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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兴芬，2004年9月至2010年6月，就读于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获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博士学位。现为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讲师，主要从事汉魏六朝文学文献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吴任臣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學者、藏書家，其《山海經廣注》是清代*部《山海經》注本，在郭璞《山海经注》的基础上扩大了对名物等注释范围，对郭注中较简单、未详未闻的注解做了进一步补充，对郭注的明显错误做了注解修订。注重考据，旁征博引，所引书目达530余条，对《山海经》做了全面的辑佚。在校注方式上沿袭了郭璞开创的注释模式，在治学方法论上则更趋务实，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我国*部地理奇书《山海經》的博征广注。
整理説明吴任臣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學者、藏書家，他在經學、文學、史學、文字學等方面均有很高的造詣，著述頗豐。但因吴任臣生前家境清貧，又無子嗣，生前事迹、經歷、見聞、著作均無人整理刊刻，致使其生平事迹逐漸湮没不詳，著作也大多散佚不存。由於資料的不足，目前學界對吴任臣的研究成果並不很多，下面就吴任臣的生平和主要著述、《山海經廣注》的學術價值、版本等作一論述。一吴任臣，字志伊，一字爾器，初字徵鳴，號托園，明崇禎元年（1628）生於興化府平海衛（今福建莆田平海鎮）。吴任臣早年隨父至仁和（今浙江杭州），此後直到康熙十八年（1679），其主要活動以杭州爲中心。吴任臣好讀書，爲人“性和厚醇謹，不妄語，笑干謁”，趙世安《仁和縣志》卷十九《人物》，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刻本。不喜結交權貴。在杭州生活期間，吴任臣以授徒講學爲己任，且專事著述，以文章鳴高。他的文章幽峭新雋，議論涉筆矯健，獨樹一幟，深得清“西泠十子”之一張治的賞識。這一時期和他來往密切的除“西泠十子”之外，還有顧炎武和黄宗羲等人。據史書記載，吴任臣“志行端慤，強記博聞，爲顧炎武所推”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卷四八四《文苑一》，中華書局1977年版。。顧炎武在《亭林文集》卷六《廣師》一文中就説“博聞強記，群書之府，吾不如吴任臣”。顧炎武在當時號稱淹博，与黄宗羲、王夫之並稱清初三大家，而他卻對吴任臣的博聞強記至爲傾倒，可見吴任臣學識的廣博。吴任臣生於明代末年。清軍入關，明朝滅亡，吴任臣以明代遺民自居，摒棄科舉，以氣節砥礪。康熙在平定“三藩”之亂以後，認爲河海晏清的局面已形成，國家已基本穩定，於是決策以文理國，加強文治，推行保舉政策，招攬社會上有聲望、有地位的名儒學者和社會賢達到各級政權中。康熙十七年（1678），康熙皇帝決定開博學鴻儒，下令中央和地方“各舉所知”，考選博學鴻儒。據《清史稿》卷一九《選舉志》記載:十七年，詔曰:“自古一代之興，必有博學鴻儒，備顧問著作之選。我朝定鼎以來，崇儒重道，培養人才。四海之廣，豈無奇才碩彦、學問淵通、文藻瑰麗、追蹤前哲者？凡有學行兼優、文詞卓越之人，不論已仕、未仕，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在外督、撫、布、按，各舉所知，朕親試録用。其内、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見，在内開送吏部，在外開報督、撫，代爲題薦。”嗣膺薦人員至京，詔户部月給廪餼。康熙十八年（1679），康熙皇帝舉辦博學鴻詞科，各地都推薦人才入京應試，康熙親自考試。吴任臣作爲廪生，被推選進京，參加博學鴻儒科考試，當選，并被授以翰林院檢討。同年，康熙皇帝決定重開明史館，命鴻儒入館修明史。吴任臣因博學多才，長於天文、術數之學，通曉古文，善於算術，尤擅樂律，奉命擔任《明史》纂修官，分修《律曆志》:康熙己未，《明史》開局，《曆志》爲錢塘吴任臣分修，經嘉禾徐善、北平劉獻廷、毘陵楊文言，各有增定，*後以屬黄宗羲，又以屬文鼎，摘其訛誤五十餘處，以算草、通軌補之，作《明史曆志擬稿》一卷。《清史稿》卷五六《疇人一》。寓居京師期間，吴任臣和當時很多著名的文人學士都有過密切的來往，“吴任臣舉博學鴻儒檢討後，曾與陳維崧、毛奇齡、吴農祥、王嗣槐、徐林鴻同被邀請至大學士馮溥的府第，號稱‘佳山堂六子’”劉文英《吴任臣生平及事迹考》，《史學史研究》2009年第3期。。冯溥《佳山堂诗集》中就有两首他寫給吴任臣的贈答詩，現抄録如下:涼風八月雨瀟瀟，借得蹇驢不早朝。我有銅錢三百個，與君爛醉太平橋。（《戲簡吴志伊》）《十國春秋》重帝都，史才爭得似君無。三長删盡龍門稿，一字矜傳西子湖。經濟從來歸博物，乾坤豈合老通儒？清時正歎冥鴻遠，廡下書成亦在吴。（《贈六子詩·吴志伊》）這一時期，和吴任臣有書信往來的還有曹溶。曹溶是清初著名學者，尤其通曉明史，他雖然没能參加明史的修撰，但對吴氏的史學才能甚爲推許，《靜惕堂詩集》卷四十四他寫給吴任臣的两首詩即是明證:博物群推晋茂先，枲分纁帛上謡天。三長在昔誰能手？四海如君尚壯年。忠佞異同璫禍日，祖宗疏密武功編。睦鄰柔遠均堪記，忌諱芟時大義全。（《寄吴志伊二首》其一）雪案雞窗盛網羅，況逢玉佩響鑾坡。休誇内府圖書備，乞采人間散佚多。墨海雲霞翔鐵鳳，愁山榛莽没銅駝。聖朝意在尊先烈，金石同堅字不磨。（《寄吴志伊二首》其二）除此之外，“清初著名學者閻若璩曾在康熙癸亥年(1683)‘于京師就吴任臣志伊學曆’，師從吴任臣。閻若璩‘天性好駡，於宏詞科五十人，少所許可，獨盛推吴任臣之博覽，徐勝力之強記’”劉文英《吴任臣生平及事迹考》，《史學史研究》2009年第3期。。據《杭州府志》記載，吴任臣被授翰林院檢討后，“十年未遷”，終因操勞過度，“遇疾驟發，僵仆車中卒”（清）龚嘉儁修、吴慶丘等纂《杭州府志》卷一四五《文苑二》，民國十一年(1922)印本。，卒年爲康熙二十八年（1689）。二吴任臣一生著述頗豐，在小學、史學、文學等方面均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字彙補》是吴任臣在小學方面的貢獻。《字彙補》成書于康熙五年（1666），卷首有康熙五年嚴沆的序以及吴任臣本人的識語。該書有康熙五年匯賢齋刻本，《續修四庫全書》經部小説類收録此刻本。吴任臣的《字彙補》，補明代宣城梅膺祚的《字彙》，共收字12371個，是一部專門對《字彙》補遺糾誤的字書。全書共十二卷，部數、部序、注音體例均與《字彙》相同。吴任臣對《字彙》的補正包括補字、補音義、校訛三個方面。補字就是補《字彙》漏收的字。梅膺祚的《字彙》共收字33179個，吴臣遍搜典籍，增字12371個；補音義就是補《字彙》漏收的音項和義項，吴任臣鈎稽古今載籍，補其疏漏，全書增列《字彙》漏收音項、義項的單字達5525個；校訛就是糾正《字彙》的辨析之誤，吴任臣《字彙補》對《字彙》校訛的條目達269條。可以説《字彙補》在文字、音韻、訓詁方面均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當然，《字彙補》存在的欠缺也是非常明顯的。《康熙字典》凡例就批評《字彙補》説:“考校各書，補諸家之所未載，頗稱博雅。但有《正字通》所增，仍爲補綴者，其餘則從《海篇大成》、《文房心鏡》、《五音篇海》、《龍龕手鑑》、《搜真玉鏡》等書，成字不成楷，或音義無徵，徒混心目，無當實用。”另外，《字彙補》仍然有很多漏收的字，這是因爲我國的古籍浩如烟海，以吴任臣一己之力要想把古代漢字收羅無遺當然是不可能的。除此之外，這部書在形音義的詮釋方面也存在很大的失誤。蔣禮鴻先生就説吴任臣的《字彙補》“謬誤*多”；蔣禮鴻《懷任齋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30頁。張涌泉先生在《論吴任臣〈字彙補〉》《論吴任臣〈字彙補〉》，《中國文字研究》（*輯），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一文中，把《字彙補》一書在形音義方面的缺陷概括爲六個方面，即字形之誤、注音之誤、釋義之誤、辨析失當、字義失考、正字不明。吴任臣的史才在當時即爲人所稱道，《清史稿》卷四八四《文苑·潘耒傳》載:“當時詞科以史才稱者，朱彝尊、汪琬、吴任臣及耒爲*著。”他收集大批五代十國的史料，進行分類整理、研究，終於在康熙八年（1669）寫成了《十國春秋》。吴任臣在《十國春秋序》中對這部書的體例作了詳細的説明:“任臣以孤陋之學，思取十國人物事實而章著之，網羅典籍，爰勒一書，名曰《十國春秋》，爲本紀二十，世家二十二，列傳千二百八十二。人以國分，事以類屬。又爲《紀元》、《世系》、《地理》、《藩鎮》、《百官》五表，總一百一十四卷。雖世遠人湮，書册難考，乃鑑觀諸邦，略得而論。……書成，聊著纂述之大指如此。”這部書共計一百一十四卷，采用《舊五代史》分代成書的體例，十國各自單獨成書，是一部紀傳體的國别體史書，其中吴十四卷、南唐二十卷、前蜀十三卷、後蜀十卷、南漢九卷、楚十卷、吴越十三卷、閩十卷、荆南四卷、北漢五卷。各部分均有本紀、列傳，書末另有綜合十國内容的年表共五種，即十國紀元表一卷、十國世系表一卷、十國地理表二卷、十國藩鎮表一卷、十國百官表一卷。這部書在正文之外，還采用小注的形式穿插了大量的史料，這些史料有的是備異聞，資考證；有的則辯駁舊史之謬誤，對正文起到了很好的補充作用。吴任臣的《十國春秋》，因爲能廣采博取，贏得了清代學者的高度贊許。洪吉亮在《北江詩話》卷一中説:“吴任臣撰《十國春秋》，搜采極博。”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在《十國春秋》的提要中也説:“任臣以歐陽修作《五代史》，于十國仿《晋書》例爲載記，每略而不詳，乃采諸霸史、雜史以及小説家言，並證以正史，匯成是書。”除此之外，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八九云:“此書（《十國春秋》）佳處在表，《地理表》與歐陽氏《職方考》參觀，則五代十國全局如見。至十國之官制，雖大抵沿唐，而一時增改，亦已紛冗不可爬梳，任臣作《百官表》甚備考覽，尤其妙者也。”以博覽群書、評論以苛刻著稱的李慈銘在他的《越縵堂讀書記》光緒癸未（1883）三月十九日的日記中也説:“此書三過閲矣，丙辰（1856）讀之尤細，甚薄其體載之疏；至壬申（1872）復閲，始嘆其博不可及也。”《十國春秋》成書于康熙八年（1669），大約在康熙年間付梓於世。乾隆五十三年（1788）四月，少霞周昂重又根據初版刻印，并對書中若干文字作了改動，同時周昂窮其平生披閲廣搜所及，隨筆札記，得到有關史事三百餘條，輯爲《拾遺》、《備考》两卷，附于其後，作爲《十國春秋》一書的*百一十五卷和一百一十六卷。《钦定四庫全書》和《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均收録《十國春秋》。1983年中華書局出版《十國春秋》校點本，點校者徐敏霞、周瑩依據新舊《五代史》、《資治通鑑》、《南唐書》、《九國志》、《宋史》等史籍，對該書進行了校訂和標點，并對書中人名作了索引，便於查閲。2010年中華書局出版“中國史學基本典籍叢刊”，吴任臣的《十國春秋》也被收録其中。吴任臣還著有《周禮大義》、《禮通》、《春秋正朔考辨》、《山海經廣注》、《托園詩文集》等。又，康熙五年嚴沆在《字彙補序》中説:“志伊於書無所不讀，所著有《禮通》、《曆原》、《律原》諸書，其《山海經廣注》、《春秋正朔考》與此*先告竣，世人觀此書，足以徵其學矣。”由此可見，吴任臣也曾著《曆原》、《律原》等。這些著述從經學、史學、考辨學、詩文等多方面體現了吴任臣淵博的學識和深厚的功底，只可惜除《字彙補》、《十國春秋》、《山海經廣注》之外，其餘均已散佚不傳。三《山海經》是我國*部地理書。自成書以來，就以其獨特的神秘性，吸引着歷代學人孜孜不倦地探索研究。晋代的郭璞是*個爲《山海經》做注的人，他著有《山海經注》（十八卷）、《山海經圖像贊》（二卷）、《山海經音》（二卷），共二十二卷。郭璞在爲《山海經》作注時，注意從文字、訓詁入手，善於考證，同時還廣泛徵引古籍來證實自己的見解。邢昺對此有很高的評價，他説:“郭氏之注，多采經紀……博觀群言。”概括而論，他徵引的古籍主要有《莊子》、《尸子》、《尚書》、《竹書紀年》、《詩含神霧》、《爾雅》、《方言》、《廣雅》等。郭璞在訓詁的過程中對一些詞義不明的地方，以“未詳”或“未聞”存疑，態度非常嚴謹，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四庫全書總目·山海經注提要》就説:“璞時去漢未遠，……所見尚多古本，故所聞多可據，後人雖迭爲補正，然弘綱大旨，終不出其範圍。”郭璞之後，明清之前，對《山海經》注釋、解義、考據的學者不是很多。明清時期，迎來了《山海經》研究的繁榮時期。這一時期十分重視古籍的整理校勘，出現了大批學者或考據、或注釋、或校勘、或繪圖。概括而言，這一時期《山海經》的注本主要有（明）王崇慶《山海經釋義》（十八卷）、（明）楊慎《山海經補注》（一卷）、（明）胡文焕《山海經圖》（共一百三十三幅圖）、（明）吴琯校《山海經》、（清）吴任臣《山海經廣注》（十八卷）、（清）王念孫《山海經校注》、（清）畢沅《山海經新校正》（十八卷）、（清）郝懿行《山海經箋疏》（十八卷）等。吴任臣的《山海經廣注》成書於康熙五年（1666），作爲清代*部《山海經》注本，上承郭璞《山海經注》，下啓畢沅《山海經新校正》、郝懿行《山海經箋疏》等，具有非常重要的學術價值。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山海經廣注提要》中説:“是書因郭璞《山海經注》而補之，故曰廣注。於名物訓詁，山川道里，皆有所訂正。”由此可見，吴任臣的《廣注》繼承了郭璞以來的學術傳統，是在郭注的基礎上對《山海經》進一步擴展性的注解。具體而言，吴任臣的《廣注》有以下两個方面的成就:第一，吴任臣的《廣注》擴大了注釋範圍。郭注主要集中在對《山海經》的校勘、釋詞、注音、辨字以及名物注解等方面。但他對一些名物的注解較爲簡單，這一方面反映了魏晋時期古書注解追求簡明的總體特點，另一方面也是因爲郭璞生活在距離漢代較近的晋朝，《山海經》中的一些名物這一時期人們還比較容易識别，所以没必要作進一步的考辨和説明。然而經過一千多年，到吴任臣生活的清代，《山海經》中很多在晋朝人眼裏不需要注解的事物，就很難理解了。《廣注》對郭璞注的擴展性注解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吴任臣的《廣注》在郭注的基礎上，對郭璞没有考辨、注解的名物盡可能做了注解。比如《山海經》卷一在“《南山經》之首曰山，其首曰招摇之山”一句中，郭璞對“山”和“招摇之山”都未做注，吴任臣則一一作了注解，他在“《南山經》之首曰山”下作注曰:今本作鵲，《三才圖會》有鵲山之神，即此山也。又濟南汝寧、太原順德皆有鵲山。《搜神記》“仲子隱於鵲山”，蓋濟南鵲山。《通鑑》:“李世民與竇建德戰，西薄汜水，南屬鵲山。”汝寧鵲山也，非此。又比如在“苕水出於其陰，北流注於具區”两句中，郭璞對“苕水”和“具區”也未作注，而吴任臣的《廣注》則做了詳細的注解，他在“苕水出於其陰”句下注曰:“苕水有两源，一源出天目山，一源自獨松嶺，合浮玉山水。”在“北流注於具區”句下作注曰:《水經注》曰:“謝康樂云《山海經》‘浮玉之山在句餘東’，便是句餘縣之東山，乃應入海。”具區今在餘姚鳥道山北，何由北望具區也？言洞庭南口有羅浮山，高三千六百丈。會稽山宜直湖南，又有山陰溪水入焉。山陰縣西四十里有二溪，東溪廣一丈九尺，冬暖夏冷；西溪廣三丈五尺，冬冷夏暖。二溪北出行三里至徐村合成一溪，廣五丈餘，而温涼又雜。蓋《山海經》所謂苕水也。《北經》“羅浮山而下注於太湖”，故言出其陰入於具區。謝言山水微，與今時不合，未足據也。這樣的注解，在《廣注》中隨處可見，就前文所举卷一而言，除上文所舉幾例外，還有诸如迷穀、黄金、猨翼之山、鹿蜀、鳩、鴛鴦、郡縣、浮玉之山、彘、丹穴之山、白猿、雞山、顒、禺槀之山、南禺之山等，不再一一列舉。其次，除對郭璞未作注的名物進行考辨注解之外，吴任臣也對郭璞注中比較簡單的注解做了進一步的補充。仍以卷一爲例，如在“又東四百里曰虖勺之山，其上多梓、柟”句下，郭注曰:“梓，山楸也。柟，大木，葉似桑。今作楠，音南。《爾雅》以爲‘柟’。”吴任臣作進一步補充注解説:梓有數種，木理白者爲梓，赤者爲楸。楸之小者爲榎，梓之美者爲椅。《尸子》曰:“荆有長松、文椅，又有鼠梓，一名楰，亦楸屬。”《詩》曰:“北山有楰。”蓋指此也。柟木，其樹直，上若幢蓋之狀，生南方，黔蜀尤多。又比如在“其下多荆、杞”句下，郭注曰:“杞，柏杞也，子赤。”可以看出，郭注只是對“杞”字進行了注解，吴任臣的《廣注》則更爲全面:荆有紫荆、白荆、金荆、牡荆、蔓荆之名。蘇頌云:“有青、白二種，青者爲荆，白者爲楛。”《春秋運斗樞》云:“玉衡星散，而爲荆杞。”一名苦杞，其根名地骨皮。《爾雅》云:“杞，枸檵。”《小雅》云:“集於苞杞。”即枸杞也。或曰無刺者爲荆杞，有刺者爲枸杞。再次，吴任臣的《廣注》還對郭注中的“未詳”或“未聞”盡可能地做了注解。如《山海經》卷二“其陽多琈之玉”句下，郭注曰:“琈，玉名，所未詳也。浮两音。”吴任臣的《廣注》則做注解曰:虞汝明《古琴疏》:“鄒屠氏以瑶碧之梓爲琴，飾以琈寶玉，即名曰琈。”又《洪武正韻》:“，音摴蒲之摴。”又楊氏《玉名詁》曰:“琈，玉采也。”又如卷五“北五十二里曰合穀之山，是多薝棘”句下郭璞對“薝棘”作注曰:“未詳。音瞻。”吴任臣的《廣注》則曰:薝棘，木名。一音膽。《説文》云:“金穀多薝棘。”又《篇海》引《經》作“爾穀山”。第二，吴任臣的《廣注》堅持嚴謹的科學態度，對郭注中一些明显的錯誤，做了明確的分析注解，如卷一“又東三百七十里曰杻陽之山，其陽多赤金”句下，郭璞注“赤金”曰:“銅也。”吴任臣《廣注》則曰:《經》中銅自名赤銅。赤金者，紫磨金類。《爾雅》謂之鏐也。寇宗奭云:“顆塊金，其色深赤。”又，外國五種，波斯紫磨金、林邑赤金。後陶氏亦以赤金爲銅，蓋本郭之誤。又如卷二“有草焉，其葉如蕙”句下，郭璞注“蕙”曰:“蕙，香草，蘭屬也。或以爲薰葉，失之。音惠。”吴任臣《廣注》認爲這一解釋有誤:蕙草即零陵香也。亦謂之薰草。《離騷》云:“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又云:“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攬茝。”蓋蘭爲蘭草，蕙爲薰葉也。張揖《廣雅》云:“鹵，薫也，其葉謂之蕙。”《廣志》云:“蕙草緑葉紫花。魏武以爲香，燒之，葉可代香。”非今之蘭，審矣。鄭樵曰:“蕙即零陵香，後人因不識蘭草、蘭花原爲二種，遂以一幹一花者爲蘭，一幹數花者爲蕙，號曰蕙蘭。”朱子《楚詞辨證》曰:“今蘭蕙但花香而葉乃無氣，質弱易萎，不可刈佩。必非古人所指。”然則今似茅而花有两種者，非古蘭蕙，明甚。郭謂蕙非薰葉，其亦誤以蕙蘭爲蕙草歟？而對一些自己不太確定的名物，吴任臣就在注解後加上“未知孰是”、“未審是非”或“疑……”，以便後來者作進一步的考證。如卷三“其中多之魚”句下，郭曰:“音沛。未詳，或作鯆。”吴任臣《廣注》曰:李時珍《本草》以爲即“鯸鮐”也。與鮭同物異名。又江豚别名鯆魚，魏武食制謂之“”，未知孰是。又如卷十二“蛇巫之山，上有人操杯，而東向立”句下郭璞注“杯”曰:“杯或作棓，字同。”吴任臣《廣注》則曰:楊氏《古韻》曰:“杯、棓古字通，大杖也。音棒打之棒。作杯音者，非。”又林茂槐《字考》云:“璞注:‘杯或作棓’，乃木杖，上聲也。用修以杯作去聲，何耶？”朱晦翁曰:“《山海經》諸篇記異物飛走之類多云‘東向’，或作‘東首’，皆爲一定不易之形，疑本依圖畫而爲之，非實紀此處有此物也。”除此之外，《廣注》也不是對郭注中“未詳”或没有注解的名物一一注解。如果這些名物在當時仍然無從考證，《廣注》不作牽強考證。如卷三“其上多松、柏，其下多椶、橿，其獸多麢羊，其鳥多蕃”句下，郭璞注“蕃”曰:“未詳。或云即鴞，音煩。”又如卷六“爰有熊羆文虎、蜼豹、離朱、視肉、籲咽”句中，“籲咽”下，郭注亦曰:“所未詳也。”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因爲在清初仍無法考證“蕃”、“籲咽”，所以《廣注》也不再作注解。如果將郭璞《山海經注》和吴任臣《山海經廣注》進一步對比還可以看到，郭璞與吴任臣對《山海經》的注解也深受他們所處時代學術主流思潮的影響。郭璞在釋名物、注字音、校文字的同時，他的《山海經注》也受到了魏晋時期盛行的玄學風氣的影響。比如《中山經》“帝之二女居之”句下，郭注曰:“參互其義，義即混錯，錯綜其理。理無可據，斯不然矣。”又如《海内北經》“王子夜之尸，两手、两股、胸、首、齒皆斷異處”句下，郭璞注曰:“此蓋形解而神連，貌乖而氣合，合不爲密，離不爲疏。”除此之外，《海内西經》“貳負之臣曰危……系之山上木，在開題西北”句下，郭注亦曰:“意者以靈怪變化論，難以理测；物禀異氣，出於不然，不可以常運推，不可以近數揆矣。”可以看到，上述幾例注是郭璞關於義與理、形與神等的玄説；吴超《清初學術視野下的〈山海經廣注〉研究》一文對此有詳細的解釋:“晋代郭璞是*早對《山海經》進行注釋的學者。两晋時期，玄學昌盛，郭璞受其影響，亦好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故其所注《山海經》多有神仙鬼怪之事，光怪陸離，荒誕不經。”吴超《清初學術視野下的〈山海經廣注〉研究》，《湖北民族學院學報》2012年第6期。不只《山海經注》，郭璞的《山海經圖贊》也在很多地方表現了他對禀氣、義理、形神等的玄説，現舉幾例如下:有獸無口，其名曰。害氣不入，厥體無間。至理之盡，出乎自然。（）禀氣方殊，舛錯理微。礜石殺鼠，蠶食而肥。物性雖反，齊之一歸。（礜石）子夜之尸，體分成七。離不爲疏，合不爲密。苟以神御，形歸於一。（王子夜之尸）壽靡之人，靡景靡響。受氣自然，禀之無象。玄俗是微，驗之於往。（壽麻國）相比較而言，吴任臣《廣注》雖然繼承了郭璞以來的學術傳統，仍然重視對釋詞、注音、辨字以及名物的註解和考證，但由於二人所處文化背景的不同，吴任臣的《山海經廣注》則带有明顯的清初學風的特點。“清初知識界以棄虚蹈實，注重考據爲學術風尚，這種崇實的學風規約着吴任臣在道問學的治學路徑上只能對《山海經》所涉及的‘名物訓詁、山川道里’進行旁徵博引式的訂正，至於其中玄奇可怪之論，受當時學風所擯棄，自然無法再有所申發，這種校注方式實際上沿襲了郭璞開創的注釋模式，但在治學方法論上又較郭氏更趨務實。”吴超《清初學術視野下的〈山海經廣注〉研究》，《湖北民族學院學報》2012年第6期。他“殫精是書，使山川方域草木禽魚，靡不考鏡同異，條貫表裏，網羅群籍，要諸明備”（清）柴绍炳撰《山海經廣注序》，乾隆五十一年（1786）金閭書業堂刻本。。他的《廣注》旁徵博引，所引書目達530餘條，還在前人研究注解《山海經》的基礎上，對《山海經》進行了一次認真的輯佚工作，“所列逸文三十四條，自楊慎《丹鉛録》以下十八條，皆明代之書，所見實無别本，其爲稗販誤記，無可致疑。至應劭《漢書注》以下十四條，則或古本有異，亦頗足以廣見聞也”（清）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二，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205頁。。《山海經雜述》中所列的三十四條逸文，可以説是晋代郭璞注《山海經》後，《山海經》逸文的*次輯佚，也可見吴任臣對明代《山海經》研究成果的繼承和發展，他的《山海經廣注》中大量引用楊慎《山海經補注》以及王崇慶《山海經釋義》的内容即是明證。四吴任臣的《山海經廣注》不僅繼承了郭璞《山海經注》的學術傳統以及明代《山海經》研究的重要成果，受清初重考據學術風氣的影響，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同時還對清代學者進一步考證研究《山海經》産生了深遠影響，並直接開啓了清中葉學者考據《山海經》的新學術傳統。在吴任臣之後，畢沅的《山海經新校正》和郝懿行的《山海經箋疏》可以説是清代《山海經》研究的两個重要的里程碑，特别是郝懿行的《山海經箋疏》，被認爲是這一時期《山海經》考證的集大成者。因此，有必要對畢沅《山海經新校正》和郝懿行《山海經箋疏》對吴任臣《廣注》的繼承與發展做一簡要論述。畢沅的《山海經新校正》繼承了吴任臣《山海經廣注》的學術傳統，也通過大量的文獻徵引對書中的動植物産做了進一步注解，畢沅在《山海經新校正序》中説:“沅不敏，役於官事，校注此書，凡閲五年，自經傳子史百家傳注類書所引無不徵也。”由此可見畢沅的用功之深，引書之廣。但與吴任臣《廣注》的長處在於徵引群書以注解動植物産不同，畢沅的《山海經新校正》則不僅廣引群書，而且更側重於對山川道里的實地考證。如《山海經》卷二《西山經》“又西六十里，曰太華之山”句下吴任臣《廣注》徵引《爾雅》、《白虎通》、《風俗通》、《河圖》、《雲笈七籤》以及《五岳圖》等來注解“太華之山”的由來；畢沅則注曰:“山在今陝西華陰縣南十里。”又如“又西八十里，曰小華之山”句下吴任臣未作注，畢沅則注曰:“山在今陝西華州南十里。《元和郡縣志》云:‘鄭縣少華山在縣東南十里。’”對水道的注解則更顯畢沅的用功之深。孫星衍在《山海經新校正後序》中説:“先生開府陜西，假節甘肅、粵，自崤函以西，玉門以外，無不親歷。又嘗勤民，灑通水利，是以《西山經》四篇、《中次五經》諸篇疏証，水道爲獨詳焉。”如《山海經》卷二“大時之山”一段中對“涔水出焉，北流注于渭。清水出焉，南流注于漢水”的注解，畢沅徵引《水經注》、《地理志》、《括地志》等書對二水的地理方位做了全面的注解，吴任臣則在“涔水”下注曰:“涔水今出旱山。酈道元云:‘涔水，即黄水也。’”對清水則未作注解。除此之外，畢沅在徵引群書與實地考察山川道里的過程中還補充和糾正了郭璞《山海經注》以及酈道元《水經注》的諸多不足與錯誤之處，這在他的《山海經新校正序》中有詳細的説明:郭璞之世，所傳地理書尚多，不能遠引。今觀其注釋山水，不按道里，其有名同實異，即云今某地有某山，未知此是非。又《中山經》有牛首之山及勞潏二水，在今山西浮山縣境。而妄引長安牛首山及勞潏二水。霍山近牛首，則在平陽，而妄多引潛及羅江鞏縣之山，其疏類是。酈道元作《水經注》，乃以經傳所紀，方士舊稱，考驗此經山川名號，按其涂數，十得者六。……凡此諸條，皆郭璞所不詳，道元所未取。又沅之有功於此經者也。……以此而推，則知《山海經》非語怪之書矣。又經所言草木治疾，多足證發内經。沅雖未遠，是知非後人所及也。海外、海内經八篇，多雜劉秀校注之辭，詳求郭意，亦不能照酈道元注《水經》，多連引其文，今率細書以别之。郝懿行的《山海經箋疏》被認爲是有清一代《山海經》注解與考證的集大成者，成書于以小學、訓詁爲學術風尚的乾嘉時期，該書的主要成就在訓詁和考證方面。郝懿行一方面完整保留了郭璞注的内容，另一方面又兼采畢沅《新校正》和吴任臣《廣注》的長處，注釋周詳，考證嚴密，體例嚴謹。對此，郝懿行在《山海經箋疏叙》中有明確説明:“今世名家則有吴氏、畢氏。吴徵引極博、泛濫於群書；畢山水方滋，取證於耳目。二書於此經，厥功偉矣。至於辨析異同，刊正僞謬，蓋猶未暇以詳。今之所述，並采二家所長，作爲《箋疏》，箋以補注，疏以證經，卷如其舊，别爲《訂僞》一卷，附於篇末。計創通大義百餘事，是正僞文三百餘事，凡所指擿，雖頗有依據，仍用舊文，因而無改，蓋放鄭君康成注，經不敢改字之例云。”如《山海經》卷一《南山經》“有獸焉，其狀如禺而白耳”句下，吴任臣未作注，郝懿行則注曰:“《説文》云:‘猿，善援，禺屬。’又云:‘禺，猴屬。獸之愚者也。’郭注凡言‘圖’者，皆謂此經圖象然也。”又如同卷《南山經》“又東三百八十里曰猿翼之山”一段中“多蝮虫”句下，吴任臣注曰:“《楚辭》:‘蝮蛇蓁蓁。’是也。蝮大而虺小。”郝懿行則注曰:“‘蝮，虺’，見《爾雅》及注；‘色如綬文’，見《北山經》‘大咸之山’注。《説文》云:‘虫，一名蝮。’‘虺，以注鳴。’是虫、虺非一字，與郭義異也。”可以看到，與吴任臣《廣注》的廣徵博引不同，郝懿行的《山海經箋疏》則更注重對名物的訓詁和考證。綜上所述，毕沅《山海经新校正》和郝懿行《山海经笺疏》雖然在注解内容和風格方面各有側重，但二書均繼承了清初以來吴任臣《廣注》重考據的學術傳統，均采用了先郭璞注、再徵引疏證的注解體例，且二書所附山海經圖144幅也都是以吴任臣《山海經廣注》康熙六年（1667）圖本爲摹本的。今天看來，吴任臣的《山海經廣注》在郭璞《山海經注》的基礎上所作的一系列成就，給後世特别是清代的《山海經》研究者們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直接影響了畢沅《山海經新校正》和郝懿行《山海經箋疏》等的産生，在《山海經》研究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學術價值。如果説以郝懿行爲代表的以考證注疏爲主的乾嘉學者們*終將清代的《山海經》研究推向一個全新的頂峰的話，那麼吴任臣及其《廣注》則是這一學術源頭的開啓者。這一時期《山海經》的其他注本，如汪紱的《山海經存》、王念孫的《山海經校注》等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吴任臣《山海經廣注》的影響，不一而舉。當然，吴任臣《廣注》的不足也很明顯，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對此書有一個很公允的評價:是書……雖嗜奇愛博，引據稍繁，如堂庭山之黄金，青邱山之鴛鴦，雖販婦傭奴，皆識其物，而旁徵典籍，未免贅疣，卷首冠雜述一篇，亦涉冗蔓。然掎摭宏富，多足爲考證之資。紀昀之後，阮元在《山海經注序》中説:“吴氏《廣注》徵引雖博而失之蕪雜。”郝懿行在《山海經箋疏序》中也説《廣注》“徵引極博，泛濫於群書”。袁珂《山海經校注序》也説:“吴閎博而曼衍。”從上述評價可以看到，吴任臣的《廣注》很多地方存在“引據稍繁”、“贅疣”、“冗蔓”、“蕪雜”等缺陷，但作爲郭璞《山海經注》之後*部《山海經》的注解本，對後人研究整理《山海經》具有非常深遠的意義。另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記載:“舊本載圖五卷，分爲五類。曰靈祇，曰異域，曰獸族，曰羽禽，曰鱗介。”由此可見，《四庫全書》所采用的《山海經廣注》本還附有圖，之所以未録是因爲“其説影響依稀，未之敢據”，因此“惟録其注，圖則從删”。因爲我們采用的底本是《四庫全書》本，因此也只録注，圖則從略。五《山海經廣注》成書于清康熙五年（1666），康熙六年（1667）初印，此後的《山海經廣注》主要有乾隆四十六年（1781）四庫全書本、乾隆五十一年（1786）金閭書業堂本、乾隆五十一年（1786）佛山舍人後街近文堂本以及咸豐五年（1855）四川順慶海清樓本。據馬昌儀先生《明清山海經圖版本述略》《西北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一文的記述及對有關文獻資料的查閲，康熙六年（1667）本、四庫全書本以及金閭書業堂本屬書院本、官刻本，而佛山近文堂本與四川順慶海清樓本圖像較爲粗糙，且書中文字多有訛誤，屬民間刻本。除四庫全書本未録《山海經圖》外，上述其他各本均含《山海經圖》五卷共144幅。另外，據吴超《清初學術視野下的〈山海經廣注〉研究》一文介紹，2008年3月，在北京國際飯店舉行的“嘉德四季第十三期拍賣會”上展出了吴任臣《山海經廣注》“康熙丙子”（1696）本的拍品。據賣方介紹，此書十八卷，圖五卷，另外包括《讀山海經語》一卷、引用書籍一卷、《雜述》一卷，爲康熙年間刻本，四冊一函。其封面印有:“康熙丙子新鐫”、“太史吴志伊先生輯”、“增補山海經廣注”、“本衙藏板”。可惜此本不知流落何處，一時難以查找。《山海經廣注》自問世以來，雖然輾轉刻印，但研究者甚少，以前未見有人點校整理過。本次點校整理，以《四庫全書》本《山海經廣注》作爲底本，以乾隆五十一年（1786）金閭書業堂刻本作爲校本，整理内容包括三項:一是文字的標點；二是文字的校勘；三是有關資料的彙編。在整理過程中，主要遵循以下原則:（一）凡底本有訛、脱、衍、倒者，一律校改後出校，底本與校本有異但两通者，亦出校，但不改底本；底本不誤，校本誤者，概不出校。（二）本書以繁體排版，文字基本依據底本原貌，文中避諱字如“胡”、“夷”、“戎狄”等空缺、墨圍、墨丁者，一律補其字，不出校。另，爲避孔子諱，校本“丘”大多作“邱”，底本則大多用原字，也一律維持底本原貌，不出校。（三）書中所提及版本，校勘除*次出現用全稱外，一律用簡稱，如“乾隆五十一年（1786）金閭書業堂刻本”簡稱“金閭書業堂本”。（四）凡底本校本文字相同但文意不通者，參校原文出處或《山海經》其他注本改正，并出校。（五）資料的彙編主要是自漢代劉歆以來至吴任臣《山海經廣注》有關《山海經》的序、跋、提要等，作爲“附録”附在書末，以時代先後爲序。在點校整理本書的過程中，力求實事求是，訂訛補闕，以期更好地爲讀者所用，但由於個人學識淺陋，難免力不從心，對書中一些疑難和没有解決的問題，還有待將來補充和修改，敬請讀者和專家惠賜批評，匡其不逮！卷一南山經《南山經》之首曰山。任臣案:今本作“鵲”，《三才圖會》有鵲山之神，即此山也。又濟南汝寧、太原順德皆有鵲山，《搜神記》:“仲子隱于鵲山。”蓋濟南鵲山。《通鑑》:“李世民與竇建德戰，西薄汜水，南屬鵲山。”汝寧鵲山也，非此。其首曰招摇之山，任臣案:王崇慶《釋義》云:“既曰鵲山，又曰其首曰招摇之山，是一山而二名，或兩山相並也。”任昉《述異記》曰:“招摇山亦名鵲山。”臨于西海之上，郭曰:“在蜀伏山山南之西頭，濱西海也。”多桂，郭曰:“桂葉似枇杷，長二尺餘，廣數寸，味辛，白花，叢生山峰，冬夏常青，間無雜木。《吕氏春秋》曰:‘招摇之桂。’”任臣案:《王會解》“自深桂”注:“自深，南蠻也。”《楚辭》:“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山海經圖贊》曰:“桂生南裔，拔萃岑嶺，廣莫熙葩，凌霜津潁，氣王百藥，森然雲挺。”多金、玉。有草焉，其狀如韭，郭曰:“璨曰:‘韭，音九。’”《爾雅》云:“霍山亦多之。”而青華，其名曰祝餘，郭曰:“或作桂荼。”食之不饑。任臣案:《駢雅》曰:“祝餘，療饑草也。”徐氏《蹇修賦》云:“采石蕈以夕春兮，羞祝餘以鼂餔。”《圖贊》云:“祝荼嘉草，食之不饑。”即此。有木焉，其狀如榖而黑理，“榖”，原作“穀”，據乾隆五十一年金閭書業堂刊《山海經廣注》本（以下簡称“金閭書業堂本”）改，下同。郭曰:“榖，楮也，皮作紙。璨曰:“璨”，金閭書業堂本作“粲”。榖亦名構。名榖者，以其食如穀也。”其華四照，郭曰:“言有光焰也。若木華赤，其光照地，亦此類也，見《離騷經》。”任臣案:梁簡文帝《相宫寺碑》:“四照吐芬，五衢異色。”《梁元帝集》:“苣亂九衢，花含四照。”又《啓》云:“昔住陽臺，雖逢四照。”李百藥《賦》:“玩四照於花叢。”庾子山《啓》:“花開四照，惟見其榮。”又詩:“五衢開辨路，四照起文烽。”王巾《頭陀寺碑》:“九衢之草千計，四照之花萬品。”《晋書》:“四照開春華，萬寶成秋實。”顧野王詩:“争攀四照花，競戲三條術。”王勃《乾元殿頌》:“四照霏紅間，靈葩于右墄。”王氏《華平頌》:“五衢四照，未數山經。”《韻府群玉》云:“即若草木，其光四照。”本此。其名曰迷榖，任臣案:吴淑《木賦》:“迷榖四照之異，文玉五色之奇。”《駢雅》曰:“迷榖四照，楊榣七脊。”《述異記》云:“迷榖出招摇山。”《事物紺珠》云:“迷榖如楮而黑理。”王世貞《騷》曰:“佩迷榖之璀琅兮，“璀”，原闕，據金閭書業堂本補。修途向乎叢林。”吴國倫《書》云:“疑網暫撤，迷榖在躬。”《圖贊》曰:“爰有嘉樹，産自招摇，厥華流光，上映垂霄，佩之不惑，潛有靈標。”佩之不迷。有獸焉，其狀如禺而白耳，郭曰:“禺似獼猴而大，赤目長尾。今江南山中多有，説者不了此物名禺，作牛字，圖亦作牛形，或作猴，皆失之也。禺字音遇。”伏行人走，其名曰狌狌，食之善走。郭曰:“生生，禺獸，狀如猿，伏行，交足，亦此類也。見《京房易》。”任臣案:《淮南·萬畢術》曰:“婦終知來，狌狌知往。”《王會解》:“州靡以費費，都郭生生。”即狌狌也。《太微經》曰:“狌染齒于酒，忘其努取。”《圖贊》曰:“狌狌似猴，走立行伏，櫰木挺力，少辛明目，蜚廉迅足，豈食斯肉？”麗之水出焉，郭曰:“音作几。”而西流，注于海，其中多育沛，郭曰:“未詳。”佩之無瘕疾。郭曰:“瘕，蟲病也。”任臣案:《内經》:“癥瘕之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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