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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哲，台湾大学历史系博士。现任“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兼任胡适纪念馆主任。专业研究领域为近现代中国史与当代台湾史。另撰有《华盛顿在中国:制作“国父”》《“天方夜谭”中研院:现代学术社群史话》等专著，并主编《（新版）殷海光全集》《容忍与自由:胡适思想精选》等书。
本书*初于2014年由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是汉语世界的*部阅读史专著，曾获2015年度“中山学术著作奖”。作者以具体的个案，述说晚清世变日亟之际的中国士人，如何泛览各种书本报刊，借以了解寰宇情势，广闻增知，进而引发多重效应的故事。在西力东渐的大背景下，士人开展追求“世界知识”的事业，追索与“西学”相关的书报，犹如进入一方积蕴丰富的“知识仓库”；士人的阅读实践，从此焕然一新。本次再版，不仅由繁体字本改版为简体字本，并修正误失，还增补了不少原版阙失的考证内容，期可使其以更臻理想的面貌呈现于史林，为我们认识理解晚清中国的历史，提供一个新的思考方向。
台湾“中研院”潘光哲老师关于阅读史的一部力作，之于国内尚属新兴领域的阅读史研究来说，堪称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在本书当中，作者舍弃了通史式的宏大叙事写法，而以五到六个主题和涵盖面各异的个案研究，串接起全书内容。一方面，对于西方阅读史研究和相关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概念多有参考；另一方面，又充分秉承类似乾嘉学派般的治史传统，于史料考证方面，用力颇细颇深。在具体论述中，注重文化史与政治史、社会史视角的相互关照，立意上佳。值得推荐。
序言21世纪新的一页已经翻开，20世纪的课题旧态依然。“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turn）导致近代知识（modernknowledge）的自明性受到质疑；“连接性转向”（connectiveturn）——新媒体所带来的知识生产和传播方式的根本变化——促使论者反求诸己。如何认知和重构现代知识体系，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近代意义的“知识”一词源于古希腊语，原意为与人的主观意见相对应、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的学问。在中世纪的欧洲，有关知识的讨论尽皆笼罩于神学之下。因此，17世纪以来近代知识的发生和生产过程，便是其获得自由之身、摆脱从超自然角度去解释和叙述自然界一切现象的过程。欧洲由此发生了知识革命，大众的、实用的知识表显化之后，经由某种学术体制实现了合法化。相比之下，中国近代知识的发生来自两条不同的路径:一个是传统知识的再生产，传统知识中蕴含的近代性要素，是其得以实现近代转变的原因所在；另一个是西方近代知识的移植，即“他者”逐渐内化的过程，其中包括翻译、接受、变异等再生产环节。其实，若将中国历史放在16世纪以降全球史的语境下加以考察，不难看到一个现代知识全球旅行和相互影响的现象——“宋学西迁”、“西学东渐”、“东学入中”。简言之，16世纪末以降耶稣会士将中国知识传入欧洲后，影响了18世纪启蒙思想家思考世界的方式及对于中国的认识，此乃“宋学西迁”之结果；19世纪来华西人传播的西学知识形塑了近代中国人的自我/他者认识，开启了建设现代国家的历程，这是“西学东渐”的产物；而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知识分子大举东渡，移植日本西学知识（包括传入日本的来华西人传播的西学知识），又加速了西学东渐的进程，是谓“东学入中”的知识往还。基于上述视野，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自成立以来，即致力于从“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全球视野、本土实践——角度推动近代知识变迁的研究。目前正在推进一项大型的国际合作研究计划，即“影响中国及东亚政治-社会的100个关键概念研究”，旨在梳理中国近代知识的谱系，前瞻世界文化的未来走向。这套《学衡现代知识研究丛书》，即为部分前期工作的结晶。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以及后面还将推出的更多成果，能为当代中国学术的发展贡献绵薄之力。是为序。孙江自序那是一九八五年寒假的事了。承蒙张如意、李素琼两位助教的介绍，甫是大学新生的我，有缘拜见正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以下简称近史所）工作的许雪姬教授，她热心地向我介绍了近史所的图书馆，又让我借阅了王健民教授的《中国共产党史稿》。这部书当时还是禁书，她愿意将自己的私藏借给后生小子，开其视界，毫无所畏/谓，今日回想，真是感谢与佩服她的热忱关怀与勇气。此后，常往那里跑的自己，总是麻烦管理借书事宜的苏树先生，即使是那些盖有“匪伪书刊，不得借阅”戳章的书，他也从无迟疑，有求必应。我又摸索到近史所图书发行室的所在，阮囊羞涩的大学生，就算可以廉价购置近史所的专刊史料，还是难能席卷而归，管理发行室的朱熊祥先生，居然同意让我暂欠书款。一句话，没有机缘与助力，在那个时代沉迷于书本的青年，*没有满足知识饥荒的可能。找书是一回事，读书致知是一回事，共感相应更又是另一回事。*近拜读余英时先生为他的名著《历史与思想》二〇一四年新版写的“序”，略述书里那篇众方传颂的《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畅言中国传统里迫害知识人，轻鄙理性和知识的面向，居然触动了一九七〇年代中期台湾学术文化界的政治神经，引发了犹然身受思想言论桎梏的读者的共鸣。这才回想起，为什么一九八〇年代初期首度拜读是文，深感有种说不出来的酣畅痛快的理由。即使那时我犹是毫无知识凭借的高中生，只因《联合》《中时》两大报系之广宣而震慑于余先生之盛名，不自量力追趋风雅，实对其间精义要旨，大多无从领略；钻研再三，方始粗识堂奥。逮至一九九二年起，承蒙张秀蓉教授等师长提携，个人有幸担任台大历史系兼任讲师，初执教鞭，即将是文列为指定阅读文献之一，愿和同学分享一己的体会，期望他们挣脱高中历史教育的束缚。我在课堂上口沫横飞，他们无动于衷；学期末要求同学挑选一篇阅读文章撰写心得报告，选择是文者，百中无一。在旧体制下曾经激发热烈回应的鸿文名篇，时过境迁，竟挑动不了后来读者的心弦。未曾生活于那等体制的少年的青春，不需要品尝苦涩艰辛的滋味。时光流转，几近三十年，居然有幸由近史所出版一部以阅读史为主题的专刊；自身阅读求知的岁月记忆，顿时跃然心怀。史学工作者可以与青史故迹的对话空间，固是广袤无已，却不是和一己的生命经验，毫不相干；史学家的观照所及，引发的感触回响，更是难以预料。即便时代的思想气候变徙无常，史家严谨求证、心血汇聚的学术／知识成果，*经得起考验。《历史与思想》新版的堂皇问世，不正说明了这一点吗？研究书写以“西学”为中心的晚清阅读史，涉猎史料，安排架构，筹思表述之途，回想起自己的阅读史，便不能自已；问学研史，致知言理，不该仅是为了叩问自我的生命史，更在于怎么创生实质的历史知识，厚植深拓人类的知识板块与智慧空间。阅读史的研究取向，广被认知理解为新文化史之一脉。但是，新文化史挑战质疑既存的研究典范，开拓新的史学研究领域，终究不能专以建构理论、托诸概念等空言为能事，乃致逾越史学实践的学科纪律。意欲超越既有历史叙述的主流架构，又能为认识理解人类的存在处境，别开新域，只有力求祛除既存意识形态与学术积累的障碍，立足于史料的确实追索考问，清楚疏理过往岁月的千端万绪，明白阐述其间蕴积的错综复杂，才是生产实质历史知识的通衢大道。本书的研究书写取向，与其说是宏扬实践新文化史的路数，不如说是透过实证的析论，愿以自身承继知晓的史学知识，建立更形深厚的基础；或可提醒学林同好，前行贤达的心血所成，固然必须敬礼尊重，然亦非圣经神谕，*真理。后继者如果停留在“漫笔洒遍天下胜景”的泼墨式层次，即令长篇累牍，图画鬼雄，不过是包装着学术外衣的资料堆积，对实质历史知识的增长，必然无所助益。然而，始生之物，其形必丑。晚清阅读史研究作为新兴领域，笔者所为，几无依傍，意欲开道辟蹊，举步实艰。若有高明学人，对此别呈新态，独显风华，必将空间无限。本书如可作为史林同好进一步开展研究的础石，那将是笔者*的荣幸。惟则，史料海渊，史学域广，却是步步陷阱，问津者自宜审慎。摭拾片语只言而大做文章，形式上言之成理；仔细推敲，立论基础不过好似沙滩建屋。笔者自期承继“朴学”遗风，不尚空言，无一论无来历，戒慎而为，以小见大，或可别显气象。书本的生产、制作与流通，何时、何地阅读书本，如何阅读取材与挪用、改写或抄袭，本即阅读史研究之进路要旨；只有确立时间坐标定点，透过细致的评比考察，疏理各家议论之同调与歧异，始得稍可确证知识传播与阅读思想历程的变化关系。为考辨史源，显现史料本来面目，重建逼近阅读历程的相关真相，笔者务期尽力而为，是以本书注释，不避繁琐。为此之业，琐碎饾饤；相关论点之论证，冗长无趣，笔者即于注释部分进行论证，期可于正文做出比较清楚的表述论断。读者如果要了解笔者的述说依据，可以阅读注释；如无兴趣，亦不妨碍阅读正文。史界前辈严耕望先生巨著《唐代交通图考》，蜚声学林，众所推崇；却未必人人皆可展卷而终。盖严先生为求史实，利用大量史籍，屡屡出以考证，易令读者疲累而掩卷。本书价值自不能与严著比肩，惟求法式其意。本书立论，屡屡有赖考证，“论从考出”，故列有附录十六篇，或断系年，或考史源，统置于书末，以醒眉目，并供参照。斯举所为，较诸时下风尚，大有不谐；得失高下，皆望高明指教。本书的准备与写作，前后逾十年。期间若干内容已经发表，有劳史林前辈和多方博雅惠示高见；统整为专著，已经大幅增删、改写、修正，出处如下:第1章《导论》:部分内容改写自《追索晚清阅读史的一些想法:“知识仓库”、“思想资源”与“概念变迁”》（《新史学》卷16期3，2005年9月）；《开拓近代中国历史图象的新天地:“近代中国的阅读、出版与文化”专辑·导论》（《思与言》卷43期3，2005年9月）。第2章《“知识仓库”的建立与读书世界的变化》:新撰写（“知识仓库”为个人营构多年之词汇）。第3章《朱一新的读书世界与“地理想象”的知识基础》:改写自《西学冲激下的传统士人:朱一新的西学知识》（“中国近代知识转型学术研讨会”论文，2003年12月17日；本文未公开发表）。第4章《“西学”的“新闻化”:〈时务报〉与它的读者》:*节:新撰写；第二～三节:改写自《〈时务报〉和它的读者》（《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第四节:部分内容改写自《开创“世界知识”的公共空间:〈时务报〉译稿研究》（《史林》2006年第5期）。第5章《“西学”的体制空间:以〈沅湘通艺录〉为中心》:改写自《科举体制下的“新学”传播空间:以〈沅湘通艺录〉为例》（“101:后科举时代的反思”学术研讨会论文，2006年12月21日；本文未公开发表）。第6章《“读书秩序”和“知识仓库”的活用转易》:*～二节:新撰写；第三节:部分内容改写自《伯伦知理与梁启超:思想脉络的考察》（载李喜所主编:《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第7章《结论》:新撰写。惟以个人智驽力钝，时日拖延，长时间未能勒为完稿；值此网络文化发达不知伊于胡底之时代，竟引致若干论者袭取笔者之立论或表述，公开发表。故笔者于恰当段落之注脚，分别声明，有劳识者谅鉴，毋以为笔者抄袭彼者是幸。本书的撰作工程，有赖于近史所的学术环境。进入这座宏伟的学术殿堂服务，安身立命，实是荣幸之至。个人亦尝荣膺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Institute）访问学者（2007～2008年度）与公益财团法人日本交流协会文化室之招聘（2013年度），得以分别沉潜从容于哈佛大学校园与京都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广览史著，长我见闻，并此同致谢意。书稿的撰成，首先必须感谢黄自进与黄克武教授的鞭策鼓励。工作期间，个人略有小恙，力难再兼行政工作，幸赖雷祥麟与山田辰雄教授慷慨助力，得以稍卸仔肩，细为调理涵养。长久以来的学思过程里，诸方师尊开我智窍，点拨教化，其中张忠栋、刘广京两位业师与朱维铮教授，已告仙去，謦咳永怀；阎沁恒、李永炽、张灏、林毓生诸夫子，师恩永铭；陈永发、吕芳上、林正弘、杜正胜、汪荣祖、狭间直树、瓦格纳（RudolfG.Wagner）、陈慈玉、林满红、黄进兴、梁元生、洪长泰、王晴佳、沈松侨、钱永祥、陈弱水、张寿安、张力、张启雄、谢国兴、沙培德（PeterZarrow）、康豹（PaulR.Katz）、刘季伦、薛化元、林富士、桑兵、罗志田、徐思彦、马忠文、章清、李细珠、张仲民诸师友，或赐卓见，或代觅资料，惠我实多。陈力卫、水羽信男、孙江、刘建辉、陶德民、沈国威、陈继东、林少阳、村田雄二郎、石川祯浩、丸田孝志、松重充浩与吴炳守等先进师友，论学史林，其乐何如。初稿蒙陈建守先生与本所巫仁恕教授领导之出版组张珍琳、王中奇同仁之校读，纠谬攻错，谨此特致谢忱。一切谬失，仍应由笔者自行负责。王汎森教授惠赐墨宝题签本书书名，恩宠有加；内子杨桂果女士照料个人身心并设计封面，情深似海。书成之时，家父潘蕴珠先生弃世四年矣。他老人家凭着淮北农民的土性与韧性，务本尽职，辛劳无已，拉拔了四个儿子的成长；对他们的生命抉择，始终支持。敬以本书为馨香一抹，永念父恩。潘光哲谨识2014年7月22日再版自序《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一八三三～一八九八）》于2014年9月由个人工作所在的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列为专刊（99）；翌年5月，近代史研究所图书发行室通知笔者，初版800部即将售罄，是否拟修改再版。瞬即有此机缘，喜不自胜。然而，当时受限于体例要求，本书初版之内容，颇有删汰，非尽笔者原稿的样态；复且笔者揣想，学林评骘所据，应仍为初版版本，拟俟静候诸方君子博雅月旦攻错之后，方始进行*后修正，故一仍其旧，重印面世。现今拙著除了得到“中山学术著作奖”（2015年度）之鼓励，复分别得到美国罗文大学王晴佳教授、韩国仁荷大学车泰根教授与日本学习院大学小野泰教教授发表英、韩、日文书评；宋雪、徐佳贵和范广欣诸位青年才俊，也发表汉语书评；王晴佳（Q.EdwardWang）教授的英文书评发表于FrontiersofHistoryinChina,10:4（2015）,pp.697700；车泰根教授的韩文书评发表于《中国近现史研究》辑66（首尔:2015年6月），页211216；小野泰教教授的日文书评发表于《中国——社会と文化》号31（东京:2016年7月），页211216（特别感谢关西大学陶德民教授示知本项资讯）；宋雪的书评发表于《汉学研究》卷33期2（台北:2015年6月），页275280；徐佳贵的书评发表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期刊》期89（台北:2015年9月），页189197；范广欣的书评发表于《政治思想史》2016期4（天津:2016年12月），页197196。纠谬正误，惠我良多。2016年春，再蒙近代史研究所发行室通知，重印本又将售罄。凡此诸端，或可显示史林同道之厚爱。是则，笔者自应恢复拙著原貌，并据一切纠谬，进行修正，推出新版，以副学林厚望。现蒙南京大学孙江教授青睐，拟纳入《学衡现代知识研究丛书》之一，复赖张永堃小友费心处理编务，以更臻理想的面貌奉献于史林，其幸何如。相较于初版，现行本版之全书架构，大致相同；一己拙见之表述，稍有变异；并据诸方君子指教，修正误失所在。初版版本各章注释，统列于章末，有劳读者前后翻检，迭受批评，现乃统一移于各页之下。又以本书立论，颇有赖于考证之处，或断系年，或考史源，“论从考出”，初版列有附录十六篇，统置于书末；现改为二十五篇，仍置于书末。本书以汉语世界的*部阅读史专著为标榜，貌似史学“趋新”之作。较诸西方学林之阅读史研究，笔者本已声言，实无意“邯郸学步”，仅视之为刺激研究者个人的思路导向。就具体的书写实践而言，本书力求自显心得。如本书所论，晚清士人读书世界的转变，有赖于现实的物质经济条件，与书报的生产、流通与消费息息相关的“书本地理学”（geographyofthebook），*是士人阅读世界的构成要素。笔者思路之凭借所在，首先当然是必须指陈“书本地理学”一语的前驱者——法国学者LucienPaulVictorFebvre与HenriJeanMartin之贡献，复据日本学者永岭重敏之考察，显示作为现代（摩登）都市的东京展现的独特“读书地理”风貌。吾辈固然当取“拿来主义”，广开知识视野；然而，具体研究时，万万不可奉理论为宗，墨守成规或依样画瓢，自当将外来理论／例证与本土材料“融会贯通”。本书取过往学界从不措意之湖南热心之士熊希龄等辈的“捐书书目”为例，具体论证，即便身处边邑的士人，遭遇“书本地理学”的难题，仍复出现有心之士愿为其打开知识窗口，各皆献力而行的历史场景（本书第2章）。此等例证，不一而足；是否恰当，仍待博雅之士多所评骘。总言之，笔者假阅读史之取向而愿展示的图像，对于西学究竟如何东渐，期可善尽史家技艺之能事，细腻描摹其间样态，多元观照这段具体历史过程。毕竟，晚清士人求索西学，阅读致知的个体经验和思想回应，多象并呈，不该被后世的史学工作者一刀切平。就认识理解晚清中国的历史世界而论，若本书稍可扭转既存的历史成见，提供另一个思考的方向，笔者自感荣宠。有意涉足于斯域的史界同好，倘以本书为踏脚登高之础，瞻望环顾，继续开辟广阔无边的知识新疆，也必是笔者无限的荣幸。潘光哲谨识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一八三三~一八九八）第1章导论第1章导论第1节问题意识一引子1894年9月，正当大清帝国与日本帝国兵戎相见的时候，身为帝国翰林的蔡元培，关心军情，理所当然；只是，未可得预机要的他，消息来源，或是只能仰赖与友朋相聚之传闻，如:“……文芸阁读学又集同院诸君于谢文节祠，议上封事。传闻前日我遣□国居间与日本议和……”，蔡元培:“光绪廿年九月八日（1894年10月6日）日记”，载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卷15，页36；余例与此事之经纬，不详述。或是通过阅读报纸，始知一二；如:“阅九月二日沪报，称俄报有论，纵恿英、法、俄各大国割分中国之地，各据一隅。……三日报海军之定远、镇远两铁甲船……俱在旅顺口船坞修理，重阳前可毕”，蔡元培:“光绪廿年九月十三日（1894年10月11日）日记”，载《蔡元培全集》，卷15，页3637；余例不详举。敌方日本的情势，也开始吸引他的目光，过往中国士人撰写的介绍日本的著作，如顾厚焜的《日本新政考》、顾厚焜是1887年大清帝国派遣游历考察各国的12位中下级官僚之一，据佐々木扬研究，彼时年44岁，则应生于1843年，系1883年进士，时任刑部学习主事，卒年不详，见:佐々木扬:《清末中国における日本観と西洋観》（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0），页201；顾厚焜的《日本新政考》于光绪十四（1888）年三月在日本印刷成书，见:佐藤三郎:《明治時代前期にお（注转下页）陈家麟（续上页注）ける中国人による日本研究書について》，载氏著《近代日中交渉史の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1984），页18；又，顾厚焜另有《美国地理兵要》等著述行世，兹不详述。①陈家麟是光绪十年（1884）随大清帝国驻日本公使徐承祖赴日之随员，《东槎闻见录》刊行于光绪十三年（1887）冬，见:佐藤三郎:《明治時代前期における中国人による日本研究書について》，页1213。②蔡元培:“光绪廿年八月五日（1894年9月4日）日记”、“光绪廿年八月六日（1894年9月5日）日记”，《蔡元培全集》，卷15，页2930；蔡元培评价顾厚焜的《日本新政考》“不甚有条理，颇类吏胥案牍、市井帐簿”；推许陈家麟的《东槎闻见录》较诸顾著“稍有条理。颇记民风文事，为顾书所无。盖顾书专记度制，又以明治维新为限断。此书意在通古今，包宏琐也”。③《海国图志》于1842年首度出版，50卷本；经增补为60卷，1847年再刊；1852年复扩增为100卷刊行，即今日一般所见版本，见:王家俭:《魏源年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7），页132134；又，本书征引《海国图志》版本为:魏源，《海国图志》，60卷，道光丁未（1847年）仲夏古微堂镌板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影印〕）；魏源，《海国图志》，100卷，光绪二年（1876）平庆泾固道署重刊本，《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册743（总页206以下）～册744；以下征引，分别注明60卷本卷数页数（成文出版社影印本总页数），及100卷本卷数页数（《续修四库全书》册数及总页数）。④夏燮目睹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之役，撰成《中西纪事》，署名“江上蹇叟”，于1865年刊行，一度遭禁，在晚清仍有各种版本行世，见:欧阳跃峰:《〈中西纪事〉的时代特色与个性色彩》，《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期1（芜湖:2000年2月），页123128。⑤《日本新政考》《东槎闻见录》《海国图志》与《中西纪事》等，当时都被认为是“西学”之书，以梁启超《西学书目表》为例，皆有著录（页32B、33AB、35B）；本书征引《西学书目表》的版本，详后。的《东槎闻见录》①等书，从此置诸他的书桌案首，勤加览阅。②约略同一时分，蔡元培在北京场甸逛书店的时候，固然购买了魏源纂辑的《海国图志》、③夏燮撰述的《中西纪事》④等介绍述说世界情势与中外交涉史事的“西学”书籍，⑤同时如《汉书·地理志》的“新斠注”本或是《元遗山诗笺》《南北史识小录》等传统文史书册，亦在搜购之列。原文是:“阅厂肆，于文光堂购得新刻本《海国图志》、《西藏图考》，谐价三金。于宝善堂购得新斠注《汉书·地理志》、《西夏纪事本末》、《中西纪事》、《元遗山诗笺》、《南北史识小录》、《郎潜纪闻》、董方立所绘《皇朝舆地图》、《说文通检》，谐价六金有奇。”蔡元培，“光绪廿年八月十一日（1894年9月10日）日记”，《蔡元培全集》，卷15，页3031；余例不详举。蔡元培这样的帝国知识精英，置身首善之区，遭逢国难世变之局，能够掌握的资讯渠道，未必比一般士人更为广泛多元；举例而言，如当时任教南昌经训书院的皮锡瑞，阅读《申报》而始知晓“平壤失守”而李鸿章“亦得处分，甚有讥讽之词”，见:皮锡瑞:“光绪廿年九月四日（1894年10月2日）日记”，载《师伏堂日记》（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册1，页522；在浙江瑞安家乡设帐授徒的张棡，是在光绪廿一年二月十三日（1895年3月9日）阅读《申报》始知“旅顺及山东威海卫均被夺，中国兵轮均被轰沉”等消息，见:张棡（撰），俞雄（选编）:《张棡日记》（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页23；至于其他一般士人知晓甲午战争相关消息的情况，不一一详述。他有心回应时变，愿在茫茫书海里开展阅读实践，猎取各种“精神粮食”，心思所注，多有与世众同流者，举例而言，夏燮的《中西纪事》同样是谭献与康有为阅读的对象，谭谓其内容“条理完密，是非皆公”。见:谭献（著），范旭伦（等整理）:《谭献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3），页114；康说是书于“欧洲之通中国、天主之行、烟禁之兴，至于庚申京师议和，无不详矣”，见:康有为:“光绪十三年五月朔日至二日夏（1887年6月21日）日记”，张荣华（整理）:《康有为日记（1886—1889年）》，《近代史资料》，总号11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页35；《湘学新报》的“史学书目提要”则评价是书曰“体例不及魏氏《海国图志》赅备，而于英人入寇，及海疆之用兵利钝较详焉”，见:《湘学新报》，页1649；本文原刊:《湘学新报》，册13（光绪廿三年七月廿一日〔1897年8月18日〕）。也往往是旧学新知交互并存，约略同一时分的士人的阅读实践，可能与蔡元培没有两样，如当时人也在北京的孙宝瑄，曾自省说:“日来稍觉胸襟泰然，不致如前之不自解。时时跨马出游，返则静坐观书，如《明史纪事本末》及《先正事略》、《吴梅村集》、《圣武记》、《海国图志》，罗列于左右，兴至则信手抽一卷，斜倚南窗而吟诵之。”稍后则记录曰:“购得《中西纪事》、《竹叶亭杂记》、《万国史记》携归。《竹叶亭杂记》，桐城姚伯昂著，亦多载本朝掌故，共八卷。《万国史记》，日本阿波冈本撰，共二十卷。”（见:孙宝瑄:“光绪廿年十一月廿五日、十二月十五日（1894年12月21日、1895年1月10日）日记”，《忘山庐日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页5556、页63），可见他同时阅览购置的书籍，亦是旧学新知交互并存；类似例证，自必繁多难尽，不一一详言（至于孙宝瑄购置的《万国史记》一书之相关情况，详见本书第二章）。更有赖物质／环境的条件支持配合。生活在帝国文化中心的北京，蔡元培身有官职，衣食大致无虞，不仅可以找到自己想要阅览的书，又能购存庋藏，时时翻览，比较参阅，想必其乐无穷。如陈炽撰述的《庸书》，在晚清思想界享有盛名；陈炽并有《续富国策》（或名《重译富国策》）之译作，关于陈炽及其《庸书》，参考:张登德:《寻求近代富国之道的思想先驱:陈炽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5）；关于陈炽重译《富国策》与晚清时期《富国策》的翻译，参考:张登德:《求富与近代经济学中国解读的*初视角——〈富国策〉的译刊与传播》（合肥:黄山书社，2009）。蔡元培都同时阅览，相互比较，他菲薄《庸书》之论说“皆世俗所知也，而喋喋不休……多复沓语，多游移语，无切实中窾要语，乃文场射策陋习，不足言著书也”；反而对后者稍有好评，给了个“较《庸书》为切实”的评价。蔡元培:“光绪廿四年四月廿八日（1898年6月16日）日记”，《蔡元培全集》，卷15，页125。显然，在士人的阅读实践历程里，从来不会仅止专注于一帙，往往多方观照，月旦品评，一己个体的阅读经验，犹如重层积累。不过，即使爱书人野心勃勃，意欲“天下诸书，入我彀中”，搜罗典藏，还是不可能漫无止境。有心广览诸书的蔡元培，实难以一己之力广集遍置，遂与同志合作，期可“众志成城”，满足所好。他通过以科举体制而串联起来的人脉，组成“求实书屋”，共同订阅当时在中国大地上蓬勃而兴的各种现代报刊，诸如《湘学报》《蒙学报》等等，互相传阅，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页126。竟然在天子脚下构成了一方读书社群（communityofreading）。他们怀持共同的兴趣，阅读相同的书报，足可交换知识、流通资讯。彼此协力合作，蔡元培当然可以读到更多报刊，掌握更多知识资讯。遗憾的是，由于流通速度与彼此传阅等等限制，蔡元培不能在*时间就获读*问世的报刊，如他在1898年7月8日才收到传送过来的《湘学报》第33册（1898年4月11日出版），蔡元培:“光绪廿四年五月廿一日（1898年7月8日）日记”，《蔡元培全集》，卷15，页179。相去近三个月，就是一例。虽然没有办法即时汲取*的知识资讯，但蔡元培的读书世界，边界无限伸展，疆域愈发扩充，似无止境，若无已时。饶有意味的是，蔡元培的人生道路与问学方向，逐渐转易，1898年戊戌政变之后，他弃官返里，主持家乡绍兴中西学堂；尔后，在革命风潮席卷中国大地的时分，蔡元培更加入了革命“造反”的行列，脱下了翰林长衫，卷起袖子，亲自进行制作炸弹的实验——那枚炸弹要瞄准的对象，则是大清帝国的权贵。“革命不忘读书”，蔡元培从1898年夏天开始，还展开了学习日文的历程，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页127。日本从此成为他问学求知的重要窗口。蔡元培本来就阅览过日本知识人的著作，如他于1899年重行翻阅冈千仞关于冈千仞与其《观光纪游》的介绍，参见:实藤惠秀（著），陈固亭（译）:《明治时代中日文化的联系》（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71），页120131；町田三郎:《明治初年の中国旅行記（その2）岡鹿門“観光紀遊”》，见氏著《明治の漢学者たち》（东京:研文出版，1998），页4761；陈捷:《岡千仞と来日した中国知識人との交流について:“蓮池笔譚”“清讌笔話”などの笔談録を通して》，《日本女子大学纪要》，号12（东京:2001年），页137159；余例不详举。的《观光纪游》，本书征引版本为:冈千仞:《観光紀遊》，小岛晋治（监修）:《幕末明治中国見聞録集成》（东京:ゆまに书房，1997〔影印〕），册20；是书为冈千仞于1884至1885年间遍游中国，与诸方人物往来互动的记录。回想起自己早在十年前就读过此书，当时因为“正入考据障中”，所以“曾痛诋之”；时过境迁，则认为是书所论“中国当变科举，激西学，又持中国唇齿之义甚坚”等观点，“皆不可易”。蔡元培:“光绪廿五年六月十九日（1899年7月26日）日记”，《蔡元培全集》，卷15，页226。对日文苦下功夫的蔡元培，此后更参照取材日本学界的成果，开展笔耕事业，编译撰著《哲学要领》（1903年）、《妖怪学讲义（总论）》（1905年）、《伦理学原理》（1909年）与《中国伦理学史》（1910年）等著作，关于蔡元培依据哪些日本著作而进行编译撰著，参考:后藤延子:《蔡元培の哲学:民国的人間像の行動原理》，《人文科学论集》，号13（松本:信州大学，1979年3月），页167168。不仅影响于学术思想界，也是他借以营生度日的经济基础。张元济代蔡元培向商务印书馆洽定，于蔡留学德国时为商务编译教科书及学术专著，另代酌为选购外国新书等事，每月致酬百元，见: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页328；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页70。蔡元培虽然已是一时人物，却仍愿广求知识于四海，他加入留学域外的学生队伍，于1907年至1911年间远羁德国，柏林大学、莱比锡大学等德意志帝国的高等学府，都留下了他的身影。待得革命功成，中华民国建立之后的岁月，蔡元培戮力于教育学术领域，先后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表率学林，为中国现代意义的学术教育发展，立下了永恒的典范。蔡元培的学思道路，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的思想变动与知识转型具体而微的例证，充分展现了从追求传统科举知识到探索现代科学知识的起承转合。以蔡元培为“话头”，正可想见，晚清士人的读书世界，实在显现了样态百种、格局多重的变化。苦心钻研应对科举考试的传统经籍与相关书册，费神探究圣贤言说和古史旧籍，本来是他们主要的读书活动。在十九世纪“西力东渐”的浪涛冲激里，士人问学致知的对象，竟然逐渐产生变异，涉猎翻览各式各样的“西学”书册报刊，竟成为读书生活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翻阅捧读这些“西学”书报，就如打开一扇又一扇的知识窗口，瞻望所及，视野宏阔。像蔡元培这等有心知晓世事，探究世变由来，思考因应之道，或可名之曰追求“世界知识”“世界知识”是笔者杜撰的词汇，恰如当代英国文化／媒体研究巨擘StuartHall之论说，现代媒体提供的首要文化功能是供应与选择性地建构“社会知识”、社会影像，透过这些知识与影像，我们才能认知“诸种世界”、诸般其他人们“曾经生活过的实体”，并且，我们也才能把他们的及我们的生活，以想象方式建构成为某种可资理解的“整体的世界”（worldofthewhole）和某种“曾经存在过的整体性”（livedtotality），参见:StuartHall,“Culture,theMediaand‘IdeologicalEffect’”,JamesCurran,etal.,eds.,MassCommunicationandSociety（BeverlyHills,CA:Sage,1979）,pp.340341；笔者师法其意，将透过各式各样的印刷资讯媒介提供的各等具有帮助认识／理解外在现实世界之作用的（零散）讯息／（系统）知识，统称为“世界知识”。事业的士人，在他们具体的生活世界里，确实存在着前所未知的知识天地，或是寰宇情势，或为新兴学问，乃至于新式传播媒介提供的讯息，好似广袤无涯，总可吸引有心好奇之士前来一探究竟。如取譬喻之说，他们就像是进入了一座包罗万象的“知识仓库”（stockofknowledge）。“知识仓库”（stockofknowledge;Wissensvorrat）一词，笔者借用自AlfredSchutz的概念，参见:AlfredSchutzandThomasLuckmann,translatedbyR.M.ZanerandH.T.Engelhardt,Jr.,TheStructuresoftheLifeWorld（Evanston,IL:NorthwesternUniversityPress,1973）；“知识仓库”在舒兹学说的整体脉络，参见:H.R.Wagner,“Introduction:SchutzsPhenomenologicalSociology”,pp.1316,inAlfredSchutz,AlfredSchutzonPhenomenologyandSocialRelations,editedwithanintroductionbyHelmutR.Wagner（Chicago,IL: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70），兹不详论。晚清士人一旦信步直入，披卷展读，随意阅览，各色资讯、思想与观念，斑斓眩目，应接不暇，扑面而来:或是前所未晓的异域风土人情，或是从未得闻的他国体制伦常，或是向不得见的外邦奇技妙器，或令人惊异不已，或令人叹为观止，或令人掩卷深思，或令人摇头叹息，览卷所及，总可撼动挑拨读者的心怀意念，俨如汲引足可激荡多样思考想象的“思想资源”（intellectualresources）。如王汎森述说了从日本导进的“思想资源”（王汎森:《戊戌前后思想资源的变化:以日本因素为例》，《二十一世纪》，期45〔香港:1998年2月〕，页4754），对笔者甚有启发；不过，他并没有处理本书探讨的课题。只是，士人读书世界的变化转易，往往需要相关条件的支持配合，现实的物质／环境的差异，让想找书读书的士人，不见得可以心想事成。形式上，步入“知识仓库”好似不需要入场门票；实际上，制约读书人进入这方天地的关卡，叠叠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