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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集》原诗文以《全唐诗》、《全唐文》为底本，选择了一百多首(篇）。遇有异文，参考中华书局《白居易集》及《白氏长庆集》等，择善而从。并在解评中注明“一作×”，供读者抉择。对诸本中出现的不同字词，据本人的认同，择其一而从之，恕不一一注明。白居易诗文，据诗人临终前一年即会昌五年(845）所写《白氏集后记》自云:“白氏前著《长庆集》五十卷，元微之为序；后集二十卷，自为序；今又续后集五卷，自为记。前后七十五卷，诗笔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虽罹兵燹，有所散佚，但绝大多数保存下来、流传至今。宋绍兴刻本《白氏文集》七十一卷是今存最早的白集刻本，文学古籍刊行社有影印本；商务印书馆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有《白居易集笺校》本。
◎诗读张籍古乐府题解《读张籍古乐府》约作于元和九年（814）前后。张籍（7687—8307）字文昌，祖籍吴郡（郡治江苏苏州），后徙和州（今安徽和县）。贞元十五年进士，授太常寺太祝，历官秘书郎、国子博士，后升水部员外郎、主客郎中，官终国子司业。世称张水部或张司业。因家境困苦、官职低微，了解下层疾苦，故其诗多写当时社会现实。长于乐府，与王建齐名，并称“张王乐府”。有《张司业诗集》传世。同“元白”、李绅、王建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反映民生疾苦，自居易对其乐府诗评价很高。多相互赠和之作。“乐府”本汉武帝设立的音乐机构，职掌搜集整理民间及文人诗歌，配以乐谱，供朝廷祭祀或宴会唱奏。这种入乐的诗歌和历代文人采用乐府旧题的拟作、创作，后来都称“乐府”，并衍变为诗歌名称。“古乐府”与元白倡导的“新乐府”相对而言，即“乐府”。张君何为者？业文三十春。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君《学仙》诗，可讽放佚君；读君《董公》诗，可诲贪暴臣；读君《商女》诗，可感悍妇仁；读君《勤齐》诗，可劝薄夫敦。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始从青衿岁，迨此白发新。日夜秉笔吟，心苦力亦勤。时无采诗官，委弃如泥尘。恐君百岁后，灭没人不闻。愿藏中秘书，百代不湮沦；愿播内乐府，时得闻至尊。言者志之苗，行者文之根。所以读君诗，亦知君为人。如何欲五十，官小身贱贫。病眼街西住，无人行到门。新解:张君何为者？业文三十春。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从“张君何为者”发问，而后回答，张籍其人以诗文创作为业已经三十年了，尤其是工于写作乐府诗，在他所处的时代少有人能同他相比，即无与伦比。“伦”，同等，相类。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君《学仙》诗，可讽放佚君；读君《董公》诗，可诲贪暴臣；读君《商女》诗，可感悍妇仁；读君《勤齐》诗，可劝薄夫敦。上可禅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先提出问题。答以在《诗》“风、雅、颂”三种体裁和“赋、比、兴”三种创作方法外，从来没有“著空文”。白居易和元稹所倡导的“新乐府运动”明确地要求创作要继承《诗经》反映生活实际的优良传统，反对无病呻吟、内容空洞的诗歌。又举出张籍《学仙》、《董公》、《商女》、《勤齐》四首诗，并分别说明旨在讽、诲、感、劝上做文章。针对当时皇帝、官贵学仙、炼丹企求长生不老；宰相董晋只身赴汴州说服劝阻叛将邓维恭；《商女》诗（今佚）、《勤齐》诗（今佚）劝喻妻子、丈夫；说明张籍的诗歌创作讽谏皇帝戒淫佚，教诲暴臣戒贪婪，感化悍妇行仁慈，劝解薄夫立敦厚，以求封建统治者有助于教育、感化黎庶百姓服从于封建秩序。“舒之济万民”，“卷之善一身”正是诗人“兼济”、“独善”的思想。《孟子．万章》有“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句，注日:“薄浅者更深厚。”说明“为诗”意在“济万民”、“善一身”。既是对张籍诗歌的肯定，也隐含白居易个人的初衷。始从青衿岁，迨此白发新。日夜秉笔吟，心苦力亦勤。时无采诗官，委弃如沥尘。恐君百岁后，灭没人不闻。愿藏中秘书，百代不湮沦；愿播内乐府，时得闻至尊——写张籍一生勤奋写作。“青衿”，古代士子所穿无领青色袍子。《诗经’郑风•青衿》:“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后则以之表士子进学之年。“始”，从童子入学开始“迨”，等到。犹言至今日夜吟诵写诗，心力交瘁，辛苦勤奋，写了很多诗。因为当时没有采诗官搜集，深恐抛弃如同泥土，更怕死（“百年”）后湮没无闻。希望收藏人图书馆，以保证世世代代不湮没；或者送教坊，时刻让皇帝听到这些诗的内容。“中秘书”．皇家收藏书籍之所。唐代设秘书省，收藏掌管图书经籍。“内乐府”，唐代设左右教坊，专为皇帝教练歌舞伎。古代有采诗之官，收集诗歌旨在“观风俗，知得失”（《汉书•艺文志》），让统治阶级了解风俗民情、政治得失，这也是作者创作乐府的主要动机和目的。言者志之苗，行者文之根。所以读君诗，亦知君为人——意思是说“言”与“志”、“行”与“文”是枝叶与根本的关系。这里的文指诗文著作。前一句比喻是说语言文字似苗，思维意识是志，栽什么样种子生什么样苗，诚如《左传‘襄公二十五》“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后一句比喻则是说行是诗文创作的根本，行为是本质，诗文创作作为表现于外的东西，就如文论著作所谓的“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夫文以行立，行以文传，四教所先，符采相济”（《文心雕龙‘宗经》）。正因为如是，所以“读君诗”，也就知道“君为人”。“君”，对张籍的尊称。如何欲五十，官小身贱贫。病眼街西住，无人行到门——写张籍客居的困窘。白居易《与元九书》:“张籍五十，未离一太祝。”张籍中进士后，即官太常寺太祝，正九品，而且久不迁调。“如何欲五十，官小身贱贫”所述事实正是这样。不只官位未升调，而且害了一场眼病，几于失明，不得不仰人代书，其《与李浙东书》即是由韩愈代写的，书中就有“不幸两目不见物，无用于天下。”朋友戏称之日“盲太祝”。末“病眼街西住，无人行到门”也是写实。这时张籍就住在长安朱雀门西街延康坊。“官小”，“贱贫”，“病眼”，“无人行到门”，张籍的景况足令人一洒同情之热泪。新评白居易、张籍都是“新乐府运动”的中坚。在唐代诗歌史、新乐府运动中，“张王乐府”、“元白元和体”（长庆体）都占有重要地位。新乐府运动前有杜甫开创的优良传统，后有元结、顾况继其事，张籍、王建为先导，元白之际，提出了“为时”、“为事”的明确理论，创作了大量新乐府诗歌。如《师友诗传续录》所载:“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创为新乐府，亦复自成一体。”在贞元、元和年间新乐府运动同韩愈、柳宗元古文运动相继磅礴于唐代诗坛。张籍、王建均擅长于乐府诗，为诗坛所称誉。《唐诗品汇》有“元和歌诗之盛，张王乐府尚矣”的品评。“张王乐府”上承杜子美，下开元白新乐府之先声，风格各有特点:“张籍善言情，王建善征事。”（王世贞《艺苑卮言》）同元白相比，张籍乐府主要在描写客观现实，用事实说话，不加个人评论。白居易对张籍的乐府诗十分赞赏，这首诗题目直书《读张籍古乐府》，对张籍的乐府诗作了全面明确而又形象生动的评论，并举例分析了张籍诗歌的讽谕作用。在同代或后代也有写诗赞颂张籍乐府的，王安石就有《题张司业诗》日:“苏州司业诗名老，乐府皆言妙入神。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白居易写此诗时尚未被贬到江州，他对张籍以很高评价，为张籍乐府张目，实际上也是对自己创作乐府诗目的的阐发，所以把这首诗排列于诗集卷首《贺雨》诗之后，为第二首。《养一斋诗话》甚至进而指出:“……‘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所以读君诗，亦知君为人。’数语可作诗圭臬。予欲取之以为历代诗人总序，合乎此则为诗；不合乎此，则虽思致精刻，词语隽妙，采色陆离，声调和美，均不足以为诗也。学者可以知所从事矣。”凶宅题解《凶宅》大约为元和四年（809）前后作于长安。当时，长安城传说有很多“凶宅”特别是朝廷大官的宅第。因为古人迷信“风水”，以为住宅院落的地址、方向、构造、用料乃至建造的时日等，要是选择得不对，便会成为“凶宅”，对居住的宅主不吉利，甚至会致人于非命。另一种说法是认为被鬼妖狐怪占据后，人若再搬进去住，同样会遭遇“凶”事。尽管极其愚昧和荒谬，但古人很迷信这种说法（也有不少人并不相信，且斥之为虚妄），直到今天有的人仍然相信。长安多大宅，列在街西东。往往朱门内，房廊相对空。枭鸣松桂树，狐藏兰菊丛。苍苔黄叶地，日暮多旋风。前主为将相，得罪窜巴庸；后主为公卿，寝疾殁其中。连延四五主，殃祸继相锺。自从十年来，不利主人翁。风雨坏檐隙，蛇鼠穿墙墉。人疑不敢买，日毁土木功。嗟嗟俗人心，甚矣其愚蒙。但恐灾将至，不思祸所从。我今题此诗，欲悟迷者胸。凡为大官人，年禄多高崇。权重持难久，位高势易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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