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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翼(1727-1814)，字云崧，一字耘崧，号瓯北、三半老人。阳湖（今江苏常州）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曾任镇安、广州知府，官至贵西兵备道。乾隆三十八年（1773）辞官家居，主讲扬州安定书院。长于史学，考据精赅，论诗主“独创”，是“乾嘉三大家”、“清代性灵派三大家”之一。著有《瓯北诗话》《廿二史札记》《陔余丛考》《檐曝杂记》等。
又名《二十二史札记》，清代赵翼著，三十六卷，补遗一卷，总计条目约六百余条，内容以研究历代正史为主，其中涉及《旧唐书》及《旧五代史》，虽书言二十二史，但实涉及二十四部正史，书中对各朝历史的编撰得失作了系统的论述，考辨订正了重要史实。本书与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并称清代三大史学名著。
前言曹光甫赵翼（一七二七—一八一四），字耘松（此据清史稿。作者自署及他人指称多異，或作云崧、云菘、云松、耘崧、耘菘），号瓯北。瓯北之号，其初当作‘鸥北’。赵翼七十四岁时有旧簏中偶检得在京时所画鸥北耘菘小照戏题卷後七绝:‘灌园闲与白鸥亲，四十年前旧写真。只有老妻还认得，儿孙俱不识何人。’〔瓯北集（以下简称集）卷四十一〕赵翼五十三岁时在杭州与袁枚等友人相聚嬉谑，赵翼自称‘何处飞来此野鸥’（集卷二十五陈望之观察招同袁子才王梦楼顾涑园张谔庭讌集即席赋呈），袁枚则说‘我倘渡江双桨便，定来瓯北捉闲鸥’（集卷二十五见酬之作），均与‘鸥北’之号有关联。晚年因目半明半昧，耳半聪半聋，喉音半响半哑，又风趣地自号‘三半老人’。江苏阳湖人。清阳湖县，在今常州市东，係雍正二年析武进县地所建，爲常州府之附郭。赵翼是清中叶鼎盛时期著名诗人、史学家。诗与袁枚、蒋士铨齐名，並称‘乾隆三大家’。史学与钱大昕、王鸣盛方驾，爲乾隆朝三大史学家。生平著作等身，其晚年皓首诗云:‘皓首犹勤手一编，丛残旧稿卷盈千。’（集卷五十三）可见其撰作卷帙之富，可惜大多未经整理刊刻，或已删汰及佚失。同时学者姚鼐瓯北先生家传谓先生瓯北集外‘其他著述凡十馀种，而陔馀丛考、廿二史劄记尤爲人所称道云’，当时所见的十馀种著述，而今见诸瓯北全集者仅七种一百七十六卷。其原刊本顺序依次爲:廿二史劄记三十六卷、补遗一卷，陔馀丛考四十三卷，簷曝杂记六卷、附一卷，皇朝武功纪盛四卷，瓯北诗钞二十卷，瓯北诗话十卷、续二卷，瓯北集五十三卷。赵翼出身书香门第，天资颖異，终身耽学好吟。他早年孤苦贫困，中期仕宦参军，壮岁归隐孝养。从纵面看，他对社会底层、中层、高层生活都有亲身阅历和深切感受；从横面看，他足跡遍天下，名山大川、塞外穷边，都曾饱览纵遊，*终以福禄寿三者俱全而完美收場。在封建社会广阔的人生舞台上，他多层次、多角度相当完整而全面地走完了丰富多彩的生命旅程，这是他成爲著名诗人与傑出史家的重要前提。赵翼的史学著作有廿二史劄记、陔馀丛考、簷曝杂记、皇朝武功纪盛等四种，尤以廿二史劄记流传*广。廿二史劄记（以下简称劄记。）三十六卷，补遗一卷，刊於嘉庆五年（一八）。‘廿二史’係沿旧称，实际上劄记所论已包括旧唐书及旧五代史，是清史以前的全部正史，即二十四史。劄记与钱大昕廿二史考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齐名，爲乾嘉间三大历史考证名著。张舜徽先生云:‘三家之书，内容不尽相同。钱氏详於校勘文字異同，训释名物制度，及纠正原书事实之讹谬；王氏重在典章制度之考证，亦间校释文句；赵氏偏於历史事实的综合比较。各有所长，相互爲用。’（张舜徽中国文献学第九编清代考证家整理文献的业绩）比较而言，钱、王二书主要侧重考证诠释；赵书则重在议论，即在考证事实的基础上展开史学批评与历史评论，形成了寓议论於考证的鲜明特色，既有丰富的史料，又有精彩的史评，再加上生动的文笔，知识性与趣味性相融，可读性很强。三书各有千秋，均爲读史之津梁。而就其对後世及域外影响而言，赵翼的劄记无疑尤胜一筹，独领风骚。近代史学大家吕思勉先生云:‘前人撰著的历史著作，我以爲*好的有两部:（一）顾亭林的日知录卷八至十三；（二）赵瓯北翼之廿二史劄记。……是现在治史学的好模范。’（吕思勉吕思勉论学丛稿怎样读中国历史）日本近代史学大师内藤湖南说劄记‘对於了解中国历史的大体是很方便的著作，以至近年张之洞曾说过无法通读正史的人，应该大略读一读廿二史劄记这样意思的话’〔（日）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第十二章清朝的史学之九考订旧史的史学〕。劄记好比是一部浓缩了的二十四史。在东瀛日本，史学界将赵翼列爲‘中国史家十傑’之一。这十傑是:孔子、司马迁、左丘明、刘知几、杜佑、司马光、顾炎武、顾祖禹、赵翼、崔述。一九八三年，东京大学开设劄记专业课，可见此书浸润之深，嘉惠之广。‘百年史学推瓯北’（陈垣语），良非虚誉。劄记分卷考证情况爲:卷一至卷三，史记、汉书；卷四卷五，後汉书；卷六至卷八，三国志、晉书；卷九至卷十二，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卷十三至卷十五，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北史；卷十六至卷二十，新唐书、旧唐书；卷二十一卷二十二，新五代史、旧五代史；卷二十三至卷二十八，宋史、辽史、金史；卷二十九卷三十，元史；卷三十一至卷三十六，明史。补遗一卷爲辽史、金史、元史中人名、官名、地名的新旧译名对照表。清朝考史诸作，遍考二十四史者，仅赵翼劄记一部而已。赵翼‘撑肠五千卷，纵目廿二史’（集卷四十一放歌），知识渊博，功底札实。其考史特点爲‘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其有抵忤处，自见辄摘出’，即限定以正史校正史，基本上不取野史参校，因爲‘间有稗乘脞说与正史歧互者，又不敢遽诧爲得间之奇。盖一代修史时，此等记载无不搜入史局，其所棄而不取者，必有难以徵信之处。今或反据以驳正史之讹，不免贻讥有识’（劄记小引）。众多野史内容庞杂，由於撰写者立場、角度、水平不一，难免见仁见智，甚或大相径庭，乍看诚有一团迷雾、治丝益棼之感。赵翼快刀斩乱麻，索性摒弃野史，专以正史治正史，自有其审慎严谨、相对合理之处。钱大昕就很欣赏赵翼独闢蹊径，誉之爲‘论古特识’（钱大昕廿二史劄记序）。但这一考证方法亦有明显局限。众所周知，正史大抵爲官修，或经官方认可的私修，主要表达当朝或前朝统治阶级立场与意图，很难做到全面、客观、公正。大量纪传内容取材於传主的‘实录’、家乘、碑誌、行状之类，难免遮醜讳恶、虚誉溢美，正如赵翼诗所谓:‘刊碑政绩胥徒演，卧辙人情里老粧。’（集卷二十壬辰冬仲以广州谳狱事吏议左迁特蒙温旨送部引见圣恩高厚盖犹不忍废棄而衰亲年已七十有五书来望子甚殷谕令早归一慰倚闾望因呈乞开府图公给假旋里拟即爲终养计途中无事感恩述怀得诗十首之四）将封建政绩之虚伪，揭露得极爲透彻。对於‘胥徒演’、‘里老粧’的矫情作伪，又岂可尽信？赵翼也曾偏激地说:‘乃知青史上，大半亦属诬。’（集卷十後园居诗之五）真是振聋发聩，大有哲理。与正史不同，经过去伪存真、釐剔澄清後的野史，反而可能是更真实的信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当然，野史精粗杂陈，真伪交织，必须细加甄别，不可随意摘取盲从盲信，或者竟居爲奇货，以高其售，如此则不免贻笑大方。许多野史，因问世有时间差，修史者未必都能及时搜罗与寓目，即使寓目，其中有些真实记录，修史者怕触时忌、犯逆鳞，爲保身家性命，也未必乐於或敢於录用。因此，一概捨野史而考史，虽然省事，却算不上上乘。诚如吕思勉先生史通评杂述第三十四所云:‘惟稗乘脞说，尽有爲修史时所未见者；又有虽见而未尝参考，或考之未精者，其足正正史之处甚多。要当随时考核，以定信否，不容据其体例，遽执一概之论也。’显然是针对赵翼劄记而发。陈寅恪先生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一文也说:‘通论吾国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於诬妄，而官修之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於官书及私著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其真相，而无诬讳之失矣。’确爲治史之金针。事实上，赵翼也並未严格遵循己见，在劄记中也不乏以野史质疑正史的内容。他在关索插枪巖歌中说:‘呜呼！书生论古勿泥古，未必传闻皆伪史策真！’（集卷十九）这种间亦采信野史传闻的观点，显然比单信正史要来得圆通。陈垣先生於一九三年在赵翼劄记小引後批云:‘赵瓯北劄记廿二史，每史先考史法，次论史事。’（见陈智超陈垣史源学杂文前言）精要指出劄记考论的基本格局。关於史法，赵翼通过对诸史撰著的时代背景，作者的个人修养与学识水平，写作时间的长短，以及体裁体例创制因革等方面的考察，总体上把握住了二十四史史法上的脉络，从而能比较诸史优劣得失。如评点史籍，劄记卷三十一明史开头说:‘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爲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如考论体例，劄记卷九宋齐书带叙法云:‘盖人各一传则不胜传，而不爲立传则其人又有事可传。有此带叙法，则既省多立传，又不没其人。此诚作史良法。’其他如对史书纪传内容应当详略互见，应当据事直书等撰史原则加以论述，体现了赵翼将二十四史史法作通盘考量比较的宏观史识，其难度之大，迥非单就一史一事考校者所能等量齐观。考论史事，是劄记重点，也是全书精华所在。二十四史内容浩如烟海，如事无巨细，东鳞西爪地漫说一通，那就会零碎杂散，不得要领。赵翼则将考论内容限定在‘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於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劄记小引）。即关注可鑑的历史重大事件，举凡帝王将相的个人品质与历史功过，昏君的骄奢淫逸，暴君的肆意滥杀，宦官的蠹国殃民，藩镇的飞扬跋扈，以及典章制度、社会风气、习俗民情、地理沿革与掌故轶闻等，均在劄记考论之列。对林林总总史料的钩玄提要，提纲挈领地构建起中国古代史发展的基本脉络与框架，使读者在饱饫知识的同时，既兴趣盎然，又深受启迪。晚清学者李慈铭在咸丰年间多次批阅劄记後题道:‘此书贯串全史，参互考订，不特阙文误义多所辨明，而各朝之史，皆综其要义，诠其異闻，使首尾井然，一览可悉。即不读全史，寝馈於此，凡历代之制度大略，时政得失，风会盛衰，及作史者之体要各殊，褒贬所在，皆可晓然。诚俭岁之粱稷也。’（见王树民廿二史劄记校证附录李慈铭题记与跋语）评价颇爲允当。赵翼论史，无论归纳或演绎，都以史实爲基础，抽茧剥筍，层层深入，*终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其史论特色，大要可归结爲三:（一）创新意识。议论不落窠臼，推陈出新，而且要言之成理，方能爲人首肯。以历来备受诟病的南宋与金屈辱媾和而导致亡国一案而言，究竟亡於媾和抑亡於抵抗？赵翼认爲根据当时金强宋弱的形势，只有通过媾和方能图存。道学家不愿反颜事仇，坚决抵抗的‘义理’说，表面上看来振振有词，但调门虽高，与形势不符，‘盖义理必参之以时势，乃爲真义理也’（劄记卷二十六和议）。指出其义理不真，脱离现实，终至误国。其结论爲:‘是宋之爲国，始终以和议而存，不和议而亡。’（劄记卷二十六和议）其论与向来诋和议者意见相左，饶有新意，並非无稽之谈，堪备一说。赵翼漳州木棉菴怀古诗云:‘昔人曾恥言和议，谓是偷安无志气。到此翻思秦会之，乞和未必非长计。’（集卷三十一）诗意与史论全然相通。（二）比较论证。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显优劣，判異同。如三国时魏、蜀、吴主都重视吸纳人才，这是相同点。但通过三者比较，发现其同中有異:‘大概曹操以权术相驭，刘备以性情相契，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劄记卷七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概括得相当準确。（三）辨证观念。论世论人论事要辨证全面，切忌片面*，这是劄记知人论世的又一特色。如对遭後世醜诋的武则天，劄记既如实指出武后有极其‘残忍’的一面（劄记卷十九武后之忍），又肯定武后有极其‘容忍’的一面（劄记卷十九武后纳谏知人）。爲了夺取与巩固政权，武后的‘残忍’与‘容忍’乃相辅相成，是矛盾的对立统一。这就一分爲二地还原了武后的历史真实面貌，比简单片面地将武后妖魔化显然更加辨证与客观。又如对新唐书的评价，乾嘉史家大抵持批评否定态度，赵翼则独树一帜，不惮其烦地详细举证分析，既不掩其失，又乐道其长，並在总体上肯定‘宜其称良史也’（劄记卷十六新唐书），相当有说服力。劄记所论内容非常丰富广泛，以上仅举其荦荦大者。学者瞿林东先生在中国史学史纲评论劄记‘以议论爲主’的特点时说:‘此书精华，即在於此。在这一点上，它很接近於读通鑑论，似也可以看作是一部读廿二史论或读正史论。’无疑是很中肯的。劄记对於历代帝王荒淫无恥行径有大量史料暴露，如汉诸王荒乱（卷三）、宋齐多荒主（卷十一）、宋世闺门无礼（卷十一）、北齐宫闱之醜（卷十五）、海陵荒淫（卷二十八）等，盈篇累幅，虽不乏揭露与借镜意味，但嫌过於滥冗，给人以堆砌之感。劄记卷二十八海陵荒淫批评金史取材不当时说:‘海陵之恶固不足道，然著其大者可矣。此等中冓之醜亦琐琐书之，毋乃秽史乎？’真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劄记琐琐书之的内容更甚，此乃猎奇猎豔之过，实属赘笔秽笔。此外，如引证材料不严，出典时有失误，以及封建迷信、因果报应、污蔑农民起义等，或由於仅凭记忆而疏於检核，或由於历史性局限，这些都是劄记的不足。赵翼有文才。在京时奉派撰文有作云:‘相如典册谈何易，敢诩平生笔如椽。’（集卷九）隐约自比汉代大文豪司马相如，很是自豪。乾隆帝也称赵翼‘文自佳’，这是颇具文才的乾隆帝的鉴定，想来不至於是虚伪的盲许或谬讚。赵翼赋闲後，常州府郡人将他奉爲在世的文昌府君，视爲魁星，对之膜拜有加（集卷四十四戏题魁星像），可见他文名传播遐迩。赵翼有史才。他曾参与修撰国朝宫史、通鑑辑览、平定准噶尔方略等官修史书。赵翼撰作劄记，从内证上看，他的史识与诗才相通，不少史实史论见诸於瓯北集，两者仅形式有别，表情达意完全一致。从外证上看，当时有目击证人並协同参与者。李保泰廿二史劄记序云:‘阳湖赵瓯北先生……中岁即乞养归，优遊林下者将三十年，无日不以著书爲事，辑廿二史劄记三十六卷。方先生属稿时，每得与闻绪论，及今始溃於成，窃获从编校之役，反覆卒读之。’记敘如此真切，决不像是凭空编造。从文才、史才、内证、外证诸点而言，劄记爲赵翼所撰当毋庸置疑。然而劄记问世七十年後，其著作权却受到了挑战。同治九年（一八七）七月初五，清儒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记云:‘阅赵翼廿二史劄记。常州老生皆言此书及陔馀丛考，赵以千金买之一宿儒之子，非赵自作。以瓯北诗集、诗话及簷曝杂记诸书观之，赵识见浅陋，全不知著书之体。此两书较爲贯串，自非赵所能爲。’竟以莫须有的所谓‘常州老生’和‘宿儒’，加上对赵翼诗才、文才、史才的全面否定，轻率地作出‘非赵所能爲’的判断。李慈铭非等闲之辈，作此惊世骇俗之论而又未能出示确凿无疑的证据，令人惊诧莫名。其诋毁攻击前辈文史大师的真正动机何在，也确实匪夷所思。或故弄玄虚，以沽名钓誉耶？或大言欺人，文人相轻之恶习耶？清史稿文苑三李慈铭传称:‘性狷介，又口多雌黄。服其学者好之，憎其口者恶之。’或亦係其惯用之信口雌黄耶？如是，则不值一哂矣。总之，李慈铭说在无确凿佐证前，决不可信以爲真。劄记的母体是陔馀丛考（以下简称丛考），两书在考史内容上有传承关係，虽详略有所不同，却可互爲补充。劄记中屡见‘已见陔馀丛考’云云，有的爲参见，以省篇幅；有的是增补，如劄记卷三十一母生数帝:‘前代有一母生数帝者，陔馀丛考所载尚未备，今更详录於此。’有的则修正原先观点，如劄记卷十三魏书多曲笔:‘惟后妃传内孝静帝后高氏，本神武之女，文宣妹也，而书帝崩後下嫁杨遵彦，亦似略无忌讳，故丛考前编谓非收原本（丛考卷七魏收书有後人所补者）。今细按之，正见收之谄附遵彦，欲以见其联姻帝室之荣。则此传实係收书，非抄北史之文也。’劄记爲考史专著，丛考爲考经史子集及其他等杂著，两者各有侧重。丛考涉猎广泛，其学术成就令人瞩目，堪称宋王应麟困学纪闻、清顾炎武日知录之流亚。本書校點以嘉慶十七年壬申（一八一二）湛貽堂原刊本甌北全集爲底本，以光緒三年丁丑（一八七七）滇南唐氏重刊甌北全集壽考堂藏板本爲校本，兩書爲同一系統之翻刻，因而異文不多。此外，還用本校或他校作參校。由於趙翼在劄記小引中自訴‘家少藏書，不能繁徵博採，以資參訂’，加之當時又缺乏公共圖書館之類可供稽核，趙翼有時恐怕僅憑記憶而未嚴密檢索，因而劄記在史料年代、書名人名、引用文字等處有不少疏誤。如劄記卷七晉書，陳垣先生指出:‘末引新唐志晉史凡十種，幾無一種無問題。’（陳垣史源學雜文廿二史劄記七晉書條末引唐藝文志訂誤。）爲劄記作校訂，*著名的有陳垣先生陳垣史源學雜文與王樹民先生廿二史劄記校證，尤以後一種爲巨擘，爲劄記之功臣。本書校點時，在審核與斟酌後，取兩書之*重要者轉引，署‘陳垣云’與‘校證’，以示不敢掠美。間有查考史籍而有一得者，亦於校記或正文中予以體現。如劄記卷三十三永樂中海外諸番來朝中‘十七年，滿剌加王母幹撒于的兒沙來朝’，查明史卷三百二十五外國六‘滿剌加’條，原文爲:‘十二年，王子母幹撒于的兒沙來朝，告其父訃。’則可知爲‘十二年’，‘王子’名‘母幹撒于的兒沙’者來朝，以之訂正劄記之誤。又如劄記卷三十六劉香中之‘康成祖’，後又作‘承祖’，名字歧異，則據明史卷二百六十熊文燦傳統一訂正爲‘承祖’。全書正文凡原誤字、衍字均加（），並用小一號字，凡補字、改字則用〔〕，以示區别。人名、地名或容易産生歧義時，酌情保留異體字。正文中亦多有吸取校證成果者，難以一一指明，謹此致謝。此外，原書對於少數民族的侮稱，一律徑改今稱。避諱字情况較複雜，有時徑改，有時仍用補改誤字法處理。如劄記卷三十六明從賊官六等定罪中有何孕光、白孕謙、吴嵩孕、衛允文四人，名字用‘孕’甚可疑，查明史卷二百七十五解學龍傳，乃何胤光、白胤謙、吴嵩胤、衛胤文四人，即據以訂正。對於全書各篇均據文意分段，以清眉目，方便閲讀。由於本書引述史料數量浩繁，雖儘量予以檢核，但畢竟未能全覆蓋，故疏陋之處在所難免，敬望讀者諸君不吝賜正。序甌北先生早登馆阁，出入承明，硕学淹贯，通达古今，当时咸以公辅期之。既而出守粤徼，分臬黔南，从军瘴癘之乡，布化苗、瑶之域，盘根错节，游刃有餘。中年以後，循陔归养，引疾辞荣，优游山水间，以著书自乐。所撰甌北诗集、陔餘丛考，久已传播士林，纸贵都市矣。今春访予吴门，复出近刻廿二史劄记三十有六卷见示。读之窃歎其记诵之博，义例之精，论议之和平，识见之宏远，洵儒者有体有用之学，可坐而言，可起而行者也。乃读其自序有‘质钝不能研经，唯诸史事显而义浅，爰取为日课’之语，其撝谦自下如此。虽然，经与史岂有二学哉？昔宣尼赞修六经，而尚书、春秋实为史家之權輿。汉世刘向父子校理秘文为六略，而世本、楚汉春秋、太史公书、汉著纪列于春秋家，高*、孝文传列于儒家，初无经史之别。厥後蘭臺、东观，作者益繁。李充、荀勗等创立四部，而经史始分，然不闻陋史而荣经也。自王安石以猖狂诡诞之学要君窃位，自造三经新义，驱海内而诵习之，甚至诋春秋为断烂朝报。章、蔡用事，祖述荆舒，屏弃通鑑为元祐学术，而十七史皆束之高阁矣。嗣是道学诸儒讲求心性，愳门弟子之泛滥无所归也，则有诃读史为玩物丧志者，又有谓读史令人心粗者。此特有为言之，而空疏浅薄者託以藉口，由是说经者日多，治史者日少。彼之言曰，经精而史粗也，经正而史杂也。予谓经以明伦，虚灵玄妙之论，似精实非精也；经以致用，迂阔刻深之谈，似正实非正也。太史公尊孔子为世家，谓‘载籍极博，必考信于六艺’，班氏古今人表尊孔、孟而降老、莊，皆卓然有功于圣学，故其文与六经並传而不愧。若元、明言经者，非勦襲稗贩，则师心妄作，即幸而厕名甲部，亦徒供後人覆瓿而已，奚足尚哉！先生上下数千年安危治忽之几，烛照数计，而持论斟酌时势，不蹈袭前人，亦不有心立異。于诸史審訂曲直，不掩其失，而亦乐道其长。视郑渔仲、胡明仲专以诟骂炫世者，心地且远过之。又谓‘稗乘脞说间与正史歧互者，本史官弃而不采，今或据以驳正史，恐为有识所讥’，此论古特识，颜师古以後未有能见及此者矣。予生平嗜好与先生同，又少于先生二岁，而衰病久辍铅椠，索然意尽。读先生书，或冀涊然汗出而霍然病已也乎！嘉庆五年岁次庚申六月十日嘉定钱大昕序序经者治之理，史者治之跡。三代以上，明于理而经立；三代以下，详于跡而史兴。世愈积，事愈多，其于天下之情变，古今之得失，蓋有不可枚举者矣。立乎今日以溯古人辽阔数千年，世尽狃于目前之近，沿流既远，前後迥判，不特封建井田之制为夐乎其不可返也。昔三代忠质文之运，遞相救也，亦遞相因，往往有此一代之所趋，而前代已启其端；有彼一代之所开，而後代遂衍其绪。世第纷然交眩于成败废兴之跡，回惶变易，而卒不得其所以致之者。後之读史者排比事类，商榷伦物，不过取一人一事而予夺之，毁誉之，蓋皆未离乎经生之见也。阳湖赵瓯北先生以经世之才，具冠古之识，自太史出守，擢观察，甫中岁即乞养归，优游林下者将三十年，无日不以著书为事，辑廿二史劄记三十六卷。方先生属稿时，每得与闻绪论，及今始溃于成，窃获从编校之役，反覆卒读之。嗟夫！自士大夫沈湎于举业，局促于簿书，依违于格令，遇国家有大措置，民生有大兴建，茫然不识其沿革之由，利病之故，与夫维持补救之方。虽使能辨黄初之伪年，收兰台之坠简，于以称博雅、备故实足矣，乌足以当经世之大业哉！然则使先生翱翔木天，径簉青云，以备经筵之啓沃，必能援古證今，指陈贯串；否则敭歷外台，建牙仗节，斟酌时宜，折衷往昔，其所裨于斯世者不少，而惜乎其仅托之此书以传也。昔赵中令自谓以论语一部理天下，夫中令则何能然？读是书而有会焉。洵乎其得史学之大且重者，举而措之天下，无难也。世尝谓宰相须用读书人，岂不谅哉！爰承先生之督序，而谨述之如此。嘉庆五年五月宝山後学李保泰拜书小引閑居无事，翻书度日，而资性粗钝，不能研究经学，惟历代史书事显而义浅，便于流览，爰取为日课。有所得，辄劄记别纸，积久遂多。惟是家少藏书，不能繁徵博采，以资参订。间有稗乘脞说与正史歧互者，又不敢遽诧为得间之奇。蓋一代修史时，此等记载无不蒐入史局，其所弃而不取者，必有难以徵信之处。今或反据以驳正史之讹，不免贻讥有识。是以此编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其有牴牾处，自见辄摘出，以俟博雅君子订正焉。至古今风会之遞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自惟中岁归田，遭时承平，得优游林下，寝馈于文史以送老，书生之幸多矣。或以比顾亭林日知录，谓身虽不仕而其言有可用者，则吾岂敢。阳湖赵翼谨识。乾隆六十年三月卷一司马作史年岁司马迁报任安书谓‘身遭腐刑而隐忍苟活者，恐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後世也’，论者遂谓迁遭李陵之祸，始发愤作史记，而不知非也。其自序谓父谈临卒，属迁论著列代之史。父卒三岁，迁为太史令，即紬石室金匮之书。为太史令五年，当太初元年，改正朔，正值孔子春秋後五百年之期，于是论次其文。会草创未就，而遭李陵之祸，惜其不成，是以就刑而无怨。是迁为太史令即编纂史事。五年为太初元年，则初为太史令时，乃元封二年也。元封二年至天汉二年遭李陵之祸，已十年。又报任安书内谓‘安抱不测之罪，将迫季冬，恐卒然不讳，则仆之意终不得达，故略陈之’。安所抱不测之罪，缘戾太子以巫蛊事斩江充，使安发兵助战，安受其节而不发兵，武帝闻之以为怀二心，故诏弃市。此书正安坐罪将死之时，则征和二年间事也。自天汉二年至征和二年，又阅八年。统计迁作史记，前後共十八年。況安死後，迁尚未亡，必更有删订改削之功，蓋书之成，凡二十餘年也。其自序末谓‘自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乃指所述历代之事止于太初，非谓作史岁月至太初而讫也。李延寿作南、北史凡十七年，欧阳修、宋子京修新唐书亦十七年，司马温公作资治通鑑凡十九年，迁作史之岁月更有过之。合班固作史之岁月並观之，可知编订史事未可聊尔命笔矣。元末修宋、辽、金三史不过三年，明初修元史，两次设局不过一年，毋怪乎草率荒谬，为史家*劣也。班固作史年岁汉书武帝以前纪、传、表，多用史记文，其所撰述，不过昭、宣、元、成、哀、平、王莽七朝君臣事蹟，且有史迁创例于前，宜其成之易易。乃考其始末，凡经四人手，阅三四十年始成完书，然後知其审订之密也。据後汉书班固传，固父彪接迁书太初以後，继采遗事，傍贯異闻，作後传数十篇。是彪已有撰述也。固以父书未详，欲就其业，会有人告其私改国史，明帝阅其书而善之，使固终成之。固乃起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为纪、表、志、传，凡百篇。自永平始受诏，积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是固成此书已二十餘年。其八表及天文志尚未就而固已卒，和帝又诏其妹昭就东观藏书阁踵成之。是固所未成，又有妹为之卒业也。汉书始出，多未能通，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後又诏融兄续继昭成之，是昭之外又有马续也。百篇之书，得之于史迁者已居其半，其半又经四人之手而成。其後张衡又條上汉书与典籍不合者十餘事，盧植、马日磾、杨彪、蔡邕、韩说等校书东观，又补续汉记，则是书亦尚有未尽善者，益信著书之难也。各史例目異同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其後沿为编年、记事二种。记事者以一篇记一事，而不能统贯一代之全；编年者又不能即一人而各见其本末。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繫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誌人物，然後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彙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魏禧序十国春秋，谓‘迁仅工于文，班固则密于体’，以是为史、汉优劣。不知无所因而特创者难为功，有所本而求精者易为力，此固未可同日语耳。至于篇目之类，固不必泥于一定，或前代所有而後代所无，或前代所无而後代所有，自不妨随时增损改换。今列二十二史篇目異同于左:本纪。古有禹本纪、尚书、世纪等书，迁用其体以叙述帝王。惟项羽作纪，颇失当，故汉书改为列传。三国志亦但有魏纪，而吴、蜀二主皆不立纪，以魏为正统故也。後汉书又立皇后纪，蓋彷史、汉吕后纪之例。不知史迁以政由后出，故高纪後即立后纪。至班固则先立孝惠纪，孝惠崩始立后纪，其体例已截然。以少帝既废，所立者非刘氏子，故不得以伪主纪年，而归之于后也。若东汉则各有帝纪，即女后临朝，而用人行政已皆编在帝纪内，何必又立后纪？新唐书武后已改唐为周，故朝政则编入后纪，宫闱琐屑事仍立后传，较有斟酌。宋史度宗本纪後附瀛国公及二王，不曰帝而曰瀛国公，曰二王，固以著其不成为君，而犹附于纪後，则以其正统绪馀，已登极建号，不得而没其实也。至马令、陆游南唐书作李氏本纪，吴任臣十国春秋，为僭大号者皆作纪，殊太滥矣。其时已有梁、唐、晉、汉、周称纪，诸国皆偏隅，何得亦称纪耶？金史于太祖本纪之前，先立世纪以叙其先世，此又彷尚书、世纪之名，*为典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