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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经典全本译注评:世说新语译注评》产生于中国南朝宋期间，是一部主要记叙东汉末、三国、两晋时期士族阶层言谈和逸闻轶事的笔记体小说。《中华经典全本译注评:世说新语译注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笔记体小说的代表作，也是我国*早的一部文言志人小说集。《中华经典全本译注评:世说新语译注评》原名《世说》，因西汉刘向曾著《世说》（早已亡佚），后人为了将此书与刘向所著相区别，故名《中华经典全本译注评:世说新语译注评》。
《世说新语》产生于中国南朝宋期间，是一部主要记叙东汉末、三国、两晋时期士族阶层言谈和逸闻轶事的笔记体小说。本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笔记体小说的代表作，也是我国*早的一部文言志人小说集。本书原名《世说》，因西汉刘向曾著《世说》（早已亡佚），后人为了将此书与刘向所著相区别，故名本书《世说新语》。一、编撰者和注解者《世说新语》由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组织编撰而成。刘义庆（403—444），字季伯，南朝宋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宋武帝刘裕之侄，长沙王刘道怜次子，十三岁时被封为南郡公，后过继给其叔临川王刘道规，袭封为临川王。刘义庆自幼才华出众，喜爱文学，早期曾任秘书监一职，掌管国家藏书和编校工作，有机会博览群书，为《世说新语》的编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后历任尚书左仆射、荆州刺史、江州刺史、南兖州刺史等职。刘义庆在担任江州刺史时，不少文人雅士集其门下，当时名士如袁淑、陆展、何长瑜、鲍照等人，都曾受其礼遇。《世说新语》成书大约即是在此期间，由刘义庆组织门下的文人雅士编撰而成。《世说新语》流传开来后，影响渐大，成书五十年后，即有南朝齐史敬胤为其作注，可是该注本已佚。现存*早的注本是刘孝标注本。刘峻（463～521），字孝标，平原（今属山东德州平原）人，南朝梁学者兼文学家，其《世说新语》注不仅辩证是非，纠正了原书的一些谬误，而且征引繁富，引用的书籍达四百余种，为后世的研究者提供了极为可贵的历史资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今人对此书注释的版本中:影响较大且评价较好的，有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徐震塄《世说新语校笺》、杨勇《世说新语校笺》等。二、本书体例和思想观点《世说新语》全书原有八卷，刘孝标注本分为十卷，今传本皆作上、中、下三卷。全书共分三十六门，每门有若干则长短不一的故事，全书共有1130则故事。在《世说新语》的三卷三十六门中，上卷有四门，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中卷有九门，为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捷悟、夙惠、豪爽；下卷有二十三门，包括容止、自新、企羡、伤逝、栖逸等。现代出版的《世说新语》一般是以门数来划分的。《世说新语》成于众人之手，编撰者们把汉末魏晋时代值得称述的旧闻轶事加以编撰润色，并按内容分门别类，站在士族阶级的立场上，对士族名流的生活、思想、情趣、言语等方面作了较多的反映。本书所谈内容，除了从大的方面按特点分为三十六门之外，在每一门类内部并没有再分小类，而是基本以人物、事件出现的时间先后为准来排列顺序。虽然本书一些条目的归类仍有争议之处，但并不影响本书的整体成就。因本书出自多人之手，全书思想并不统一。书中上卷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门，这正是孔门四科，说明此书的思想倾向有崇儒的一面。同时，道教在当时的社会也影响巨大，门阀士族信奉道教的家族甚多，甚至出现了所谓的道教世家，如南方的琅邪王氏、高平郗氏，北方的清河崔氏、京兆韦氏等。而且，魏晋时期清言谈玄是一时风尚，而玄学正是以道家老庄思想为基础的。甚至在东晋末年，五斗米道士孙恩利用道教发动了暴动。这次暴动虽然*终失败了，但对当时的东晋王朝的统治也是一次很重的打击。另外，佛教虽然在西汉时就已传人我国，但到东汉末三国时代才开始兴盛，至魏晋南北朝时更普遍为民众所接受。故而综观全书，多有谈玄论佛的内容。因此，《世说新语》一书的思想倾向并不那么单纯，而是杂糅了儒家、道家和佛家的思想。三、本书所反映的时代背景和魏晋风度从汉末到魏晋，是一个统一王朝消失的时期。这期间阶级矛盾、社会矛盾不断恶化，统治阶级内部相互倾轧，致使社会动荡不安，政局变幻不定。西晋时，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为了争夺政权，产生了八王之乱，并持续了16年，为中国历*为严重的皇族内乱之一，并导致了西晋的亡国以及近300年的动乱。东晋时，政权南迁，与北方的五胡十六国并存。此时北方外族并起，对东晋朝廷虎视眈眈；东晋内部也是矛盾不断，南北士族之间、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相互排挤，掌握军政实权者互相攻战，有的甚至举兵威逼朝廷；加上士族和寒门之间矛盾突出，赋役繁重，阶级矛盾更加尖锐，致使人民群众暴动迭起，东晋王朝终于覆亡。这样的时代背景，虽然不是本书所要表达的内容，但是必然会在书中有所反映，如书中数次提到的避乱江左、王敦谋逆、苏峻之乱等，都是当时的史实。《谗险》一门反映了东晋时奸佞之臣陷害他人的事实，《黜免》一门则记载了在当时动乱的政局中被免官或降职的现象。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为免遭杀身灭门之祸，魏晋士人中就有一部分采取逃避现实的做法，他们或者隐遁山林，不肯出来做官；或者崇尚清谈，不问世事。《世说新语》中单立《栖逸》一门来记载当时的隐士及其隐遁之事。魏晋时期盛行门阀制度，注重门第，士族和庶族的等级界限森严。士族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大姓豪族，当时的政策法令维护了士族地主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特权；而庶族不能和士族平起平坐，不能通婚。门阀制度在东晋时尤为盛行，东晋政权是司马氏皇族和以王、庾、桓、谢诸大姓为代表的北方士族以及处于非主流地位的江南吴姓士族的联合专政，这种政治格局一直延续到东晋末年，长达一个世纪之久。东晋的士族门阀的势力足以与皇权并立，甚至超越皇权，皇帝都要依赖士族的支持，门阀政治达到鼎盛。这种门阀等级制度，在《世说新语》一书中也时有反映。从三国时曹魏的何晏、王弼、夏侯玄开始，倡导玄学，遂开一时风气。到晋代时，专谈玄理之风愈演愈烈，士大夫们竞相谈老庄、《周易》。善于清谈者被认为是品性高雅的名士，不仅享有盛名，甚至能换来权势。本书对此现象有大量生动形象的描写。魏晋时，士族阶层非常重视对人物的品评，这从浅层原因来看，和当时崇尚清谈之风密切相关；深层原因则与魏晋时实行的从汉朝察举制沿袭而来的选举人才的制度，即九品中正制有很大关系。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选官制度，是统治者为了拉拢士族而制定的制度。各州郡设官负责品评当地人物的高低优劣，分为九品，以便选人授官。在这一制度的影响下，士大夫也常聚在一起品评人物。通过品评，统治者可以选拔出想要的人才；士人也借此抬高声誉，作为进身之阶；而擅长品评的人也因此身价倍增。人物品评的内容不一，可以是容貌体形、仪态风度，可以是言谈举止、才情气质、本性能力等。人物品评是本书一个重要内容，《识鉴》《赏誉》《品藻》《容止》等门中有不少涉及人物品评的记载，从中司以看出魏晋名士们的为人处事方式、性格特征等。魏晋士人生活方式的另一面就是任性放达，不加拘束，其表现方式主要有两点:或是自我麻醉式的狂欢，或是个人行为处事、待人接物等方面的怪诞不堪。前者主要表现在纵酒寻乐，服用五石散；后者则表现在蔑视礼法，放诞不羁，甚至于长啸、学驴叫等等。这也是魏晋风度的重要特征之一，《任诞》《简傲》等篇章对此作了集中的描写。魏晋时，士族阶层很注重社交场合中言辞的应对表达，即重视辞令，这与当时的清谈之风有一定关联。清谈要求言简意赅，辞锋锐利，见解精辟，寓意深刻。因此士大夫们在待人接物等方面也特别注重风度自如，应对得体，具备高超的语言技巧。他们的言语或含蓄精微，或意境高远，或气势磅礴。本书中记述了很多当时有关辞令的故事和产生的佳句名言，如《言语》《文学》《排调》等门中记载了很多当时的言辞应对，从中可以看出士族名士们才情出众，才华横溢。《世说新语》一书虽然成于众人之手，但也是有着明确的褒贬态度的。本书很注意记载道德、品行、技能等方面的事，对于忠君敬上，父慈子孝，礼贤下士，为官清正，举止端庄，气量宽宏，为人豪爽，改过自新，技艺精巧，以及妇女的贤淑等等，都给予大力褒扬。如《德行》《政事》《方正》《雅量》《豪爽》《自新》《术解》《巧艺》《贤媛》等门中，记载着编者推崇的人物故事、言行举止和技术技能。而在《轻诋》《假谲》《俭啬》《汰侈》《忿狷》《谗险》《惑溺》《纰漏》《仇隙》等门中，记载了当时一些丑陋的现象或卑劣的品性，比如残暴骄奢，吝啬刻薄，沉湎美色，谗害他人，手段诡诈，性格急躁，肚量狭小等等，可以看出编者对此是持否定态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