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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钦，1963年生于北京。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在中华书局从事编辑工作八年。后期负责《国务院古籍整理简报》的编辑和出版。1997年任智品图书（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编辑。先后策划和主编的出版项目有《唐宋八大家全集》、《康熙字典》、《说文解字》、《中国历代碑刻书法全集》、《百衲本二十四史》等。
《资治通鉴》是学史、研史者不可不读之书；又是领导国家者不可不读之书，普通大众不可不读之书。白话版《资治通鉴》以完整的十六朝编年体例，精心的卷目选择，切合时代精神，呈现优雅姿态。简洁的白话选本形式，丰富的日常语言，排除古文障碍，平衡阅读感觉。通俗的现代文表达，浅显的内容叙述，保证阅读顺畅，实现轻松阅读。古朴的版画插图配置，详细的图文解说，调节阅读气氛，还原时代价值。
《四库全书》编定于清乾隆四十三年，共收中华典籍3461种。如此浩瀚典籍仅分经（儒家经典），史（各类史书）、子（百家著述）、集（名家诗文）四类。本套丛书从千余种传世经典中慎重精选，以《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为依据，巧妙地以家庭为阅读单位，定名为“家藏四库”。同时，为了消除今人阅读古代文言经典的艰涩，力求以时人容易读懂的版画图示和解读心得的方式，让读者充分汲取古人成功的养分，使圣贤的智慧真正进入寻常百姓家。★文史学界权威联合推荐，更有中国古典文学界**学者傅璇琮教授特别作序推荐。★精心筛选、扩充经典种类。★选字注音、注释译文详解、古板画配图图说，多样化的功能设置，清扫阅读障碍。★弥缺补遗，在原有的家藏四库版本基础上，将原精华选本增补为全本、全解。
《资治通鉴》，简称“通鉴”，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中国第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告成。书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裂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写起，到五代的后周世宗德六年（公元959）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随着三家分晋，秦商鞅变法，孙膑减灶杀庞涓，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乐毅伐齐，蔺相如完璧归赵，廉颇负荆请罪，田单火牛阵破敌，触龙说赵太后，毛遂自荐，信陵君窃符救赵，吕不韦奇货可居，李牧大破匈奴，李斯上谏议逐客，韩非客死秦国，荆轲刺秦王……这些耳熟能详的故事的一一展开，作者司马光剥茧抽丝，将自古王朝的兴盛衰废、人物的惊叹悲哀、事态的丰富细腻，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我们眼前。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因而赐名。《资治通鉴》更与《史记》一并称为“中国史学双璧”，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它陈述历史事实，揭示政治发展动向，启发经世治国的智慧和谋略，历来为统治阶级所器重，是宋代以后历代帝王的必修课，是从政为官者床头的必读书，也是普通大众不可不读之书。毛泽东读《资治通鉴》，读了十七遍，其魅力和影响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坦率地讲，由于《资治通鉴》编年体通史的编写方式，很多人初阅此宏卷时感到枯燥如同嚼蜡，远非《史记》《汉书》那样，读起来能得到文学享受。司马光在成书后也承认，很多人看不了几卷便倦然思睡。正是这个原因，使我们有了出版一本《白话资治通鉴》的想法，将古代治国治世经验，用通俗的文字再现这部经典之作。此次编辑出版的《白话资治通鉴》，有以下特点:版本上，《资治通鉴》最早刻本为南宋余姚官刻本，随后经过明刊本、清刻本等历朝的修补，民国八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民国刊本，书题作《百衲本资治通鉴》，本次出版的《白话资治通鉴》即是以此版为底本，在此基础之上将晦涩难懂的古文浅释成通俗易懂的白话。体例上，保持了原书十六朝编年体的特点，但在卷目上做了精细的挑选、删节，在尊重原书的连贯性的同时，避免了历史的厚重、繁冗又不失其古朴、高雅的气质，而且也更贴近于现代人追求清爽、雅致阅读的需要。总体而言，本书简而不约、涵而不平，能够还原历史却不为历史所牵绊，于洒脱干练中尽显大方有致。形式上，采取白话选本的形式，把晦涩、难懂的古代文言转化为现代人喜闻乐见的生动语言，将史书的厚重又去掉一层，使读者不再为看古文发愁，放下阅读辛苦的心理包袱，能以平和安然的态度将阅读进行下去，最后与文章、与内容、与个人融合，从中找到亲切、熟悉的感动和期待。叙述上，在忠于原文的基础上尽量做到表达通俗而生动，使读者阅读起来不会有文字理解方面的缺失，更不会有隔膜和排斥产生，让阅读顺畅、有序，让内容浅显、明了，帮助读者很快进入阅读角色，调动阅读思维，尽可能地照顾到阅读时间和阅读效率之间的平衡，从而实现从容阅读、轻松阅读的目的。此外，全书随内容配置版画插图，并加以相应的解说，一方面调节了阅读的气氛，另一方面更提高了读者阅读的质量。这些版画插图有些是对文中内容场景的呈现，有些是对所提及事件、人物的背景式说明，还有些是与内容相关、相称的历史事实的补充介绍。版画插图均来源于经典的古代刊刻书籍资料，画面古香古色，让读者能够和当时时代达成一定的共识，从而更突出历史在当时、当今的本质和价值。自古以来，权力的产生与运用十分微妙，成王败寇古今相通。读《资治通鉴》，从历史的宏阔波澜中贯古通今，有所裨益，更希望广大读者能够以史为鉴，洞观圣贤之辨，熔成己见。周纪一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公元前四○三年）周威烈王姬午始命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国君。臣司马光说:我知道天子职责中最重要的是维护礼教，礼教中最重要的是区分地位，区分地位中最重要的是匡正名分。礼教是什么？就是法纪。区分地位是什么？就是君臣有别。名分是什么？就是公、侯、卿、大夫等官爵。四海之广，人民之众，都受制于一人。即使是才能超群、智慧绝伦的人，也不能不在天子足下奔走服务，难道这不是以礼作为礼纪朝纲的作用吗！所以，天子统率三公，三公督率诸侯国君，诸侯国君节制卿、大夫，卿、大夫又统治士与百姓。权贵支配贱民，贱民服从权贵。上层役使下层就好像人的心腹支配四肢行动，树木的根和干支配枝和叶；下层服侍上层就好像人的四肢保护心腹，树木的枝和叶遮护根和干，这样才能上下互相卫护，从而使国家长治久安。所以说，天子的职责没有比维护礼教更加重要的了。周文王演绎排列《易经》，把《乾》《坤》作为首位。孔子解释说:“天尊贵，地卑微，乾坤于是确定下来了。由低至高排列有序，贵贱也就各得其位了。”这是说君主和臣子之间的上下关系就像天和地一样，不能互易。《春秋》一书贬低诸侯，尊崇周王室，尽管周王室的官吏地位不高，但在书中排列顺序仍在诸侯国君之上，由此可见孔圣人对于君臣关系的关注。如果不是桀、纣那样的暴虐昏君，又遇上成汤、武王这样的仁德明主的对手，使人民归心，上天赐命的话，君臣之间的名分就只能是做臣子的恪守臣节，至死不渝了。所以如果商朝立贤明的微子为国君取代纣王，成汤创立的商朝就可以永配上天；而吴国如果使仁德的季札做君主，开国之君太伯也可以永享祭祀。但是微子、季札二人宁肯国家灭亡也不愿做君主，实在是因礼教大节不可因此破坏的缘故。所以说，礼教中最重要的就是地位的高下之分。礼教，在于分辨贵贱，排比亲疏，裁决万物，处理日常事务。没有一定的名位，则不能显扬；没有器物，则不能体现形貌。只有用名位来分别称呼，用器物来分别标志，然后上下才能井然有序。这就是礼教的根本。如果名位、器物都没有了，那礼教又如何能单独存在呢！当年仲叔于奚对卫国有功，他谢绝了赏赐的封地，却请求允许他享用贵族才应有的马饰。孔子认为不如多赏赐他一些封地，唯独名位和器物不能借给别人，这是君王职权的象征；政治失误，国家也就会随之而亡。卫国国君期待孔子为他处理政事，孔子却先要正名，认为名不正则百姓无所适从。马饰为一种小器物，而孔子却珍惜它的价值；正名是一件小事情，而孔子却先从它做起，原因在于名器一乱，国家上下就无法相安互保。没有一件事情不是起于微小而逐渐发展壮大的，圣贤考虑久远，所以能够谨慎对待微小的变故，并及时予以处理；一般人见识短浅，所以必等弊端壮大才设法挽救。矫正初起的小错，用力小而收效大；救治已明显的大害，往往是竭尽全力也不能成功。《易经》说:“走在霜上就知严寒冰冻将至。”《尚书》说:“先王每天都要兢兢业业地处理成千上万件事情。”说的就是这类防微杜渐的例子。所以说，区分高下最重要的就是匡正各个等级的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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