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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学者、诗人。199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主持过十年之久的“当代汉语贡献奖”。著有《非常道》、《中国男》、《老子传》、《大民小国》等。多年来，致力于社会重建和经典社会化的相关工作。李克，出版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负责《国务院古籍整理简报》的编辑和出版。现任北京崇贤馆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编辑。先后策划并主编的出版项目有《唐宋八大家全集》、《康熙字典》、《说文解字》、《中国书法全集》、《百衲本二十四史》、《中国通史》等。
《周易》《尚书》《诗经》《论语》《孟子》《庄子》《墨子》《荀子》《管子》《道德经》《韩非子》《大学·中庸》
原文:甄选经典底本，再现古文风范。译文:参考通行译本，白话流畅通达。和解:遴选中外典籍，汇注思想源流。
近代以来，自科举废，我国精英失去基本认同；科学昌明、现代化日亟，民众失去自足自信之基。中国为现代化大潮裹挟，呈现空前的断裂。至于今日，复古的呼声、读经的运动层出不穷，以图救济。遗憾的是，在所有传统文明经典中，恰恰是中华古经，始终没有完成社会化、大众化和生活化，没有还给它的人民。这本是国家工程，民族的精英、仁人志士们的工作或使命。如公元90年的亚美尼亚理事会、公元397年迦太基宗教会议，《圣经》的《旧约》和《新约》先后得到确认和尊崇；而几乎同一时代的公元175年，中国东汉官定的儒家经典以石碑的形式确定下来供士子参学，即“熹平石经”。
经典的译解和社会化是共识，非一人一家之私。公元前250年，圣经的希腊文翻译团队有七十位之多。“和合本”中华《圣经》，则起源于1890年在上海举行的传教士大会，会中各差会派代表成立了三个委员会，各自负责翻译官话（白话文）、浅文理及深文理（文言文）译本。至于佛经，自汉末至北宋（公元2世纪末至11世纪中）前后近九百年，在这么长时间差不多完全采用一种叫做“译场”的方式，即集合一大群人在严格的分工制度下从事翻译工作。至于今日，这些集体的智慧仍是文明的不刊之典。
中华古经在一百年来有识之士“整理国故”中积淀出丰富的材料，是到了整理出来还给大众的时候了。
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曾建议:中国旅馆的床头柜上放一部《四书》，如同日本人摆放佛经，而不是学着西方人，放一本《圣经》。“摆一部《四书》总有人会翻两句，得一句有一句的好处。”他希望现代中国学者能花点时间为大众整理古籍，“使一般读者对中国的文化变迁，历史、文学、宗教、艺术，都有大概的了解”。
此即《东方圣典》之缘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