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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总目》为我国古代*的官修图书目录，对四库馆臣们誊录入库的3400余种图书（称“著录书”）和抄存卷目的6700余种图书（称“存目书”）全部写出提要，又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或简称《四库总目》。全书二百卷，乾隆四十六年二月编撰完稿，四十七年七月修改定稿。虽然《总目》也有考证失误和评价失当之处，但其对目录学的巨大影响仍然不可忽视，是治学的重要指引。武英殿刻本完成于乾隆六十年，与浙本相比，各有千秋，互为补益。但此前影印以浙本为主，武英殿本流传不甚广泛。此次据天津图书馆藏清武英殿本原书扫描，并编制书名和人名索引，便于广大读者翻检阅读。
本书为《国学基本典籍丛刊》之一种，为了更好体现原本的效果，兼顾读者阅读体验，本书正文用70克黄胶、保留真灰印刷。数百年来底本流传的沧桑痕迹，藏书家印张、题跋等，均真实可见，层次分明。
本书装帧风格保持丛书的一致性，简单大方。定价低廉，使更多读者能够一睹善本风采。版心设计在遵照丛书编辑标准的基础上，做了适当调整，更加美观。页码用汉字置于书口下方，与底色对齐，这都是细节用心之处。在书前加入底本原书的收藏单位和板框尺寸，便于读者了解和著录相关信息。虽然是平装书，但仍然采用锁线胶订，利于长时间的保存，满足部分读者的长期收藏愿望。
序一
武英殿位於紫禁城內太和殿西側的熙和門與西華門之間，與東側的文華殿構成左輔右弼之勢，爲明初所建。明末農民起義軍首領李自成曾在此殿登基，但於次日即撤離北京。清康熙十九年（一六八○）武英殿開始作爲清朝的宮廷修書之所，初稱武英殿造辦處，隸屬於內務府，專司內府書籍的繕樣、刊刻、刷印與裝潢。雍正七年（一七二九）改爲修書處，直到清末。作爲宮廷御用出版機構，武英殿修書處在整個清代刊行各類殿本書籍達五百四十四種，五萬八千多卷，且用料考究，質地精良。
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十一月十六日，原户部尚書曹文埴爲刊刻《四庫全書總目》竣工刷印裝潢之事上奏:
臣曹文埴謹奏，爲刊刻《四庫全書總目》竣工，敬謹刷印裝潢，恭呈御覽事。
竊臣於乾隆五十一年奏請刊刻《四庫全書總目》，仰蒙俞允，並繕寫式樣，呈覽在案。續因紀昀等奉旨查辦四閣之書，其中提要有須更改之處，是以停工未刻。今經紀昀將底本校勘完竣，隨加緊刊刻畢工。謹刷印裝潢陳設書二十部、備賞書八十部，每部計十六函，共一千六百函，恭呈御覽。其版片八千二百七十八塊，現交武英殿收貯。
再，紀昀曾知會臣於書刊成之日，刷印四部，分貯四閣，兹一併印就，請飭交武英殿總裁照式裝潢，送四閣分貯。查是書便於翻閲，欲得之人自多，亦應聽武英殿總裁照向辦官書之例，集工刷印，發交京城各書坊領售，俾得家有其書，以仰副我皇上嘉惠藝林之至意。伏祈睿鑒。謹奏。[1]
乾隆帝硃批:“知道了。”是爲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通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
殿本《總目》共二百卷，卷首四卷。雕版印刷。封面題簽“欽定四庫全書總目×部卷×”。卷首四卷:一、聖諭；二、進表、職名；三、凡例；四、門目。卷端題“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次行縮進一格“經部總敘”，三行縮二格爲敘文，敘文之後縮一格“經部一”，次行縮二格“易類一”，另行縮三格爲易類小序，小序之後頂格題“子夏易傳十一卷”，次行縮進二格入《提要》正文。每半葉九行，每行二十一字，四周雙邊，白口，單魚尾，版口鐫書名、卷數、部類、頁碼，有横綫[2]。
武英殿《總目》刊刻之前一年，即乾隆五十九年（一七九四），浙江署布政使司謝啓昆、署按察使司秦瀛、都轉鹽運使司阿林保等，因“四庫卷帙繁多，嗜古者未及遍覽，而《提要》一書，實備載時、地、姓名及作書大旨，承學之士，鈔録尤勤，毫楮叢集，求者不給”，“請於巡撫兼署鹽政臣吉慶，恭發文瀾閣藏本，校刊以惠士人”，“貢生沈青、生員沈鳳樓等咸願輸資，鳩工蕆事，以廣流傳”[3]。乾隆六十年，工竣。是爲浙本《四庫全書總目》。晚清以來，學界普遍認爲“浙本出於殿本”。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崔富章致力於《四庫全書總目》的版本考證，他以一系列論文舉證，指出浙本《四庫全書總目》翻刻之時，武英殿本尚未發放至各省，浙江士紳遂以文瀾閣本爲底本翻印[4]。因此，浙本《四庫全書總目》是《四庫全書總目》*個刻本。此論一出，遂爲定讞。“浙本翻刻殿本”論至是被顛覆。
據崔富章考證，《總目》頒發至文瀾閣的時間當在乾隆五十七、五十八年之間。殿本《四庫全書總目》，即紀昀修訂“完竣”的稿本，刊竣刷印裝潢、呈送御覽的具體時間是在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十六日[5]。在這個時間差中，《四庫全書總目》因某些書籍的抽出或補入，發現某些提要有違礙不妥文字，一直在校改增刪之中。因此，從浙本《四庫全書總目》到殿本《四庫全書總目》，其間呈現的是《四庫全書總目》思考斟酌修改的綫索，對於四庫學研究來説，具有極高的價值。由於殿本是紀昀進一步校勘修訂完竣的*後定本，因此，“考據益臻詳贍，文體亦復暢達”，是《四庫全書總目》的成熟形態[6]。
《四庫全書總目》的編纂，集中了乾嘉時期的一流學者。雖然國家意志的掌控和滲透決定了《四庫全書總目》不可避免的意識形態色彩，但它的敏鋭透徹的學術眼光，卻穿透歷史，給予後來者以重要的學術指引。早在乾隆五十三年（一七八八）三月《四庫全書總目》尚未刊刻之時，不同時好、孤傲自信的章學誠接觸到在外流傳的《四庫全書總目》鈔本，便有“頗有感會，增長新解”之感觸[7]。《四庫全書總目》一經問世，更引致同時代和後世學者的矚目與推揚。
與紀昀交誼甚篤的王昶評説道:“《提要》二百卷，使讀者展閲瞭然。蓋自列史藝文、經籍志及《七略》《七録》《崇文總目》諸書以來，未有閎博精審若此者。”[8]周中孚評價《總目》説:“竊謂自漢以後簿録之書，無論官撰、私著，凡卷第之繁富，門類之允當，考證之精審，議論之公平，莫有過於是編矣。”[9]
與張之洞合編《書目答問》的繆荃孫在《錢塘丁氏〈八千卷樓藏書志〉序》中盛贊《四庫全書總目》説:“至於考撰人之仕履，釋作書之宗旨，顯徵正史，僻采稗官，揚其所長，糾其不逮，《四庫提要》實集古今之大成。”[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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