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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瑗，字玉卿，徽州人。生卒年不详，大致生活于明代中叶的嘉靖王朝。师从明儒归有光，归有光对其甚为赞赏:“新安汪玉卿者，平生博雅，攻古文辞，恬澹自修，不慕浮艳，优游自适，无意功名，以著述为心。”“精五经，通六艺，能歌诗、古文辞，注‘李杜’、‘南华’文，注《离骚》。”（归有光《楚辞集解序》）有《楚辞集解》《李太白五言律诗辨注》《杜律五言补注》等著作。
《楚辞集解》是明代*有影响的一部楚辞著作。汪瑗集解，其侄汪仲弘补辑。收屈原作品二十五篇，宋玉等其他诸家不收。包括《离骚》两卷，《天问注补》两卷，《九歌》《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各一卷；另有《楚辞蒙引》两卷，《考异》一卷；前有归有光《楚辞集解序》、汪瑗《自序》、汪仲弘《楚辞集解补纪由》、《楚辞大序》、《楚辞小序》。《楚辞集解》表现出汪瑗独特的文学思想和批评方法，他重视文本阅读，主张以文本研究作品及作者；他不拘传统，提出新说。《楚辞集解》的解说带有鲜明的市民文化的思想倾向和开放的时代新风气，接受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表现出实学思潮的新特征。此次整理，以中国国家图书馆万历四十六年刊本为底本，以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本、四川省图书馆藏本为校本。
以万历四十六年刻本为底本，完整“补辑本”首次整理出版，《楚辞》研究必备。
一
《楚辭集解》是明代*有影響的一部《楚辭》著作。作者汪瑗，據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〇）《歙縣志》卷九《人物》所載:
汪瑗，字玉卿，叢睦人。邑諸生，博雅工詩，見服於弇州、歷下，著有《巽麓草堂詩集》、《李杜合註》、《楚辭註解》諸書。
汪瑗的生年不詳，生活時代大致處於明代中叶的嘉靖王朝。根據焦竑萬曆四十三年《楚辭集解序》:“君（汪瑗）既逝之五十年，其子文英欲梓行之，以公同好，而屬余爲弁。”萬曆四十三年爲公元一六一五年，“逝之五十年”上推，即汪瑗卒於嘉靖四十五年，即公元一五六六年。汪瑗的小兒子汪文英在萬曆四十三年所作《天問註跋》也敘述身世:“不肖夙遭憫凶，甫離襁褓，先人即捐館舍。”其父“中道摧折”，生壽不長，汪瑗或與嘉靖王朝相終始。
汪瑗生活的叢睦，屬明代商業*繁榮的徽州，亦商亦士的風尚十分顯著，與汪瑗同鄉，作過明朝兵部左侍郎的汪道昆就曾説:
新都三儒一賈……賈爲厚利，儒爲名高。夫人畢事儒不效，則弛儒而張賈。既側身餉其利，及爲子孫計，寧弛賈而張儒。一弛一張，迭相爲用，不萬锺則千駟，尤之能轉轂相巡。豈其單厚計然乎哉！（汪道昆《太函集》卷五十二《海陽處士仲翁配戴僅合墓志銘》）
汪瑗的家族背景也多相似，其姪汪仲弘有述:
當先王父時，囊槖稍饒，首以詩書爲吾宗掃雲陸。大父承先志，凡古圖書經傳，不靳傾貲蓄之。伯父瑗，幼而穎，治經餘暇，肆其力於藏書，弗令太父知也。毘陵、震澤時以經術擅海内，大父飾羔雁，俾從之游。（汪
仲弘《楚辭集解補紀由》）
看來，汪氏家族嚮學主要是從祖父時代開始的，其父東山先生（《楚辭蒙引》“藑茅”條:“先君東山先生嘗傳其説”。）大力推揚，不僅大力建置“圖書經傳”，還送汪瑗兄弟師從名儒歸有光，這一年大概是嘉靖十九年（一五四〇），所謂“庚子，公（汪瑗）從太僕居鍾山”，（汪仲弘《李杜五言律註述》）期望兄弟二人能就“經藝顯”。可是，汪瑗兄弟嚮往“詩、古文辭學”，無意功名。“學就而返”後，遭到了父親的責備。於是汪珂“挾筴而賈游”，作了商人。汪瑗“屈首經藝，試數冠諸生”，參加科舉，但*終仍“不得於時”，“未嘗掛尺組，沾斗祿”。（汪文英《天問註跋》）也就是四十歲左右，汪瑗作出大膽絶意科舉仕進的行動:“又憤脩文不逹，四十空馳，深負庭幃，夜起燃燭，取舉子業，悉付祖龍。”（汪仲弘《李杜五言律詩註述》）
歸有光對汪瑗甚爲讚賞，敘述學業之事:“新安汪玉卿者，平生博雅，攻古文辭，恬澹自修，不慕浮艷，優游自適，無意功名，以著述爲心。”“精五經，通六藝，能歌詩、古文辭，註《李》《杜》、《南華文》，註《離騷》。”（歸有光《楚辭集解序》。）歸有光所言汪瑗註《南華》，今不可見。註《李》《杜》則爲兩書。黄虞稷《千頃堂書目》卷三十二:“汪瑗《李太白五言律詩辨註》。”萬斯同《明史》卷一百三十七:“汪瑗《李太白五言律詩辨註》。以李诗之合唐律者为正律，合古律者为變律，故曰辨註。又有《杜诗律註》与并行。”《杜诗律註》今作《杜律五言补註》，見於馬同儼、姜炳炘《杜詩版本目録》，北京大學圖書館有藏，臺灣大通書局一九七四年影印《杜詩叢刊》收入。所註《離騷》，則指汪瑗所著《楚辭集解》。歸有光《楚辭集解序》作於嘉靖戊申二十七年，即公元一五四八年。則上述汪瑗著述當完成於是年之前。只是至今傳世僅《楚辭集解》、《杜律五言補註》二種。《李太白五言律詩辨註》現存於日本内閣文庫，以《李詩五言弁律》一卷著録，“編者汪瑗，校訂者汪仲弘”，明萬曆四十一年。
《千顷堂書目》卷二十七另著録“汪瑗《巽麓草堂詩集》”，今亦不存。不過，有幸還能在清人閔麟嗣所撰《黄山志》卷六看到汪瑗《天都詩》一首及參與天都詩社的文學活動。陳有守的《天都社盟詞記載了這次結社活動:“嘉靖壬寅（一五四二）秋月，有守與王子亮卿過鄭子思祁高唐西望兹山，悠然興懷，倡興雅社。折簡同志，期以九月登高修好。於時踐約者凡十有六人:爲程子自邑、江子廷瑩、民璞、余子復初、汪子玉卿、王子子容、方子際明、子瞻、定之、鄭子子金、文仲、思道、程子汝南、亮卿、思祁及有守從焉。”《天都詩》可能是汪瑗參加這次活動留下的作品:“青壁高千尺，黄山*峰。芙蓉落天鏡，丹雘耀雲松。石室留僊竈，金沙駐玉容。倘從軒後去，白日駕飛龍。”
二
《楚辭集解》是汪瑗*重要的代表性著作，全書僅及《楚辭》屈原作品二十五篇，宋玉以及漢代諸家概被删除。包括《離騷》卷，分为两部分，《九歌》、《九章》、《遠游》、《卜居》、《漁父》各自爲卷。《天問》因有萬曆四十三年刻本和四十六年刻本兩個系統，内容分卷皆有不同。初刻本以《天問初解》一卷，四十六年刻本則有《天問註補》上下两卷。所以舊時書目著録《楚辭集解》十五卷，或八卷，略有差異，或因其書著録計卷方法各有不同。其書另有《楚辭蒙引》卷上、卷下，《考異》一卷。又輯録前人有關《楚辭》總論、書序，爲《楚辭大序》，有關楚辭各篇評論、題解，則題爲《楚辭小序》。
書名集解，或是因爲輯録了古代各家《楚辭》相關序論，汪瑗解説屈原各篇詩歌，採録和借鑑古代*重要的王逸、洪興祖、朱熹三家楚辭學著作。汪瑗在《楚辭考異》序中説:“屈子著此辭以來，千有餘年矣。劉向校定之後，訓解者十數家，俱漫不復存，無所取證。予家所藏，僅有東京王逸《章句》、丹陽洪興祖《補註》，及吾鄉先正朱子《集註》而已。然其間文字多有異同，雖三家於本章之下略載其説。彼此各有遺漏，不能備詳。故予於《集解》之内頗擇其文從字順意義明暢者而從之，餘者皆删去，不復綴之於各章之下，恐其繁蕪，不便觀覧。”比如，《離騷》:“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虙妃之所在。”汪瑗:“按:虙妃，王逸以爲神女，是矣。《洛神賦》註以爲伏羲氏女，洪氏引之，朱子從之。王逸又謂蹇脩爲伏羲氏之臣也。班氏《古今人表》亦載之。蓋後世註此者，以虙妃爲伏羲之女，故遂以蹇脩爲伏羲之臣。王逸得此而失彼。朱子既辯蹇脩爲羲臣之非，而《集註》又解虙妃爲羲女，亦得彼而失此也。若按下文佚女爲高辛之妃，二姚爲少康之妃，則此虙妃爲伏羲之妃也，非女也。”不過，汪瑗的解説，常常對諸家多有辨正。比如離騷“欲從靈氛之吉占”章:“王逸曰:‘言己欲從靈氛勸去之占，則心中狐疑，念楚國也。’五臣曰:‘言己欲從靈氛勸去之占，則心中狐疑，不忍去忠直也。’洪氏曰:‘靈氛之占於異姓則吉矣，在屈原則不可，故猶豫而狐疑也。’俱非是，詳下文。巫咸告以吉，故之後實嘗遠去。其篇末雖有舊鄉之悲，而亂辭又旋復言，其何必懷乎古都以終之。孰謂屈子無遠去之志？孰謂屈子遠去之爲悲哉？”
《楚辭集解》特色鮮明，表現出獨特的《楚辭》文學思想和批評方法。作者汪瑗重視文本閱讀，主張以文本研究作品，研究作者及其思想情感。他説:
後世之註《楚辭》者，不以《楚辭》註《楚辭》，而以己意註《楚辭》。論屈子者，不即屈子之言論屈子，而以己之聞見論屈子。拘拘以同姓言之，其知屈子也亦淺矣，其觀楚辭亦疏矣。（《離騷》“欲從靈氛之吉占”章）
......（因字数限制，此处省略部分内容）
《楚辭集解》接受西方科學技術的時代風氣，主要反映在萬曆四十六年刻本收入的汪仲弘的《天問註補》中。《天問註補》在解説《天問》之時，全書先後繪制十幅圖:《圜則九重圖》、《南北二極圖》、《山海輿地全圖》、《十二支宫屬分野宿度圖》、《日月五星周天圖》、《太陽中道之圖》、《太陰九道之圖》、《列星圖》、《明魄晦朔弦望圖》、《古今州域新舊河道輿圖》。汪仲弘在《凡例》中解釋圖的來源:“今即保章之所頒布，與群書之所繪行明以示人者，共分十圖，倣以繪之。”書中也多以天文、律曆、地理、輿地、州域等自然科學知識解説，這在《楚辭》研究中也可謂之創舉。姜亮夫先生評價説:“古今考論屈賦，尚未見專圖……皆有蓽路藍縷之功。”（姜亮夫，《楚辭書目五種》，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新版，第四○一頁）在這些圖示之中，《天問註補》還引入西方天文學知識，《圜則九重圖》、《山海輿地全圖》等就是直接採用利瑪竇的繪圖及其解説。“自昔言天者，以天爲陽數之極，類以九稱之。其稱九重也，從無九層隔别之説，亦無各重稱謂之名。自利山人以西庠天文傳于中國，喜異者爲之繪圖以行。然古有回回九執曆，亦入靈臺，而耶律諸人亦自夷産，則此西庠所傳或一道也。因依式繕圖，附其説於後。”汪仲弘交待《九重天圖》來自利馬竇所傳天文學説。書中還直接引用了利瑪竇的“圖説”:“余嘗留心量天地法，從大西庠天文諸士討論已久，兹述名數以便覧焉。或問地球必九重天之星遠大幾何？……”《明史•天文志》也載述了西洋學説的傳入，并説:“《楚詞》言‘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渾天家言“天包地如卵裹黄”，則天有九重，地爲渾圓，古人已言之矣。西洋之説，既不背於古，而有驗於天，故表出之。”(張廷玉等撰《明史》二，中華書局，一九七四，第三四○頁)四庫館臣在利瑪竇乾坤體義提要中言其與《天問》相同之處:“以七政、恒星天爲九重，與《楚辭•天問》同。”（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一九六五年，第八九四頁）汪仲弘又在“九天之際”問後説:“邵子之説固是。但天地自相依附之外，又何所倚耶？其氣無涯，而無涯之外又何如耶？宋儒徒以理言，亦不能使人昭然也。非獨不能使人昭然，吾恐宋儒徒能言之於口，亦未能飛出乾坤之外以觀覽之，又安能豁然於心也。”這種“乾坤之外”的“觀覽”，正是西方自然科學的傳入帶來的視野，在《楚辭》研究中顯示出的新時代氣息。
不過，《楚辭集解》的新説中確有不少缺乏事實根據的主觀推測，甚至毫無依據質疑文本，擅自徑改文獻，以發揮自己的闡釋。如:離騷“路不周以左轉兮”，他認爲:承前“赤水”而言，“謂既行此流沙無所遇矣，遂循乎赤水之南，又無所遇矣。於是又從右轉於東北二方以求之，將復歸於西方焉。舊作‘左轉’，非是。”於是，他就直接將《離騷》此句文本改爲“路不周以右轉兮”。《懷沙》“常度未替”，直接將“未”改作“永”字。《悲回風》直接將“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萬變其情豈可蓋兮，孰虚僞之可長”四句，由原來第二章移爲第三章。他的理由很簡單:“此簡舊在首章後，今按宜在此，蓋承上章末句而言也。”三
......（因字数限制，此处省略部分内容）
國内整理出版的楚辭集解，是由董洪利先生點校，北京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簡化字排印本。據該書《點校説明》:“整理以日本上野圖書館藏本爲底本，參校了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萬歷四十六年本。”將汪仲弘《天問註補》二卷抽出，認爲“不宜載在汪瑗《集解》中”，而將“汪瑗天問眉批”從“萬曆四十三年本録出”，附録書末。這對當時國内學界研究需要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因爲明刊本或日本刊本當時國内流傳都還太少。現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續修四庫全書》都出版了以浙江圖書館所藏萬曆四十三年刻本爲底本的影印本。或許各家都因萬曆四十三年汪文英初刻本爲汪瑗《楚辭集解》原刻二對其十分尊重，但是萬曆四十六年補輯本畢竟是一個客觀存在的本系統。特别是它才收録的歸有光《序》、汪瑗《自序》、汪仲弘《紀由》幾篇序文，涉及有關汪瑗家世、著述，《楚辭集解》的成書經過、著書宗旨等等，都具有不可取代的文獻價值，值得保持一個獨立完整的版本面貌。汪仲弘的《天問註》補雖非汪瑗《天問》註，但如何判斷與汪瑗註解之間的相互聯繫，並且反映出特定時代的學術風氣，學術界至今也只能從前人的引述中窺得一鱗半爪，有的甚至因以致誤。因此，整理出版一部完整的補輯本的《楚辭集解》是有意義的。當年師從湯炳正先生治《楚辭》，《楚辭集解》是我的學位論文課題，當時的基本文獻是王利器先生從日本帶回的株式會社同朋舍出版的《楚辭集解》。後來因爲課題需要，先後去北京、上海、杭州校讀，又核對過四川省圖書館藏本。一九九三年，湯先生主持，邀請全國楚辭學界參與編纂《楚辭文獻叢書》，我即負責《楚辭集解》點校整理。可是叢書*終未能出版，也就一直擱置下來。
二〇一五年，我以《楚辭集解版本文獻研究》申請了教育部規劃課題，獲得批准立項，適逢黄靈庚先生主持上海古籍出版社《楚辭要籍叢刊》，納入計劃。這次整理以中國國家圖書館萬曆四十六年刊本（十六册本）爲底本（簡稱國圖本），以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本（簡稱美國會本）、四川省圖書館藏本（簡稱川圖本）爲校本，并參考了國圖所藏汪仲弘《天問註補》單行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本（簡稱初刻本），日本株式會社同朋舍整理本(簡稱京都本)，以及董洪利點校北京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本（簡稱董本）。凡底本不誤，他本有誤者，原則上皆不出校記，異文出校，特殊情況略作説明。另外《楚辭集解》中有些詩句的個别文字，與歷代傳本不同，也不見於洪興祖《考異》。如《離騷》“矯菌桂以紉蘭兮”，傳本“蘭”作“蕙”；《惜誦》“吾義先君而後身兮”，傳本“義”一般作“誼”，等等，爲保存刻本面貌，均未改動。爲反映底本原貌，異體字、俗體字、古字等，酌情保留。
整理此書，當然不能忘懷湯炳正先生當年引領教導，四川大學道教與宗教文化研究所查常平博士當年爲我全文翻譯小南一郎先生《楚辭集解•解説》，還要感謝給予我整理此書幫助的任利榮博士，張廷銀先生查缺補遺，王小盾教授在美國國會圖書館查閲材料。在美國的女兒熊穎申請得到美國國會圖書館支持，提供了《楚辭集解》藏本資料。這次整理，應出版社要求，在原書複印本上標點。我和博士研究生肖嬌嬌、牟歆一起，在我原來完成舊稿基礎上重新標記，終於完成了多年以來的夙願。限於學識水平，整理點校中一定還存在不少錯誤，敬請讀者批評指正。
熊良智
二〇一六年夏，識於成都狮子山閑靜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