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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佩纶（1848-1903），字幼樵，一字绳庵，又字蒉斋，直隶（今河北）丰润人。同治十年（1871）进士。光绪间官侍讲学士，署左副都御史，以纠弹大臣名闻朝野，与张之洞、宝廷、陈宝琛等人并称“清流”。同时又得到李鸿章赏识，赞襄机要，擘画方略，并成为李鸿章与清流领袖李鸿藻暗中沟通的管道。中法战争时会办福建军务，因马尾之役失利被夺职戌边，后释还，入李鸿章幕。甲午战争时遭弹劾，被驱回籍，从此卜居南京，潜心著述。庚子国变后曾协助李鸿章与列强议和，其后称病不出，直至去世。其孙女为著名作家张爱玲。
张佩纶卒后，因其长子张志沧英年早逝，保存家藏文献、搜辑先人遗稿的责任就落到了次子张志潜的肩上。为了访求先父遗札，张志潜数十年间“每见父执或其后嗣，辄流涕诚恳以是为请”，寻得之后又精心整理，不惜重金请高手装裱成册，作为传家之宝什袭珍藏，历经张志潜、张子美及张恭庆兄弟三世保管，历劫幸存，完好无缺。2013年，丰润张氏家藏尺牍由晚清名臣张佩纶后人张恭庆院士、张怡女士、张恭慈先生及其家属无偿捐赠上海图书馆。
《张佩纶家藏信札》共包含各类尺牍、电稿、杂札共计5000余通，其中绝大部分为信札原稿，内容涉及晚清政治、外交、军事、人事等诸多方面，是上图历年所得尺牍中数量较多、价值较高的近代史料，已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一）总体规模大:原件装裱成100册，加上后来零件，总计5040通（件），规模如此之大的近代书信史料，可谓很少见。
（二）往还信件多:今存一般信札多为单方面的，而本书包括与李鸿章（407通）、于式枚（821通）、李鸿藻（486通）、陈宝琛（658通）、王懿荣（207通）等的往还信件，这在传世尺牍中也可谓很少见。
（三）涉及人物众:本书往来通信人物包括李鸿章、李鸿藻、张之洞、陈宝琛、宝廷、黄体芳、黄彭年、袁昶、张人骏等晚清重臣。
（四）内容范围广:本书所收信札，内容涉及晚清历史上中法战争、甲申易枢、朝鲜壬午之变、北洋海军筹建等重大事件。又有张佩纶与友朋、家人的通信，涉及众多日常交往、生活细节。
（五）文献价值高:本书所收，绝大多数为信件原件，且为首次刊布，因此对所涉及的具体内容，多数为*手直接证据，可以让学界对晚清中国有新的认识。
上海图书馆自一九五一年创立以来，高度重视文献的徵集与收藏。在政府的支持下，通过调拨、采购、交换等形式，馆藏文献日益丰富，数量不断增长，成爲我国收藏文献数量最多的省市级公共图书馆。其中得自於社会各界人士的慷慨捐赠，也是上海图书馆特色馆藏的重要来源之一。张佩纶後人张子美、张恭庆等人先後两次向本馆捐赠了数量可观的古籍、尺牍等文献。此义举不仅是上海图书馆藏书史上的浓彩重笔，也是当代中国少见的父子接力捐赠的书林佳话。一九八零年，晚清重臣张佩纶之孙，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张子美先生向上海图书馆捐赠善本古籍四百四十九种，共三千一百四十七册，其中宋元本多达五十余余部八百余册，多爲稀世珍本，极大地充实和提高了本馆善本古籍的收藏，令海内外古籍界爲之瞩目，至今仍爲人们津津乐道。时至二〇一三年，经上海图书馆积极联络，张恭庆院士与妹妹张怡女士、弟弟张恭慈先生克绍家风，再续佳话，向上海图书馆捐赠了一大批历史文献。其中有张佩纶的《管子学》、《管子札记》、《庄子札记》等专着手稿、日记、函牍与诗文手稿，还有其父张印塘的诗文稿等资料，以及朱学勤的《结一庐日记》稿本等。此次捐赠中数量最大、价值最高的文献是张佩纶家藏信札。这批信札经张佩纶之子张志潜精心整理、装裱，共一百册。其中主要有张佩纶与晚清重要人物李鸿章、李鸿藻、穆图善、张之洞、陈宝琛、陈啓泰、吴观礼、黄彭年、黄国瑾、奎斌、王懿荣、许景淳、袁昶，以及家族成员张人骏、张士珩等人的来往信札，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张佩纶与李鸿章之间的交往信札四百余通。这部分信札装池编排有序，时间先後明确，敍事脉络清晰，揭示了一系列晚清中国政坛的重大机密，爲研究洋务运动、中国近代海军与海防建设、朝鲜壬午事变、琉球问题等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二〇一三年六月十八日，上海图书馆举行了张佩纶手稿捐赠入藏仪式，上海市委宣传部领导和本市史学界、出版界的专家学者共同见证了这批重要文献的正式入藏，观摩了爲此举行的文献特展。这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上海图书馆接收数量最大、文献价值最高的历史文献捐赠，受到了图书馆同仁的高度赞赏，在社会上赢得了很高的评价。这既是上海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重大收获，也是上海地区古籍保护工作的标志性成果之一。因此，上海图书馆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合作，将新入藏的张佩纶家藏信札优先予以整理出版，向社会公布秘藏多年的珍贵史料，嘉惠学林，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本书共收録原装裱成册的信札一百册，未装裱零札、杂件共三十一种，总计五千零四十通（件）。在整理过程中，着名史学家陈绦教授、姜鸣先生给予了指导和帮助。本馆特邀张佩纶研究专家姜鸣先生作序，解读这批信札的特点与价值。因本书篇幅较大，出版时无力全部以彩色印刷呈现原件精美的笔墨笺纸风采，遗憾之处，敬请读者谅解。在此书出版之际，谨向张恭庆院士等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感谢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将此书纳入国家清史出版项目中。上海图书馆二〇一六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