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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淏，清代园艺学家，我国重要的园艺学古籍《花镜》的作者。《花镜》一书是我国较早的园艺学专著，全书六卷，约1万字。
“艺术文献集成”搜集中国古代艺术方面的经典原著，以可靠的版本为底本，并予以重新校点整理，本书即是其中的一种。本书是我国较早的园艺学专著，全书六卷，约1万字。卷一为栽花日历，卷二为深花十八法，卷三至五分述352种，花卉生卡习性及用途，卷六为昆虫类考。
《花镜》是一部关于传统园林艺术的撰著。汇集6种版本，精心校勘，附和刻本版画300余幅。
成书于清康熙年间的《花镜》是一部关于传统园林艺术的撰著。根据作者《自序》，可知是在其对‘园林花鸟’诸事有过详尽亲身实践或调查了解，对艺园之道亦颇有独得之秘后，为使‘人人尽得种植之方’而撰就的。全书凡六卷。卷一作‘花历新裁’，对全年占候情况进行了介绍，并就每月在分栽、移植、扦插、接换、压条、下种、收种、浇灌、培壅、整顿等方面的工作做了具体而细微的罗列。卷二为‘课花十八法’，系统记述了观赏花木的栽培原理和管理方法。卷三至卷五分‘花木类考’、‘藤蔓类考’和‘花草类考’，对涉及园艺的近三百种植物的名称、形态、习性、産地、用途及栽培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系统介绍。卷六所附为禽鸟、兽畜、鳞介、昆虫等观赏动物。从作者的叙述过程和结构来看，卷二的篇幅尽管偏少，却是全书*为核心的部份。该卷不仅从科学的角度阐释了诸如‘人力亦可以夺天功’之类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观点，卷末所附数则‘花间日课’、‘花园款设’和‘花园自供’，对作者徜徉花镜的生活进行了粗线条的描述，在无意间却也流露出一种遗留自晚明时期崇尚山居闲赏的‘隐君子’气息，成为中国传统农书中‘山居系统’特征的重要例证，同时也是对中国传统造园艺术，尤其是游艺和陈设造物艺术方面的概要总结。
《花镜》一书的作者，在以往的介绍中多作‘陈淏子’，但根据其同时期后辈文人，尤其是方象瑛撰《扶摇陈先生暨元配戴孺人合葬墓志铭》中‘扶摇先生……讳淏，字爻一，号扶摇’的记载，以及其长子陈枚辑《留青新集》中收录陈扶摇撰著的《贺张邹彦五袠寿序》、《答聘启》、《贺笠翁六袠举第六子启》等数篇轶文，其作者署名均作‘陈淏扶摇’或‘陈淏爻一’，由此可知《花镜》作者署名作陈淏较为恰当。另一方面，经由今人诚堂、王建等先生考证，一直以来或由《自序》所称‘年来虚度二万八千日’之句稍加推算得出的作者生年，或以‘始末不详’带过的作者生平，也可自林云铭撰《寿陈扶摇先生七十序》和方象瑛撰《扶摇陈先生暨元配戴孺人合葬墓志铭》两文知其大概。据《寿序》载‘今上御极之二十有三年……为扶摇先生侑古稀之爵’，因此得知陈淏于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虚岁七十，故其生于明万历四十三年（一六一五）。《墓志铭》曰‘康熙癸未年十月……将奉两尊人柩合葬陆家坳祖茔南山之阳’，可知陈淏卒于康熙四十二年（一七〇三），寿高八十九虚岁。
《花镜》自付梓以来，一直只在坊间传刻，其装订方式或作一册、二册、三册、四册、六册不等，且其具体刊刻时间跨度较大，刊刻地点也较多，版本十分芜杂。根据酆裕洹、伊钦恒、肖克之等先生的整理，以及各大图书馆藏书目录，除去未注明刊刻地点者，可知《花镜》自清初刊行直至民国时期的版本不下数十种，现择要罗列如下:
①金阊书业堂《花镜》木刻二册（康熙二十七年，一六八八）。
②善成堂《花镜》木刻二册（康熙二十七年，一六八八）。
③文会堂《花镜》木刻四册（康熙二十七年，一六八八）。
④文治堂刊本（康熙二十七年，一六八八）。
⑤日本京都林权兵卫刊刻平贺源内校正六册（安永二年，一七七三）。
⑥芸生堂《秘传花镜》木刻六册（乾隆四十八年，一七八三）。
⑦慎德堂《花镜》木刻四册（乾隆四十八年，一七八三）。
⑧文德堂《秘传花镜》木刻四册（乾隆四十八年，一七八三）。
⑨藻文堂刊本（乾隆四十八年，一七八三）。
桂林堂刊本（乾隆四十八年，一七八三）。
大文堂《秘传花镜》木刻四册（乾隆年间）。
日本皇都菱屋孙兵卫刊刻平贺源内校正本（文政元年，一八一八）。
日本皇都书林文泉堂、花说堂、五车楼合梓《秘传花镜》补刻平贺源内校正六册（文政十二年，一八二九）。
扫叶山房《秘传花镜》木刻六册（同治八年，一八六九）。
万卷楼藏板《群芳花镜全书》木刻六册（同治八年，一八六九）。
上海书局《群芳花镜全书》石印四册（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
汉口四官殿炼石书局《秘传花镜》石印六册（民国二年，一九一三）。
上海炼石书局《秘传花镜》石印二册（民国二年，一九一三）。
上海沈鹤记书局《群芳花镜全书》石印一册（民国三年，一九一四）。
锦章书局《绘图园林花镜》石印一册（民国三年，一九一四）。
上海中华新教育社《绘图百花栽培秘诀》石印二册（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
大美书局《群芳花镜全书》排印一册（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
上海沈鹤记书局《群芳花镜全书》石印一册（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
日本东京弘文堂书局《秘传花镜》排印杉本行夫翻译本一册（昭和十九年，一九四四）。
笔者先后查閲的则主要有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藏金阊书业堂刻本（下文简称‘书业堂本’）、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秘传花镜》六卷（收入《续修四库全书》子部*——七册，未署明版本，具体行文与书业堂本无异，下文简称‘复旦本’）、湖南图书馆藏《秘传花镜》六卷（牌记题名《花镜》，未署刊刻处所，下文简称‘湘图本’）、故宫博物院藏文会堂刻本（下文简称‘文会堂本’）、日本早稻田大学藏文泉堂、花说堂、五车楼合刻本（下文简称‘和刻本’）、苏州市图书馆藏万卷楼清刻巾箱本（下文简称‘万卷楼本’）等几种。
其中，书业堂本、湘图本、文会堂本、和刻本的作者自序均署‘康熙戊辰’，独万卷楼本署‘乾隆癸卯’，加之和刻本牌记栏外顶眉处标注‘文政十二丑年补刻’、万卷楼本牌记标注‘同治八年新刊’的字样，可知二者具体刊刻年代。此外，尽管书业堂本、湘图本、文会堂本均未注明具体刊刻场所和时间，然其正文中数处‘历’字均无避讳，故为各家公认是早于乾隆的康熙刻本。又，文会堂本还出现了部份段落错乱以至与目录不能对应的情况，在整体秩序上稍逊于书业堂本和湘图本。而且，从书业堂本、湘图本与文会堂本所附版画刻划的整体水平来看，不仅可以看出湘图本与书业堂本的承继关系，二者也远较文会堂本要早。
结合本书的版本源流情况和笔者接触到的学术资源，此次点校以书业堂本同时参閲湘图本为底本（下文并称‘书业堂本’），参校了文会堂本、和刻本、万卷楼本。在本书的校勘过程中，凡底本正确而校本有误者，一般不出校记，然底本和校本虽有异处，又有不同含义者，亦列入校记。另外，具体到对校工作中，诸如‘日’‘曰’、‘己’‘巳’等明显错讹或误植之处，一律径改而不出校记；而其中另有别意，或参考他著进行校正者，则于校记中予以帮助，一则却掠美之嫌，一则资读者自行参考、取用。
另外，《花镜》所附各类花木、藤蔓、花草和禽鸟、兽畜、鳞介、昆虫等版画，历来便是本书重要的组成部份，前述几种此次点校所采用的版本中，底本书业堂本和校本文会堂本、万卷楼本均收图凡一百四十八帧，独和刻本收录三百二十四帧，且其版刻较为精细，因此将其进行适当修复之后再附于书后。
在这次点校工作中，参閲一九四九年来的整理和研究成果主要有:《花镜》（整理本，中华书局一九五六年版，下文简称‘中华本’）、《花镜研究》（酆裕洹编著，农业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下文简称‘酆著’）、《花镜》（伊钦恒校注本，农业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花镜〉伊校本拾遗》（孟方平撰文，载《中国农史》一九八七年第四期，下文简称‘孟文’）等数种。另外，复旦本、和刻本部份书页还有前人校读手迹，亦为此次校勘提供了帮助，在此一并帮助。
壬辰冬月抱风堂记于岳麓之阴
卷一
花历新裁
正月占验
九焦在辰，天火在子，地火在戌，荒芜在巳。以上四月所当忌者，每月须当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