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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民，1962年南开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现任郑州大学殷商文化研究所所长、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副会长、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学会理事、（美国）美洲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顾问。讲授《尚书》研究等课程。
《尚书》是一部历史文献汇编，保存了大量弥足珍贵的先秦政治、思想、历史、文化诸方面的资料，但《尚书》文字却佶屈聱牙。《尚书译注》博采众家之长，注释时有新意，译文通顺畅达，能帮助读者读通和理解《尚书》。
国学经典，名家译注，用词精准，文字晓畅。
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尚书》是流传至今历史*为久远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其中保存了大量弥足珍贵的先秦政治、思想、历史、文化诸方面的资料，成为研究中国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乃至封建社会的一部重要古籍。著名经史学家金景芳先生称《尚书》是记载尧以来历史的“中国自有史以来的*部信史”(《〈尚书·虞夏书〉新解·序》，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然而，这部古籍内容博大精深，文字佶屈聱牙，加之流传过程中的几多劫难，自然或人为的影响造成的阙佚错简，特别是今古文《尚书》的版本、真伪问题错综复杂，许多基本问题争论不止，难以定论。今就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略述如下。一、《尚书》名称的嬗变书在古代是简策的泛称，《说文解字·叙》:“著于竹帛谓之书。”根据文献记载，至迟在商周时期就已有写在竹木片上的书了。《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又《礼记·中庸》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方策就是用竹木片写成的书，周文王、武王的政令写在上面。《论衡·量知篇》记载了简策的制作方法:“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断木为椠，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椠是木版，也叫牍，是制成一块块木片，然后在上面写字。一根简写一行，或二三行。字少的写在竹木片上；字多不过百，写在木板上，称为方；字数过百，分写几简，然后用编绳编连成册(策)，用熟牛皮编连的叫“韦编”，用丝带编连的叫“丝编”。据说孔子有过“读易，韦编三绝”的经历。这就是古代的书。此外，还有写在缣帛上的帛书，至少在春秋战国已流行于世，故《墨子·鲁问》说:“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后者指青铜器、石碑、石鼓之类。《尚书》*早单叫作《书》。在古代典籍中，常出现“《书》曰”、“《书》”，大多指后来的《尚书》，有时也可在“书”前冠以朝代名，如《虞书》、《夏书》、《商书》、《周书》等，也指的《尚书》。但也有把《国语》称为《书》的，《大学》云:“《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朱熹《四书集注》:“《楚书》，《楚语》。”《诗》在当时也曾被称为《书》，《墨子·尚同中》:“是以先王之书《周颂》之道之曰:‘载来见辟王，聿求厥章。’”今《诗·周颂·载见》作“载见辟王，曰求厥章”。《易》、《春秋》也可以叫作《书》。可见，在使用简帛作书的时代，用于书写，记言记事的简策都可以称“书”，故“书”本由简策引申而来，泛指书籍。《尚书》也是其中的一种。后来，由于书籍的发展，因内容、体裁的不同，书名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诸如《易》、《书》、《诗》、《礼》、《春秋》等名称。《书》逐步成为专门记载帝王言论及活动的政事性书籍。我国自古以来，逐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史官制度，商代的贞卜祭祀人员实际上就是早期的史官，“惟殷先人，有册有典”，除甲骨文外，商代还有简策之书。周代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史官制度，并一直流传下来，当时的史官主要是为统治集团，特别是为君王服务的，君王的一言一行都在史官的记录中，《礼记·玉藻》有:“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汉书·艺文志》则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左、右史官们随时记录君王的活动，真正做到了《左传·庄公二十三年》所云:“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这样就形成了《汉书·艺文志》所说的“事为《春秋》，言为《尚书》”的不同书名，即记事之书成为后来的编年体类《春秋》，记言之书成为后来的政事性《书》。故《荀子·劝学篇》云:“故《书》者，政事之纪也。”《庄子·天下篇》:“《书》以道事。”吴澄《书纂言》:“书者，史之所纪录也。从聿、从者。聿，古笔字，以笔画成文字，载之简册曰书。者，谐声。”清人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书类叙》中说:“《书》以道政事，儒者不能异说也。”总之，至迟在春秋战国书籍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人们逐步把那些专门记录君王言论(如讲话、文告、誓词)的书叫做《书》，在此之前的类似典籍，也逐步冠以《书》或某《书》，先秦典籍中广泛出现的《书》，一般都属于这一类。《尚书》的名称，目前来看至迟出现在西汉中期，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云:“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司马迁《史记》*早给《书》定名为《尚书》。他说《尚书》只记载尧以后君王的事迹。他又说:“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正义》云:“言《古文尚书》缺失其间多矣，而无说黄帝之语。”由于记言的《书》没有黄帝等言论，而《大戴礼》、《春秋》、《国语》、诸子百家有许多黄帝的传载，所以为了贯通历史，身为儒家的司马迁打破门户观念，从其他记事类史书中补充了黄帝的内容，完成了《五帝本纪》。可见，《尚书》名称的出现与春秋战国以后的儒家有很大的关系，他们传载的是尧以后的君王言论，这些记载言论的书，被专称为《尚书》，其“尚”字，成为“书”名变化的关键。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面交代。《史记·儒林列传》谈到了汉初儒家传《尚书》的情况:“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可见至少在汉初，《尚书》已在东方齐鲁一带广为流传，这里正是儒家*集中的活动区域。《尚书》又被称为《书经》，这是更晚的事情。“经”作为书名，起于春秋战国。《国语·吴语》几处提到“挟经秉桴”，韦昭注:“经，兵书也。”清人俞樾不以为然，认为“挟经”是掖着剑把手，“秉桴”是拿着鼓槌。可见，此经究为何物难定。《庄子·天下篇》云:“墨者……俱诵《墨经》。”今存世有《墨子》的《经上》、《经下》两篇。可见以书名加经连称的，战国时已有。《荀子·解蔽篇》有“道经”。《韩非子》的《内储说》、《外储说》也有“经”和“说”之分。杨伯峻先生说:“‘经’是提纲，‘说’是解释或用故事来作证和说明。”(《经书浅谈》，中华书局1984年7月版)这里的经和前面的书都是指书的某种体裁，没有后来的儒家经典的尊贵意义。因为经本是丝织之名，由于可以用来把竹木典籍编连成册(策)，——这在考古发掘中屡有发现，——故而引申为书籍，进而专指某种提纲型的书籍。《庄子·天运篇》:“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这本是寓言故事，时代不好定。《荀子·劝学篇》云:“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荀子是把所有儒家的经典都说成是经，《书》也在其中，我们认为这里的经似乎也没有超出“墨者俱诵《墨经》”的意思。所以蒋善国先生说:不过周、秦间只是把《礼》、《乐》、《诗》、《书》、《春秋》混称“经”，而实际未把“经”字加于《礼》、《乐》、《诗》、《书》、《春秋》下(《尚书综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到了西汉初期，多把儒家的“六艺”叫做“六经”(贾谊《新书·六术篇》)。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儒家的经书已开始具有经典的尊贵地位，但当时还是称《书》或《尚书》。直到隋唐亦然。蒋善国先生说:“‘书经’二字连称，当起于赵宋以后。”此时程朱理学为代表的新儒学完全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尚书》等儒家经典的地位达到了“会当凌绝顶”的崇高地位，《书经》名称的出现，是其合理的结果。总之，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尚书》完成了由泛指的书，到专门记录君王言论的《书》，再到儒家传授的专门记录尧以来君王言论的《尚书》，*后成为地位至高无上的《书经》的嬗变过程。这一过程和中国古代典籍的发展，特别是和儒家传载的孔子整理、编次、删定过《尚书》密切相关，和儒家思想逐步发展成为封建统治思想密切相关，它直接导致了《尚书》这部原本尘封的故档的价值被重新发现，*终登上“书经”的圣殿。二、《尚书》名称的涵义那么，为什么儒家把《书》改称为《尚书》呢？在古代，“尚”和“上”是同义通用字，尚即上。其解释大致有三种:*种说法认为尚是上古的意思，表示远古以前的书，《史记索隐》:“尚，上也，言久远也。”《尚书》就是“上古之书”。《孔传》云:“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尚书序·孔疏》引马融说:“上古有虞氏之书，故曰《尚书》。”《释名·释典艺》:“《尚书》，尚，上也，以尧为上始，而书其事也。”现在学者大多持此观点，刘起先生说:“‘尚’只是上古的意思。用今天语言来说，《尚书》就是‘上古的史书’。”我们认为此说值得商榷:其一，既然是上古之久远以前的书，那么中国古代的历史远不止从尧开始，尧以前还有三皇及五帝中的黄帝、颛顼、帝喾等，司马迁已发现这个疑点:“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尚书》斩去了尧以前的历史，称不上是*古老的史书。《易》所记，相传从伏羲氏开始，在尧之前，为什么不称《尚书》？《春秋》、《国语》载有五帝事，也不称尚。可见，上古之说不准确。其二，检阅现存的今文《尚书》，许多篇如《文侯之命》、《费誓》、《秦誓》等已经是春秋时代的事了，在孔子以下的儒家眼光中，更算不上是上古之书。《尚书》只不过是今存*古的典籍，当时没有流传下来的，比《尚书》更早的典籍还有，不然诸子百家所津津乐道的三皇五帝就成子虚乌有了。所以称《尚书》为“上古之书”不是尚的本义。第二种说法认为《尚书》就是人们所尊崇的书。《史通·六家》引《尚书璇玑钤》:“尚者上也，上天垂文，以布节度，如天行也。”把《尚书》说成是天书，神圣中自然包含尊崇的意思。《尚书正义》引郑玄《书赞》说:“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书然，故曰《尚书》。”这种说法充满神秘的谶纬思想，没有任何根据。古代受尊崇的书很多，为什么单称《书》为《尚书》，《诗》、《易》等不加尚呢？第三种说法认为“上”，代表“君上”，即古代帝王、君王。王充《论衡·正说篇》云:“《尚书》者，以为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须颂篇》云:“或问《尚书》曰:尚者上也；上所为，下所书也。下者谁也，曰臣子也。”这种说法是从《尚书》的体例、内容绝大多数是记载君王与臣下的对话言论，如诰、命、誓、谟、典，以及君王的活动为根据，所以叫做《尚书》，这是很有道理的。《汉书·艺文志》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问题是古代帝王很多，为什么《尚书》独载尧以来，且主要是尧、舜、禹、启、汤、伊尹、文、武、周公、康、穆的事迹呢？为什么“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其间的阙佚何其多多呢？可见，简单地认为《尚书》是古代帝王之书也不完全正确。上述三种说法都不完全正确，但都有一定道理，笔者认为，如果把这三种说法结合起来考虑，有助于我们弄清“《尚书》”名称的真正含义。解铃还须系铃人，*早称《尚书》的司马迁已经透露了一些信息:其一，“学者多称五帝，尚矣”。五帝，是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世本》、《大戴礼记》)或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帝王世纪》、孔安国《尚书序》)《索隐》:“尚，上也，言久远也。然‘尚矣’文出《大戴礼》。”学者可能指春秋战国至西汉的诸子百家是把三皇五帝统统称为尚的，如果《尚书》之尚是上古、远古的意思，理所当然包括三皇五帝在内。“然《尚书》独载尧以来”，可见《尚书》排除了尧以前传说的帝王，独取尧、舜。因而称“尚”为上古，不符合司马迁的意思。其二，司马迁看到的《尚书》是记载尧以后的事，但诸子之书大量记载了黄帝的事迹，《五帝德》和《帝系姓》也有黄帝的记载。但是“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正义》:“驯，训也。谓百家之言皆非典雅之训。”故而排斥不论。连相传为“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家也或“不传”。荐绅先生当是包括孔子在内的儒家学者，特别是西汉以后的儒家，正是由于儒家的道德标准和价值取向，造成“《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这里，司马迁说《书》缺有间矣，而不说《尚书》缺有间矣。可见，司马迁知道，《书》和《尚书》已有区别，前者多，是上古流传下来的《书》；后者少，是儒家传下来的叫做《尚书》的《书》。《汉书·艺文志》:“《易》曰:‘河出图，雒出书，圣人则之。’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迄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孔子晚年整理过《尚书》已是不争的事实，问题是孔子是否删过书，照司马迁的说法:“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故《书传》、《礼传》自孔氏。”(《孔子世家》)由于上古传下来的《书》本来就阙佚很多，史书不足征，孔子整理《尚书》，没有怎么删书。然《史记·老子伯夷列传·索隐》:“又《书纬》称孔子求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秦穆公，凡三千三百三十篇，乃删以一百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今百篇之内见亡四十二篇，是《诗》、《书》又有缺亡者也。”认为孔子曾删过书，《书纬》即《尚书璇玑钤》，郑玄《书论》亦引，郑玄《书论》说有三千二百四十篇不可全信。上古之书本来就少，孔子哀叹文献不足，怎么能删掉三千多篇呢？《墨子·贵义》云:“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有人以为是周公每天都读商代的《书》百篇，实在有点望文生义，古代的竹木简那么多、那么重，周公一早上怎么能读百篇呢，今天留下来的今文二十八篇，即使印刷在一本书上，谁敢说一天就能读完呢？当年东方朔上汉武帝的奏章，竟用了三千片竹简，要两个大力士才抬得动。可见这里的百篇或是虚数，多的意思，或是专用书名，像今天的诗三百篇、唐诗三百首之属。但也不可全不信，孔子以儒家学说评判是非道德，在整理《书》的过程中，删去了尧以前半神半人的君王，《孔子世家》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既能删《诗》，当然也能删《书》，只是以档案形式保存下来的《书》太少，删去的不多罢了。其三，作为一位公正的史学家，司马迁摒弃学派门户之见，从其他史籍，特别是诸子中补充了《尚书》的缺佚，并实地访古调查，“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撰成了《五帝本纪》。这对完成从黄帝到汉武帝数千年的通史著作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司马迁的说法与《大戴礼记》基本相符。宰予(又名宰我)，是孔子早年的弟子，也是*不喜欢的弟子。他曾多次受到孔子的严厉批评，被斥责为“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但宰予“利口善辨”，甚至有点离经叛道，曾公开反对老师的观点，他不断追问连孔子也难言的事迹来难为老师。《大戴礼·五帝德》载:“宰我问孔子曰:‘昔者予闻诸荣伊令，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曰:‘予！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可胜观也，夫黄帝尚矣，女何以为？先生难言之。’宰我曰:‘上世之传，隐微之说，卒业之辨，暗昏忽之意，非君子之道也，则予之问也固矣。’孔子曰:‘黄帝，少典之子也，曰轩辕。生而神灵，……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宰我请问帝颛顼。孔子曰:‘五帝用记，三王用度，女欲一日辨闻古昔之说，躁哉予也！’”孔子被问得不耐烦，反而斥责宰予浮躁不踏实。但下面还记有宰予问颛顼、帝喾、帝尧、帝舜、禹，以及孔子的详尽的回答。从这段被后世儒家添油加醋加以描绘的资料看，孔子并非完全不了解黄帝的事迹，只是不愿意多说罢了，在被刨根问底的宰予死追不放时，还是逐一回答，故《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云:“宰我问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这位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夫子，以宰予“不足明五帝之德也”(王肃语)搪塞过去，正反映了孔子及儒家对黄帝的鲜明态度，不但自己不愿意讨论，也不喜欢弟子论及。所以到了后来，黄帝从儒家典籍中基本消失了。《大戴礼记》也不是*受尊崇的经书。......近年来，出现的屈万里《尚书今注今译》、周秉钧《尚书易解》、《白话尚书》，王世舜《尚书译注》等撰著，江灏、钱宗武《今古文尚书全译》，金景芳、吕绍纲的《〈尚书·虞夏书〉新解》都各有特色，便于初学者学习以及研究者参考。总之，《尚书》的形成过程，长达一千多年，其传授、研究、注释以至今译，则历经了两千余年，足见这部书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价值和作用。“长江后浪推前浪”，相信随着历史的前进，随着考古学、古文字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日益交汇融合，时代必将为《尚书》的研究提供一个更好的氛围，必将使《尚书》的研究和整理走向一个更新的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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