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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枢（1131～1205），中国南宋史学家。字机仲。建州建安（福建建瓯）人。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进士，历任温州判官、严州教授、太府丞兼国史院编修、大理少卿、工部侍郎兼国学祭酒、右文殿修撰、江陵知府等职。他晚年喜易，著有《易学索引》、《周易辩异》等书。
《通鉴纪事本末》四十二卷，是将《资治通鉴》中所记载的1360余年间的重大史事，归纳为239个题目，从“三家分晋”开始，至“周世宗征淮南”结束，全书脉络清楚，每事首尾明晰，可以省去不少翻检之劳。此书开创了纪事本末的体裁，对于史料的整辑、排比之功值得肯定。本书以宋宝祐五年的大字本为底本，加以校点分段，以便阅读。
《资治通鉴》是一部二百九十四卷的编年体通史，它取材丰富，记事详明，但因采用编年体，事件分散，头绪繁杂。而袁枢用完整记录事件本末的方式整编《资治通鉴》，将一千三百余年的历史，归纳为二百多个题目，每事首尾明晰，脉络清晰，省去读者翻检之劳，给阅读带来极大方便。
前记
通鉴纪事本末四十二卷，宋袁枢撰。枢字机仲，建州建安（今福建建瓯县）人，生于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卒于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孝宗初，试礼部词赋*，调温州判官，后为礼部试官。乾道九年（1173），出为严州教授，通鉴纪事本末就是在这个时期编纂的。嗣任太府丞兼国史馆编修官，累迁工部侍郎兼国子祭酒，知江陵府。
本书共分二百三十九个题目，始于三家分晋，终于世宗征淮南，总括了一千三百六十余年的“治乱兴衰之迹”。
纪事本末的形式，由来已久。我国*早的史籍尚书，就有若干篇是记事之首尾的。自左传以后的编年体史书，多以纪事本末体作为补充的形式，以济编年之有时而穷。但纪事本末之成为一种独立的体裁，是从袁枢这部书开始的。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说它有“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的好处（文史通义书教下），是基本上符合实际情况的。明清两代仿照这部书的续补之作继起不绝。现在历朝的纪事本末已经连续起来，可以从远古一直通到清末。
袁书所依据的资治通鉴，是一部长达二百九十四卷的编年体通史，向以取材宏富，记事详明，文字洗练，为历来学者所推许。但作者是站在汉族统治者的立场来修史的，用意在于以史为鉴，求有资于“治道”，其*终目的乃是巩固封建政权的统治。所以记载历代王朝和邻国的关系，就不能不是大国主义的态度；对于兄弟民族的历史，不能没有歪曲；描述反抗统治者的农民起义，也不能不是站在敌对的立场。并且它记事的重心在“治乱之迹”，对于经济制度的因革，则语焉不详，至于文化史的发展嬗变，谈到的更少。
袁书把通鉴中一千余年间的大事，归纳成二百多个题目，全书脉络清楚，每事首尾明晰，省去读者不少翻检之劳，它对于史料的整辑排比之功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它取材全据通鉴，袁枢自己没什么增补，连原文也不大更动。由于袁书是以事为纲，把同类材料都抄撮在一起，通鉴中的大国主义、大汉族主义和敌视农民起义的思想观点显得更为突出。加以编者在标题的用字上，是有意识地在表示褒贬，例如对于封建王朝和邻国之间的战争、汉族统治者和兄弟民族之间的战争，往往用“讨”、“平”一类的字样，对于农民起义，多称为某某之乱，就使得本书维护汉族封建统治的色彩愈加鲜明。这里正反映出，袁枢的历史观绝不比通鉴的作者司马光有任何进步之处。至于本书的立题，也说明编者的识见并不高明。固然，纪事本末体和编年体有所不同，袁枢不可能把通鉴所有的史实囊括无遗，但是像府兵、漕运、土地制度之类的重要问题，通鉴里不是没有记载，而我们在纪事本末中却找不到这样的专题。因此，以史实来说，袁书也只是记述了“治乱兴衰”的表面现象，就连与“治乱”密切相关的某些制度措施，也没有能提供多少资料。
二
本书淳熙三年（1176）初刊于严州郡学，世称宋小字本。宝祐五年（1257），赵与以严州本字小且讹，又改用大字重刻于湖州，此即所谓宋大字本。两种宋本皆存。大字本的书板明初尚存南监，所以印本更多些。明末张溥曾就袁书加上自己的“论正”，晚清江西、广雅等书局诸本皆据张溥论正本刊刻。
宋大字本商务印书馆曾据以影印，列入四部丛刊。由于这个本子比较接近原书面貌，即用为底本，校点分段。通鉴是袁书所据的蓝本，因此曾取胡克家本通鉴对校一过。发现歧异，并就北京图书馆所藏宋小字本参校。大字本误而小字本不误者，迳行改正。凡两本皆误，据通鉴校改处，都加有方圆括号:方括号表示增，仍用大字；圆括号表示删，用小字排印。限于水平，错误恐所难免，希望读者随时指正。
顾士铸一九六三年九月
后记
通鉴纪事本末叙
初，予与子袁子同为太学官，子袁子录也，予博士也，志同志，行同行，言同言也。后一年，子袁子分教严陵。后一年，予出守临漳，相见于严陵，相劳苦，相乐，且相楙以学。子袁子因出书一编，盖通鉴之本末也。予读之，大抵搴事之成以后于其萌，提事之微以先于其明，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约，其作窕而槬，其究遐而迩，其于治乱存亡，盖病之源医之方也。予每读通鉴之书，见事之肇于斯，则惜其事之不竟于斯。盖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初莫绎其终，揽其终莫志其初，如山之峨，如海之茫，盖编年系日，其体然也。今读子袁子此书，如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继之以叹且泣也。嗟乎！由周秦以来，曰诸侯，曰大盗，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权臣，曰夷狄，曰藩镇，国之病亦不一矣，而其源不一哉。盖安史之乱则林甫之为也，藩镇之乱则令孜之为也，其源不一哉。得其病之之源，则得其医之之方矣，此书是也。有国者不可以无此书，前有奸而不察，后有邪而不悟。学者不可以无此书，进有行而无征，退有蓄而无宗。此书也，其入通鉴之户欤？虽然，觌人之病，戚人之病，理人之病，得人之病，至于身之病不懵焉，不讳焉，不医之距焉，不医而缪其医焉，古亦稀矣。彼暗而此昭，宜也切于人，纾于身，可哀也夫！
淳熙元年三月戊子庐陵杨万里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