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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觉弘，原名黄珏，生于1970年，湖北石首人。文学博士。现为江汉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春秋》学研究，已发表论文四十余篇。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唐宋佚著研究》系统梳析唐宋《春秋》著述情况，主要探讨中晚唐李瑾、陈岳，宋初三先生孙复、胡瑷、石介，庆历学者李尧俞、孙觉，伊洛学派程颐、刘绚、杨时，程门后学胡安国、王葆、程迥，以及浙东学人项安世、薛季宣、吕祖谦诸家之《春秋》佚著佚说。研究皆从问题人手，通过辑佚考辨，获得大量新材料，并据此进行深入的个案分析和综合考论。或可为观察唐宋《春秋》学提供一个新视角，有助于尽量全面认识唐宋《春秋》学发展演变的历史实相。
与啖助、赵匡二人著述早佚不同，陆淳的《春秋》著述至今保存得比较完整，这在整个唐代经学家中也颇为罕见。陆淳《纂例》十卷相当集中地保存了啖赵学派的学术宗旨。据卷一自叙，书成于唐代宗大历乙卯（775），十卷共四十篇。第一篇至第八篇为卷一，是全书总义。第九篇至第三十五篇，是对《春秋》义例的具体分析。第三十六篇以下五篇是经传文字脱缪及人名国名地名。《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六说此书“其发明笔削之例者，实止中间二十六篇而已（按，指第九篇至第三十五篇）”①，认为最重要的部分是这二十六篇，这当然是一种偏见。现在看来，卷一的几篇提纲挈领，总论全书，才是最重要的部分。陆淳《春秋集传辨疑凡例》云:“《集传》取舍三传之义可入条例者，于《纂例》诸篇言之备矣。其有随文解释，非例可举者，恐有疑难，故纂啖赵之说著《辩疑》。”②可见《纂例》、《辨疑》皆是陆淳述啖、赵两家之说，很少有自己的论说。《微旨》一书则先列三传异同，参以啖赵之说，而断其是非，较多地有陆淳个人的见解。而于每条必称“淳闻之师日”，乃陆淳自明其学之所出，示不忘本也，不能全以为转述啖助之说。啖赵学派对传统《春秋》学有很大冲击，其议论之新异，影响之深远，于中唐《春秋》学中最为翘楚。首先，啖、赵认为三传均未达《春秋》深指、圣人笔意。三传学者认为通过以传逆经、依传达经的方法，可以把握《春秋》之“微言大义”，而且经过长时间的探究，都形成了权威性的结论和著述。如说《左传》者认为“《春秋》者，周公之志也”。说《公羊》者认为“夫子之作《春秋》，将以黜周王鲁，变周之文，从先代之质”。说《毂梁》者认为“夫子伤之，乃作《春秋》，所以明黜陟，著劝戒，成天下之事业，定天下之邪正，使夫善人劝焉，淫人惧焉”③。啖助则横扫三家，独标新义，“吾观三家之说，诚未达乎《春秋》大宗，安可议其深指？可谓宏纲既失，万目从而大去者也”④。啖助认为《春秋》之旨在于“救时之弊，革礼之薄”⑤，“参用二帝三王之法，以夏为本，不全守周典礼”①。啖助质难杜预说:“若然，则周德虽衰，礼经未泯，化人足矣。何必复作《春秋》乎？”②认为夫子是伤于周主威权不行，于是“下同列国，首王正以大一统，先王人以黜诸侯，不书战以示莫敌，称天王以表无二尊，唯王为大，邈矣崇高”③。而何休竟然说是黜周王鲁，自然荒谬无稽。至于毂粱家说明黜陟，著劝戒，更没有体现出《春秋》的微言大义，“粗陈梗概，殊无深指。且历代史书皆是惩劝，《春秋》之作岂独尔乎？”④正是历来相沿“《毂梁》肤浅”的论调。当然，啖助虽对三传都不满意，但在追求《春秋》深指上还是受到公羊学的影响较大，所谓“首王正以大一统”、“唯王为大”这些都是《公羊传》开宗明义的思想。赵匡则别著一理，说:“予谓《春秋》因史制经，以明王道。其指大要二端而已，兴常典也，著权制也。”⑤其次，啖助认为三传互有得失，《左传》叙事详备，《公》、《毂》二传则传经密于《左传》，同时穿凿附会也甚于《左传》。啖助认为，《左传》作者得到了丰富的史料，在作传时又广收博取当时文集杂书，虽然“是非交错，混然难证”，不过“其大略皆是左氏旧意，故比余传，其功最高。博采诸家，叙事尤备，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因以求意，经文可知”⑥，充分肯定了《左传》叙事的功绩。但《左传》叙事虽多，释义却少，又作传之人，“妄有附益，故多迂谈”⑦，甚至连原先没有的经义也强为解说，“遂令邪正纷揉，学者迷宗也”⑧。《公》、《毂》二传初亦口授，后人据其大义，散配经文，故多乖谬，失其纲统，“然其大指亦是子夏所传，故二传传经，密于《左氏》”⑨。密则密矣，其弊端亦由是而生，“随文解识，往往钩深，但以守文坚滞，泥难不通，比附日月，曲生条例，义有不合，亦复强通，舛驳不伦，或至矛盾，不近圣人夷旷之体也”，“二传穿凿，悉以褒贬言之，是故繁碎甚于《左氏》”⑩。应该说，这些都是切中肯綮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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