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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中国向有“诗的国度”的美称，而《诗经》便是这诗国之诗的伟大源头。孔子曾说:“不学诗，无以言。”一部文学作品而能由《诗》入“经”，并曾长期位居儒家五经之首，成为古国精神文明的重要代表，这种现象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极为独特的。《诗经》曾被译为多国文字，日本、朝鲜、越南、法国、德国、英国、俄国都有译本，流传非常广泛。作为创造民族新文化的基石，我们一定要很好地继承这一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楚辞》:屈原（约前339—前278），名正则，字灵均，一名平，字原，东周战国时期楚国丹阳人（今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他的文学成就就是开创了“楚辞”，也开创了“香草美人”的传统。他将诗歌这种题材从集体演唱转变成了独立创作，是浪漫主义诗歌的奠基人。主要作品有《离骚》、《九章》、《九歌》等。《文心雕龙》:刘勰（约465年—520年），字彦和，汉族，生活于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中国历史上的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刘勰虽然身为官职，但是却以文章显著，尤其是文学理论批评，一部《文心雕龙》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和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唐诗三百首》:蘅塘居士(1711-1778),原名孙洙,字临西,江苏无锡人。为官清廉如水，爱民如子，又勤勉好学，书似欧阳询，诗宗杜工部，著有《蘅塘漫稿》。《宋词三百首》:朱祖谋（1857—1931）原名朱孝臧，字藿生，一字古微，一作古薇，号沤尹，又号彊村，浙江吴兴人。光绪九年（1883）进士，官至礼部右侍郎，因病假归作上海寓公。工倚声，为晚清四大词家之一，著作丰富。书法合颜、柳于一炉；写人物、梅花多饶逸趣。卒年七十五。著有《彊村词》。《古文观止》:吴楚材，名乘权，字子舆，号楚材，浙江清山阴州山人。他一生研习古文，好读经史。吴调侯，吴楚材之侄。二人均饱览经典，皆不宜仕途而埋没民间；都长期从事私塾教学，因合编《古文观止》而留名后世。
中华国学经典精粹:诗词曲赋系列(精华版)(套装共8册):《诗经》、《楚辞》、《文心雕龙》、《人间词话》、《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元曲三百首》、《古文观止》精选内容，品质上乘本系列书内容保证原汁原味的基础上，解读更加到位、通俗易懂，中国向有“诗的国度”的美称，而《诗经》便是这诗国之诗的伟大源头。孔子曾说:“不学诗，无以言。”一部文学作品而能由《诗》入“经”，并曾长期位居儒家五经之首，成为古国精神文明的重要代表，这种现象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极为独特的。细节设计合理，提升阅读体验正文中有注解序号标注，方便查阅解读；内文安排合理，分为原文、注释、译文板块，方便阅读、理解和记忆装帧典雅，印制精良本书采用精美小32开本，方便携带，随时阅读，且封面设计简洁大方，古朴庄重，尽现古书韵味；内文排版大方、疏阔，符合人们阅读习惯，阅读起来非常舒适，利于保护视力健康。阐释内容的角度上，以现代价值出发，注重对当下指导，力图给现代读者以启发。自这五种图书问世以来，解读的文字已有很多，本次重新注释，我们力求文字的实用价值，同时突出设计的古典美。
前言《诗经》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源头之一，《诗经》中的许多诗句因其美好、内涵丰富、意味深长而为后世的人不断引用，至今仍熠熠生辉。《诗经》中广为人知的是爱情诗。“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郎才女貌，才子佳人，延续了千古的风流婉转；“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将恋人分离的煎熬和痛苦表现得贴切生动，以至于经历数代流传，也从未褪色；“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直至今日仍作为坚贞的誓言，见证一场又一场执手老去的爱情。作为“周代社会的百科全书”，《诗经》广泛而真实地表现了周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有婚恋，更有民俗、农业、祭祀、战争、狩猎；不仅有痴男怨女，更有没落贵族、农民、小官吏、奴隶等。《诗经》分《风》《雅》《颂》三类。《风》又称《国风》，包含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民间歌谣，其中一部分来自劳动者的口头创作。这种口头创作的歌谣保留了最鲜活的底层民间风味，早期人类生活的原始和野性，是《诗经》中非常出彩的篇章。《雅》分《小雅》和《大雅》，《大雅》主要是应用于朝会典礼的乐歌，包括开国史诗和一部分政治诗，可当作史料阅读，对于重现当时的政治生活、了解周朝的兴衰过程，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小雅》则扩大了表现范围，从朝会延伸至贵族阶层，从表现重大的国家兴亡到表现士大夫和贵族的生活，在题材上有所开拓。《颂》分《周颂》《鲁颂》《商颂》。《周颂》是西周王室的宗庙祭祀乐歌，《鲁颂》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宗庙祭祀乐歌，《商颂》是殷商后裔宋国的宗庙祭祀乐歌。其中以《周颂》为代表。祭祀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风》中就有多首表现民间祭祀的诗歌，而《颂》专门记述宗庙祭祀，其中既有对王的美化与歌颂，亦表现出先民的社会理想和时代的进程。《诗经》是简单的。它体例清晰，篇目分明；赋、比、兴三种艺术手法，贯穿全书；通篇以四言为主，简洁明了；韵律优美，富有节奏；便于诵读，朗朗上口。然而，《诗经》又是复杂的。洋洋洒洒三百篇，距今已近三千年，用字、本义、主旨，无不晦涩难解；赋、比、兴，常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使得诗篇要旨多变；四言句式，言简义丰，造成歧义不断，难成定论。正因如此，《诗经》才读不尽，也说不尽。每个人都能读出一部属于自己的《诗经》。但在此之前，需要了解《诗经》，不是执意着眼于《诗经》的外部研究，也不是盲目追随别人的“一家之言”，而是从每一首诗的字、词、句入手，对《诗经》形成感性的体验和客观的认识。本书除了对诗的内容进行白话翻译外，每一首诗还附上了详尽的拼音和注释，以扫清诗歌阅读的障碍。《诗经》的美丽、无邪，《诗经》的言外之意、意内之叹、叹中之思，《诗经》的口耳相传、千古不衰，都能在文字里找到答案。《楚辞》《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是战国时期我国南方楚地形成的一种新诗体。这种诗体经屈原发扬光大，其后的宋玉、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作家对楚辞的丰富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屈原、宋玉等的作品经西汉刘向编辑成集，又名《楚辞》。《楚辞》之所以称为“楚”，是因为它的声韵、歌调、思想乃至精神风貌，都带有鲜明的楚地特点。从形式上看，《楚辞》打破了《诗经》四言为主的句式，而代之以五言、六言乃至七言、八言的长句句式，并保留了咏唱中的叹声词“兮”；从体制上看，它突破了《诗经》以短章、复叠为主的局限，发展成为“有节有章”的长篇巨幅，更适合表现繁复的社会生活内容和抒写在较大时间跨度中经历的复杂情感。另外，《楚辞》与音乐保持着较密切的联系。在《楚辞》之前的《诗经》，诗句以四字句为主，篇章比较短，风格朴素；《楚辞》则篇章宏阔，气势汪洋恣肆，诗的结构、篇幅都扩大了，句式参差错落，富于变化，而且感情奔放、想象力丰富、文采华美、风格绚烂。一般来说，《诗经》产生于北方，代表了当时的中原文化，而《楚辞》则是南方楚地的乡土文学，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及后来其他作家吸收南方民间文学特色进行创作的结果。《诗经》和《楚辞》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两大源头，分别开创了中国古代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先河，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双璧”，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楚国地处南方，有着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优越的自然条件，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与黄河流域诸国有很大差异。到春秋时代，楚国强大起来，成为“五霸”之一。至战国时代，各国政治、文化交流频繁，楚国开始大量接受中原文化，但仍保持着自己的文化特色。楚辞便是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中诞生的诗歌体裁，其创始者是楚国的著名诗人——屈原。齐梁时期文学理论家刘勰评论说:“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文心雕龙·辨骚》）这里说的《离骚》是《楚辞》的代指。屈原突破了《诗经》的四言格式，扩大了诗句的内涵，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继屈原之后，宋玉、唐勒、景差效法屈原，从事楚辞写作；到汉代又有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等人继续写作，使楚辞成为一个时期诗歌的代表性体裁，后人称之为骚体诗。屈原（约公元前340—前278），名平，字原。他出身于楚国贵族家庭，年轻时就表现出杰出的才能，做了楚怀王的左徒（官名），协助怀王筹划国家大事，发布政令；对外接待各国使者，处理外交事务，很得怀王信任。但他的政敌上官大夫在怀王面前造谣说屈原居功自傲，连怀王也不放在眼里，怀王听信谗言疏远了屈原。当时在战国“七雄”中，最强大的是秦、齐、楚三国，“合纵”“连横”的斗争非常激烈，最后谁能取胜，可以说就由这三国内政外交的得失来决定。屈原在楚国内政上主张选贤任能，励精图治，企图建立一个如尧、舜、禹、汤时代的社会；在外交上则主张联齐合纵，对抗强秦的连横。由于小人离间，被君王冷落，屈原这些正确的主张都未能实行。怀王昏聩无能，断绝了和齐国的联盟关系，结果损兵折将，丢失土地，国势渐渐衰弱下来。秦昭王继位后，提出和楚通婚，约怀王相会，屈原极力劝阻怀王不要再上当。但怀王在幼子子兰的怂恿下前往赴会，结果遭到秦国的武力劫持，死在秦国。怀王的长子顷襄王继位，令尹子兰和上官大夫等人又在顷襄王面前诬陷屈原，顷襄王一怒之下把屈原流放到江南。屈原晚年在沅水、湘水流域过着流放生活，眼看祖国日益衰弱，即将被秦灭亡，自己报效君王的抱负不得施展，忧心如焚，写了大量抒发忧愤的诗作，最后在绝望中投入汨罗江自尽。《离骚》是一篇带有自述性质的长篇政治抒情诗，也是世界诗歌史上最长的一首长篇抒情诗，是屈原的代表作。“离骚”就是“离忧”，抒发因离开国君和政治中心而不能实现强国救民抱负的幽愤之情。《离骚》全诗共三百七十三句，两千四百九十字。在这篇绚丽多姿、想象瑰奇的长诗中，诗人运用浪漫的手法，凭借无比丰富的想象力，上天入地，把现实世界、神话世界和理想世界融合起来，描绘出一个色彩斑斓、迷离梦幻的世界；塑造了一个志行高洁、顽强不屈的主人公形象；揭露了楚王的昏聩多变、善恶不分、忠奸不辨；抨击了旧贵族的嫉贤妒能、谗佞贪婪；抒发了自己报国无门的幽愤，表现了诗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坚贞品格。两千多年来，《离骚》感动了无数读者，陶冶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思想情操。《离骚》之外，屈原的重要作品是《九歌》和《九章》。《九歌》是屈原在楚国民间祭神乐歌基础上改作的一组诗歌，依次是《东皇太一》（祭天神）、《东君》（祭太阳神）、《云中君》（祭云神）、《湘君》（祭湘水神）、《湘夫人》（祭湘水女神）、《大司命》（祭主管人类寿命之神）、《少司命》（祭主管儿童命运之神）、《河伯》（祭黄河之神）、《山鬼》（祭山神）、《国殇》（祭为国捐躯的烈士）、《礼魂》（祭祀完毕的送神曲）。《九歌》写得哀婉缠绵，语言优美，文学价值很高。尤其是《国殇》，描写了万马千军厮杀的场面，动人心魄，是屈原爱国精神的集中表现。《九章》是九首各自独立的诗篇:《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其中《橘颂》通过歌颂橘树的风格，赞美人的高贵品格，可视为诗人勉励自己的作品。其余都作于诗人流放期间，内容全为忧国伤时的抒情，比《离骚》更为凄苦和沉痛，是纪实性的家世之哀。屈原留存于世的作品有《离骚》《九歌》《天问》《九章》等，《招魂》也可能是他的作品。此外，又有托名屈原的《远游》《卜居》《渔父》《大招》等篇。本书选编了屈原的《离骚》《九歌》《天问》《九章》等著名篇章，同时也酌情收录了《远游》《卜居》《渔父》等名篇，并配有注释和译文，即使现代读者对当时的语言习惯、社会背景等比较陌生，也能领略到《楚辞》的精粹。《文心雕龙》《文心雕龙》成书于南北朝时期，是当时著名文学评论家刘勰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定林寺完成的经典作品。其原文共十卷，五十篇，本书精选其中指导性相对较强的三十二篇，以全书的纲起始，继而讲述创作文章的“论文序笔”，对各个文体、作家、文章做出品评，然后针对文章创作过程中的细节问题做出指导和帮助，最后有对文学鉴赏理论和整体文学史的论述。全书内容详略得当，涉猎广博，对了解中国文章历史和文章创作有着重要意义。《文心雕龙》一书对中国的文学史观体现颇为彻底。其中指出，时代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变化是影响文学发展的根本因素，时势不仅仅创造英雄，同样也创造文学作品。正所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讲述的就是这个道理。另一方面，对于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而言，《文心雕龙》中提出“继承与变通”，即每一个时代的文章不可能完全脱离先前文章的结构风格，但会根据所处时代的政局、人文、风俗等实际情况发生变化，“继承与变通”是相辅相成的，每一个时代的作家都要有大胆的创新，这样文章才能丰富并发展，正所谓“变则通，通则久”。然而，在变的过程中不能完全抛弃经典，否则这样的变，就会变成“脱离”，一旦脱离了文章根本的意义，“变”就会演化成“乱”，而不是“通”，正所谓“虽获巧意，危败亦多”。另一方面，《文心雕龙》注重自然文学观。文中写道，日月、山河、星宿、花草、动物皆可入文，其本身即是天地自然之文章，也就是说文章其实与天地同生，其德行与天地共行。人们用文章反映政局和人性，通常无法像反映自然景观一般引起更多人的共鸣，文章记录自然，其实是回归自然的体现。大道自然，文章之道亦自然。综合而言，《文心雕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集理论、文史、文艺、批判、点评为一身的文学著作，也是第一部以严密系统进行文学批评的作品。其书全面分析了文章写作上的问题，真知灼见俯拾即是，可谓字字珠玑，是研习中国文章历史的必读著作。相信通过对本书的阅读，读者能够在了解中国文章衍变的同时，对“文章”有更深刻的认识，自身写作技巧和水平亦将因此而有显著提升。“诗至唐，无体不备，亦无派不有。”《四库全书总目》如是云，故前人尽言“诗莫备于唐，诗莫盛于唐”。唐代历国二百九十年，是诗歌的壮盛期，其间名家辈出，佳作纷呈，盛景空前。这座艺术高峰并非平地而起，而是根植于前几代肥沃的文化土壤。国家统一、政局稳定，经济繁荣、国富民强，这是唐诗发展的现实原因。民族融合的大趋势，促成南北、中外文化交流活动频繁展开，为文学艺术的嬗变注入了新鲜活力。唐诗如一颗珍珠，在这样的历史扇贝中孕育而生，绽放出夺目光彩。它以一种无比宽厚的姿态，浩然地包容着每一种情怀，任何人在这里都可以找到慰藉:如果你拥有爱国爱家的壮志情怀，你定会从杜甫、岑参的诗中找到共鸣；如果你伤四时之转瞬、哀时光之易逝，刘希夷、张若虚恐怕是你的知音；你若有着洒脱爱自由的真性情，那么李白的诗会让你读罢为之拍案；你若是远走他乡的孤单游子，那便有了王勃、张籍这样的天涯知己；你若厌倦俗世的纷扰与争夺，王维、寒山的茶与诗你一定要品一品；你若是至情至性，对过往的沧桑充满感激，渴望一次次踏上新的旅程，那么刘长卿、陈子昂的诗会让你的身心一直在路上。《唐诗三百首》《唐诗三百首》由蘅塘退士所编选，我们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详尽的注释解析，有利于读者把握唐诗语言的准确意义与其使用的修辞技巧，解读语言晓畅明白，深入浅出，兼顾文学性和权威性，是一部普及性强的唐诗选本。原序世俗儿童就学，即授《千家诗》，取其易于成诵，故流传不废，但其诗随手掇拾，工拙莫辨，且止五七律绝二体，而唐、宋人又杂出其间，殊乖体制。因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每体得数十首，共三百余首，录成一编，为家塾课本，俾童而习之，白首亦莫能废，较《千家诗》不远胜耶？谚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请以是篇验之。乾隆癸未年春日蘅塘退士题《宋词三百首》在卷帙浩繁的中华典籍中，词作为一种形式活泼、雅俗共赏的文体形式，或慷慨激昂，或浅吟低唱，或直抒胸臆，或委婉含蓄，寄托了无数文人墨客的情志。这些在宴饮前后，在人生随处可见的得意和失意等境遇中吟咏的词作，流露出许多诗文中难得一见的“真性情”。就是这些真性情滋养了一代代爱词人，引起了他们心中无限的共鸣。词的主题的多样化和内容的丰富化，使这些文字穿越古今，至今仍被传唱不休。宋代是词最为繁荣的时代，宋代经济的繁荣、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和市民意识的不断觉醒，滋养了无数文人墨客丰富的感受力。无论在数量、风格、内容还是形式上，宋词都可谓是空前的，名家众多，精品如云。北宋时期的词作是由小令逐渐向慢词过渡的，晏殊、欧阳修等继承五代词风，写男女之情和文士情怀；柳永开创慢词，吸收民间词的营养而风行一时；秦观、周邦彦紧承其后，将婉约词推向高峰；苏轼开拓了词境，使词风由柔靡转向雄壮，苏轼门下的黄庭坚、晁补之、张耒也受其影响颇深。南宋时期内忧外患，词的政治性加强。辛弃疾的大量作品表现抗金的决心和浓厚的爱国情感，豪放深厚。李清照词作深婉沉痛，以小处细处见家国之痛。姜夔、吴文英、张炎的词讲究工整典雅，重声律用典。宋词的选本众多，本书采用的是由上彊村民朱祖谋编选的版本。朱祖谋（1857—1931），原名朱孝臧，字藿生，号沤尹，又号彊村，浙江归安（今湖州）埭溪渚上彊村人。光绪九年（1883年）进士，官至礼部右侍郎，因病假归作上海寓公。工倚声，为晚清四大词家之一，著作丰富，著有《彊村词》。朱祖谋在编选《宋词三百首》的过程中，曾先后三次增删。最初的手稿本原选词八十六家，词作三百一十二首，而在1924年的刻本中，删除了原稿本所选词二十一首，增加了陆游和韩疁，删除了赵鼎一家，共选词人八十七家，词作正好三百首。重编本在刻本的基础上，删词二十八首，增加十一首，选词家共八十一家，选词共二百八十三首。三编本又在重编本的基础上增加了两首词，共选词二百八十五首。本书采用的便是朱祖谋先生最终定稿的三编本，这也是目前最广为流传的版本，代表了词家的传统，同时也代表了目前为止编选宋词的最高成就。由于时间仓促，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会有不足和谬误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朋友批评指正！《元曲三百首》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序》中提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这一观点首次承认了元曲的历史地位和文学成就，使之与唐诗、宋词比肩而立，在当时可谓振聋发聩。直至今日，唐诗、宋词、元曲仍被公认为中国韵文的三个高峰。不同于唐诗宋词的辉煌夺目，在王国维之前，元曲一直被埋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不为后人所珍视。究其原因，一是人们普遍认为元曲鄙俗，不足以登大雅之堂；二是后人对元这一少数民族政权怀有偏见，故而对元朝文学也不屑一顾；三是元曲数量不多，流传下来的更少，也未能出现如唐诗、宋词那样多的名家名篇，其影响力自然不如前二者。但是，元曲也拥有唐诗宋词无法取代的本色魅力。诗词传情达意重含蓄，多委婉曲折；而元曲则重本色，多直露浅白，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元曲本是由北方的蕃曲、胡乐演化而来，充满鲜活的民间风味；虽然其曲牌对句式、字数、平仄都有固定的要求，但同时也允许使用衬字，允许增加句子，甚至允许转换音韵的平仄，这就使元曲的形式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便于容纳酣畅淋漓的思想和感情。宋元之交，词和曲均被称为乐府，可见早期的元曲与词之间的分界尚不明显。在元军南下之后，北调开始传入各大都会，并迅速发展起来。至元灭南宋，元曲已成蔚然之势，出现了一大批代表作家。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白朴等著名元曲作家均活跃于这一时期，无论杂剧还是散曲，都有成就突出的作品问世。初期元曲具有鲜明的通俗化、口语化特色，且由于这批代表作家多为北方人，作品中多包含北方的粗犷豪放风格。关汉卿作为“元曲四大家”之首，不仅写下许多有名的小令套曲，更创作杂剧达六十七部之多。其小令风格清丽，套曲则泼辣豪率，肆无忌惮；其剧作描摹世态鞭辟入里，塑造人物鲜明生动，批判社会弊端狠辣痛快。元末贾仲明增补《录鬼簿》称他“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足见他在元代剧坛的地位。马致远也被列为“元曲四大家”之一，他因散曲的出色成就而被世人称为“曲状元”，更因创作出小令《天净沙·秋思》而被赞誉为“秋思之祖”。他所作散曲既不乏语言俗白的本色之作，也有曲调、文辞和谐优美，意境明澈高远的作品，无论哪一类，都精于锤炼，却不露雕琢痕迹，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基于此，编者从宋元、金元之交至元明之际的曲作中择取了部分篇目，尽量选择内容、形式上具有一定创新的作品，完整、详尽、真实地展现了元曲的特色和风貌。《古文观止》《古文观止》是清代康熙年间吴楚材、吴调侯选编的一部历代散文总集。二吴都是浙江山阴人，以教授私塾弟子为生。他们编选此书的目的是“正蒙养而裨后学”，即作为私塾教育的读本。“古文”一词出自唐代文人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是与六朝时期流行的“今文”即骈文相对的概念。古文运动主张恢复先秦两汉流行的质朴自由、以散行单句为主的文风，韩愈又提出“有道即有文”“文以载道”的思想，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后来古文成为文言文的代称。《古文观止》虽然以“古文”为名号，但并不排斥骈文，一些精彩的骈文如《阿房宫赋》等也收录在文集中。“观止”一词典出《左传》的“季札观周乐”一节，吴国公子季札在鲁国观《韶箫》之后，赞叹道:“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意指《韶箫》是音乐艺术的顶峰，欣赏过之后就不想去欣赏其他音乐了。《古文观止》成书于清康熙三十四年，自问世以来，雅俗共赏，影响相当深远。该书按照从古到今的顺序排列，收录了自春秋战国到明末三千多年间的名作二百二十二篇，共计十二卷。在选材上，《古文观止》的初衷是“杂选古文，原为初学设也”。因此在选编时，作者吴楚材、吴调侯“集古人之文，集古今人之选，而略者详之，繁者简之，散者合之，舛错者厘定之，差讹者校正之”，吸收并借鉴了古人的经验，从而避免了一些偏颇之误。在体例上，《古文观止》所选古文以散文为主，兼收韵文、骈文。先秦时期选得最多的是《左传》中的文章，汉代选得最多的是《史记》中的文章，唐宋时代选得最多的是韩、柳、欧、苏的文章。照文体来看，该书选韵文十三篇，如《楚辞·卜居》、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杜牧《阿房宫赋》等，这些作品都是骈文中的精粹，有独具特色的声情之美；散文则或记人或记事，有议论有寓言，等等。该书选文丰富多彩，篇幅较短，语言精练，便于诵读，其中不少是传诵千古的名篇。《古文观止》冲破了骈散之争的束缚，对于骈文没有刻意忽略。隋唐以后，受由韩愈领导的古文运动和欧阳修发起的诗文革新影响，骈文逐渐退出文坛主流。《古文观止》能脱出骈散相争的藩篱，对如王勃《滕王阁序》、刘禹锡《陋室铭》等脍炙人口的骈体文名篇加以选取，可谓广收博采，而又繁简适中。在结构编排上，《古文观止》按时代先后分为七个时期，每个时期都有重点作家和作品。由此可借以纵观古文发展的源流，也可以分析各个作家的不同风格。每篇文章都附有简要的评注，辅助读者理解文义，掌握行文的章法。加之入选的文章多属久经传诵的佳作，所以此书流行至今。《古文观止》中还加入了二吴的注评，对于文章的品读体味颇有益处。由于体例的关系，本书没有将这些注评的原文照搬过来，而是将其融入了文章的题解和注释中。为了适应当代读者阅读，我们对《古文观止》中的精华文章进行了选编，其中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诗经》部分章节风篇周南关雎关关雎鸠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②。参差荇菜③，左右流之⑥④；窈窕淑女，寤寐求之⑤。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⑦；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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