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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石玉昆，生平事迹不详，字振之，号问竹主人，天津人。清代满清贵族子弟，爱好子弟书，是嘉庆道光年间著名的子弟书说唱人。
《三侠五义》（精装插图本）是“中国古典小说藏本（精装插图本）”中的一种。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成立之初即致力于中国古典小说的整理与出版，半个多世纪以来陆续出版了几乎所有重要的中国古典小说作品。这些作品的整理者，均为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如聂绀弩、张友鸾、张友鹤、张慧剑、黄肃秋、顾学颉、陈迩冬、戴鸿森、启功、冯其庸、袁世硕、朱其铠、李伯齐等，他们精心的校勘、标点、注释使这些读本成为影响几代读者的经典。“中国古典小说藏本（精装插图本）”丛书将这些优秀的经典之作集结在一起，再次进行全面细致的修订和编校，以期更加完善；所选插图为名家绘画或精美绣像，如孙温绘《红楼梦》、孙继芳绘《镜花缘》、金协中绘《三国演义》、程十髮绘《儒林外史》等，以丰富读者的阅读体验。
《三侠五义》是古典长篇侠义公案小说的经典之作，堪称中国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同时，作为中国*部具有真正意义的武侠小说。小说叙写北宋仁宗年间，包拯在众位侠义之士的帮助下，审奇案、平冤狱、以及众侠义除暴安良、行侠仗义的故事。书中塑造了一位铁面无私、不畏权势的清官形象。
前言
《忠烈侠义传》在我国算得是一部古老的白话武侠小说。小说分三部分，早出的为《三侠五义》，初刻于光绪五年(1879)，随后的《小五义》、《续小五义》，刊行于光绪十六年(1890)，距今均已过百年。这期间，经先贤的大力推荐并加揄扬，使其在不甚景气的晚清小说中脱颖而出，在文学史上占了一席之地。
俞樾(曲园)在1889年撰写的《三侠五义》序文中，肯定《三侠五义》“事迹新奇，笔意酣恣，描写既细入豪芒，点染又曲中筋节”，“如此笔墨，方许作平话小说；如此平话小说，方算得天地间另是一种笔墨”。
胡适在1925年的《三侠五义》序文中，将《三侠五义》与其据以改编的《龙图公案》加以比较，认为《三侠五义》使“神话变成了人话，志怪之书变成了写侠义之书了。这样的改变真是‘翻旧出新’，可算是一种极大的进步”。
鲁迅在1930年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清之武侠小说及公案》一节中，更明确地肯定“《三侠五义》为市井细民写心，乃似较有《水浒》遗韵，然亦仅其外貌，而非精神”。
或“平话”，或“人话”，或“写心”，都从不同角度、不同深度上揭示了《三侠五义》的价值及其生命力之所在。因此，不论时代的变迁，文化的发展，也不曾影响其流传。以至近二三十年来，虽新武侠小说风靡于世，波诡云谲，光怪陆离，惹人耳目，而关于三侠和五义的古老故事依然传播不息，维系着自己的听众、观众和读者群。
下面，仅就《三侠五义》的成书过程、欣赏价值，试作探讨，以代本书出版的序言。
包公断案的故事，在元人编纂的《宋史》本传中便已经附以强烈的民间传说的色彩，诸如:“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一个在人们理想中居官刚正，不畏权势，不徇私情，为民做主，甚至能够日断阳、夜断阴的清官形象就这样诞生了。到了元代，在争奇斗艳的杂剧舞台上，包公断案故事更成了演绎的大宗。口耳相传的包公断案故事肯定也在不断的编织之中，而且越编越多，越传越神，*终在明代刊印出来一部集大成式的小说《龙图公案》了。
前言三侠五义《龙图公案》又名《包公案》，存明刊本，不著编撰人。书中零零散散而又洋洋洒洒地记述了一系列包公断案的故事，既无一定章法，也无一定联系，唯篇目凑足一百之数。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则名《玉面猫》，写的是“五鼠闹东京”的奇闻。所谓“五鼠”，原来是五个耗子精，它们变幻人形，惑乱视听，使人真伪难辨，一时间，丞相、太后、皇上，连同包公都出现了“双包案”，朝野陷入一片混乱。*后是真包公奏明玉皇大帝，从西方雷音寺借来一只“玉面猫”，始将五鼠一网打尽。而我们在《三侠五义》里看到的“五鼠闹东京”故事，除了借用其名目，内容已全然不同。所谓“五鼠”，不过是五位义士的绰号；所谓的“玉面猫”也成了“御猫”，不过是皇上对艺高人的随口赞誉；而所谓的“五鼠闹东京”，也只是江湖上的意气之争，且在误会消除之后形成了三侠和五义的结合，一起从事仗义行侠的壮举。于是，一个荒诞不经的妖魔鬼怪的神话传说，就这样被巧妙地改造成为入情入理而又有血有肉的绿林故事，从天上拉到了人间，具备了真实的属性。这番改造功夫，实乃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之笔，难怪胡适是那样地激赏，说它“在近百回的大文章里竟没有一点神话的踪迹，这真可算是完全的‘人话化’，这也是很值得表彰的一点了”。
那末，这位值得表彰的改编者是谁呢?他就是活跃于清季咸丰、同治年间京城书场以弹唱西城调子弟书闻名的石玉昆。
石玉昆，生平事迹不详，只知他是天津人，大约生于嘉庆十五年(1810)，卒于同治十年(1871)。据说这位说书艺人于演唱诗词赋赞之中多施“巧腔”，能够赢得“诸公一句一夸一字一赞，合心同悦众口同音”(转引金梯云抄本《子弟书·叹石玉昆》)，今日单弦曲牌《石韵书》相传就是石氏之遗韵。《叹石玉昆》还特别提到:“编来宋代包公案，成就当时石玉昆。”可见当时的听众即已将成功地改编《包公案》视作他的*成就。
石玉昆改编《包公案》的名声如此之大，以至有文良等人在其说书的现场做了笔录。该笔录只取白文，略去唱词部分，成为一部完整的白话小说，定名为《龙图耳录》，至今仍有抄本传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龙图耳录》，就是采用同治六年抄本与谢蓝斋抄本详加比勘的本子。由此至少可以断定，《耳录》之完稿不会晚于同治六年(1867)，此其一。其二，将光绪五年(1879)刊行的《三侠五义》与《龙图耳录》相较，其关目情节、语言风格基本相同，说明《龙图耳录》正是《三侠五义》的工作底本。
对此，还可以通过另外的线索得到印证。一、《三侠五义》卷首题署“石玉昆述”，既有“述”者，自应有“录”者，始能成书，这已隐约透露了所依据的是《龙图耳录》，只是隐去了录者之名。二、在谢蓝斋抄本《龙图耳录》的正文前有一引言，即上起“《龙图公案》一书，原有成稿，说部中演了三十馀回，野史内续了六十多本(按:正合原《龙图公案》共计一百则之数)。虽则传奇志异，难免鬼怪妖邪。今将此书翻旧出新，不但删去异端邪说之事，另具一番慧妙，却又攒出惊天动地之文”，下至“莫若先君后臣，将仁宗的根由叙明，然后再叙包公，方不紊乱；就是后文草桥遇后，也觉省笔，听书也觉明白”的一段。如此讲述改编初衷、全书大义，乃至情节安排，颇不合平话体例，亦不类说书人口吻，更像是整理者——即“耳录”者的说明文字。故而才被别的《耳录》抄本(即如同治六年抄本)视作可有可无而不取。耐人寻味的是，这一引言经过改头换面、修改补充竟成了《三侠五义》问竹主人的序文。如此看来，这位“问竹主人”很可能就是“耳录”者文良等人的名号。虽然也可能是出版者的伪托，但绝不可能是石玉昆本人的夫子自道。理由很简单，石氏早于《三侠五义》出版前已经谢世，焉能再为该书写序?
至此，我们大致可以清楚《三侠五义》整理出版的过程。
先是文良等人根据石玉昆的平话记录整理完成了《龙图耳录》，时在同治年间。
之后是入迷道人于“辛未春(同治十年，1871)，由友人问竹主人处得是书(即《龙图耳录》)”，“草录一部而珍藏之。乙亥(光绪元年，1875)司榷淮安，公馀时从新校阅，另录成编，订为四函，年馀始获告成。去冬(光绪四年，1878)有世好友人退思主人者，亦癖于斯，因携去。久假不归……竟已付刻于珍版矣”(引文俱见书前入迷道人序)。可见入迷道人也是《耳录》的校订整理人。
而退思主人于序中则云:“戊寅(光绪四年，1878)冬，于友人入迷道人处得是书之写本，知为(疑脱‘与’字)友人问竹主人互相参合删定，汇而成卷。携归卒读，爱不释手，缘商两友……云尔。”知其不只为该书之出版者，且透露了该书之定稿是经过入迷道人与问竹主人二人互相参合删定的。
孙楷第在比较了《三侠五义》的刊本和《龙图耳录》的抄本之后，认为刊本“大抵袭用钞本，而或增其未备，或删其浮文，或更易字句，而短长互见，亦未易遽定其高低。而自活字本流布，钞本遂湮而不传，虽借印行之力，要其刮垢磨光编次厘定之功，亦有足尚者焉”(引见《戏曲小说书录解题》)，更充分肯定了《龙图耳录》在《三侠五义》成书过程中的不可泯灭的贡献。
前文既及，“耳录”的过程就是对平话语言加工的过程，随后又经与入迷道人的互相参合删定，因之《三侠五义》叙事干净利索，文字明白晓畅，不仅保持了平话的艺术特色，也避免了一般平话常有的冗赘絮叨的毛病，具有较高的文学欣赏价值。相较而言，其续书《小五义》则没有这样的幸运。诚如出版者文光楼主人(即名石振之者。以此而知“石玉昆字振之”之不确)所言:乃其友人从石玉昆门徒那里“将石玉昆原稿携来，共三百馀回，计七八十本，三千多篇，分上中下三部，总名《忠烈侠义传》”。“余故不惜重资，购求到手。本拟全刻，奈资财不足，一时难于并成。因有前刻《三侠五义》，不便再为重刊，兹特将中部急付之剞劂，以公世之同好云”。这大致是准确的。唯因其“急”，也就不及做何加工，致其文字水平差之《三侠五义》远甚。除此之外，尚有可说者数端。
一、既然未对原稿进行加工，自然就保留了《小五义》的某些“初生态”。即如原稿系说唱本，本有大量的歌词赋赞点染其间，《三侠五义》中已悉数删去，《小五义》则多予保留。其中多的是英雄谱赞，如*回赞白玉堂，第二十二回赞智化、欧阳春二侠，*百十四回赞云中鹤魏真；也有铺演紧张气氛，如第六十一回遇虎，第七十四回动刑；也有抒发闲情逸兴，如第二十三回对君山胜境，第五十四回对牧牛童子，皆“有赞为证”。凡此，反映出石玉昆表演的风格特色。不过，这份原稿又经其门徒的修订补充，也是可以肯定的，这也符合平话艺术师徒相授、口耳相传、不断润色、不断丰富的规律。试看第八十九回的开头语:“光绪四年二月间，正在王府说《小五义》，有人专要听听孝顺歌。余下自可顺口开河，自纂一段，添在《小五义》内，另起口调，将柳真人(似指明末著名说书艺人柳敬亭)所传之孝敬(疑下脱‘歌’字)，焚香说起。”这段文字显系在石玉昆身后，其门徒所为。连同第七十六回回首所引的“戒赌歌”，很可能都是当年石玉昆的保留节目，经常被听众要求点唱的，在这里被门徒继承了下来。
二、《小五义》中还有一部分极为陈腐的内容，即常于卷首进行将今比古、以古鉴今的说教。第八十五回便有这样一段话:“这套书虽是小说，可是以忠烈侠义为主，所以将今比古，往往隔几回搜讨故典，作为榜样。”依其顺序，搜讨到的故典就有刘邦自称不如其臣、蔡京诱君侈靡、女娟救父、绿珠坠楼、无盐女、唐玄宗选县令、晏子之御者、义婢蔡枝、母师守信、宿瘤女采桑遇闵王、节乳母护魏太子、魏徵曲谏等十数则。这些故事不同于宋元话本的“得胜头回”，亦不同于一般平话的“入话”，或用作定场，或用作起兴，以引入正题，而是凭空插入的对忠孝节义的图解，且半文不白，完全不类全书的风格、平话的语气。这种情况在前之《三侠五义》、后之《续小五义》皆不曾出现过，何以为《小五义》所独有呢?知非子序言中写道:“书既成，(‘我友文光楼主人’)即告余曰:‘此《小五义》一书，皆忠烈侠义之事，并附以节孝、戒淫、戒赌诸则，原为劝人，非专网利。’”庆森宝书氏的序言写得更明确:“稿中凡有忠义者，存之；淫邪者，汰之；间附己说，不尽原稿也。”前者“并附以节孝、戒淫、戒赌诸则”，乃文光楼主人的自供；后者“间附己说，不尽原稿”，乃时人之认定，这就完全坐实了文光楼主人(即“振之石君”)始作俑者的真面目，其“搜讨故典”掺杂于各回目中的也都是自家的私货。《忠烈侠义传》本来不乏“忠烈侠义”的渲染，但大部还是通过人物性格、故事情节自然流露出来，尚具一定的感动人、激励人、光彩照人之处，而《小五义》的出版者竟如此大贴标签，进行赤裸裸的封建说教，这无疑是赘瘤，是对全书风格的扭曲。
三、关于《小五义》不与《三侠五义》衔接的问题。对此，《小五义》曾附署名风迷道人《〈小五义〉辨》一文加以说明。风迷道人，无考，从辨文语气判断，似即“与石玉昆门徒素相往来”的文光楼主人的“友人”，他也应是文光楼主人不惜重金购求此书的中介人。这种特殊身份决定他更迫切地为《小五义》的真伪价值辩护。他在辨文中是这样写的:“或问于余曰:《小五义》一书，宜紧接君山续刻，君独于颜按院查办荆襄起首，何哉?余曰:‘似子之说，余讵不谓然?但前套《忠烈侠义传》与余所得石玉昆原稿，详略不同，人名稍异，知非出于一人之手。……’”以下具体说明文字，毋宁赘引。他说“前套《忠烈侠义传》”即《三侠五义》与“石玉昆原稿”非出自一人之手，这一判断应是对的。不会有人怀疑“石玉昆原稿”的存在——说书人总有自己的底本。同样，也不会有人怀疑《三侠五义》有别于“石玉昆原稿”的相应部分——因为它所依据的是《龙图耳录》，而《龙图耳录》乃是石玉昆说书的现场笔录，其中既有说书人的临场发挥以及笔录人的加工整理，继之又经过多人的“参合删定”，*终完成的《三侠五义》势必与“石玉昆原稿”已多出入(诸如“详略不同，人名稍异”之属)，从而造成了“非出自一人之手”的事实。应该说，这是完全可能的。如今却要将“非出自一人之手”的两部作品磨合到一起，意即让《三侠五义》与“石玉昆原稿”的中、后两部——《小五义》、《续小五义》接榫，这则又是完全不可能的了。既然如此，出版者索性不顾部分情节的重叠，把“始末根由”交代给读者，以保持自身故事的完整，也算是合情合理的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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