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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生卒年不详),名翟。春秋战国之际思想家、政治家。墨家学派创始人。宋昭公时曾为宋国大夫。早年曾习儒术,因不满其“礼”烦琐,另立新说,聚徒讲学,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身体力行,率徒奔波于齐、鲁、宋、楚、卫、魏等国,向王公大人,宣传其政治主张,制止了多次战争。其中以与公输般论战,止楚攻宋ZUI为著名。其学派具有严密的组织纪律,在当时为“显学”之一。《墨子》原有71篇,今存53篇,为研究墨子和墨家思想的基本材料。其他有关墨子言行的记载,散见于《荀子》《韩非子》《庄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
此本卷前有韩愈撰“读墨子”,言“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指出二者并为“显学”。目录后镌“明刑部河南清吏司郎中吴兴北川陆稳校行”。卷八、卷十五卷末中竖镌“嘉靖壬子岁夷则月中元乙未之吉芝城铜板活字”条记。末镌“嘉靖三十一年岁次壬子”。夷则月,乃孟秋之月。芝城为福建建宁府城之别称,即今福建之建瓯县。因知此本为明代中叶福建铜活字印本。此本自清代以来在版本学界享有盛名,《中国版刻图录》称此本“传世至罕,此为仅见之本”。
本书为《国学基本典籍丛刊》之一种,为了更好体现原本的效果,兼顾读者阅读体验,本书正文用70克黄胶、保留真灰印刷。数百年来底本流传的沧桑痕迹,藏书家印章、题跋等,均真实可见,层次分明。
本书装帧风格保持丛书的一致性,简单大方。定价低廉,使更多读者能够一睹善本风采。版心设计在遵照丛书编辑标准的基础上,做了适当调整,更加美观。页码用汉字置于书口下方,与底色对齐,这都是细节用心之处。在书前加入底本原书的收藏单位和板框尺寸,便于读者了解和著录相关信息。虽然是平装书,但仍然采用锁线胶订,利于长时间的保存,满足部分读者的长期收藏愿望。
一、版本源流
《墨子》是先秦墨家著作总集,创作于前五至前三世纪,经历漫长的传钞过程,先用竹简木片书写,用绳编连,各自独立成篇。先秦诸子著作,传到汉武帝(前一四〇——前八七在位)时,“书缺简脱”,丢失脱漏,“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建宫廷藏书制,设钞书机构,收诸子百家著作,充实收藏。公元前二六年,汉成帝(前三二——前七年在位)时,“以书颇散亡”,命刘向(前七七——前六)编校诸子。刘向卒,汉哀帝(前六——前一年在位)命刘向子刘歆承父业。汉宫收藏先秦《墨子》,是用先秦古文大篆钞写的简牍本,有篇无卷。经刘向、歆校定的《墨子》,转钞为用汉代隶书字体写的帛书,分十五卷。
《汉书?艺文志》著录《墨子》七十一篇,是汉刘向、刘歆校定汉宫藏简牍书。隋唐有钞本,宋有印本。《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马总《意林》、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焦竑《国史经籍志》等官私史志,著录《墨子》十五卷,是今本《墨子》的源出。明正统十年(一四四五)张宇初等奉命校刊《道藏》,据宋印本,录入《墨子》五十三篇,比《汉书?艺文志》著录七十一篇本,遗失十八篇,剩五十三篇,是以后各种版本的来源,从中可窥见墨学的全貌。以后校注《墨子》,以明刊《道藏》为底本。
二、篇目价值
《墨子》篇目分五组,有不同的价值和意义。*组墨经。《道藏》本《墨子》《经》(上、下)、《经说》(上、下)四篇,是狭义《墨经》。加《大取》、《小取》,共六篇,是广义《墨经》。《墨经》称呼见《庄子?天下》。《庄子?天下》:“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晋鲁胜注释狭义《墨经》四篇,称《墨辩》。胡适评价说:“《墨辩》六篇,乃是中国古代*奇书。”“到了今日,这几篇二千年没人过问的书,竟成中国古代的*步奇书了!”[1]
鲁胜《墨辩注序》:“《墨辩》有上下《经》,《经》各有《说》,凡四篇。”区分狭义和广义《墨经》,对文化史的研究,意义非凡。狭义《墨经》,完全从自然本身解释自然,不掺杂任何鬼神迷信,神秘因素,是彻底的无神论,纯粹的科学人文学知识,是墨学发展史上*的大进步和历史绝唱。胡适评价:“完全没有超自然的、甚至迷信的色彩。”“这些作品是一个科学时代的产物。”[2]
《墨经》专讲科学人文学知识。《经上》讲逻辑、哲学和科学知识,重要概念范畴的定义、划分,列举简单命题,《经说上》展开说明。《经下》讲逻辑、哲学和科学命题、定理、定律,揭示论证理由,论证理由浓缩为几个字,便于诵读记忆,《经说下》展开说明。
《墨经》从专讲逻辑、哲学和科学的意义上说,比同时代的其他任何典籍,都更有价值。《墨经》作为古代微型百科全书,涵盖各门科学,是墨学精华,全人类优秀遗产,有重要的现代价值。《墨经》是专讲逻辑和科学的元典。《墨经》文辞精练浓缩,产生于战国末。秦汉以后墨家中绝,《墨经》无人问津,成历史绝唱。
梁启超1920年冬,在清华大学讲授国学小史,讲完“墨家之论理学(逻辑学)”一节后感慨说:“只可惜我们做子孙的没出息,把祖宗遗下的无价之宝,埋在地窖子里二千年。今日我们在世界文化民族中,算是*缺乏论理(逻辑)精神的民族,我们还有面目见祖宗吗?如何才能够一雪此耻?诸君努力啊!”[3]
沈有鼎说:“《墨经》的逻辑学是中国学术史中光辉灿烂的一页。两千年长期停滞的封建社会抛弃了这一宝物,让它埋在泥里。”[4]1897年孙诒让致信梁启超,称对“《经》《说》诸篇,闳意妙旨,所未窥者尚多”。说《墨经》学问“赅举中西,邮彻旷绝,几于九译乃通”,学者“罕能尽逮”。鼓励梁启超从事《墨经》研究的“旷代盛业”。梁启超累积三十余年功力,著《墨子学案》和《墨经校释》,终在墨学研究史上树立丰碑。
从《墨经》内容看,是墨子后学,即后期墨家的作品。《墨经》综合融汇战国中后期百家争鸣思想成果。墨子死后,分散在各地的墨家学派,分裂为许多小派别、小团体,是相对独立、平等发展的不同学术群体,保持共同的“墨者”称号,遵奉共同的精神领袖墨翟,宗奉墨子学说(“兼爱”等),激辩各种学术问题。
《韩非子?显学》:“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后期墨家各派,集体编制《墨经》。《墨经》义理深湛,文字精炼,是学派内外反复争辩、切磋琢磨的结果。沈有鼎说《经》和《经说》四篇,是学术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东)北方之墨者”(居齐)的著作,即“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所著”,论据简括语用“说在”。《大取》和四篇明显唱对台戏,学说比较原始,涵义丰富,重形式的趋势较弱,是“南方之墨者”(居楚,河南南部)的著作,论据简括语用“其类在”。韩非子说,在以上两派之外,还有“相夫氏之墨”,这一派是西方之墨者(秦国墨者,简称秦墨),不愿意参加以上两派的争论,满足于《小取》完整而简明,但较晚出的辩学体系[5]。
第二组墨论,即墨子十大论题。《鲁问》:“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喜音沉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墨子游说各诸侯国君卿大夫,阐发治国方案、政治伦理思想。与《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十篇对应,墨子系统讲解,弟子记录整理。每篇分上、中、下,十篇分为三十篇,有遗失,存二十三篇,内容略同,墨者不同派别传本,后人编辑,是墨学的可靠资料。墨子后学分三派:南方楚国,东方齐鲁,西方秦国,传本不同。汉史学家刘向、刘歆校定《墨子》,成《尚贤》到《非命》十论篇章,是《墨子》论题,归类哲学、经济、政治、伦理、军事等,偏政治伦理。
第三组杂论。《墨子》开头一组,从《亲士》到《三辩》七篇,加《非儒下》,共八篇,是墨学杂论,为刘向、刘歆奉命编校《墨子》的结果,记载墨子政治伦理思想。杂论八篇,为“墨论”余义。《亲士》为《尚贤》余义,《法仪》为《天志》余义,《七患》《辞过》为《节用》余义,《三辩》为《非乐》余义。
第四组墨语。从《耕柱》到《公输》五篇,类似儒家经典《论语》,记墨子与后学和时人的对话,生动真实,妙趣横生,是墨子的言行录和传记资料,研究墨子生平的参考。
第五组墨守。从《备城门》到《杂守》十一篇,讲守城工程设施、武器装备、军事组织和战略战术,属军事学,用墨子和禽滑厘对话体裁写成。其中称“子墨子”十四次,称“禽滑厘”三次,称“禽子”八次,说明墨子大弟子禽滑厘,带门徒,称老师,编著“墨守”各篇论文。墨子和禽滑厘,在篇中都被称为“子”,可见其中有墨子再传弟子,禽滑厘弟子加工整理的痕迹,有战国中后期墨子再传弟子的补充,基本思想是墨子和禽滑厘的共同创造。用禽滑厘提问和墨子回答的形式,代表墨子思想。
墨家学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珍品,在世界文化体系中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产生极大影响,占有重要地位,对今人有非凡的启迪借鉴价值。墨翟倡导兼爱互利,人人平等,有明晰的人文精神。墨翟详论非命尚力的重大理论意义,批判传统天命论,命定论,主张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作用,积极认知世界,改造世界,实现理想。墨子后学诵《墨经》,概括科学知识,定义概念范畴,论证科学原理,有杰出的科学精神。
胡适说,《墨子》是当时“真正有价值的*著作”。[6]狭义《墨经》讲科学,为人类贡献宝贵知识遗产,是现实文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活水源头,是振兴中华,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百余年来,学人对墨学精义竞相深察,其崇高价值为世人认知。狭义《墨经》,是世界*的科学论著,巧传求故究原由,概括天人总规律,是墨学发展带新质的高级阶段,包含深厚的科学人文精神,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对今人有重要的启迪与借鉴价值。
此本为明嘉靖芝城铜活字蓝印本。钤有“平阳汪氏藏书印”“东郡杨绍和字彦合藏书之印”“东郡杨氏宋存书室珍藏”“东郡杨氏鉴藏金石书画印”“宋存书室”“张一麐”等印记。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孙中原
二〇一八年三月
[1]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七年版,第二二三、三一页。
[2]胡适:《先秦名学史》,学林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第五七页。
[3]梁启超:《墨子学案》,《墨子大全》第二十六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版,*四二页。
[4]《沈有鼎文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第三七七页。
[5]《沈有鼎文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第三九三页。
[6]胡适:《先秦名学史》,学林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第五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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