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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宪乔:（生卒年不详）字子乔，一字义堂，号少鹤，山东高密人。乾隆三十年拔贡生。四十一年，召试成举人。官广西岑溪知县，归顺知府，卒于官。早孤，学诗于长兄怀民。与怀民及二兄宪暠同以诗名，时有“三李”之目。生平事迹见《清史列传》卷七二本传、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初编》、《晚晴簃诗汇》、《清诗纪事》乾隆朝卷。
梁扬，1948年，广西德保人，男，学士、硕士生导师，广西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元明清文学研究、中国古典文献学地方古籍整理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赵黎明（1968.8—），男，湖北宜城人，博士。2002年毕业于广西大学文传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现工作于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研究生导师。
晚清诗人李宪乔（号少鹤），山东高密人，清乾嘉间高密诗派的代表性人物。其仕宦始于广西，十七年间遍游广西多地，创作了大量内容丰富、艺术独特的诗歌，进而赢得盛名，在清代诗坛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本书依光绪本《少鹤先生诗钞》，共收诗凡681首，并加以校注。校勘均出校记说明；注释则以人名、地名、典故、典章制度及难懂字词为主，对于涉及广西地发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则详注。近万字的“前言”等同于一篇学术论文，不仅考实了李宪乔的生卒年、行迹、作品具体撰写年代，并详尽论述了李诗的主要内容与艺术特色及形成原因。本书为《广西地方古籍整理研究丛书》第二辑之一种，详情见梁扬先生的“总序”。
李宪乔，字义堂，一字子乔，号少鹤，山东高密人。清代乾嘉间重要诗派高密诗派的代表性人物。其仕宦始于广西，十七年间辗转广西各地，最终卒于广西。然而，历来史家大都只论及其诗论诗派，对其人其事则语焉不详，且多有误。如严迪昌《清诗史》:“李宪乔，字子乔，号少鹤，著有《少鹤诗钞》、《鹤再南飞集》等。乾隆四十一年（1776）以召试举人官广西归顺知州。”[1]实则召试赐举人四年之后，始出任广西岑溪知县；又过了十年，才官归顺知州。刘世南《清诗流派史》:“李宪乔，字子乔，号少鹤，乾隆乙酉选贡高第当除令，年十九。高宗见其年幼，罢归。陈文恭慰之曰:‘君名臣子，终当以科第起家。一令不足辱君也。’丙申召试，赐举人。官归顺知州。有《少鹤内集》、《少鹤外集》，又有《鹤再南飞集》、《龙城集》、《宾山续集》。”[2]一、李宪乔生卒年及其旅桂宦历与著作考（一）李宪乔生卒年考关于李宪乔的生卒年，历来史家大都从略不谈，如钱仲联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清代卷》即标“生卒年不详”。唯袁行云《清人诗集叙录》云:“（宪乔）生年推为乾隆十年，卒年据集中诗当为嘉庆元年。”[3]然其所叙生卒年均未确。其实可据有关材料推出。先说生年。有两则材料，其一，单鉊《李少鹤集序》云:“少鹤生有异才，年十九，以选贡第当除令。”其二，《清诗汇》、《清史列传》均记少鹤“乾隆三十年拔贡生”。[4]由此可推知其生年为乾隆十一年（丙寅，1746年）。次说卒年。李秉礼《〈韦庐诗外集〉序》云:“子乔丁巳从军西隆，寻返桂林，次永福庵一夕死。”[5]李秉礼是李宪乔最要好的诗友，宪乔殁后，秉礼以千金归葬，并出资刊刻《少鹤诗抄》，故其言是可信的。综上，可以推断:李宪乔生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卒于嘉庆二年（丁巳，1797年），享年51岁。（二）李宪乔旅桂宦历考一般史家对于李宪乔的宦历，亦仅概言“出为岑溪知县”或“官归顺知州”，甚至只泛称“筮仕粤西”。钱仲联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清代卷》所列稍详:“官广西岑溪知县，归顺知州。卒任上。”但亦未列全，更非卒于该任上。今据李宪乔《少鹤先生诗钞》、《少鹤先生日记》（稿本）、《清史列传》、《岑溪县志》、《苍梧县志》、《归顺直隶州志》、《柳城县志》、《宁明县志》等文献的记载，综合考述其宦历如下:乾隆四十一年（1776）召试赐举人，四十五年（1780）出任岑溪知县，四十七年（1782）曾寓梧州，四十八年（1783）复岑溪任；五十一年（1786）乞养归故乡；五十五年（1790）署归顺州（今靖西县）知州，五十八年（1793）改任柳城知县，至六十年（1795）重任归顺知州；嘉庆元年（1796）初，调任思明府宁明州（今宁明县）知州，十月离任，赴省城桂林；二年（1797）三月，在省奉委赴百色军营，入西隆（今隆林县）从征贵州兴义苗起事，事毕监押案犯入京，中瘴毒卒于永福道中。李宪乔之父李元直，字象山，官至山左侍御。雍正七年（1729），任四川道监察御史。“八阅月，章数十上，疏劾诸用事大臣如大学士朱轼、张廷玉等，时有‘憨李’之谓”。其刚直不挠与李慎修齐名，时称“山东二李”。[6]袁枚《随园诗话》亦载:“雍正间，孙文定公作总宪，李元直作御史，陈法作部郎，三人嶷嶷自立，以古贤相期，京师号曰‘三怪’。余出孙公门下，采其略，为作神道碑，后与李公子宪乔交好，为撰墓志。”[7]因此，当李宪乔拔贡生却被天子以年幼罢归时，时任宰相的临桂人陈宏谋才会以“君名臣子”等语安慰他。李宪乔也确能秉承父志，廉洁勤政，以致“殁而妻子不能归葬，松圃以千金送其丧”。[8]（三）李宪乔著作考李宪乔的诗集《少鹤先生诗钞》十三卷，是在他辞世之后，由李秉礼、刘大观出资，单鉊选编，王熙甫校定完成的。初刻于清嘉庆间，与宪噩、宪暠诗集合刻为《李氏三先生诗钞》，光绪十二年从曾孙李楹重刻之。光绪本蓝色封面题书名为《少鹤文集》，内题则为《少鹤先生诗钞》。该本《内集》十卷，收诗444首，依次为《秋岳集》、《石溪集》、《未详当属何集》、《焦尾集》、《萧寺集》、《过江集》、《过岭集》、《县居集》、《澄江返棹集》、《凝寒阁续吟》；《外集》三卷，计237首，分别为《鹤再南飞集》、《龙城集》、《宾山续集》。内外集诗凡681首。袁行云《诗人诗集叙录》在叙及李宪乔光绪版诗集时，千字文内有多处差错。现对诸光绪本予以纠正:《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误为“重订《中晚唐主客图》”；《内集》三原为《未详当属何集》，误为“《焦尾》”；《澄江返棹集》硬拆为“《澄江》、《返棹》”二集，以凑够十卷之数。[9]袁著这段文字还有可议之处，此不一一指出。李宪乔还撰有《拗法谱》一卷，附《通转韵考》一卷，有光绪间刊。《高密李氏评选孟诗》一卷，有同治间刊。评选陶渊明、韦应物、王维、孟浩然、储光羲、柳宗元诗为《六家诗选》，孙殿起《贩书偶记•续编》著录其原稿本。《二客咏》二卷，有乾隆间刊。选订李秉礼《韦庐诗内集》四卷，中有点评，后有跋语，有乾隆辛亥版、嘉庆戊午版、嘉庆戊辰版、嘉庆已卯版。[10]另有《少鹤先生日记》稿本，内为《崇桂纪程》、《龙柳纪程》、《北旋纪程》、《百色军营》，今藏山东青岛市博物馆。此外，单鉊序所云“赋颂杂文若干卷，《龙川杂纪》一卷，《昙呵集》一卷，缮写成帙。又著《诗经直说》，未就”等著，众史家均未叙及，似已绝迹。二、李宪乔诗论及广西高密诗派的形成与流播（一）李宪乔的诗论和诗坛活动李宪乔的诗学思想集中体现在其为李秉礼《韦庐诗内集》所撰的评跋中。[11]他强调“诗言志”乃是诗人“安身立命处”，正如杜李韩苏之许身救民、傲睨权贵、逆鳞谏君、万死不悔:“古所谓诗言志者，非仅铸为伟词，扬诩盛气已也。必将有生平心力之所注，至真至确不肯以庸靡自待者，宣写流露于吟咏之间，乃所谓志也。许身稷契救天下之饥溺，虽不能至，志则有然，此少陵安身立命处；倾抑而密疏奸邪如杨李之辈，睨视嬖幸如贵妃力士之类，以流离佯狂傲然而不悔，风云屠钓大人棿杌，此太白之安身立命处；甫为近侍即激切谏争，患难死生不为移变，皇皇无君之凿枘不入，此昌黎之安身立命处；至大至刚之气不以少屈，嬉笑怒骂之态不以少敛，万死投荒甘之若诒，此东坡之安身立命处。”他还进一步指出，诗人由于所处时代与社会环境的不同，其安身立命处或有别，但就根本而言仍应不渝其志:“人之所处有不同，其安身立命处亦不同。若元道州之志在存恤，耻于躁进；韦苏州之志在恬淡，不为物牵；姚武功之轻心尘爵，为文致功；司空表圣之亮执高节，深究诗味；林和靖之追琢小诗，傲睨葛谢；陈后山之矢音酸苦，鄙夷权贵，是皆不渝其志者，余可以此推之。”他坚决反对当时盛行的脱离现实、婉弱空洞、饾饤肤廓、风格颓靡的习气:“诗自朱王狎盟以来，吮毫之子争以雕缋为工，旖旎相尚，风格寝以颓靡。较之云间、历下、竟陵、公安，余习又不知齐楚孰得失也。”为了纠正诗坛积弊，李宪乔与其兄宪噩（又名怀民，号石桐）、宪暠在山东高密发起宣扬中晚唐诗歌的运动。他们模仿唐张为《诗人主客图》而作《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取唐元和以后诸家五律，辨其体格，奉张籍、贾岛为主，朱庆余、李洞以下为客。他们所倚重的是张籍、贾岛的“寒瘦清真”，目的是力救时俗“藻缋甜熟”之气。李怀民这样解释重订《主客图》的动机:“张籍天然明丽，不事雕镂而气味近道，学之可以除躁妄、去矫饰；贾岛力求险奥，不吝心思而气骨凌霄，学之可以屏浮靡、却熟俗。……中晚唐人得盛唐之精髓，无宋人之流弊，尝举梅宛陵‘发难显之情于目前，留不尽之意于言外’二语，以为道尽古今诗法。”[12]汪辟疆《论高密诗派》一文指出:“先是，清初诗学，以虞山渔洋为主盟，天下承风，百年未替。然末流之弊，宗虞山者，则入于饾饤肤廓，宗渔洋者，则流于婉弱空洞。李怀民生于国势隆盛之时，亲见举世阿谀取容，庸音日广，慨然有忧之。乃与少鹤精研中晚唐人格律，而救以寒瘦清真，一洗百年以来藻缋甜熟之习……高密三李之起，奖掖提携则同里单书田、单青侅、单绍伯开其先；诗派成立，则石桐、少鹤扶其奥；羽翼倡，则以王氏五子为专功；绍述光大，以后四灵为独至。刘松岚则有流布宣扬之勋，孙顾崖则有识曲听真之赏。”[13]文中提到的山东高密诗派的主要成员，“三李”指李宪乔及其长兄李宪噩（又名怀民，号石桐，诸生，有《石桐诗抄》等）、二兄李宪暠（字叔白，号莲塘，诸生，有《定性斋集》等）；“三单”指高密前辈诗人单书田（楷）、单烺（青侅）、单绍伯；“王氏五子”指王克绍（新亭）、王夏（蜀子）、王万里（希江）、王克纯（颖叔）、王子和（宁焯）；“后四灵”指李五星（治经）、王熙甫（宁?）、王丹柱（宁烻）、单鼒（子固）。此外还有刘松岚、孙顾崖两人，系李宪乔宦游广西时的亲密诗友。（二）广西高密派的形成与传衍汪文并叙及高密诗派在广西流播的情况:“自少鹤筮仕粤西，其交游则有临川李松圃秉礼、桂林朱小岑、长洲孙顾崖、赵松川延鼎、刘正孚、江西胡茂甫森诸人。其弟子则有归顺童毓灵九皋、童葆元汝光兄弟，唐梦得昌龄、袁子实思名、马平叶亮工时晰。又有黄鹤立、曾传敬、农大年昌丰诸人，皆从少鹤问诗法。其造诣亦高，于是广西有高密之派。临川李松圃以业鹾籍桂林，因得与少鹤相习，既馆少鹤于其家，死后又为之归丧刻书。春湖先生宗瀚，守其家法，并及高密二李绪论。”[14]今参考汪文提供的线索，并结合地方史志文献资料作必要的补充、阐释，按李宪乔宦游广西的踪迹，将广西高密诗派的活动情况与传衍轨迹梳理如下:1.两任岑溪知县及寓居梧州时期。李宪乔出知岑溪后，李怀民、李宪暠亦南游岑、梧，“三李”以诗文唱酬开一地文风。当地诗友有高豫（字建中，秀才）、徐奇士（孝廉）、欧阳介石（名镐）、谢素猷（名坡）、王推烈、余亮、李诒璋（李宪乔之子），以及岑溪黎叟、梧州温先生（时任梧州府提点刑狱公事）等。常于岑溪清风亭、易使桥，梧州三界庙、西江船上雅集唱和。李宪暠病逝于岑溪时，诸门生为诗哀悼之。2.两任归顺州知州时期。师从其门下的州城人有:童毓灵（字九皋，贡生，有《岳庐集》《秋思集》《宾山集》等）、童葆元（字汝光，附生，有《皆玉集》）、袁思名（字子实，又字监川，庠生，有《岛鹤集》）、唐昌龄（岁贡，历仼广西灌阳、雒容县训导）、李祖能（字恢先，贡生）、彭绍英（字澍汉，号百川，贡生，选授思恩县训导，兼署河池州学正）、曾传敬等。常偕游州城东北的宾山、龙潭河、孤山太极洞等。在镇安府及府治天保县交游的有:府县同僚亲密诗友刘大观（字正孚，号松岚，直隶邱县人，时任天保知县，有《玉磬山房诗文集》）、汪为霖（字傅三，号春田，江苏如皋人，时任镇安知府，有《小山泉阁诗存》），天保县城门生黄鹤立、农日丰（字大年），上甲村二黄生等。常到镇安府署周边的云山、独秀峰、响水瀑布、鉴隘塘等地游赏唱和。3.转岗柳城知县时期。有昔日诗友朱心池（柳江书院山长）、纪曾藻（直隶文安人，时任贵县知县，有《小痴遗稿》）、孙顾崖（江苏长洲人）、王若农（浙江嘉兴人）等，柳州门生龙振河（字雷塘，拔贡生，曾任恭城教谕，有《雷塘诗草》）、叶时晰（字亮工，号鹤巢，有《越雪集》）、李寅斋、欧阳镐、欧阳桂、黄章、罗希贤、王愚山、王克纯、黄淦、傅邦卫、姜元照及宪乔之子李诒璋等人。曾吟游柳城县名胜乌鸾山，又到马平（柳州）建“仙弈诗社”，与众诗友、门生游仙弈山西麓，观赏宋代丞相王安中《新殿记》摩崖并分韵赋诗。为叶时晰点评诗作并为其集题名为《越雪集》。李怀民在高密去世时，梧、柳二郡诸生也各为诗相吊。4.调任宁明州知州时期。有乔宁甫（曾任天河、灵川县令）、张予定（字汝安，号云樵，山东平原人，曾到桂林为县令）、梁昆华（越南语译者）等。并曾召请诸生宴游唱和，作《燕宁明州诸生》诗，称“矫矫诸文彦，实维在野英。……中有千古谊，此会良非轻”。5.在省城桂林及赴百色军营时期。有亲密诗友李秉礼（字敬之，一字松圃，号韦庐，又号七松老人，江西临川人，曾任刑部江苏司郎中，有《韦庐诗集》）、朱依真（号小岑，临桂人，袁枚称之为“粤西诗人之冠”，有《九芝草堂诗存》）、李宗瀚（字公博，号春湖，又号北溟，秉礼之子，乾隆五十八年进士，官至工部左侍郎）、刘大观、杨石墟（李秉礼家师）、李桐冈、许密斋（兴安县令）、王若农、浦柳愚（桂林书院山长）、朱心池（柳江书院山长），以及晚年来重游桂林的袁枚等。李宪乔与诸诗家遍游独秀峰、七星岩、杉湖、隐山六洞、普陀山寺等名胜地，又在李秉礼私家环碧园、西湖庄中与众诗友唱酬无虚日。（三）广西高密派活动大事记1.李宪乔与袁枚、李秉礼等的交往。乾隆四十九年（1784）秋，来游桂林的性灵派领袖袁枚与寓桂的高密派宗主李宪乔晤会，并介绍宪乔与由江西临川定居桂林的李秉礼订交，携众多诗友遍游吟赏桂林风景绝佳之处。宪乔又引其兄怀民与秉礼相识。此后，秉礼与宪乔以风节相砥砺，并从之学诗。宪乔为秉礼一一点定诗作，编为《韦庐诗内集》，并详加评跋。两人不时举办的诗社集会亦为桂林艺坛盛举。《雪桥诗话》记其中一事云[15]:“少鹤尝于普陀山寺招同松圃、石墟、密斋、柳愚、若农及朱小岑同游，用范石湖‘七人姓字在栖霞’句分韵赋诗。山水友朋之乐，亦足记也。”宪乔卒于官，秉礼经纪其丧事，并出资编印其诗文集。李宪乔在桂林与袁枚的交往，也透露了高密派同性灵派的分歧与对抗。《清诗汇》载:“少鹤诗名在群从中最高，袁简斋游粤西，见少鹤诗文，目为‘今之东坡’。诗出入唐宋诸大家，而能空所依傍，盖有真意以运之也。”[16]袁枚亦自言:“余在粤，自东而西，常告人曰:‘吾此行，得山西一人，山东一人。’山西者，普宁令折君遇兰；山东者岑溪令李君宪乔，字义堂。二人诗有风格，学有根柢，皆风尘中之麟凤也。”[17]他在离桂后致李宪乔函中有“高密高风，光远有耀”之语。李宪乔在回信中认为沈德潜论诗，“以‘温柔敦厚’四字训人”，“遂致流为卑靡庸琐”，希望与袁“起而挽之”。[18]实际上，“卑靡庸琐”正是性灵派给高密派的总体印象，只不过宪乔作为晚辈，不便直说，只好托之于沈德潜而已。其兄李怀民对袁枚其人其诗的反感则直接得多。他在《北归日记》中说:“诸人仰袁简老，如太山北斗。予每览其诗文，颇芜杂率易，不足惊喜。吾子乔亦未免以其誉己而许之。松圃为刻石，简老游栖霞洞诗也，张诸壁间。呜呼！士负虚名，倾动小儒。阮翁而后，又有袁子才。子才赠少鹤诗，少鹤删改几半，尚未免馀憾。其栖霞洞诗，视少鹤作，何啻梧竹之与榛栗？而松圃为子才刻石，不知供奉少鹤诗。天下事，往往如此恨恨！子才历游天下名山大川，到处以才名打取赆仪，穷无极欲，非真诗人本色也。子才所到处，大吏小官，争以诗投，而子才因以攫利，壮夫不为也。”[19]山东高密派成员多为安贫乐道的苦吟诗人。如单书田贫困至食尽门前树叶，犹吟哦不辍；李五星苦寒坚卧，其友王熙甫为制羊裘方能强起游眺；李宪暠屡试不第，遂随其弟宪乔到岑溪佐其治，越岁遘疾竟卒于官；李怀民亦久困场屋，乃愤而尽弃举制之文而专一于诗。这些以“志”“气”相标榜激励，忍饥傲寒而不失“真诗人本色”的齐鲁“壮夫”，如何看得惯鼓吹“性”“情”至上，“到处以才名打取赆仪”的这位江南老才子！何家琪指出:“昔随园氏才恢张，坐令诗教流俳倡。当时崛起高密李，兄弟力以清真瘦削之笔回澜狂。”[20]高密诗派兴起的原因之一，正是为了矫正袁枚性灵派“芜杂率易”、“卑靡庸琐”的流弊。2.李宪乔在桂西壮族地区的文化传播活动。李宪乔两度莅任知州的归顺州，属桂西镇安府（府治天保，即今德保县），历来为壮族聚居地。地处边陲，西邻滇黔，南与越南交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历代中央政权对这一地区执行羁縻政策，是广西境内开发最晚、经济最落后的地区之一。直到清雍正间改土归流，随着外省籍官员及流寓文人的陆续来到，先进的中原汉文化才在这里逐渐传播开来。李宪乔即是其中一位从事汉文化传播的杰出活动家。民国版《靖西县志》记载:“（李宪乔）敏明刚断，礼士爱民。尤工于诗。政暇尝以教州人士。州人粗知韵语，皆宪乔所教也。贡生童毓灵、庠生童葆元皆经其陶育。一时风雅称彬彬焉。”[21]据乾隆三十一年（1766）出为镇安知府的赵翼记载:“广东言语虽不可了了，但音异耳。至粤西边地，与安南相接之镇安、太平等府，如‘吃饭’曰‘紧考’、‘吃酒’曰‘紧老’、‘吃茶’曰‘紧伽’，不特音异，其言语本异也。然自粤西至滇之西南徼外，大略相通。余在滇南各土司地，令随行之镇安人以乡语与僰人问答，相通者竟十之六、七。”[22]从赵翼所举的语例看当为壮语，与壮语相通的“僰人”当为西南少数民族中的与壮同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傣族。李宪乔要教“言语侏离”，“不特音异，其言语本异也”的土著壮族“诸生”或“州人士”学会“辨音法”并“粗知韵语”，写出“风雅彬彬”的汉文诗来，其教学的难度与敬业精神可想而知。从李宪乔诗题看，他“政暇教州人士”可谓随时随地、倾尽心血:或在州署与众弟子讲学，或同游名胜实地启发创作，或在同品书画时切磋唱和。他赋赠诸生的诗作不少，诸如《与诸生》、《示州父老子弟》、《招诸文士》、《游滨山寺》、《归顺书感》、《携黄生鹤立登西城带山，亭子坐竟日，鹤立有诗，予和之》、《与鹤立步访上甲村二黄生》、《下雷土州舍与门人童正一同宿》、《和正一早行》、《汪太守以陈洪绶画<韩文公访卢仝>卷见赠赋谢并示归顺诸生》、《赠黄生》、《喜雨和门人童正一》、《赠袁生子实（思明）》、《月下送子实》、《九日游太极洞读楚辞，因同其体作歌，命门弟子和之》、《九月十七夜与童正一登怀远楼》、《将去镇安前一夕留赠黄生鹤立》、《叙吟示正一》、《镇安寓舍赠农生大年，并示童正一，即以留别》、《镇安与童正一别后却寄》、《镇安离席听童、曾二生歌诗，音韵凄切，因复留赠（童名毓灵，曾名传敬）》，等等。李宪乔《改建怀远楼记》称:“此州士子好学者多来问业，常数十辈。惟是培植深厚，尚需将来，应运而起，当不乏人。”[23]仅在李宪乔诗题中提及名姓者，即有归顺州城人7名、镇安府治天保县人4名，而以“二童”兄弟和袁思明、黄鹤立、农大年、曾传敬等最优秀。“童毓灵，字九皋，贡生；童葆元，字汝光，附生。皆州城人，明敏好学，尤工于诗，一时有‘二童’之目，为州官李宪乔所激赏。执贽李门下，凡有盛会雅集，更迭唱和，两生靡不与焉”。[24]李宪乔《将去归顺和乐天杭州二诗》亦载:“独有童氏子，经通行且修。能来同我居，对床置衾裯。夜半读楚骚，灯闇风飕飕。因与论古今，掩卷涕泗流。共言无倦听，晨坐尽更筹。”童毓灵有《岳庐集》、《秋思集》、《宾山集》，童葆元有《皆玉集》。张鹏展《峤西诗钞》收有童毓灵诗30余首，童葆元诗数首。童毓灵的诗歌作品中，五律占多数，风格以学习中、晚唐五律诗为主；其余为古体诗，四、五、七言纷然杂陈，灵活多变，不拘一格。如《独秀峰呈颖叔先生》:“百粤无地无山峰，千幻万化形难穷。奇到桂林奇不去，杜老此语未足凭。吾郡去桂三千里，岂亦有烦神鬼工？龙攫虎拏纷无数，中间一岊尤。掉头山外不回顾，势欲独专南服雄。众峰那无崛强者，只若壁观莫敢攻。一时俯首尽培塿，倚天放出万丈松。我自弱岁即壮之，思排阊阖吟高空。谢眺有句未足携，安得剑笔齐崆峒！坐恐此奇竟泯灭，先生一笑来海东。”诗中所写“独秀峰”在镇安府治天保县城北面，山崖峭壁镌“云山”二字，笔势遒劲。峰半慈云洞内有乾隆初修建的观音阁，峰腰有钟灵阁、毓秀岩、流云洞。洞中豁然，别具天地，多有历代名人题辞刻石。与桂林独秀峰的清秀独标不同，诗人笔下描塑的这座独秀峰像昂首天外、峥嵘挺拔、坐镇群山的巨灵。诗中“龙攫虎拏纷无数，中间一岊尤”二句，以刚健灵动之笔，极写众山簇拥之下独秀峰的险峻奇丽。其中用了三个古壮字:“岊”，上声下形,即读若当地壮话“巴”音，意指高而尖的石山。“”，左形右声，即读若当地壮话“松”音，意指（山）高；两字叠用，即很高很高。壮族人写汉文诗偶尔夹用古壮字，对理解诗作并无大碍，反而使笔下景物别具异域风味，更显奇丽怪伟。这些土著壮人夹用古壮字写汉诗与国内名家唱和，堪称相映成趣、独特绝妙！[24]（四）高密派以广西为根据地向全国辐射传衍汪文还记载:“胡森亦以江西人与少鹤往来，自是诗人多有传其《中晚唐主客图》者，于是江西有高密之派。孙顾崖以吴人官粤西，而最服膺少鹤、石桐诗说，以为今日诗道之存，实赖二李。则孙顾崖固能为二李之诗者，于是东吴有高密之派。逮于清季，临川李梅庵瑞清侨居金陵，尝称其家学，曾举其家藏钞本《中晚唐诗主客图》，授和州胡俊。而胡氏《自怡斋诗》亦远宗张、贾，近法石桐，并以身丁世变，枨触万端，辞旨诡谲而不失于正。至其‘穿天心出地肺’之语，见之者罔不惊走却步，目之为怪，惟陈伯严、王冬饮知之，盖胡氏正从高密出也，然则高密二李之诗派垂二百年犹未绝也。”[25]于是，高密诗派由山东崛起，以广西为发展根据地，逐渐辐射到江西、江苏、安徽等地，再向各省流播，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声势不小的诗歌流派，其影响至清末“垂二百年犹未绝”。三．李宪乔诗歌的思想内容《少鹤先生诗钞》中的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就其主要可分为四个方面。（一）关心民瘼，对封建官吏虐民实质有清醒认识和深刻揭露李宪乔之父贵为御史，以刚正清廉、狠劾弊政而有“憨李”之谓，其两兄和朋友圈又多为安贫乐道以“志”“气”相尚、“盛世”中愤世嫉俗的苦吟诗人，这对他方正而“狷介”品格的形成均深具影响。登上仕途后，他以亲民自快，“以民为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与民相约，惟日存实心，说实话，行实事”。（《改建怀远楼记》）“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惟以达志通欲为尚，而无取矫戾更张。”（《花王庙碑记》）他不仅秉“三实”（“存实心、说实话、行实事”）认真为民办事，尊重边疆少数民族风习，而且非常关心民瘼。《修堠谣》写官府为修建烽堠，勒令各村“一丁出百砖，十户供万瓦”，待到农民“典尽儿女衣，稍具砖瓦资”，却还“更驱自转运”，导致错过农时，造成绝收人祸:“田秧虽得插，废弃如枯葑。秧枯即绝食，饿死行可必”。在《猛虎行》、《续猛虎行》、《后猛虎行》三首乐府旧题诗中，他借用典故传说表达了对猛于虎的酷吏的极度忿恨、嘲弄。《猛虎行》中，他质问食人的老虎:“虎虎尔何不往噬，贪婪丧良之酷吏。纵噬千百不汝罪，底何残此蚩蚩氓？”希望老虎吃尽另一种“食人猛虎”即贪官酷吏，吃得再多也不怪罪，这种忧愤是何等深广！《续猛虎行》则嘲笑那些贪酷之吏“不酷安得威，不贪安得货”，字里行间充满了蔑视厌恶之感。在《后猛虎行》中，他更指出酷吏为害之烈远甚于食人之鳄、食人之虎，“静思鳄之害，不过食民鹿与猪；何况公然入城市，血人于牙如虎乎？结引贪酷官吏与为朋，此乃于不贪之境肆无忌。”贪官酷吏结为朋党，虎狼成群，鱼肉百姓。他最后愤怒地质问:“用狼牧羊已可忿，姿虎屠民宁更忍？”已经把矛头指向了最高统治者。正因为贪官酷吏当道，民不堪命，他才呼唤清廉之吏，以救民于水火，挽颓溃世风，但在这个已经腐朽的社会里，廉吏不仅难得，而且难处。《廉吏咏客燕中作》就表现了清官廉吏的尴尬处境。“贪官童仆喜，廉吏亲宾怨”，可见贪吏之存在有深厚的社会土壤。但诗人不以“贞女无艳饰，廉吏无珍服”为耻，即使简陋出行也心底坦然，“出行策疲马，不羡骅骝速”。他相信百姓心里有秆秤，“民愚有心肠，民贱有口目”。在举世浑浊的环境里，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下层官吏，能如此洁身自爱，实属难能可贵。《民顽一首呈镇安李太守》写得更为感人:“‘民顽不知恩’，不仁哉此语！为恩知有几？为害已莫数。此州属极边，夷民纷杂处。旧以犷悍闻，未往神先沮。试为布心腹，告其兄与父:‘因利固有待，先除昔所蠹。庶各安尔业，讼狱莫予苦。’此来未云久，民已三泣予。某实心愧之，而证前闻误。勤勤贤太守，怨吏不怨民。某既证所信，还举以相闻。”《雪桥诗话》评此诗“语语真朴，于陶、韦非貌似者也”。[26]实际上，李宪乔对人民的认识和感情，已远超出陶渊明、韦应物之上。试读宪乔《将去归顺，和乐天杭州二诗》:“三年为刺史，问我何施为。催科不敢拙，那得抚字慈。弭盗苦无事，遑问道拾遗。惟民不我恶，我不民鄙夷。以此两相得，未免情依依。愧无西湖水，为汝溉田陂。恩德竟何有，吾犹自知之。”正因为对自己治下的民众爱得深沉，所以才会如此全心全意地为民兴利除弊，而且总是由衷自责未能尽职。《将至会城覆讯解囚感叹作诗》也说:“尔罪我敢逭，不教谁咎哉。讯罢仰天叹，莫喻愧且哀。”他到省城桂林去复审“犯人”时，想到地方官“不教”失职却无人查咎，讯罢仰天长叹，深感惭愧和悲哀。他不仅痛斥那些不责己贪反怨“民顽”的官吏为“不仁”，而且清醒地认识到:“为恩知有几？为害已莫数。”这与他致秦小岘诗序中所言:“以国家设民牧，将以养民，而顾残酷之，是非以养民，适以残贼民！”都是对封建官吏役民虐民的实质所作的深刻揭露和批判。（二）酬唱赠答，交友收徒传艺明志李宪乔在高密家乡时，即与“三单”、“王氏五子”、“后四灵”密切交往，多有酬赠之作。对师从他学习张籍、贾岛诗的王熙甫、李五星、王丹柱、单子固等“后四灵”，更是悉心指教，赞许他们“格律皆有家法”，为四人诗合集题名《后四灵集》，并题诗:“永世不师古，圣言非所闻。文章虽小技，师古者得存。世代有递嬗，只如一脉分。假若生并世，相应篪与埙。堪笑浮薄子，师心不师人。万言甫吐口，已作粪土尘。粤宋得四灵，结发避膻荤。律格用唐法，发显不二门。至今览所遗，字字冰霜真。吾党诸学子，力古一何勤。引为四灵后，鼓之气弥振。若遇浮薄者，塞耳绝其言。少锐老则不，此言傥书绅。”鼓励他们“师古”、“师人”、“师心”并重。到广西后，十七年间遍游多地，或任职，或寓居，或行经，“所至以诗教人，开各邑宗风”,[27]八桂诗家多与交游，后学则踊跃师从之。如《归顺陈刺史章爱予甚笃，以白石留别，因酬数语》:“世人结交以黄金，陈子结交以白石。以金易石石不易，金能使人贪，石能使人廉；金易熔，石不变。既不变，更相结，大胜屡盟屡歃血。”用陆绩任郁林太守清正廉洁，离任时行装太少用巨石压舱的“廉石”典故，写出双方君子之交的深情厚谊。《译者梁昆华献孔雀一双，却之示以诗》:“翠角金翘相映新，端知性不耐清贫。请君笼向都城去，别赠豪家与贵人。”也是借拒收礼品表达廉洁自律的情怀。再如《孙罗城见过，读予门下诸生诗句，大惊，为赋长歌。诸生既各酬之，予亦有作》称“伯阳相马天下无，顾崖相士今亦孤。有目岂与常人殊，龙水净洗能辨珠”；同时作《调童九皋》:“顾崖自负今莘老，突见子诗惊立倒。子方从我于蓬蒿，举世已知童九皋。”将好友孙顾崖誉为伯乐，门生童毓灵比作千里马。又如《招诸文士》:“举举二三子，殷然时造请。每惭旧学荒，且复撄簿领。幸值罢州事，衣带勿烦整。远水迢郭白，秋山临边静。倘能从我游，鄙辞当为骋。”从中可见他对当地少数民族求学者的深厚感情和悉心栽培。其他如《桂林留别敬之》、《普陀山寺亭会者七人，因取范石湖〈壶天观铭〉跋语“七人姓字在栖霞”分韵，得“七”字》、《清风亭别筵会者二十六人，共赋葛仙瀑。高生尚宪诗云“曾听双琴奏，今随孤鹤来”，读之怆怳枨触，盖不复能终曲也。明日补作一章》、《王龙州奉使册立安南国王，自关外寄书与阮刺史，言少鹤蹔作闲人定多著述，颇用妒之。戏呈百二十字》、《汪使君于云山之南结庐，曰此亦“元峿”。前有蕉栏、鹤柴，西置草亭，正对独秀峰，秋色绝佳。时值夜半月出，共话亭中，真不谓人世也》，《携龙、叶、欧阳三生游驾鹤山戏作歌》之类，数量不少。（三）恋乡思亲，抒发落拓孤独情怀李宪乔的乡愁诗写得非常出色。从齐鲁到八桂，乡关万里，云水渺茫，思乡之情无法割舍，因此乡愁诗写得情真意切，艺术成就也极高。这些诗首先表现了对故土家园亲人的思念。如《宿金生寺》:“远旅无同伴，荒祠对岭开。乍看新月出，疑自故乡来。吹火照深草，移床避湿苔。虽言少毒物，未免费愁猜。”《题苍梧馆示二三朋僚》:“炎地无节候，雨余风暂凉。就明安竹几，避湿置绳床。暗蝠惊荒墅，孤萤入废房。同来人语少，应只是思乡。”孤身远游荒湿炎方，无论是抬头乍见边月初升，还是耳闻目睹暗蝠孤萤入房，都会油然想起心爱的故乡。《雨后龙山道中》:“屦露衣珠禾陇间，穿塍破畎放潺潺。入波天似镜中镜，过雨云疑山后山。带湿秋阳犹作暑，倦游行客只如闲。此时老母楼头望，拟遣樵青饷野还。”虽是雨后，秋老虎依然暑毒煞人，倦行游子又仿佛看见“此时老母楼头望”，魂牵梦萦，情何以堪!《新到配军经小道青州人，儿辈皆为作诗，因书所感》:“童稚欣相报，乡音入耳初。宁知伤远遣，却似得家书。”听到乡音像得到家书似的感到亲切。与此相应，许多诗作也表现了自己久处他乡的孤独感。《秋暮旅怀》:“僻门惟落叶，篱棘到湖干。孤客坐未暝，乱鸦惊渐寒。久闲怅童仆，无信寄长安。正拟乡园梦，砧声起夜阑。”《京口寄丹阳王少府》:“孤帆逗扬子，新月别瓜州。此地易成感，逢人合善愁。望来灯火岸，醉过笛声楼。知有难忘处，因风问海鸥。”乱鸦惊飞，孤帆远影，天气渐寒，砧声夜阑，处处易生感，时时觉孤单，这是他内心的写真。《镇安离席听童曾二生歌诗，音韵凄切，因复留赠》:“山雨冥蒙滞去程，尊前兀自不胜情。歌当好处君须住，休到阳关第四声。”表面说唱到佳处打住就好，千万不要再往下唱到“阳关第四声”，免得勾起我的孤独漂泊之感，而实际上早已在深深地自伤孤独了。其他如《与伟度别后逢上元宿草桥驿》:“红灯多在楼，孤迹长似倦。”写熙熙攘攘中的孤独。《雨中同周少府吕秀才登元容州经略台》:“孤怀谁解惜，且尽数君杯。”写不被人理解时的孤独。《冬夜赠姚将军》:“学调琴柱月初上，为看阵图灯暂明……无端醉后悲歌起，犹是山南射虎行。”借写他人而实喻自己的孤琴难鸣。等等，都很感人。（四）流连山水，借形胜之迹发人生感概与李宪乔学韩愈的奇崛诗风相适应，不少诗作描写山水奇景异物，礼赞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为了极奇尽怪，此类作品的篇幅往往较长，且喜用冷僻艰奥怪字。如《雪中登五莲山绝顶示颍叔》:“三日住山不见山，中情有似饥待餔。冻霖作雪意已餍，乱山蹙踏琼瑶铺。依北一峰可见海，峰顶披冒时有无。毅然欲往不可挽，掉头岂顾山僧呼。千岫万寻那能数，但觉淫汗沾裘褥。是时藓干石齿瘦，砅崖漩滑如脂肤。性命造次怕蹉跌，能变壮士成孱夫。不惜作气鼓俦侣，天生吾辈浮云殊。短长成败合有定，不死应有神明扶。床笫岂必尽鲐耉，枉自浪掷千庸愚。天风峻绝谁敢庐，攫裂已有残浮图。繇来意气不知崄，平地仰眙始骇吁。”冻霖、乱山、千岫、石齿、砅崖、天风，大自然充满了神奇，置身其中，诗人感到了造化的伟岸与自己的渺小。又如《大桂山》:“山行遘淫雨，殷雷压山碎。谁谓石瀑响，更出雷之外。磵木拔千寻，郁若不可耐。直从大幽底，到天势未艾。湿菌太古积，横楂半空碍。杰松不受云，自结成叆叇。幽篁如幽人，回斜皆有态。折枝坠远墟，丛箨赴激濑……”诗中铺写了山雨之淫，殷雷之巨，磵木之高，竹林之幽，苔藓之古，蛮花之鲜，虫蛇之险，等等，诗人神魂倾倒于造物主的奇妙。同类还有《冰井》、《桂泷》、《大雨雹行》诸篇。借山水形胜，探古人踪迹，寄发人生概叹的篇章也不少。如《过永州吊柳子厚》其一:“报国肝激烈，结交血淋漓。不幸误所倾，倾向叔文伾。十人誓同死，不顾生退之。假将此肝血，略为一转移。前日阳亢宗，合传非公谁。退之笃朋旧，岂以芥膈脾。其如撰实录，毛发不得私。公生有愚溪，公死有罗池。不敢妄谀公，知公不可欺。”诗评柳宗元参加永贞革新活动史事，追怀其狷介品格，歌颂其报国肝胆，痛惜其壮志未酬。又如《寻范石湖所题空明洞壶天观》:“山川至楚越，融结无余势。……岂特为龙蛇，四壁浩然气。蛮邦莫知惜，半被藓土灭。何以招公魂，共向壶天醉。”据《桂海虞衡志•壶天观铭并序》:“凡穴洞皆幽暗逼仄，秉烛而游。唯屏风岩高广壁立，如康庄大厦，延纳晖景，内外昭彻。石湖居士命之曰‘空明之洞’。”[28]诗人借用的仅仅是空明洞壶天观这个景点，通篇都是叙述议论，“何以招公魂，共向壶天醉”，怀古的思想十分突出。又《楚中咏古迹五首》分别写汨罗江、衡山、洞庭、永州、浯溪五处名胜，怀悼屈原、韩愈、岳飞、柳宗元、元结五位历史人物，寄发了深沉的感慨。《湘江夜起值月上》凭吊湘君、湘夫人。也有借山水形胜寻仙入禅之作，如《冬夜兰公见过寺居》、《兴胜寺即事》、《醉吟赠云岩上人》、《东磵琴兴示张生》、《栖霞寺待月赠同游》等。四、李宪乔诗歌的艺术特色李宪乔是高密诗派的核心人物，在宗师的选择上，单鉊序中说他“规模较阔，出入唐宋诸大家，能运以己意，虽巉削不伤真气。他文亦简劲有法度。”所谓“唐宋诸大家”指唐代韩愈、张籍、贾岛和宋代的苏轼、黄庭坚等。汪辟疆说:“少鹤五言，近贾为多……惟五七言古体，则尝出入韩苏，气体较大，……要皆不失为高密派重镇也。”[29]汪氏指出了少鹤宗师所自和学诗辨体的特点。李宪乔在学习这些诗歌传统时，不仅分体，而且学有侧重，与此相适应，他的诗歌在整体风格一致的前提下，大致分为两种成色:宗韩一路和宗贾一路。他曾夫子自道:“僻吟偏近岛，上国喜逢韩。”（《留上窦东皋宗丞》）此外，还有少数学张籍的乐府古体诗。也曾自道:“我诗槎桠多苦语。”（《寄酬简斋先生》）范文澜论宋诗时有“硬派”、“软派”之分，今姑沿其理路，将李宪乔诗分为“硬派诗”和“冷派诗”两系，外加“乐府”诗，依次加以论述。（一）韩杜诗影响下的“硬派诗”风格袁枚曾指出李宪乔诗“酷摹韩杜”。[30]李宪乔这类“硬派诗”具有以下特点:1．多用五七古体、杂体，长篇巨制挥洒才气学识。在《志感陈情上提刑杜使君七十韵》这篇长制中，作者描写蛮荒，陈述民情，叙述典故，介绍风俗，表达感激。洋洋洒洒尽得风流，显示了驾驭宏大结构的高超能力。这种做法取乎杜韩。杜甫擅于长篇叙事，《述怀》、《北征》诸篇即是。韩愈传杜衣钵，《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等篇即模杜之作。此诗意境纡折，悲喜起落，时断时续，散而不乱，表现了韩愈操纵局面的笔力。纵向比较一下，看得出李宪乔有意识地学杜模韩的艺术尝试。他如《湘水遥》、《已过洞庭寄兄二十四韵》、《秋水篇》等，也是穷极笔力，抒发倾吐，淋漓尽致。2．以议论、才学为诗，显现较浓重的宋型诗味。从议论性长诗《再赠青侅太守》中，可以看出他对“辞强意崛”诗艺形式的自觉追求。类似的例子还有《上桂林陈相公二十四韵》等。苏轼是李宪乔倚重的诗人，苏诗特点之一即为说理。严羽从兴趣论出发，批评宋诗“近代诸公……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31]李宪乔熟谙苏轼、黄庭坚的这些特点，有意识地进行着尝试:“古人书多偏，而有刚正志；后人书多正，而有妖邪意。偏者固为病，美不以为累。”（《跋东坡山谷书示阳扶》）“偏”对艺术来说不是“病”、“累”，关键要看内心有没有刚正之志，“偏”的艺术形式也照样能表达“刚正”的内容。3．用奇喻造险境，追求感觉的怪异和艺术效果的陌生化。在追求奇险的艺术效果方面，李宪乔有自己独特的追求:选择一种奇险的境界，调动各种感官，运用奇怪的比喻，营造非凡的氛围，以达到陌生化的艺术效果。《桂泷》一诗把人带到了一个危险之境——危崖激流之边，再从各方面给人予强刺激。这股激流就像一头桀骜不驯的怪兽，置身其侧，有一种莫测的危险。仄身在昏暗的崖壁之下，宛若触在性情乖张的老虎面颊上，随时都可能触虎之怒，随时都有生命之虞。远处，激流就像奔突的巨龙，冲撞着两岸，迸撞着石礁，仿佛要与石岸石礁决一生死，电掣雷鸣，冰雹飞散……他写声音之巨大、强烈，竟衬以“众山不敢应”，这种氛围也太骇人听闻了。他就是靠这种种手段给人以全新的刺激的，陌生的效果也就随之而出了。他的感觉有时也非常灵敏、新奇。“试着一雨片，寂然虚室中。何须入鼻后，始觉此心空。”（《分香赠约言》）鼻嗅雨水，感觉心空，嗅觉感觉界限被打破，这里运用了联觉之法，此种联觉也是常人没有的。“晴枝霜气满，湿地晓阳轻。”（《冬日晓兴寄东溪》）一个“轻”字，把阳光也写出了质感，把境界盘活了；“古帘黯黯宫漏永，客帐无人灯乱影。”（《都门寄家兄用东坡寄子由韵》）“灯乱影”三字，借灯影之乱，写人心之乱，或互相扰乱，这样写一种寂寞之境思路别致。总之，李宪乔为避免诗歌的平熟圆滑而作出的努力，使他的诗整体上获得了一种不同凡响的新奇效果。（二）郊岛影响下的“冷派诗”风格李宪乔的大部分五言古诗都有偏暗、偏冷、偏湿、偏孤静的特点。1．偏暗。这是就视觉感受而言。贾岛诗的色调即偏暗，如“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送无可上人》），白昼里他选择光线较弱的潭边、树荫下；“地寒春雪盛，山浅夕风轻”（《别徐明府》），虽然是夕照，但已近昏黑；“流星透疏木，走月递行云”（《宿山寺》），在朦胧的月光之下；“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暮过山村》），在日暮时分，色彩昏暗。李宪乔选择的典型时刻也是或在黄昏，或在月夜，或在阴天，或在暗室，艳阳高照时也在浓荫下，像一只怕光的蝙蝠。“暝舷不能寐，兀立吊江东”（《夜半舟中望燕子矶作寄子才》），这是在暗室；“孤馆当昏坐，荒钟隔雨闻”（《和石桐闻钟寄子迄》），“残雪暮归寺，夕阳深闭门”（《兴胜寺》），这是在昏馆、暮寺；“游子半夜棹，严城千里冰”（《月夜次长江》之二），这是在夜半；“州城接孤岭，昏雪没巑岏”（《有感祝舍人大雪宿蔚州北山作》），“荒江迥望绝沿洄，雾瞀氛昏到晚开”（《泊龙头矶闻鹧鸪》），这是在黄昏、入晚；“鸡鸣江水白，江月堕混茫”（《鸡鸣》）这是在黎明月下……。不知是二人性情偏嗜相似，还是后彦模仿前贤，艺术面貌竟如此相似。2．偏冷。偏冷与偏暗是联为一体，互为作用的，二者在心理上都给人造成阴郁的感觉，故色彩学上把昏暗的色彩划为冷色调。李宪乔选择意象时，着意择取雨水、冽泉、雪霰、冷雾等冰质物体，为他的诗境笼上冷的氛围。如他写冷江、寒雾的诗句:“暗露缀虚网，晴虫上湿柯”（《寄曲江翁》）；“松高云始驻，涧僻水偏寒”（《书情寄兰公敬之廉夫》）；“寺前西涧水，数里见寒澄”（《题延庆寺》）；“石泉寒更澈，霜柳雨中疏”（《怀林云表》）；“泉声出荒草，霜气涌孤祠”（《游长白山澧泉谒范文正公祠》）……从常理上讲，太阳、烟、灯给人的感觉是温暖的，但诗人也要为它蒙上冷色:“冻烟开磵曙，高雪入楼晴”（《登九仙山西观楼见远道人题壁》）；“带湿秋阳犹作暑，倦游行客只如闲”（《雨后龙山道中》）；“溪近夜风激，店荒灯焰寒”（《旅夜检校亡友单子迄集书卷尾》）。烟至于“冻”，秋阳至于“湿”，灯焰至于“寒”，都是作者心理上的极端反应。由于偏冷，选择意象时不离江湖雨雪雾泉，因而诗境又显得湿，冷湿便成为李宪乔“冷派诗”风格的感性形式。3．静寂。李宪乔学过韦应物、王维一派。王维晚年信佛，又诗画兼擅，其诗设色多用冷色。李宪乔流连寺刹、与僧友论道之作也不少，如《冬夜与远师同宿》、《赠法逸人》、《石溪西亭赠翼上人》、《游龙洞圣寿禅院》、《寻东磵僧》等。他笔下的静物、寂境也写得很有特色，有些佳句幽境直追王维。他有时使用以声衬静法，如“孤馆当昏坐，荒钟隔雨疏”（《和石桐闻钟寄子迄》）；“乌栖方辨树，犬吠始时村”（《雪后宿山家》）；“钟声离浦口，雨气隐淮关”（《淮阴晚泊》）；“宁知一叶寒江泊，独听篷窗溅雪声”（《别后寄都尉王象州》）等等。这些都是以不成比例的两物对比，反衬出寂静的成功例子。有时又以动衬静，如“僧共无灯夜，禽惊落雪枝”（《寄祝厚臣舍人》），以落雪、禽动衬静；“罂空和冻蚁，枝动恋巢禽”（《寺居雪夜寄萧检讨》），以枝摇、禽动衬静。（三）学张籍的乐府古体的特色1.多用乐府歌行旧题，思想内容以讽谕为主。如《猛虎行》、《续猛虎行》、《修堠谣》、《莱阳乞儿妇》等。数韵、数十韵不等，立意都在“救济人病，裨补时阕”。语言接近民间口语，朴素自然，如“天子仁圣化被九有，敢恃逖荒逞此凶丑。我虽邻州之下吏，为民复仇亦其事”（《续猛虎行》），语言已如百姓日常说话。又如“我行时借问，夫言妇已叹，烽堠设何由，使我连村困。前夜吏到舍，叱喝府帖下。一丁出百砙，十户出万瓦”（《修堠谣》），用平常的叙述语言描写与农夫的对话，不加修饰，不求新奇，与前述苦吟之诗泾渭分明。2.善用典型场面与细节刻画来表现主题。如《莱阳乞儿妇》:“……里中数少年，愿通殷勤具盘餐。妇若不闻噤不言，更倩邻姥相劝谕，饿者如麻儿何苦，妇若不食不为语。风凄日惨野茫茫，居人尽归乌鸢狂，妇死尸留依夫傍。”写丈夫饿毙，妻子在旁守候至死的惨状。诗人选取逃荒“饿者如麻”时有暴尸路旁的典型场面，突出妇人的言行举止细节，对好心人的劝告“不闻噤不言”，对送上的食物“不食不为语”，终于死依夫侧，表现了妇人的执着坚贞。整个叙述纯用白描，犹如线条分明的木刻。综上所述，李宪乔学诗出入于唐宋诸大家，重点借鉴清苦的贾岛和雅正的张籍，“汇冶诸家，独师怀抱，才雄而气峭”[32]，遂得盛唐之精髓而无宋人之流弊，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那些抒怀言志之作，风格寒瘦清真、气骨凌霄；反映现实之作，则天然明丽、不事雕镂；而乐府古体诸篇，更绝似张王乐府的嗣响。当然也应看到，李宪乔过于强调刻苦独造，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诗歌内容的表达，其诗从整体上看，题材不是很宽广。翁方纲批评说:“此作《主客图》者，正坐一窘字！”[33]“寒瘦”诗风自然不够宏肆开阔，难免窘穷之讥。其次，学韩杜而求之过甚，也是一弊。如《上桂林陈相公二十四韵》、《志感陈情上提刑杜使君七十韵》，逞才使气中透发出一股酸腐气，而对上官的过分吹捧更显得未能免俗。但总体而言，李宪乔的诗论、创作及其流派，以自己的独到之处和艺术魅力，在清代诗坛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注释[1]《清诗史》严迪昌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2]《清诗流派史》刘世南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3][9]《清人诗集叙录》袁行云编著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版[4]《清诗汇》徐世昌编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清史列传》王钟翰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5][10][11]《〈韦庐诗集〉校注》李秉礼撰赵志方校注广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6]《清史稿》赵尔巽等撰中华书局1976年版[7][17][30]《随园诗话》袁枚撰顾学颉点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8]《李少鹤集序》单鉊撰[12][13][14][25][29]《论高密诗派》汪辟疆撰载《汪辟疆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15][26][32]《雪桥诗话》杨钟羲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16]《清诗汇》徐世昌编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18]《“高密三李”友朋书札》“袁枚致李宪乔”《历史文献研究》21辑[19]《高密三李诗话底稿?北归日记摘录》山东文献集成(第47册)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20]《天根诗钞》卷一《重遇潍县刘子秀孝廉汝宁……追述师友感赋长歌》[21][23]《归顺直隶州志》何福祥纂清道光二十八年抄本成文出版社1967年影印版[22]《檐曝杂记•西南土音相通》见赵翼《瓯北全集》湛贻堂光绪三年刊本[24]《桂西壮族地区汉文化传播例谈——从靖西“二童”到德保“三盛”》梁颖峰著《广西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27]《古今旅桂人名鉴》广西统计局编杭州古籍书店1987年影印版[28]《桂海虞衡志》范成大撰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31]《沧浪诗话》严羽撰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33]《近人有仿张为<主客图>取张司业、贾长江以下五律成集者,赋此正之》载《复初斋集》翁方纲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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