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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覺教授主要研究中國古典文獻與傳統文化、漢語言文字學。
已由22家出版社出版著作45種，主要有《韓非子導讀》（巴蜀書社1990年版）、《白話搜神記》（嶽麓書社1991年版）、《韓非子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商君書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吴越春秋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論語〉〈孟子〉精華譯評》（中國旅遊出版社1993年版）、《荀子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曾鞏散文精選》（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潛夫論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常用成語詞典》（黄山書社2000年版）、《〈孟子〉句式變换釋例》（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現代漢語規範指南》（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2年版）、《〈韓非子〉選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韓非子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商君書導讀》（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9年版）、《韓非子:帝王的法術》（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韓非子校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韓非子》（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張覺述作集》（已出書目見封底勒口，知識産權出版社2011年—，嶽麓書社2017年—）。其中《韓非子校疏》於2011年榮獲第十四届華東地區古籍優秀圖書奬一等奬。
此外，已在《文史》（北京）、《中華文史論叢》（上海）、《中國文化研究》（北京）、《學術研究》（廣州）、《漢學研究》（臺北）、《孔孟學報》（臺北）等132種刊物上發文325篇，並完成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韓非子》微觀研究”（批准號:04BZX031）和《吴越春秋校證注疏》（批准号:13BZW092）、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重點科研項目《韓非子校疏》（批准編號:0314）和《商君書校疏》（批准編號:0863）、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韓非子考論》（批准號:10YJA720041）、上海市教育委員會科研創新重點項目《吴越春秋校證注疏》（批准號:13ZS058）的研究工作。
現正在從事上海市教育委員會科研創新重點項目《潛夫論校箋注疏》（批准號:14ZS079）的研究工作。
本书作者以现存*早的《吴越春秋》刻本——元大德十年（公元1306年）刻明修本为底本，同时又参校了其他明、清版本，清人校勘记，类书、古注的引文，以及《左传》《国语》《史记》等典籍异文，在尽*努力核对找寻正确原文的情况下，广采前人解说，对《吴越春秋》作了兼具学术性与通俗性的注释，并以准确、明白、通俗的白话对其原文作了疏解。同时，在每篇之前撰写了提要，对其内容及特点作了概括述评。此外，在篇中有关章节之后辑录了可补正本书内容的早期史料以及可藉以了解《吴越春秋》早期文情况的引文和校勘记，在书末还附有可靠的研究资料，可供读者进一步研究之用。
1.以元大德十年本《吴越春秋》为底本，参校多个版本进行详细校注。
2.全文详细注释、准确翻译，帮助读者理解文本。
3.辑录大量相关史料、引文，为研究者提供便利。
前言
要研究中國文化，必須閱讀中國古代的重要著作。《吴越春秋》作爲一部流傳近兩千年的名著，當然也是研究中國文化者，特别是研究中國古代歷史和文學的學者所必須閱讀的。
張之洞説過:“讀書不知要領，勞而無功；知某書宜讀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吴越春秋》固然是研究中國文化者必須閱讀的要籍，但綜觀當今通行的《吴越春秋》，卻尚無精校精注之作。現代受人推崇的校本似乎只有兩種:一是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苗麓點校本，它受到了周生春教授的重視，因而被周生春作爲參校本來使用。該本以“大德本”爲底本，比以《四部叢刊》本爲底本顯然更有價值，本應是一個較好的校本。但遺憾的是，其在校點排印中有不少疏漏，而這種疏漏又導致了周生春的失誤。二是周生春的《吴越春秋輯校彙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該書由於其書名具有較强的考校意味，又由具有權威名聲的出版社出版，加之書首所載序言的讚揚，所以一般人都認爲它是一個理想的權威版本。其實，該書有不少錯誤，讀者如果不加注意，必將以訛傳訛，貽誤無窮。
我一向認爲，要使中國古代燦爛輝煌的文化典籍能“真正活著”流傳下去，使它成爲當今乃至將來中華文化建設的豐富資源，首先應該做好其“存古喻今”的工作，或者説，應該做好這些典籍的校釋評論工作。若無“存古”，則會造成新書出而古籍亡的嚴重後果；若無“喻今”，則古代的典籍只能是死躺於書櫃之中。只有這一艱巨而又偉大的基礎工程完成了，我國的古籍才能流布日廣而大放異彩，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才能傳承不絶而煥發出新的活力。
我所説的存古，與張之洞所説的“精校”相類，是指在印行古籍時要完好地保存古代的珍本文字。其主要的工作就是逐一將每部典籍的現存古本進行一次科學的梳理，辨明其源流，將其中*有價值的善本來一次彙校；然後覈定原文，寫成定本，複製出版以廣其傳；同時將彙校所得的善本異同寫入
校勘記隨書印行，以便利更多的研究者取資。顯然，我所説的存古，只是一個相對的概念。要做到絶對意義上的存古，那就只能搞《中華再造善本》之類的大工程了，但那樣做，顯然不適合大部分讀者而難廣其傳，而且，讀者也難以從中瞭解不同版本之異同。
我所説的喻今，與張之洞所説的“精注”與“知要領”相類，也就是要幫助今人明白古代典籍的内容。其主要的工作就是在校定原籍文本的基礎上，廣泛吸取古今學者的研究成果，做好實事求是而又準確通俗的注疏工作，使人們正確地理解其原文；同時，還應該對其内容進行概括扼要而又深入精到的剖析與融會貫通且聯繫實際的評論，使人們深刻地領會其内涵，把握其要領，瞭解其精華與糟粕，借鑒其中具有普遍意義與實用價值的人類智慧結晶。
然而，這種既具精校精注之功力又具提綱挈領之功能的宜讀之書實在太少見了。即使是我國古代*基本的要籍，也很少能見到這種既存古又喻今的著作出現。《吴越春秋》也無非如此。《吴越春秋》的當代校本之所以會出現上述種種很不理想的粗疏現象，可能是因爲當今之學風過於浮躁、治學不求嚴謹、學問不求紮實的緣故吧。所以，我們在具備現代意識的同時，似乎還應該繼續宏揚漢學精神。
誠然，隨著時代的進步，現代的學術研究條件比過去要好得多。即以*基本的古籍校勘而論，舊時之古籍善本往往散落於民間而難以查訪，現在則多集中於各大圖書館而便於尋檢，所以，現在進行善本彙校的條件比古代要好得多。只要我們不惜工本，這一工作是完全可以做好的。但是，人們在校勘《吴越春秋》時，卻往往滿足於使用《四部叢刊》本，藏於國家圖書館的大德本雖然受到推崇，卻一直未爲《吴越春秋》校勘者認真地使用過。如果説，當代的學風與學術評價標準並不利於善本彙校工作的展開，因爲從事這項工作，不但枯燥乏味而需要有坐冷板凳的能耐，而且需要奔波於南北各大圖書館而投入大量的時間、精力與財力，其成果又因爲缺乏當今所推崇的創新性而不被學術界認可，但無論如何，作爲一個有責任心的學者，是絶對不應該急功近利、馬虎了事的。在我看來，既然古代有《十三經注疏》之類的扛鼎之作不朽於世，那麼，我們生活在條件優越的現代社會，理應拿出超越前人而能體現當代國學水準的古籍校釋評論之作來。惟其如此，我們才能不愧對創造了光輝燦爛的華夏文明的祖先。
基於這樣的認識，我一直在朝這一方向努力。然而，我過去所撰寫的著作，爲了能順利出版，不能不屈從於出版社的體例限制，而根本不能將“存古喻今”的設想付諸實施。即以研究《吴越春秋》而論，過去出版的《吴越春秋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2008年新1版）、《吴越春秋校注》（嶽麓書社2006年版）也都是如此，它們雖然已經受到了讀者的青睞而印行了4萬多冊，其實未足爲典要。
要使自己的古籍校注之作成爲典要，我想首先應該把善本彙校工作做好。如果其原文校訂有誤，則其注疏必隨之而誤，其評論也往往會不切本義。但是，我這嚮往良久的善本彙校工作一直没有條件付諸實施。2003年，我有幸得到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秘書處的指點，申報了古委會直接資助項目《韓非子校疏》，靠了章培恒等先生的大力支持，該項目獲得批准，於是我的善本彙校工作才得以展開。2004年，我申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韓非子》微觀研究”而獲得批准，我對《韓非子》作徹底性的研究就獲得了更爲有力的支持，“存古喻今”的設想才得以全面付諸實施。
爲了豐富我的“存古喻今”成果，我決定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撰寫本書，力求爲讀者提供一本嚴謹而全面地體現善本面貌並兼具學術性與通俗性的《吴越春秋》校釋本。爲了獲得更好的研究條件，我在2012年申報了2013年度上海市教育委員會科研創新重點項目《吴越春秋校證注疏》而獲得批准。於是，實現我的願望就指日可待了。根據當時《上海市教育委員會科研創新項目驗收實施細則》第十一條規定，如果在該創新項目的研究基礎上争取到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驗收結論可爲優秀，因而我在2013年1月將此選題申報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又有幸獲得批准。於是，以内容更爲豐富的國家級成果來取代上海市教委的課題成果又爲時不遠了。
一般來説，完成了《韓非子校疏》和《商君書校疏》，《吴越春秋校證注疏》的彙校注疏就可以“漢承秦制”似地開展了，但由於《吴越春秋》的版本源流甚爲清晰，所以在善本彙校方面就没有必要像《韓非子校疏》和《商君書校疏》那樣將各本的文字差異全部寫入校勘記。不過，其大體做法還是一脈相承的，也就是説，撰寫本書時，仍然利用各種善本進行彙校，並對自己以往的《吴越春秋》研究成果來一次清理、總結與提高——集其精華，刪其贅疣，正其謬誤，補其缺漏，以便使本書成爲一部來自*手材料的精到可靠而兼具權威性、資料性、學術性、通俗性的集大成之作，使之成爲今後通行之善本而不朽於世。
由於《吴越春秋》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是我們必須重點研究的一流要籍，而無論從哪個角度去研究《吴越春秋》，校正勘定其原文都是首先要做好的*重要的基礎性工作。鑒於當今流行的各種《吴越春秋》校本對其原文的校訂都很不理想，更由於其中還存在著弄虚作假、以訛傳訛的現象，所以我首先在《吴越春秋》原文的彙校方面花了很大的精力。爲了不折不扣地貫徹我的存古原則，我決定將國家圖書館所珍藏的後世所有《吴越春秋》版本之源的元大德刻明修本作爲底本，再依據其他材料進行校正，而校改也採取審慎的態度而儘量保留大德本的風貌。但願本書的原文勘定能給今後的《吴越春秋》研究者提供便利。
要對《吴越春秋》進行細緻入微的研究，除了校正勘定其原文外，還必須做好其注疏工作。如果對其原文都有所不解或誤解，則無論是評析其思想内容，還是利用其文史資料，都會發生錯誤。所以，我又在校訂原文的基礎上，廣泛擇取古今學者的考證詮釋成果，採取以經史子集會考的方法進一步考釋了《吴越春秋》中的疑難之處，力求探明其文之本旨，辨明所記史事之原貌。同時，又在疏解原文時反復推敲文字，以使讀者對其原文有一個準確的理解。爲了有利於讀者把握每篇要領，我在注解原文的基礎上，爲各篇撰寫了提要，對其内容作了概括述評。爲了便利讀者的閱讀研究，我還精心設計了輯證一欄及各種附録。其中所收録的研究資料，都用*手材料進行了認真的校勘，並詳明其出處，以便讀者查考與引用。
當然，本書可以看作我這三年多來所做課題的一個*終成果，但如果没有1992年以來的種種研究，僅靠這三年多時間，即使能寫出一本厚書，其内容肯定會遜色得多。所以，本書實際上是我二十多年來研究《吴越春秋》的一個*終成果。
書稿殺青，流行的做法是請名家作序，以此來提升其品位，但我從來不這樣做。這並不是因爲我與當代的名家没有來往，而是因爲有這樣的想法:請名家寫序，無非是要他們爲自己説好話。如果自己的著作的確好，則必“下自成蹊”，再去打擾忙得不可開交的名家，實爲不仁；如果自己的著作不好，卻硬要名家説你好，實爲不義。雖然别人請名家作序並非都是不仁不義之舉，但我則不忍爲此行。《韓非子·解老》云:“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我將永遠以此爲座右銘。
由於當今之圖書可通過資助而出版，因此我國很多部門在評價學術成果時只看重權威期刊的論文與省部級以上課題及所獲大奬。殊不知學術腐敗無孔不入，所以這樣的評價方法使很多學者大搞公關而無所不用其極，以便在權威期刊上發論文，拿課題，得大奬。我則不屑於那一套，因爲這不但有違於我的爲人之道，而且在我看來，你就是能買通國内的這些主編、評委而獲取當前之大利，但没有被你買通的廣大讀者、境外專家乃至後代子孫可不會買你的賬。真正的學術成果，應該靠自己的學術品質去取勝。惟其如此，才能得到廣大專家、讀者的青睞，才會不受空間與時間的限制而傳之久遠。因此，我還是堅守老老實實做人、踏踏實實治學的原則。我堅信，歷史是不會向權貴諂媚的，它不會瞻仰你從社會上得到了什麼，而只會欽佩你給社會貢獻了什麼。
我的不屑爲使我的學術研究步入了與摩登學者不同的道路，以至於我獲准課題立項後令我的同事們感到意外。其實，如果以現在的學術界還没有完全腐敗的眼光來看問題，那麼此事也就不會不可思議了。
儘管如此，在當前的學術背景下，我還是難以抑制自己的感激之情，要向項目評審專家致以衷心的謝意，因爲如果没有他們的支持，我就不可能花費這麼多的精力與財力去從事這項工作，這部以善本彙校爲基礎的集大成之作也就不會誕生了。我想，讀者們在享用拙著的時候，應該永遠銘記評審專家的功德。在此，我要對齊滬揚先生等專家的大力支持表示由衷的感謝。當然，我更要感謝廣大的讀者，因爲如果没有你們對拙著的熱愛，我的研究就不可能獲得如此巨大的發展空間。
學無止境，每一個時代對某一事物的認識與解釋總是有局限的而不可能是窮盡的。我雖然孜孜矻矻，不遺餘力，奮鬥不息，想使拙著佔領該研究領域的制高點，以贏得讀者的青睞而使其成爲傳世之作。然而，我的努力目標是如此，實際上做得怎麼樣，還得由廣大讀者來評判，而書中不當之處恐也在所難免。在此，我懇切地希望海内外有識之士不吝賜教，以便使拙著不斷完善而爲中華傳統文化的研究發揮更大、更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