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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五经”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典籍。“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五经”为《周易》《尚书》《诗经》《礼记》与《春秋》。“四书五经”的内容博大精深，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是中华义化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中教翰盟*的《三天读懂四书五经(图文典藏版)》抽取“四书五经”中一些经典的篇章，对每一经典典籍，大体分为三部分进行介绍，分别为常识、典故以及其中的名句，向读者展示经典中的经典，帮助读者快速了解“四书五经”的主旨内容。
孔子说:“我也和别人一样，听那些诉讼审理案子，目的在于使诉讼不再发生。”使隐瞒事情真实情况的人不敢花言巧语，使人心生畏服，这就叫作抓住了根本。止于至善，只有到“至善”，才能“止”，才有资格停下脚步。变相地叫你终生不息地努力，不可有一刻的懈怠和松弛，否则就不是“君子”。出语那么含蓄，期望如此殷切，使你有压力，却没有反感。至善，犹如终极真理，不可企及。那么，关键就在如何“止”了。儒家教导你要保住那本性之真，不以利欲为念，将那天性洞开，道盛而德善，于是至善之境生于内心，如山重水复之后的柳暗花明，让你欣喜莫名。这时，你会觉得一切努力和辛苦都是值得的，你的心融入其中，感受着善，也感受着自己。你只有“止”，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只有“止”，才能守住那得来不易的本真。这种“止”，是一种愉悦，是你人格的全方位展现。这时，你发现了真实的自我以及自我的真实。在这种至善之境中，你就获得了全新的自我。“格物致知”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源于《礼记－大学》中的“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是《大学》中关于思想修养的一个关键环节，如果变成现代的哲学语言，就是说我们对任何一种思想的研究都应当有一种彻底洞悉事物的原理，从而达到对社会伦理道德的深切认识。在这一方面，宋代理学家朱熹认为，格物而穷理的途径有三种。第一种是通过阅读圣贤书而探究天理所在；第二种是把古代贤者的道德行为作为自己行为的榜样，从而分辨是非曲直，明白事理；第三种是通过对古今之人行事处世的直观比较，进而寻求合理的行为规范。而明代的学者王守仁则认为，天理就是存在于世人心中的“良知”，因此，“格物”的根本也就在于为善去恶，这样就一定可以使得自己的行为道德符合“天理”。应该说，朱熹和王守仁的观点都带有严重的唯心主义色彩，因为他们追求的并非事物固有的客观规律，而仅仅强调了所谓的自我修养。与他们相比较，清朝的王夫之的见识则更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因素。王夫之认为，格物应该以考察外界事物为主，探求事物本来存在的特征和发展变化的规律，而致知应当在深厚的理论基础上进行理性的思辨，以寻求具有典型意义和指导意义的“天理”。就王夫之的认识而言，似乎也足以说明在“格物致知”这一命题的研究本身上，同样也存在着理性与实践的思辨过程，而人们对真理的研究与探求越是近于辩证唯物主义，也就越接近“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简称“修齐治平”，是《大学》为儒家思想家、政治家所确立的自我修养与发展的指导原则，也是衡量一个“士”在政治上学术上是否成熟的标志。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儒家所追求的政治理想。在这方面，我国古代的儒家思想家、政治家树立了很多的榜样，诸如周公旦、张良、诸葛亮、唐太宗等等，但最突出的应该算是北宋中期的两位儒家思想家王安石与司马光了。在修身方面，王安石号称布衣宰相，穿戴打扮颇不讲究，拓落不羁，甚至有些邋遢，但是在做学问上却一丝不苟。有名的“春风又绿江南岸”得来之难就显示了他穷学不辍的治学精神。而司马光的“警枕”典故更是自不待言，为了编修《资治通鉴》，他甚至到了忘情、忘神、忘我的地步。王安石与司马光在政治上是对立的，但是他们在生活中却是朋友。两个人为官多年，双双官至宰相，但是他们的生活都极度简朴，不仅如此，他们还严格要求自己的家人，不得以自己的名义去谋取私利。P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