复生，亦难骤回锢疾，实已万无可用矣。回纥助唐，契丹援宋，明知后忧叵测，而事至无可如何，古人为救急之方，不能不从权处置，以挽此残局。盖两害相形，则取其轻也。云到沪后暂作逗留，因老母年高，拟仍回江北度岁，不知能如愿否。知关慈念，谨肃缕陈，所望我师于军政之余稍节荩劳，勉加珍摄，私衷企祷，神与笔驰。按，根帅即何桂清，于咸丰七年（1857）四月署理两江总督，至十年（1860）始有闰三月，则此札疑作于咸丰十年。致宋晋宋晋（1802—1874），字锡蕃，江苏溧阳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历任礼部侍郎、户部侍郎、工部侍郎、内阁学士。编有《宣宗实录》。一满地烽烟，久疏执讯，正深驰想，乃荷手翰下颁。惶喜交至，浣薇庄诵，仰蒙眷念旧雨，略分言情，感激愧奋，不律难尽。伏审德位兼崇，身名俱泰，幸甚幸甚。云待罪沪江，积忧成疾，自春徂夏，日与药炉茶灶相为周旋，一室萧然，形影自吊。向辱明公知爱，谨将两年来所历之境与所办之事略陈梗概，惟执事察之。江南自庚申春，大营溃散，殿帅阵亡。苏常本无防御，斯时如天倾地塌，虽有智者，亦无以善其后矣，不得已有乞援回纥之议，希冀支此危局，以待援师。议者谓为非计，中格不行，迨至毗陵，又陷事势至无可如。何君青中丞特委云驰赴沪江，商借西兵，讵申胥甫履秦庭，吴下遽闻楚炬，神魂飞越，身无可厝。觐唐中丞以松沪正在危急，留商防堵事宜，逆势鸱张，松郡旋又失陷。中丞特颁令箭，札委统带水陆兵勇数止及千，益以西兵百人，会同美国人华尔前往攻剿。奉命于危难之间，仰托福庇，两旬即报克复。时因栖宿篷窗，积受暑湿，劳伤过甚，一时内外症交作，万分狼狈。适老母避乱海门，遂北渡就医，原拟息影菰庐，奉母偕隐。乃中丞函札频催，继以专弁敦促，不能自匿，于冬杪重赴沪江。正以苏常陷后，商贾不通，丝茶各捐十减七八，兵糈异常竭蹶，当即委云办理筹捐，总局谆谆以裕饷为嘱，不得已督同委员扩充各项货捐，于去年三月间开局，殚五月之心力，始得办有成效，综计终岁所入，为数已逾百万。浅水长流，源源不竭，现在沪上军饷，颇赖此以为挹注。云以经手银钱近腻多嫌，故开办之初，即禀请设立货捐分局，专司捐项出纳，丝毫不一涉手，兢兢自矢，聊以副大府知遇，毁誉由人，心迹誓诸天日而已。叔裳本系世交，亲戚知其光景清窘，去年开办货捐，即委在砖灰卡当差，藉薪水为过度。至冬间，又请方伯札委在会防处听候差委。本年春杪，李中丞到沪，委叔裳充当抚院巡捕，砖卡一差即令伊弟候补，从九名承管者接办。叔裳人颇敏干，能作小楷，亦能作函，将来加以阅历，可期远到。勃谿一节，早已夫妇如初矣。今年三月间，小女出阁，叔裳夫人曾到舍间，人*整。萧宅本贸易中人，止此一女，娇养成惯，叔裳又少年情性，致有雀角。经此一闹之后，彼此知错，近来颇为和睦。云属亲串，故知其详。执事关念世好，真同骨肉，令人兴感。眉生去年之赴江北，云实赞成其事，讵经理甫有就绪，而忌者已如麻而起，卒至因公罢官，怨家又从而下石。宋荔裳诗云:“君看太行险，未足敌人情”。为之浩叹。云处境与眉生略同，惟不涉手银钱，较无后患耳。昨得眉生书，知事已得白，将来须赴曾相处完结。曾相廓然大公，爱才如命，眉生到彼，当必易了。赔款一层，亦只有待事结之后，熟商办理。若真欲筹此巨款，无论现已罢官，即在从前，眉生亦无此大力量也。西人自法酋卜提督阵亡，与发逆已有不解之怨，现闻向彼国征兵，暑退秋凉，欲图大举。昔郭、李成中兴之业，回纥助之，天若悔祸，事固有莫之为而为，非人力所能主之也。缦云全家到沪，曾相邀办文案，因天热，定于八月间挈眷赴皖。岷帆即周学源，字星海，号岷帆。道光十四年（1834）举人，咸丰二年（1852）进士。周学浚(缦云）弟。作古，莲伯即周学濂，字元绪，号莲伯。道光二十六年（1846）举人。周学浚兄。陷在郡城，已经殉难，其心绪亦可知矣。风便尚求惠示数行，是所感祷。按，札中言“本年春杪，李中丞到沪”，据《清代职官年表》，李鸿章于同治壬戌三月任江苏巡抚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第二册），第1705页。，可知信札作于同治元年（1862）三月至八月间。另，札中所言“何君青中丞”应为“徐君青中丞”之误。徐有壬（1800—1860），字钧卿，时任江苏巡抚。二本年二月十一日奉客岁小春廿五日手书，并左孟辛世兄、孙敬亭明府两函，谨悉壹是。伏谂勋德兼崇，台候万福。属交两函，当即分别确致。云罢职后，日读誓墓之文，常书乞米之帖。吾安吾拙，无所萦心，惟家无储蓄，食指繁多，薪米仆赁之资，不能不学昌黎公之日求于人，以度时月。比到焦山，承常镇道府款留，属修《焦山志》书，藉馆修所余，聊佐家用。且可以揽江山之胜，白云怡悦，颇足慰情。在沪时，屡辱当道念其为识途老马，思欲弃瑕见录。云自揣菲薄，既脱樊笼，得为太平幸民，终身奉母，此愿已足，誓心已久，不复再作春梦婆矣。眉生负经世之才，侘傺更甚于云，言之可叹。云日内暂返申江，江南北军情民事，想时有报闻，故不琐赘。风便还求时惠数行，以纾饥渴。按，札中提及“比到焦山，承常镇道府款留，属修《焦山志》书”，则此札当作于同治二年（1863）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