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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仕诠，字公择，浙江湖州府归安县人，万历初举进士，万历三年为溧水县令；黄汝金，字西野，号天爵，本书主笔。傅章伟，溧水资深老校长、南师中文系毕业、职称高级教师,从事溧水文史研究，点校出版点校出版《顺治溧水县志》《光绪溧水县志》
本书是现存*早的一部溧水县志，也是溧水现存的*明代方志。以“金陵全书”（南京出版社，2011年版）收录的缩微胶卷影印本为底本，八卷。比较清楚地厘清了《万历志》的收藏、流传情况。本书所存刻本仅知一种，即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所藏善本中的明末毛氏汲古阁藏本，此次整理出版，意义重大。
千年古县现存*明代方志的整理成果
前言
地方志的作用岂容小觑！其存史、资政、育人的功能与国史等。所以，组织编纂本辖区的地方志是县级以上政府必须履行的职责，而对旧有方志的征集、保存、整理、出版，也是地方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自2015年起，南京市溧水区政府计划将本区档案馆收藏的五部县志全部点校出版，以便开发利用，为溧水的经济文化建设与社会事业的发展服务。一《[万历]溧水县志》是现存*早的溧水县志本文提及不同历史时期的《溧水县志》时，除首次使用全称外，此后行文中均用简称。如《咸淳溧水志》，简称《咸淳志》，《正德溧水县志》，简称《正德志》，等等，不另一一注明。其余各书，均用全称。，但并非溧水的*部地方志。目前大致可以确认的*早的溧水地方志，应是被元代张铉编纂《至正金陵新志》时列为《引用古今书目》之一的《咸淳溧水志》。此志由周成之主修，方逊纂辑。周成之，咸淳二年（1266）出任溧水县令；方逊，生平不详。咸淳四年，溧水城隍庙显应阁落成，周成之在其所撰《显应阁记》中说，“咸淳二年，余叨恩来试兹邑”，由此推断，《咸淳志》可能成书于宋咸淳四年（1268）左右。但此志在元代以后便已散佚，其内容仅在后世编纂的溧水志中还能见到一些片段。成书于元至正四年（1344）的《至正金陵新志》在记载溧水地情时，征引了不少《咸淳志》的内容。如卷四下《疆域志二·坊里》所载溧水的“表孝、状元、崇儒”等坊，均引自《咸淳志》。此外，又提到两部溧水志书:一部是《溧水州志》。此志编纂者不详，成书当在元贞元元年（1295）溧水县升格为州之后，今已不存。其内容有的是自采自编，有的则来自前人的志书。如《至正金陵新志》卷八《民俗志》记溧水风俗时标明引自“《溧水州志》”的一段文字，实出于《景定建康志》卷四十二。另一部是曹銞的《溧水后志》。《至正金陵新志》卷九《学校志·儒籍》的结尾部分，用小字夹注的形式，引了此书对溧水儒生朱虙等人事迹的记载。这些内容和“《溧水后志》”这一书名，仅见于《至正金陵新志》，看来此书也早已散佚不存。曹銞，生平里居不详，“《溧水后志》”不知是否他的私人著述。据明代学者杨士奇、马愉、曹鼐等奉旨于正统六年（1441）所编的《文渊阁书目》，在明太祖朱元璋所创、永乐年间迁建北京的皇家图籍庋藏机构“文渊阁”，分别于收存前朝“旧志”的“暑字号”、本朝“新志”的“往字号”书库中，保存了溧水旧、新志书各一部。在书目中，旧志标为“《溧水县志》四册”，无卷数；新志仅记载书名“《溧水县志》”，无卷数、册数。按照《文渊阁书目》对藏书的分类，所谓“新志”，就是当朝编纂成书的地方志。这就说明，至迟在正统六年之前，溧水已经编纂过志书了。不过，由于两志均未标注编纂者姓名和成书时间，因此，今已无从知道文渊阁收藏的“旧志”，是否属于已知的《咸淳溧水志》和《溧水州志》中的某一部，更无从得知正统六年前的何时、何人曾经编过溧水的县志。据《万历志·隐逸传》记载，明初，邑人夏鉴“尝私撰《溧水志》，藏于家”，这类私家撰述未为皇家收储。正德四年（1509），陈宪莅任溧水县令（《万历志·官师表》作“八年”，误），因无县志查阅而惊呼:“邑无志，国无史也，往迹奚稽！”连后来编纂《万历志》的老学者黄汝金，因不了解皇家藏书，竟也认为“溧水故无志”（黄汝金《新修溧水县志小引》）。这一说法，显然有误。不过，在明代中叶的溧水已找不到一部本地志书，这大概也是事实。于是，修纂县志一事，成了有识之士的热议。从正德四年（1509）到万历七年（1579）的70年时间里，溧水连修三部县志。正德四年，县令陈宪主持开修县志，并于当年成书。陈宪，字伯度，江西余干人，由进士任溧水令。《万历志·名宦传》称其“又公而恕，民安之”。纂辑者范祺，本县人，弘治七年（1494）进士，历官按察司福建佥事，改云南佥事，恳疏乞归。关于《正德溧水县志》的修纂情况，可参见《万历志·艺文志》中所录黄汝金《新修溧水县志小引》一文。《正德志》成书十六年之后的嘉靖四年（1525），《嘉靖溧水县志》又成。据黄汝金《新修溧水县志小引》记载:“越十有六年，为嘉靖乙酉，襄阳王侯从善来视邑事，……乃采访遗事，择诸生中饱于闻见者为之纂辑，而侯手加校雠焉。”《嘉靖志》主修者为县令王从善，纂辑者方彦、黄志达等。王从善，字承吉，号凤林，湖北襄阳人，嘉靖二年（1523）中进士，次年出任溧水令。县志中称他“老于吏治，夙富文词，政举其要，不为俗务所拘”，是溧水历史上有影响的地方官。方彦，福建莆田人，正德五年（1510）举人，正德末至嘉靖初出任溧水教谕，后升任长乐知县。《福建通志》卷三十七、《广东通志》卷二十八均有记载。黄志达，字成章，邑人，正德三年（1508）进士，官至刑部员外郎。清初，黄虞稷在《千顷堂书目》卷六有“方彦《溧水县志》二卷”的记载，但未涉及具体内容，不知黄氏编纂书目时，《嘉靖志》尚存否。《正德志》因成书仓促，可能质量不高，后人对其颇多微词。首先是内容简略，王从善说，“有志而略，犹无也”（见黄汝金《新修溧水县志小引》）；二是取材和考证欠严谨，黄汝金说该志“索于掌故氏，得抄本并坊郭野史残断无次者，略为裒益”。黄志达在《重修溧水县志后序》中也说，“溧志故本（即《正德志》）虽厘于编集，间或未详于考订”。《嘉靖志》的内容比《正德志》的丰富翔实。据黄汝金说“视前志稍加详矣”。邑人范祺对该志评价很高:“予次第观之，其山川、人物、风俗、城郭、公署、学校、选举、户口、贡赋，与夫老释之庐、鸟兽草木之名、文人墨客之所著述，有裨于治道者，无乎不志。详而不泛，正而不迂，事核而理明，足以信今而传后。”（嘉靖四年《溧水县志序》）不过，吴仕诠对正德、嘉靖二志的评价不高，认为其不足者有二。他说，“濑故有志，两矣！其一盖创于余干陈公宪，其一则襄阳王公从善所纂修也。余亟取读之，两者举无足术焉。何以病之？病其以简而漏，以详而复，以夸而赝也”（吴仕诠《刻溧水县志序》）。详略失当，以致史实遗漏或罗嗦重复；过于夸饰，以致虚假失真。这个评价，其实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方志编纂尚未成熟时的一些通病。正德、嘉靖二志的内容，今天仅能从散见于现存志书中窥其一斑，难以做出客观公正的判断。不管怎么说，二志填补了那个时期溧水史志的空白；为后来编纂《万历志》打了基础，提供了借鉴。黄汝金在谈到《万历志》的编写时说，“凡所纂辑，一本于正、嘉两志”，可见，这两部县志对《万历志》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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