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更新推荐的所有文学作品和书籍《精选《群书治要考译》魏征的书评文摘》都是非常值得阅读赏析的,更有名家的精彩书评哦。
魏征(580年-643年)字玄成,唐初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河北巨鹿人。贞观元年(627年),升任尚书左丞。贞观二年(628年),魏征被授秘书监,并参掌朝政,在此期间,受命编撰《群书治要》,于贞观五年(631年)编辑成书。贞观七年(633年),魏征代王珪为侍中。贞观十年(636年),魏征奉命主持编写《隋书》、《周书》、《梁书》、《陕书》、《齐书》(时称五代史)等,历时七年。贞观十二年(638年),魏征看到唐太宗逐渐怠惰,懒于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列举了唐太宗执政初到当前为政态度的十个变化。贞观十六年(643年),魏征病逝家中。太宗亲临吊唁,痛哭失声,并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我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虞世南(558年-638年)字伯施,余姚人,唐初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隋炀帝时官起居舍人,唐时历任秘书监、弘文馆学士等。唐太宗称他德行、忠直、博学、文词、书翰为五绝(“世南一人,有出世之才,遂兼五绝。一曰忠谠,二曰友悌,三曰博文,四曰词藻,五曰书翰。”)。
褚遂良(596年-658年),字登善,唐朝政治家,书法家,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文学馆十八学士之一。官至通直散骑常侍。
《群书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公元599年—649年)于贞观初年令谏官魏征及虞世南等,整理历代帝王治国资政史料,撷取六经、四史、诸子百家中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精要,汇编成书。上始五帝,下迄晋代,自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采摭群书,剪截淫放”,于贞观五年(631年)编辑成书,计六十五部约五十余万言,取名为《群书治要》。这个“治”是政治,是治国*重要的理论与方法的指导,荟集了千百年古圣先贤治国的智慧、方法、效果及经验!如此珍贵的一部典籍,然因当时中国雕版印刷尚未发达,此书至宋初已失传,《宋史》亦不见记载。此书经由日本遣唐使带到日本,从此被日本历代天皇及皇子、大臣奉为圭臬,成为学习研讨中华文化的一部重要经典。20世纪90年代,我国原驻日本大使符浩先生通过日本皇室成员获得一套天明时期出版的《群书治要》,交给陕西省黄河文化经济发展研究会,该会邀请十几位专家学者,对《群书治要》选用的65部典籍进行考证、点评,分篇今译,并进行了标点断句和勘误,集结成书,名为《群书治要考译》。《群书治要考译》一书于1996年开始策划,编译工作启动于1998年,《群书治要考译》的工作历经数年,终于圆满完成。2011年6月,该书由团结出版社正式出版。《群书治要》虽然诞生于一千三百多年以前,但是,书中的治国思想实为中国古圣先王治国教民之集大成,其治国平天下之智慧、理念、方法、经验与成效,均是历经几千年考验所累积的宝藏结晶。作为一部中华传统文化的浓缩卷,唐太宗以《群书治要》为鉴,以“圣贤”为训,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用于为君、择人、施政、教化,其脉络是显而易见的。故《群书治要》理所当然地成为唐太宗之后,历代君王乃至辅臣和各级官吏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教科书。当今许多专家学者和社会贤达也认为,该书可称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粹集成,世代治国安民的经验汇编,儒家‘修、齐、治、平’的理论大纲,大唐‘贞观之治’的施政指南,当今领导干部的从政参考,构建和谐社会的必备读本”。
再版前言
《群书治要》,又名《群书理要》,是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初年令谏官魏征及虞世南、褚遂良、萧德言等人整理历代帝王治国资政史料,撷取经、史、子中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精要而成的一部资政巨著。上始五帝,下迄晋代,自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采摭群书,剪截淫放”,博采典籍六十五部,计五十余万言,于贞观五年(公元631年)编辑成书。
《大唐新语》记载:“太宗欲见前代帝王事得失以为鉴戒,魏征乃以虞世南、褚遂良、萧德言等采经史百家之内嘉言善语,明王暗君之迹,为五十卷,号《群书理要》,上之。太宗手诏曰:‘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览所撰书,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赐征等绢千匹,彩物五百段。太子诸王,各赐一本。”
“治要”,即治国必须遵循的纲要、理论与方法。该书诚如魏征序文所说:“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书中,采撷经典要义,阐明古圣先贤以德为本、修己为要的治国大纲;甄选历代史实,既有明君用贤、忠良辅国达致天下太平的经验,也有昏主宠佞、奸臣欺主导致朝政危亡的实录;博采诸子百家,总括治国安邦、匡政利民的方术。太宗喜其广博而切要,日日手不释卷。该书不仅是魏征向唐太宗进谏的重要理论依据,也是唐太宗开创“贞观之治”的思想源泉和施政参考。
由于印刷术不够发达,《群书治要》至宋初在中国已失传,《宋史》亦不见记载。幸有日本遣唐使把《群书治要》带到日本,使之成为日本此后历代天皇及皇子、大臣从政的准则,更成为日本学习中华文化的一部重要典籍。
公元13世纪,《群书治要》在日本被发现,日本“金泽文库”藏有镰仓时代(1192-1330年)日本僧人手写《群书治要》的全帙。此书后来归德川家康所有,1616年(日本元和二年)正月,德川家康命令用活字排印。但此时的《群书治要》已经缺失第四、第十三和第二十卷,残存四十七卷。半年后,《群书治要》印成五十一部,每部凡四十七册。不幸的是,此时德川家康突然去世,印本只是分赠给了德川家康的后裔尾张、纪伊两家藩主,没有公开发行,所以流传不多。
1781年,也就是日本天明元年,尾张藩主家的大纳言宗睦,有感于《群书治要》未能流布,便从枫山官库中借得原“金泽文库”所藏僧人抄本《群书治要》,重新校刊。1786年(日本天明六年)重印本告成,分赠诸藩主和各位亲臣。这就是今天流传于世的天明本《群书治要》。
我国原驻日本大使符浩先生通过日本皇室成员获得一套天明版《群书治要》,并交给陕西省黄河文化经济发展研究会。该会邀请十几位专家学者,对《群书治要》选用的六十五部典籍进行考证、点评,分篇今译,并进行了标点断句和勘误,集结成书,名为《群书治要考译》。
《群书治要考译》一书于1996年就开始策划,编译工作于1998年正式启动,前后历时十余年,是诸多志士仁人心血和智慧的结晶,所以更显珍贵。
从《群书治要》编成问世,迄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虽然朝代不断更迭、科技日新月异,然而,中华古圣先贤之文化道统,却与日月同辉,历久弥新。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灵魂,也是中华民族团结一心、百折不挠、不断进取、走向繁荣的精神动力和智慧源泉。《群书治要》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粹集成、世代治国安邦的经验汇编,是中华先哲留给我们*宝贵的财富,相信一定能够为当代构建和谐社会乃至和谐世界提供可贵的借鉴。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研读《群书治要》,可以达致“君”学可以治国、“臣”学可以辅政、“民”学可以齐家的效果。
值此《群书治要考译》再版之际,诚愿它能够为有识之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提供重要参考。
《群书治要考译》编委会
2011年9月
卷一周易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